侵华日军在冀南的细菌战
2015-09-21 11:49:29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日军细菌战总部
1943年秋，在我国华北中南部的冀南、鲁西一带，涉及到几十个县域的大片国土上，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灾难—— 一场来势突然、迅猛的霍乱病疫，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几十个县域，造成“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的人间惨剧。在8至10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因霍乱病致死的人数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
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在沈阳一带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而对1943年秋，这场由日军精心策划、实施的细菌战一无所知，总以为那是场天灾，不少人烧香磕头，乞求上苍，但真相只能湮没一时，不会掩盖永久。近年，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通过有历史使命感的文史工作者艰苦、细致的探寻，终于使这一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之谜大白于天下——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残废人数最多的霍乱病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日本法西斯精心策划、制造的一场大惨案！根据日本战俘的交待，日军在冀南、鲁西制造的细菌战中，仅卫河流域24个县的平民死亡人数就达42.75万人。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又一滔天罪恶。
冈村宁次
一
冀南、鲁西所在的华北地区，处于中原腹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党就十分注重敌后根据地建设。国民党第六区（聊城）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馆陶县南彦寺村人），响应中共敌后抗战的号召，“决不南渡，誓率我济南健儿及武装民众，与倭寇相周旋……”以后他和中共鲁西、冀南地方组织合作，创建了横跨卫河的鲁西、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政令通达30多个县，部队号称“十万铁军”。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将军于聊城殉国，但抗日的火种在鲁西、冀南渐成燎原之势。不久，陈赓将军率八路军129师主力东出太行，组成先遣纵队，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筑先纵队一起举起鲁西、冀南抗战的大旗，两个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南依濮（阳）范（县）观（城）中心区，西近平汉线，北至石德线，东到东阿、齐河一线。
日军对华北这一大片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早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942年至1943年，日本国面对国际上英、美对其施加的压力，又考虑日军在华战线过长、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在这个背景下，侵华日军冒天下之大不韪，无视国际公法，又一次祭起了细菌战这杆魔旗，成了在二战中唯一使用细菌（生物）武器的国家，而冀南、鲁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又处于华北，这一贯穿南北、连接东西的主要地带是日军侵吞中国的“心腹大患”。于是侵华日军把细菌战目标锁定在华北平原的冀南和鲁西区域。
据档案确切记载，日军侵华期间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细菌战，即1939年中苏蒙边界诺门坎细菌战；1940年浙江衢县、金华鼠疫战；1941年湖南常德鼠疫战；1942年内蒙临河、五原鼠疫战。这次在卫河流域霍乱细菌战是其中最大的一次，无论是规模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四次的总和。
日军这次以沿卫河馆陶、临清为中心，进行霍乱细菌战的代号是“华北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这一代号来历是：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故简称“十八秋”。作战计划由日军59师团参谋制定，经驻山东济南的日军12军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审定，报请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大本营批准，59师团为细菌战具体指挥机关。这次细菌战的目的有三：一是大量杀害中国军民，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鲁西抗日根据地；二是检查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行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三是调研中国军民被杀害情况，检查大规模霍乱细菌战的杀伤能力，为进攻苏联时使用生物武器做演习和准备。
日军这次“霍乱细菌战”规模浩大、部署精密、准备充分。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1855部队部队长西村英二少将和驻济南的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都亲自参与了指挥部署。整个战役动用了日伪军陆、空部队近4万人，用于在冀鲁豫边区、冀南实施细菌战。
日军细菌战部队
二
1943年为农历癸未年，中华民国32年。在从1941年秋起的连续三年的旱、蝗、雹灾后，1943年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多事之秋和苦难岁月。
