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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三支队喋血皖南纪实(3)
2020-07-22 10:21:16  来源:文史纵览  点击:  复制链接

  皖南事变中的马长炎

  隐蔽养伤

  皖南事变时,马长炎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二营副营长。1941年1月12日下午,在东流山激战中,二营营长陈仁洪左胸负伤,棉衣被鲜血染红。马长炎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左肩胛骨被打穿,也负了重伤。黄昏时,马长炎和陈仁洪被抬下阵地。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赶来探望他们,看过伤情后,他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均感到不安,他们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团部的批准。就这样,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挥别了正在战斗的战友们,就地隐蔽养伤。

  他们风餐露宿,连续摸索了四五个晚上,走到离石井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叫石板坑的地方。那里是一个林密坡陡的山谷,到处生长着茂密的松树、冬青、竹子和一人高的荒草。山顶上有敌人的哨兵,他们能听见敌人搜山的吆喝声,但敌人却看不见他们。凭着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们决定在这个地方住下来。

  又过了一些天,敌人不再搜山了,但是对上下山的道路仍控制得很紧。山上没有水,生米也嚼完了。在这严酷的环境面前,为了解决吃的问题,大家就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充饥。

  军民情深

  坚持到2月,敌人的封锁开始放松下来。马长炎和陈仁洪的伤势也大有好转,可以轻微活动了。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看见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于是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马长炎和陈仁洪商量,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弄点吃的。他们走到这户老乡的门前,叫开了门。门里走出一个30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马长炎等人胳膊上的“抗敌”袖章,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就立刻把他们领进屋,把家里人都喊了出来,让妻子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他们端来了蜜枣。在交谈中,马长炎知道这户人家姓凤,老人家叫凤大恕,儿子叫凤志旺,会做木匠活。于是,马长炎等便称呼老人家为凤大爷,叫他儿子为凤木匠。凤木匠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作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你们总有一天要打回来。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屋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敌人,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当他得知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在后面山坡上露宿时,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挡风避雨,你们可以进去住。当晚,凤木匠就把他们带到木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铺在窑里,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从此,凤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马长炎等人,并送一些吃的东西来。此外,凤木匠父子俩还经常下山帮他们打听消息,买米、买菜。时间一长,引起了敌人对他家的注意和怀疑。

  一天晚上,马长炎和陈仁洪等人来到凤大爷家,一进屋就觉得出了事。凤大爷告诉他们:“今天下午敌人包围了我家,问买这么多米干啥,要我们交出新四军。我坚持说不知道,被他们打掉了两颗牙齿,并且把我儿子捆走了。”凤大爷还愤愤地说,“狗日的,越是这样凶狠,越不得人心!他们绝没有好下场!”马长炎和陈仁洪一面安慰他一家老小,一面帮助他整理敌人搜查时翻箱倒柜时扔出的东西。

  为了预防万一,马长炎和陈仁洪将部队转移了一个地方,并派人下山打听凤木匠的消息。过了两天,他们回来说:群众告诉他们,凤木匠真是个硬汉子!敌人用绳子拴住他的两个脚拇指,反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叫他说出新四军到底在哪里。凤木匠只说买米是自家吃的。敌人又将他双手的指头捆紧,顺着指缝钉进松树枝,然后抽出来,再钉进去,反复抽、钉,十指都见了骨头。凤木匠疼得昏了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又昏过去……可他始终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说,敌人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放了。

  凤木匠伤势稍好后,再次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等人,说:“敌人放我回来,可能会盯梢,我看我还是带你们到山那边的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段时间再说。”当晚,凤木匠带着马长炎、陈仁洪等翻下山,走了10多公里,来到金毛坑一个姓姚的人家。他家草棚后面有一片树林,马长炎等人就隐蔽在那里。户主姚老板为他们买米,妻子帮助照料伤病员,十二三岁的大儿子为新四军送信、送饭。到了2月中旬,马长炎等的伤已经基本痊愈,可以比较大胆地活动了。

  三见项英

  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马长炎、陈仁洪等来到凤木匠家打听消息。他们刚进门,就听见村外狗叫,有陌生人进了村,便立即隐蔽起来。当他们发现来人只有两个时,就上前抓住了他们。没想到这两个人是新四军军部的两个同志,其中一个叫康东北,原是项英的警卫员。在他们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二营五连指导员吴生茂,一个是一营二连副连长彭士宝。大家相见后,非常高兴,互问了情况以后,才知道康东北他们4人是项英派来搞粮食的。康东北告诉马长炎和陈仁洪: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参谋长等20余人在山上隐蔽,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现已断炊数日,也没有被子盖,派我们下来搞点吃的。马长炎和陈仁洪一听很高兴,随即在凤木匠小屋里给项英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了他们在东流山作战时负伤,经领导批准,带一二十人潜伏养伤,现已好转能活动了,愿随首长一起突围。马长炎还写道,他对铜陵、南陵、繁昌一带的地形很熟悉,突围有有利条件。分别时,马长炎和陈仁洪将买到的食物分给他们一大半,连同一包烟叶,让他们带给了项英。

  次日晚上,项英派吴生茂、彭士宝两人按指定的地点找到了马长炎、陈仁洪,并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你们带来的信和东西收到了,希望你们很好隐蔽养伤,注意团结,等形势好转了,会通知你们一道突围。吴原是你营指导员,如需要可留下,与我保持联系。如健康允许,你们二人来我处一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带上仅有的一条毡毯和一块油布,由吴生茂、彭士宝带路去见项英。

  见面后,项英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关切地询问他们的伤势和其他同志们的情况。马长炎和陈仁洪向项英简单汇报了战斗经过和隐蔽养伤以及收容十几名失散人员的情况。项英听过汇报后,心情沉重地说:“这次皖南事变,部队造成这样大的损失,我负完全责任。突围出去后,我会向中央作检讨的。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到苏联学习,回来后再继续为党做一点工作。”紧接着,他又说:“虽然我们这次损失很大,但新四军在苏南、江北地区还是有很大发展的。从整个新四军看,我们还是有很大力量的,不要丧失信心,我们将来还会发展起来的。目前敌人大规模搜山虽然已经松了一点,但重点搜捕还未结束。你们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注意隐蔽好,保存力量。皖南事变中剩下的人,一定要争取安全突围出去,多保存一个人,就是多一颗革命种子,多一份革命力量啊!”说到这里,项英流下了眼泪。马长炎和陈仁洪心里也很难过,便提议早日突围。项英说:“我们这里有些同志也急于要突围,我没有同意,一是因为地下党负责人还未找到,地方党的工作还没有布置,我还不能走;二是目前的形势还很紧张。这次事变后,国民党对付我们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大规模搜山,搜捕我被打散的同志和伤病员,这一阶段快要过去;现在是第二阶段,敌人还在所有的路口设埋伏,堵截零星突围人员,所以目前突围也是不安全的;敌人的第三步是撤换保甲长,这时就会松下来,就可以安全突围出去了。所以说现在走的时机还不太成熟。”当晚,马长炎和陈仁洪又回到了原驻地。

  两三天后的一个夜里,项英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们隐蔽地点被敌发现,今晚已转移,联络地点由送信人告知。你处尚未暴露,是否转移自定。要提高警惕,注意隐蔽。马长炎和陈仁洪接到这封信后,也立即转移到不远的另一处地方隐蔽。

  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项英又派人来与马长炎联系,并要马长炎到他那儿去一趟。马长炎随即同来人一起到了项英新的隐蔽地点蜜蜂洞。项英见到马长炎后,说:“今天找你来,主要是商量成立临时党组织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环境险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项英问马长炎,你们有多少党员,是干部多还是战士多,有没有建立临时党支部?马长炎回答说:我们30多人中除5人不是党员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一般都是班、排、连、营干部,建立了临时党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副书记是李建春。项英听后说:“我们这里已有两个临时党支部,加上你们那里一个支部,可以建立一个临时党总支。”说着,他便让人把周子昆、杨汉林、李桂英等人叫来。接着,项英说:“我的意见成立一个临时党总支,由杨汉林任书记,他是军部协理员,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马长炎任组织委员,他在闽北时就当过纵队政委;李桂英任宣传委员,她内战时期就做过妇女工作。总支成立后,要积极开展工作,发挥党组织作用。”他强调指出,当前着重要做两项工作:一是要消除同志们的埋怨和急躁情绪,坚定革命信心;二是搞好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那一夜,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次日拂晓前,马长炎回到了驻地。根据项英的指示,他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项英的意见,并就支部和小组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3月初的一天,项英又派人把马长炎找去。见面后,项英要马长炎谈谈从现驻地到江边的路线、地形以及江北的有关情况。马长炎详细地作了汇报。汇报完以后,他问项英:我们什么时候突围?项英回答说:“时机快要成熟了,只是与地方党的负责人还没联系上,我已派人去找了,但至今还没找到。等找到后,我们要研究一下,党的斗争形式要转入地下。我要把地方党的工作布置好以后,再离开皖南。回去后告诉同志们,突围的时间不会太长,再坚持最后一段时间。现在你们可以做些有关突围的准备工作。”听了项英的这番话,马长炎和在场的几位同志都很兴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得是,这次见面竟成了马长炎等人与项英的永别。

  3月16日晚,李志高、谢忠良带了十几个人,抬着身负重伤的周子昆警卫员黄诚来到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的隐蔽地,告诉他们一个不幸的消息: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负了伤,送你们这里休养治疗。马长炎、陈仁洪等人听到后悲痛万分。次日晚上,黄诚留下治伤,其余的人则返回继续隐蔽。

  胜利突围

  3月下旬,在项英、周子昆遇难后半个月,马长炎、陈仁洪等人终于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和留下来坚持斗争的皖南特委委员孙宗溶见了面。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研究了突围的计划和路线,决定从章家渡西边过河,经过南陵,由繁昌渡江到无为。孙宗溶派交通员去江北与有关领导联系,请他们派人配合安全渡江。之后,马长炎等人就开始做突围准备工作。为了坚持皖南斗争,决定留下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在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继续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4月10日黄昏,失散的新四军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当时一共集中了六七十人,其中营以上干部有马长炎、陈仁洪、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等十几人,连级干部有刘奎、何魁生、彭士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几人。凤木匠一家看见新四军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又惊又喜,含着眼泪对马长炎等人说:“愿菩萨保佑你们,到江北找到部队,早日打过来。回来时,不要忘了我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听着凤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凤木匠依依不舍地把新四军送出村外,指战员们一一向他告别。队伍走远了,马长炎、陈仁洪等回头一看,凤家的人还站在房前树下连连向队伍挥着手。告别了凤木匠,马长炎一行向北急速赶路,于4月12日晚赶到长江边上的油坊嘴附近,通过老乡找到了渡船。4月13日黎明前,他们一枪未发,安全突围到达江北无为白茆洲,在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和孙仲德。就这样,马长炎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回到了江北,与新四军主力部队汇合了。

  皖南事变及在事变中的新四军五团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却仍然认为“日本仅为中国身上之跳蚤,而共产党则为心上之毒疮”,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早在1939年初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就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不久便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同年4月在山东惨杀八路军干部、战士300余人的泰和事件,6月在河北惨杀八路军后方机关人员400余人的深县惨案,11月又在河南惨杀新四军伤员及其家属200余人的确山惨案,之后又在华北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八路军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把反共中心逐渐移向华中,打算以武力进攻新四军,并通过同共产党谈判来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的限共与摩擦政策不会改变,但还没有同共产党立即分裂的意图。因此,在击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后仍然应当坚持国共合作。并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谈判。要求继续承认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和划分的作战区。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所谓的“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这一无理要求当然地遭到了中共的拒绝。

  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上英、美、法、荷等国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掠夺这个地区的丰富资源。为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能在中国战场上抽身,日本侵略者再次开展诱劝蒋介石的活动,企图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的目的。在此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第二次**高潮。