从1940年秋天起，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日军在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扶持伪政权，抓夫修路、修碉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使我抗日军民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1942年麦苗返青季节，由冈村宁次指挥的“四·二九”大扫荡，铁壁合围，在平原村庄间拉大网，实施“三光政策”，更给冀南、鲁西人民造成了大灾难。人民群众信任爱护抗日子弟兵、八路军，把仅有的粮食支援抗战。而敌人实施“三光政策”抓夫、抢粮，造成了农村经济日益萧条，人民缺衣少食，生活艰难。几年中冀南、鲁西持续旱荒，再加上麦收、秋收季节敌伪经常来抢粮、派款，到了老百姓手里所剩无几，年景收成已是灾荒年景象。
进入1943年，人祸天灾频发，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了。从1941年起的持续旱象，令这一带赤地百里；到了1943年接近麦收的时候又闹起了蝗灾，蝗虫飞起处遮天蔽日，蝗虫过处，一片沙沙咀嚼声，野草、庄稼一扫而光，麦叶被全部吃掉，只剩下光杆和瘪瘪的麦穗头。绝望的老百姓只好卖儿卖女、远走他乡。
据老人回忆和记载，到了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连续八个月无雨的冀南、鲁西，才见到一丝云彩。过了两天，大雨就下了起来，而且一下不停，一连下了七天七夜。那会儿，冀南、鲁西一带的住房，基本都是用黄土从地皮上夯起来的土墙，房顶是用秫秸搭盖，用土抹顶，几天功夫，房倒屋塌，住宿无干地，生火无干柴，人们少吃无穿，到处呈现着为生存而挣扎、因痛苦而呻吟的情景。共产党、八路军虽然领导根据地人民抗病救灾，生产度荒，但人力抗灾，毕竟有限。冀南、鲁西大片地区的人们在呻吟，成千上万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日军细菌战实验室
三
1943年8月下旬的冀南、鲁西一带连绵不断的大雨，给妄图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蓄谋已久的细菌作战的日军提供了机会。日酋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乘机发布并实施了“十八秋鲁西作战”的命令。
接到命令的驻馆陶、临清日军59师团所属53旅团44大队，开始了细菌作战的罪恶行动。
早在1943年初夏，驻济南的日军第12军军医部部长川岛清、59师团军医部部长铃木敏夫，按照长官的命令，就实施鲁西细菌战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将驻济南经6路纬9路的1875部队，即后来被称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所制造的霍乱、鼠疫、伤寒、赤痢等细菌，绝对秘密地派专人送到日军部队和空军部队，要他们按命令去实施播撒。
按“十八秋鲁西作战”计划参战的日军分为两部分：一是实施细菌战的部队，兵力近万人；二是进行大扫荡的部队，兵力3万余人。扫荡部队的任务有二，一是消灭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人员；二是使细菌疫区的人员为躲兵乱而外逃，以便迅速扩大疫区，并检验细菌战效果。
连日大雨，卫河、漳河、滏阳河水位急剧上涨。冀南、鲁西处于河流下游，卫河水很快溢出河道 ，漫上河床。因卫河床高于堤外地面，1943年8月27日，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队长广濑利善亲率60人，将流经临清县附近的小焦庄卫河西岸堤坝决开，致使临清西部、馆陶武城、邱县等地成为一片汪洋，遭灾面积仅凭日军自述就达960平方公里，有40万亩农作物被淹毁，6000户房屋被冲倒，人民群众残亡32300人。
不久，驻馆陶的第44大队第三中队，由中队长蓬尾又一率部，从馆陶城里出发，将馆陶县城下游30华里的尖冢镇（今属临西县）东南卫河拐弯处的北堤决开，致使临清县河西地区，曲周、邱县、威县、清河4县共约900平方公里的地域淹没，受灾群众45万人，死亡22500人。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周、邱县、武城、清河、威县等7个县，有100多万无辜的平民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
1943年8月29日（农历七月二十九）驻馆陶县南馆陶镇（今县城所在地）的日军第44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福田武志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将南馆陶以北5公里拐弯处社里堡村南的北堤决开。洪水淹没了南馆陶以北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病，4500多人死亡。
1943年8月，日军44 大队还将临清大桥附近的河堤决开，受害面积达960平方公里，受害群众约70万人，死亡约3万人。
这几次决堤放水使播撒的霍乱病菌迅速扩散。具体操作者是日军59师团细菌室检查助手及书记、卫生曹长林茂美 ，把研制好的霍乱等病菌，亲手交给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而后派兵播撒的。另外，早在1942年3月，日军“扫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时，曾施放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两根据地也曾爆发过鼠疫，也有大批人死去。
卫河是流经华北平原的一条大河，一经决口，大水横冲直撞，毫无遮拦。日军是按计划实施，趁涨水决河，把霍乱菌撒向水中，河水一决，顺流直下，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成了疫区。特别是淹没群众的吃水井，危害极大。霍乱菌在日军罪恶之手的播撒中，带着死亡和血腥，将所到之处变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按照行动计划，另一股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大扫荡 ”的日军，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根据地扑来。在抢粮和杀伤抗日有生力量的同时，阴险地驱赶中国人到处乱跑、躲藏，以扩散霍乱病菌的传播力。同时，日军也进行自身在霍乱疫区的抵抗力、持久力试验。据日俘交待，先期进行细菌战的日军，先后在疫区内进行了3次“讨伐 ”。人们为躲兵灾，见鬼子“讨伐 ”，就四处逃散，致使霍乱病菌迅速、猛烈地向未受水灾的地区蔓延，大批中国居民染上霍乱病菌后死亡，有的村庄一天死数十、上百人，尸横遍野，无人收殓。新版《大名县志》记载 ：“10月，大名霍乱病流行，人多相继病死”。新版《广平县志》记载 ：“十月上旬，霍乱病流行，全县死数百人”。
另外，在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中，还有1943年8月至9月日军将鸡泽县境的汾阳河和漳河县南上村（现属临漳县）的漳河大堤决开扩大疫区的记载。