  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军令部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即于6日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准备自卫行动。在苏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企图乘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立足未稳之机,将其歼灭于黄桥附近,要求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但新四军退出姜堰后又立即调动25个团3万余人向新四军驻地黄桥进逼。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进行自卫,将进犯的韩德勤部主力1.1万人歼灭,并加强了当地各方面抗日力量的联系,一时出现了苏北敌后抗战的好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对这种局面十分嫉恨,顽固地阴谋消灭新四军。

  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的“皓电”,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形式通知共产党,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密命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

  “皓电”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决心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使这些军队在日军与顽军的夹击中被消灭。这时,中间派同情***,但又担心国共分裂,希望***让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据实驳斥了“皓电”的**诬蔑和无理要求,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愿将驻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

  12月8日,何、白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部队全部调往黄河以北。次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12月31日前开至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事先布置好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这支新四军部队虽经7昼夜的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除约 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在前往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这一事变中,由闽北红军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五团,被当作保卫军部突围的主力而英勇拼杀,最终全团覆没。

  从1939年11月底开始,新四军三支队的五团和六团的三营,一直驻守在繁昌、铜陵地区,支队司令部和五团团部驻扎在中分村,一营驻马家坝,二营驻白马山,三营驻孙村和红花山。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起担任繁昌、铜陵、南陵境内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我军在前沿,一四四师在我左后冀,五十二师在我右后翼。显然,国民党三战区长官这样部署,是把我夹在国民党军两师之间,驱使我军与日军正面作战,而其却可坐山观虎斗,然后收渔翁之利。虽然我军英勇善战,屡次与日寇作战皆获全胜,但因回旋余地小,处处受国民党政府、军队的限制,部队的发展受到阻碍,不能像其他部队那样迅速发展扩大,五团的建制依然未变。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逼迫下,准备在繁昌县一带渡江北移,11月,军部派了一个渡江筹备小组到五团驻地,计划以五团驻地为通道渡江北上无为县。五团派二营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带五连在江北协助筹备组侦察渡口、筹集船只。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了上百条船,并确定了渡口。五团其余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的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地构筑工事,作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并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不断发展和巩固从新四军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到江岸一线沿途的交通站,为大部队过江创造条件。在部队行动时,五团的任务是:一要堵住长江南岸荻港镇一带的鬼子,防止他们在我部队过江时进行袭扰;二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向我开刀。

  但到了1941年1月,军部担心在我渡江时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联合袭击我军,突然改变北移路线,计划首先南下,过茂林,然后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渡。这样,原作为北移的先头部队的五团,现在却要召回已经渡江在无为的部队,提前于3日晚冒雨仓促南下,于5日赶到茂林附近的指定位置。

  这次北撤,皖南的新四军一共编成三个行军纵队,五团所在的三支队和军特务团一起编为第三纵队。6日,又决定五团作为军部的后卫,归军部直接指挥,随军直属队向云岭方向运动,任务是保证军部所在的中央纵队后翼安全。6日黄昏,各路纵队按计划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八师紧随五团后,我军走他们也走,我军休息,他们也休息。顽军已形成了对我军的包围。一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

  6日晚,天继续下着雨,山陡路滑,行动艰难,国民党顽固派就在此时举起了砍向我皖南新四军的屠刀。7日下午,当部队在攻打星潭时受阻,新四军军部处于危难之时,特令五团跑步前进,赶往云岭脚下百户坑村的军部受领任务,准备用五团强渡徽水河,向东南突围。但项英等认为五团是老红军组建的,牺牲五团去换取不一定成功的退路,得不偿失,不愿贸然行动。于是部队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这样,五团由原来的后卫变成了先锋,连夜赶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叶挺军长亲自向五团下达命令:遇到顽军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三夜,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顽军,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完成任务后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尔后待机过江。

  高岭位于里潭仓的正南,海拨 1000余米,山岭蜿蜒起伏,迤逦数十里,地势险要,是阻止太平方向顽军北进泾县的重要屏障。二团连夜踏着泥泞赶路,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作为先头部队的二营刚刚爬上山顶,就看到了国民党的部队在不远处的山梁上休息。二营迅即分成两路,一路抢占顶峰,一路由营长陈仁洪带领向顽军迎了上去,用计突袭,将顽军消灭。在顺利占领高岭之后,一、三营也迅即赶到,与二营一起控制各制高点,抢修工事,迎击顽军的反扑。由于全团官兵同仇敌忾,凭险固守,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高岭就像一道钢铁的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顽军的进攻。

  在坚守三天三夜、顺利完成任务之后,10日,团部召集营以上干部在阵地上开会,讨论五团今后的行动。会议一开始便发生了争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几个营的干部一致要求按叶军长的指示,以营为单位,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至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长江。认为这样既可以迷惑顽军,造成大部队突围的假像,牵制其一部分兵力,减轻对军部的压力,又可充分利用铜、繁一带老游击区的有利条件,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全团顺利北渡,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团在高岭阻击了三天,说不定军部早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道,可以尾随军部跟其突围,这样更省事。团首长否定了第一种意见,决定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

  部队从高岭下来,天还下着雨,路很滑,连续打了几天仗,又冷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好不容易赶回大部队,但大部队却也被顽军冲散,失去了控制。叶军长一见到他们,喜出望外,便又命令他们赶到东流山去接防,把教导队换下来,说东流山不能丢,“把这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五团是一支过硬的红军队伍,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于是五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东流山,团部和一营守东流山主峰,由二营长陈仁洪带二营、三营坚守东流山的另一主要高地长龙山。11日上午,顽军向东流山高地发动了全面进攻。顽军以装备精良的第四十师攻打长龙山阵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轮番攻击,阵地上打成了一片火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敌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这一天,共打垮了顽军数十次的冲锋,毙、伤旅长各一名,四十师损失过半。我军也损失惨重,建瓯籍的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光荣牺牲。

  12日上午,顽军又增加了攻击长龙山的兵力,并首先集中迫击炮轰击我军阵地,刹时,山顶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弹片和泥土纷飞,树林和茅草在燃烧,不时有炸飞的树杆和石块砸到战士的背上头上。跟着炮击之后,顽军像海浪般地一群群向山顶涌来。战士们在数十倍于己之敌面前毫不畏惧,英勇反击,打得顽军抱头鼠窜,一排排地倒下去。但敌孤注一掷,又一次地向阵地扑来,从正面、侧面多方攻击,我军人寡力穷,同冲上阵地的顽军肉搏,有的拉响了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经过一天的战斗,山坡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最后,部队不得不跟随军部一同撤退。可惜这个2000多人英勇善战的红军英雄部队,绝大部分血洒东流山,二、三营合计只剩下几十人,二营营长和副营长均身负重伤。团部和一营也没剩下多少人,副营长牺牲,营长重伤。

  在东流山撤下来的残缺不全的队伍,跟着大部队左冲右突,最终没有跳出国民党顽固派设下的圈套,以致全团覆没。然而英雄五团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少数因伤就地隐蔽的指战员,如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等人,收集了部分失散的新四军指战员,突破日军和顽军的防线,渡江北上,被编入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七师,重返抗日前线,继续高扬五团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英勇杀敌,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英雄后卫团——皖南事变中的第三纵队五团

  作者 陈仁洪

  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是一九三七年冬,由坷、浙、赣苏区的部分红军部队改编而成的。皖南事变中,五团的绝大多数同志壮烈牺牲,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今天追忆往事,缅怀先烈,不禁心腈激动,哀思如潮,仿怫叉回到了四十多年前血与火的皖南战场。

  准备北渡

  一九四o年的十一月,军部派出一个渡江筹备小组,过江到无为侦察渡口、筹集船只。我们营的副营长(即教导员)马长炎因为经常在江北活动,情况比较熟悉,带着五连在江北协助渡江指挥组工作。他们过去后,在很短的时司里便找到了上百条船,渡口也都一一看好了。那时,我们三支队在皖南的部队也在繁昌西南水龙山、张家大山、蝌蚪山一线,夜以继日地构筑工事,加紧作好掩护大部队过江的准备工作。当时五团的任务主要是两条,一是堵住长江南岸狄港镇一带的日军,防止他们在大部队过江的时候进行袭扰;二是防止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对我们开刀。到十一月的下旬,开始看到一些化装的非战斗人员和大批的弹药、物资运往江北,战士们都私下议论,看来大部队过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仓促南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刚刚吃过早饭,团部突然通知全体营以上的干部迅速赶到赤沙镇西南的支队部驻地三条冲开紧急会议。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战士们听了也纷纷猜测起来,认为,马上就要渡江了。我很快赶到支队部。那是几间皖南山村的普通草房,屋子前后的几棵树上已经拴着几匹战马。我急忙拴好马,匆匆赶到屋里。一看团的首长也都来了。团长徐金树、副团长林开风、参谋长粱金华正围在那里说话。屋子里散发着呛人的烟草昧,大家议论、猜测着,谁也搞不清具体任务是什么。不一会,支队张正坤司令员、胡荣主任从里面了出来,脸上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张司令员招呼大家坐下,简短地交待了任务。他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以后,目前正在积极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矛头集中指向我皖南的新四军。他们先是挤我们,我们为了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在适当时机,撤到江北,可是现在他们又要堵击我们。据中央军委通报,十二月份以来,顾祝同、上官云相已经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对我皖南部队形成了大包围之势,现在皖南阴风习习,国民党杀气腾腾。面对这种形势,新四军军分会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了全部北撤的决定。他停了一下,略有所思地看了胡荣一眼,然后转过头来继续说北撤的路线不从我们这儿走了。军分会决定部队首先南下,过茂林,然后向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搞突然袭击,保证军部北撤的安全,军分会还决定我们三支队迅速南下,于五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随军部一起行动。张正坤讲完以后,胡荣站起来作了简短的动员。他除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以外,着重讲了要教育部队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带着问题上路,一切按照军分会的决定执行。他说在皖南三年,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群众欢迎我们,这次离开,许多同志会恋恋不舍,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北撤是为了抗日,将来还是要回来的。

  会议结束以后,部队立即进行动员。当时,我在五团二营任营长,回到营里后,就立刻给在江北活动的马长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五日在章村、溪口、茂林一带宿营,如果能赶上部队,就一起转移,如果赶不上,就暂时分手,等以后在江北会师。送信的通信员派出以后,我到四连、六连住的地方去看了看,战士们都在默默地准备东西,有的抓紧时间在做群众工作。可以看出,仓促南下向东南方向转移,大家的思想准备确实不足。

  三日黄昏,部队开始在繁昌的沙滩脚附近集结出发。刚要走时,只见马长炎、张元寿等同志带领一支二百人的队伍,从江北匆匆赶来了。突然相见,大家都非常高兴,因时间紧迫,只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便马上出发了。那天风刮得很大,下着雨,老乡们都出来给我们送行,部队站在雨地里向乡亲们告别,雨水和泪水流在一起,皖南的三年战斗生活,使我们同这里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告别了乡亲,雨越下越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队伍成一路纵队在泥泞中摸索前进。第二天拂晓.我们走到云岭附近,吃了一顿早饭,稍微休息一下,又继续赶路。不一会便到了章家渡,这里是北去泾县的交通要道,紧靠着村于是一条河,从云岭方向南下的部队都要从这里过。我们赶到的时候,军直的部队已经挤在这里。因为河上只有一座简易的浮桥,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过,只好动员大家涉水过河。我们在上游选了一段较浅的河道,组织部队过河。天很冷,大家把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刚下的雨水冰冷冰冷的,两腿一伸进河水,马上打起寒颤,不一会便麻木起来。河水很急,脚底的石头不断在移动,稍一不慎就会摔倒,队伍过的很慢。五日,我们到了章村、溪口、茂林附近的指定位置。部队已经很疲劳,就在附近的村庄、树林里休息,等待着军部对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进军丕岭