日军臭名昭著的细菌战部队
四
侵华日军实施的“十八秋鲁西作战”细菌战，给冀南、鲁西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很多家庭死绝，有些村庄永远消失，造成了大片的无人区。翻查冀南、鲁西各县的史书典籍，1943年秋的霍乱瘟疫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霍乱肆虐。死人甚众；霍乱流行，无医无药，死了数万人；先死有人抬，后死无人埋；‘无人区’里的兔子、狐狸满街跑，一片凄惨景象。”
山东临沂文史工作者维志、唐秀娥夫妇所著《鲁西细菌战大揭秘——是日军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中国人民二十万》一书，记载了1954年日军战俘，有感于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主动交待1943年在鲁西、冀南实施细菌战中，仅对1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就杀害中国和平居民20万人的材料：“霍乱菌在鲁西一带蔓延，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期间，有18个县约20万以上的中国人民被霍乱病菌所杀害。我直接指挥部下实施了这一杀人阴谋 。”这是日军步兵第53旅团值班士官矢崎贤三的供述。
这些数字，是战疫总结和验证细菌战的威力，为以后日军对苏、美、英作战做准备的，日军当时在所能到达的疫区18个县统计的数字。数字虽然来自当时，但因那时细菌战正在进行，有些地区日军是调查不到的。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可以断言：“冀南、鲁西受霍乱疫病肯定不是18个县，而是近50个县域，死亡人数也不仅是18县的20万无辜居民，而是50万到60万。”
在《大揭秘》一书中，柿添忍供述：在聊城、堂邑、馆陶、临清等县，“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都有霍乱患者和死者，就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
经日军陆地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病菌在鲁西以及冀南大名、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猛烈地蔓延开来，“洪水过了一个月才慢慢退下去，美丽、富饶的卫河两岸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日军空军、步骑兵实施的细菌战中，冀南、鲁西是霍乱病疫最为严重的灾区。在这霍乱病盛发之时的9月中旬，日军按照作战计划，对这一地区开展了“大扫荡”。日军出动兵员3万多人，汽车8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配以空军，向我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扑来，其烧杀掠夺之残酷，为前所未有。他们“扫荡”八路军和少量抗日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攻击居民村落，迫使霍乱病人四处逃散，进一步扩大疫区，并随机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的情况，还进行“自身”抵制试验，抢掠战备物资。
日军在实施细菌战的同时，在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掠夺了大批军用物资。据日俘交待，抢掠的物资，计有小麦约1万袋（每袋60斤）以上；棉花42500袋以上；牛约800头以上等军需物资。
面对强敌和病疫，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尽力抗灾。《邯郸古今纪事》称：“在瘟疫面前，我党政军民紧急动员，部队用土法清毒，防止蔓延。冀南行署一、二专署拨出专款救灾，组织医务人员到各地防治，后方医院人员全力以赴，将15万元的药品支援到有关灾区，使霍乱病逐渐得到控制”。
尽管人类认识到细菌战的灾难性危害，并制定了一些公约、条约，但是在国际间这些约束力十分有限和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在战争中，战争狂人和恶魔，为其扩张野心的实现和垂死挣扎的需要，仍然会祭起细菌（生物）武器这一魔旗，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
作为侵华日军的最高机密，从1943年8月至10月的冀南、鲁西细菌战，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一切战疫行动均使用代号“隐语”，甚至播撒细菌者也被说成是为“支那人防疫和消毒”。战后，日军又严密封锁消息，散布谣言，说霍乱是从香港、厦门传来病菌。但很多国内有识之士、新闻记者和亲历者、幸存者，均认为是日军所为。
早在日本战败后不久，曾任日军第12军医部部长的军医大佐川岛清在苏联在押期间，就供述了1943年在华北搞细菌战的事实。1954年5月12日，日军战俘（大部为44大队战俘）在押期间，有感于我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 ，很多日俘良心发现，以谢罪的口吻，供述了他们在冀南、鲁西搞细菌战的罪行。
1993年，山东临沂市政协文史委崔维志同志，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也发现了冀南、鲁西细菌战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最后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当年日本细菌战犯的口供、笔供材料，从而彻底查清了这一特大惨案。后来他经几年的努力，写就了《鲁西细菌战大揭秘》一书（王选作序）。书内用日俘所供的大量详实、可信的资料，使1943年秋日军在冀南、鲁西实施罪恶的细菌战史实大白于天下。
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作为文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为了公理和正义，把史实告诉世人，让世人不要忘记过去，并为受害者申冤，讨回公道。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强盛、为世界和平，尽到我们的一份力量。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21 11: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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