  这次北撤,皖南的新四军部队一共编了三个行军纵队。三支队和军特务团一起编为第三纵队。六日,纵队首长指示我们,五团作为全军的后卫,随军直属队向丕岭方向运动。任务是随时准备迎击尾随我们的顽军,保证军部所在的中央纵队的后翼安全。六日黄昏,各路纵队按照计划开始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的一四四师、一0八师在后面跟着我们,我们走他们也走,我们休息他们也休息,后来才知道,国民党部队这时已经完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包围,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二营是五团的前卫,我和马长炎带着部队,紧跟在军部的后面。这一夜,天继续下着雨,山陡路滑,前方传来一阵阵枪声,国民党的部队开始拦截我军,前卫部队与他们发生了激战,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自此爆发了。大家满腔怒火,做好了战斗准备。由于前进受阻,行军的速度很慢。走到七日下午约莫两点钟的时候,军部通讯兵突然跑到五团队伍的面前,跟我说,军首长要你们五团马上跑步前进,赶到军部’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不清楚。我们马上向后传令,加快了行军速度。道路很窄,前面的部队知道我们有新的任务,都停下来,站在路边,让我们过去。部队又冷又饿,前进中,军直的同志不断鼓励我们,沿途的大石头上、树上,到处都有军部战地宣传队的同志仓促书写的标语“五团的同志快速前进!”“时间就是胜利!”“打垮顽军包围,粉碎顽军阴谋!”“五团的同志们加油!”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斗志高昂,鼓舞了我们。没有多长时间,我们便赶到了军部所在的丕岭脚下的百户坑。这里说是一个小山村,其实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屋,军指挥所临时设在这里。我们赶到的时候,刚好叶军长从星潭方向看地形回来,他手里提着手杖,走得很急,身后跟着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说,陈营长,你们来得正好,国民党四O师正在星潭、徽水河一线构筑工事,阻挡我们前进,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察看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河岸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顽军,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榜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很快突出重围。叶军长讲完以后,就快步走到上面几间草房里去了。听了叶军长的话,我赶紧带上几个连长到前面看地形,部队原地待命,由马长炎进行政治动员。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弯弯曲曲地从旌德方向的濂岭流下来,在星潭附近,河道约有四五十米宽,几天来连续下雨,河水上涨,水流很急,河道中心约有齐腰深。国民党约有一个团的兵力驻在河南岸,正在构筑工事,看样子他们也刚来不久。我们看地形的时候,新三团还在继续攻打星潭,村子上空笼罩着一片烟雾。由于顽军凭险固守,新三团几次进攻都没有什么进展。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避开顽军的正面,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强渡徽水河,因这里河道比较狭窄,对岸顽军的工事也不甚完备,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上又到处长满了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行动、组织部队突袭。只要火力组织得好,五团付出一些代价,强渡过河,夺取对岸阵地,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几个连长都很有信心。

  看完地形回到百户坑,已近七日的黄昏。这时马长炎已经组织部队动员完毕,战士们听说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把枪口对着新四军,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战斗情绪很高,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为了渡河作战,部队已经轻装,正在检查武器弹药。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掏了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能不带的东西都尽量扔掉。天渐渐黑下来了,军首长住的几间草房里已经亮起灯光,会议正在进行,大家听着星潭方向的枪声,焦急地等待着军首长的命令。

  会后部队开始原路向后转,原来的前卫变成了后卫。我们正急着没有任务,叶军长突然来到了我们团,他心情沉重地说你们五团连夜由原路返回,走里覃仓去抢占高岭,遇到顽军就坚决消灭,无论如何要在高岭坚守三天,阻住由太平方向来的顽军掩护军部和大部队突围。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以分散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尔后待机过江。团首长向叶军长表示决心后,仍由我们二营作前卫,由原路返回,向高岭方向迅速前进。

  高岭阻击战

  高岭,位于里覃仓的正南,在濂岭、麻岭之间,海拔一千多公尺。这里山岭蜿蜒起伏,地势险峻,是阻止太平方向顽军北进泾县的重要屏障。我们连夜赶路,八日拂晓赶到高岭,刚刚爬到山顶,就看到国民党的部队正坐在不远的山粱上休息。我迅速把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抢占顶峰,一路由我带领向顽军迎了上去。走不多远,顽军也发现了我们,便向这里喊话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接着回答我们是一四四师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我们是七九师。我们说谁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你们派两个人过来。不一会,那边摇摇晃晃来了两个兵,走到跟前猛然看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刚要呼喊,我们几支枪就迅速地顶在他们腰间,吓得他们不敢出声,接着我们要他们按我们说的给山上回话,他们只得扯起嗓子对山上喊“自己人!不要误会。”听说“自己人”,顽军放松了戒备,我们就趁机象猛虎扑羊一样,迅速冲了过去,山头上的顽军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被我们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打懵了。这一个营,基本上被我们消灭了,只有少数几个人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去。我们顺利占领了高岭。这时,一、三营的同志也很快上来。各营迅速控制各制高点,抢修工事,准备顽军反扑。由于全团凭险固守,顽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顽军见明打不行,便在夜间组织偷袭。我们据守的山顶上,有一座旧山寨,是用石头砌成的,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已经坍塌。为了节省子弹,顽军进攻的时候,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一齐向下掀石头,漫山遍野的石头,越滚越快,打得顽军无处藏身,鬼哭狼嚎。我们坚守了两天,顽军在阵地前横七竖八地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而我营只伤亡二三十人。高岭就象一道钢铁屏障,死死挡住了太平方向来的顽军,胜利完成了叶挺军长赋予五团的任务。

  九日下午,团部召集营的干部在阵地上开会,讨论五团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几位营干部的意见,他们一致要求执行叶军长的指示,以营为单位,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至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这样既可以迷惑顽军,造成大部队突围的假象,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减轻军部的压力,又可以充分利用铜、繁一带老游击区的有利条件,较有把握地保存革命力量,争取全团顺利北渡。另一种是团首长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两天,说不定军部早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路,只要我们尾随在军部后面跟出去更省事。争论后,团首长否定了第一种意见,决定黄昏以后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突围。

  东头山血战

  部队从高岭下来,天还下着雨,山路很滑。连续打了几天仗,战士们又冷又累,已经疲惫不堪,但是由于在高岭打了胜仗,缴获了顽军不少枪支弹药,我们也没有什么伤亡,部队的情绪还是很高的。一路行军,二营继续担任前卫,我带着五连走在前面,过了里王家,遇到了我们的许多零星人员。当我们十日拂晓赶到石井坑时,听到四周山上到处响着枪声,石井坑周围的几个庄子以及山坡、路旁,到处有不成建制的部队。我预感到部队突围很不顺利,经询问周围的人,说是前天在高坦打了一仗,部队在夜间失去了指挥,被冲散了,并说军部就在前面,叶军长正在组织部队。我赶紧带着队伍往前赶,远远看到前面树林里有电台的天线,知道军部就在前面。不一会,看见叶军长站在一个小土坡上,手里举着望远镜,不停地观察周围山上的战斗,身上穿的还是那喜黄呢子军装,神情很镇静。见到我们五团的队伍很整齐,他笑了笑,对我说陈营长,又碰到你了,你们来得好,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石井坑周围色山上跟顽军激战,部队已经很疲劳,你们二营赶快到东山头此山是东流山的一个主要高地接防,把教导总队的同志换下来,掩护其他部队休整。说到这里,他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全营的同志,提高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五团是支老红军的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从三十年代起已经屡建战功,今天,军部之所以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就是考虑到五团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大家一定要坚守住东流山的阵地,东流山不能丢!说着他指了指外王家南侧山凹里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听了叶军长的话,部队情绪非常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呼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的指挥!”“坚决打退顽军的进攻!”部队士气大振,一夜的疲劳,不知什么时候全飞跑了。我和马长炎带部队很快上了东头山。后来,三营的同志也上来了,三营长李锡锋还带来了团首长的口信,说一营上东流山主峰,三营归陈仁洪指挥,一起坚持战斗。我们很快占领有利地形,抢修工事。

  十日,阵地上只有几次小的接触,没什么大的战斗,我赢得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十一日上午,顽军连续攻了十几次,都被我们一一击退,下午顽军开始总攻。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第四0师,这个部队是从星潭方向过来的,是国民党装备比较好的一支部队。总攻开始以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成营、成团的轮番攻击。我们的机枪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战士个个象猛虎一样,枪管打红了,就从顽军尸体堆里拣一支再打。尽管有几次顽军已经冲了上来,但是到十一日黄昏,冲击东头山的顽军还是被我们反击了下去。在激烈的战斗中,三营副营长叶露霄光荣牺牲,部队的伤亡也很大。这一天,从抓到的俘虏口中知道,顽四O师有一个旅长被我们击毙,另一个旅长被击伤,部队损失过半,这个师基本被我们打残了。所以,恼羞成怒的顽师长下令,抓到新四军五团的人,一个不留,一律枪毙。听了俘虏的口供,一个战士打趣地说咱们五团还是特殊待遇!说得同志们都笑了起来。顽军被我们打苦了,这一夜没有什么动静,我们抓紧时间一边整修工事、整顿组织,一边派人到顽军的尸体堆里去收集武器、弹药和食物,补允自己。大家心里明白,更大、更残酷的战斗正在等着我们。

  十二日上午,也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远远看去,正面山下的顽军正在频频地调动,一夜之间,对面阵地上新挖了不少工事。下午,顽军又开始了总攻。这一次,顽军显然增加了兵力,他们首先集中用迫击炮轰我们的阵地,不一会,山顶便被爆炸的烟雾团团罩住,阵地上也到处是炸断的树枝和炮弹掀起的黄土,茅草和松树燃烧着,发出“哔哔叭叭”的声音。顽军炮击的时候,部队都趴在战壕里,不时有炸飞的树杆砸到头上和脊梁上。大家忍着疼痛,警惕地注视着山下顽军的行动。果然,跟着炮击,他们象疯狗一样,一群一群地向阵地上冲来。战士们在数倍于我的顽军面前,毫无畏瞑,英勇反击。阵地有几处已经被顽军突破。战士们就同冲上来的顽军肉博,有的在几个顽军的围攻下壮烈牺牲,有的干脆拉响手榴弹同他们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山坡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看样子顽军已经孤注一掷。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扑来,不但攻我们的正而,而且攻我们的侧面、侧后面,顽军简直象无头的苍蝇在乱撞。我抓紧组织阵地上的部队进行反击,我们用几挺重机枪对着顽军的主攻方向猛扫,有的战士把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往他们堆里甩。这突然密集的火力,打得顽军象秋天收割的高梁一样,一片一片地倒下去。侥幸活命的,掉头窜下山去。不一会,他们又进攻了,突然我猛觉得胸部像是被人打了一拳,接着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了出来,血里带着气泡,子弹已经穿透胸部,前后棉衣很快被染红了。马长炎听说我负伤,急忙从后面上来接替我指挥。没多久,顽军又进攻了。马长炎看到我们二、三营的同志已经伤亡大半,气得两眼冒火,他把指挥旗一举,大喊一声 “同志们,把顽军打下去,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向他们讨还血债!”在马长炎带领下,队伍象一阵狂风似的扫下山去,打得顽军狼奔鼠窜,阵地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反冲锋时,马长炎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为流血过多,卫生员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看到这种情况,我躺在阵地上要通讯员赶紧告诉三营营长李锡锋统一指挥二、三营剩下的人,并迅速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团部。大约四点钟,团部派副官主任曾水元上来接替阵地的指挥,我和马长炎便被抬下山去。卫生指导员柳向光把我们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这时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赶上来看我们,他看了看我们的伤,对我说“团里已经接到叶军长的命令,准备在今天黄昏以后突围。”又说“你们打得很好!请放心,团里已经商量好了,准备给你们每人组织十几个小伙子,轮换抬你们一起突围”。听了何志远的话,我心想,我们的伤都很重,要别人抬着突围。不仅行动起来很困难,而且还减少了十几个人的战斗力。想到这里,我对何志远说;我们负伤以后,不能带兵打仗,已经焦急万分,如果再让同志们抬着突围,会给部队行动带来很多麻烦,我们不能再拖累部队,如果组织上相信我们,就让我们带一个卫生指导员,一个侦察班,就地隐蔽养伤,如有可能活下来,伤愈以后,待机过江,争取早日归队。听了我的意见,何志远说“这样也好,不过要回去同团首长商量一下,再正式告诉你们。”何志远回去以后,不久便派人来告诉我们说,团里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我们注意安全。这样我们便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熬熟的猪油,告别了部队。

  后来才知道,我们离开阵地不久,部队就组织突围了,二、三营只剩下几十人,一营营长祝喜良身负重伤,邓副营长牺牲了,其他同志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东流山上。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隐蔽养伤

  我们告别部队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侦察班的同志用树棍和绑带做了两副简易担架,抬着我和马长炎顺着一条山沟,向枪声稀疏的方向前进。走了一段时间,听到四周山上到处都有顽军的吆喝声。为了不留下足迹,,我们顺着水沟往前走。走着走着,碰到一个山坡很陡、林木茂盛的山谷,上面到处长着杂树和灌木丛,沿着山坡下去,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沟,夜里清楚地听到沟底“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凭着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决定在这个山坡上住下来。好容易爬上一个陡坡,再往上走,担架就不能抬了,我让大家把担架放下来,把树棍扔掉,我和马长炎由几个同志架着上山。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行踪,后面的人小心地用树枝把脚印扫掉,再盖上一些枯树叶,把踩倒的枯草扶起来。大家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两块小平地,十几个人便分两处住下来。第二天早晨,激烈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山顶和山底下到处都是顽军的喊叫声,我们潜伏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不敢生火做饭,只好用咸盐和猪油拌着生米嚼。顽军天天都在搜山,我们只有呆在山上不动。天上小雨不断,我们几个人只好挤在一起,头上顶着几块仅有的小雨布。睡觉的时候,大家折一些树枝铺在底下,人睡在树枝上,雨水从身子底下流过去。数九的寒风一吹,又潮又冷,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好容易等到雨停了,突然西北风又卷起鹅毛大雪,白花花地向山头上扑来,大家的脚被埋在雪堆里,不一会便冻僵了,脸、耳朵象针扎一样疼痛。

  在那些天里,我由于胸部贯通,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稍微活动一下,就浑身出虚汗。马长炎是左肩胛骨打穿了,伤了关节,连续几天发着四十度的高烧,痛得他直打滚,卫生指导员柳向光给他吃了些止痛药,也无济于事。我担心他得破伤风,可柳向光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他回答说“药品很缺,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过了几天,马长炎的高烧意外地退了,我也能慢慢地活动了。为了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顽军还在不断地搜山。他们成团成营的在山下摆开队伍,象梳头发那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搜过来。我们所在的山坡很陡,山上到处是雪,他们怕冷,在坡底下打几声冷枪,咋唬两句就走了。因此,我们这儿,一段时间还比较安全。可是,有一天,顽军向我们这个山坡搜来了,他们一边咋唬一边往上爬,盲目地打着枪。大家马上作好战斗准备,驳壳枪里压满了子弹,手榴弹握在手里。当时我们决定,不被顽军发现决不自己暴露目标,即使顽军放火烧山,宁愿烧死,也不暴露其他同志如果顽军来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坚决不作俘虏。顽军已走近了,拨动树枝和茅草的声音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还听到了他们这样的对话“排长,这里没有人哪,太陡了!”“我不信,你他妈的真笨蛋!越是上不去的地方越要搜,说不定这儿真有新四军的伤病员,快给我搜!抓到了有你的赏。”说完,这个顽排长便呼哧呼哧地往我们隐藏的地方爬上来。大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备一旦这个家伙上来,先把他打死,然后再同他们拚。大家沉住气等着这最后的时刻。突然,呼的一声,在我们下面十多米处窜出了一头大野猪,从顽排长的身边钻进了乱树棵子,把搜山的顽军吓了一跳。他们神经质地朝野猪逃跑的方向放了几枪,气得顽连长在山下骂起来“三排长,你这个笨蛋’有野猪的地方还能有人吗?快给我下来!”顽排长受了一场惊,挨了一顿骂,垂头丧气地带着部队下去了。

  从那以后,顽军不再搜山了,但是山下仍旧控制得很紧。晚上他们在路口、要道派潜伏哨。山上没有水,我们听到山沟里水哗哗的响,也不能下去喝,柳向光看我们渴的实在不行了,晚上就悄悄地从山上爬下去,用随身带的一个热水袋在山沟里灌满水。再往回爬,一边爬一边还要把身后的痕迹遮盖起来。好容易搞到一点水,大家高兴得要命,谁也舍不得多喝,只轻轻地呷上一口润润干得冒烟的嗓子。这样一直坚持了二十多天。后来有一天,柳向光从山底下爬上来,只背着一个空水袋。原来返回的路上,树枝把热水袋刮了一个大口子,水全漏光了。

  水源断了,生米也嚼完了,饥饿、寒冷和伤痛威胁着我们。在严酷的环境面前,有的同志开始出现急躁情绪。为了安定情绪,鼓舞信心,晚上我们讲五团在皖南三年的战斗经历,讲将来突围以后的打算给大家听,说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顺利突围,找到我们的大部队。我和马长炎还又召集党员开会,要求共产党员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发挥模范作用,团结同志,千方百计地为革命保存力量,保证我们这支队伍完整地到达江北。为了解决吃的问题,我们发动大家在山上挖野菜,找野果和无毒的植物块根,胡乱地充饥。

  大约二月底,敌人的包围开始松下来,我们白天也可以在山上活动了。这时,我和马长炎的伤都已经大有好转,胳膊上吊一条绷带,可以和大家一起作些轻微的活动。一次,我们转到所在山坡背后的山粱上,忽然山腰里冒着一缕白烟,远远地也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晚上还可看到隐隐约约的灯光。我们判断那里肯定有人家。一天晚上,我和马长炎商量了一下,决定到那里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点弄吃的。我们走到这家老乡的门前,正准备叫门,突然一条大狗从柴草堆里窜出来,冲着侦察班长祝水生“汪汪”乱叫,不一会,屋门打开,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老乡。他一见到我们胳膊上的“抗敌”袖章,就赶紧把我们领进屋,把家里的人都喊了出来,他妻子给我们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米饭,还给我们端来了蜜枣。交谈中,知道这家人家姓风,父亲叫风大树,我们喊他风老板,儿予叫风志旺,我们喊他风木匠,风木匠说,事变以后,国民党把这里的老百姓也害苦了,乡亲们说,国民党是坏人怍孽,新四军是好人受难,盼望着你们总有一天还打回来。又说,现在国民党查得很严,我家房子后面那边山坡上就有二三十个顽军,天天在那卡路口,你们千万不要轻易下山。他问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就在后面山坡露宿,他听了以后,急忙说“现在山上到处是雪,你们身上又有伤,那怎么行。这样吧,我家山后有一座旧木炭窑,里面挡风避雨很暖和,你们可以进去住。他见我有些迟疑,就说,这口窑是他家过去自己砌的,已经多年不用了,现在谁都不知道,上去没有路,顽军也不会来。听了他的话,我们决定去住。他非常高兴。这一夜,我们在风木匠家谈得很晚。临走的时候,听说我们早已断粮,风木匠家又给我们炒了一面袋玉米花,给了一些食盐和一大袋蜜枣,我们给他钱,他怎么也不要,后来我们讲这是新四军的纪律,他才勉强收下。当天晚上,风木匠把我们带到炭窑,还背来一大捆茅草,让我们铺在窑里。我们长时间露宿山头,一进这木炭窑,浑身感到又舒服又暧和。送走了风木匠,我坐在暖烘烘的炭窑里,心里想,国民党统治下的皖南人民,多么像这个冰雪覆盖下的炭窑,他们虽然受苦受难,但是关怀爱护新四军的心却是这样暖烘烘的。这一夜,大家痛痛快快地睡了一个好觉。

  打这以后,风木匠经常装作上山砍柴,悄悄地来看我们。每次来,总给我们带来一些吃的东西。有时他有事来不了,夜司我们也派人到他家里。为了我们的安全,我们每次去,他都把大狗锁在屋里,不让它出声。他经常下山到茂林做活,每次都给我们打听一些消息,买一点吃的东西,回到家就赶紧送来。一次,我说“老风,我们住在这儿随时都可能连累你们全家,顽军就在你的屋后,查得很严,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哪,平时你就少来几趟吧。”他说“这个我知道,你就别说了,新四军吃苦受罪是为了穷人,我们不帮你们帮谁?”听了他的话,我们感动极了,不好再说什么,只提醒他一定要加倍小心。有了风木匠的帮助,我们的生活明显好转了,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到了三月份我和马长炎的伤已经基本上痊愈,顽军的设伏卡路口也松多了,白天我们可以在山上大胆地活动。由于不断地在山上碰到事变中失散的同志,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已经有三十多人了。风木匠的炭窑住不下,我们便搬到山上,用树杆搭棚子住。这时,我们开始计划突围的准备。

  突围

  转眼接近清明了,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新绿。被炸断的树杆已经抽出新芽,人们在炮弹翻起的新土上又播下了春天的种子。凤木匠家正在忙着育秧苗,山坡坑口到处可以看到劳动的人群。看着这些,我想,尽管这里到处依然留着战争的残迹,但是春天毕竟来到了皖南。

  清明一过,我们决定突围。这时,顽军外圈的包围松了许多。听风木匠讲,顽军怕群众有组织地帮助我们,把以前的保、甲长都换掉了。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新换上来的许多人还是向着新四军的。

  准备突围的那天黄昏,我们在风木匠家门前集合,每人身上背一袋炒米,一一向风家告别。风木匠眼里噙着泪花,拉着我的手说“老陈,你们走吧,将来有一天打回来,千万别忘了来看我们。”听着风木匠的话,许多同志也都流下泪来。连说“忘不了’忘不了’我们一定会打回来!”队伍走远了,我回头一看,凤家的人还站在房前的那棵树下边连连向我们摇着手。落日的余辉照映着他们,看上去象是一大群人。我想,这不正是皖南人民的缩影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正是他们冒着杀头的危险,保护和养育了我们。是啊,我们怎么能忘记皖南的日日夜夜,怎么能忘记这里的人民,又怎么能忘记风木匠一家!

  告别了风木匠,我们避开大路、村庄,沿着山间僻径,向茂林、章家渡、北贡里、戴家汇、板石岭、泥埠桥方向急速赶路。我们几十个人分成了几个战斗小组,行军时拉开一定的距离,山上的路很难走,大家经常被野藤绊倒,脸和衣服被划了一道道口子,但是归队心切,谁也不在乎这些。为了防止意外,一路上,太阳一落山,我们就走,天亮前就潜伏在山里休息,渴了喝口山水,饿了嚼把炒米,轻易不到村子里去。这样一直走了三夜,到了第四天,队伍来到过去我营的驻地老虎山。这个村西边有一座大庙,庙的四周是一片毛竹山,地形很隐蔽,躲在庙里,老虎山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万一有事,出庙就可以上山。我们决定在这里潜伏一天,打听一下情况再过江。过去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庙里的和尚都认识,一看见我们这么多人,他们又惊又喜,赶紧招呼大家进殿休息。他们知道我们是突围的,便主动介绍了一些情况,说事变以后,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活动放松了,国民党军队看得很紧。前些日子,已经有几批突围的部队从这路过。还说,听说江北新四军队伍闹得很大,又打了不少的胜仗。几个月同组织断了联系,听到这些消息,同志们都非常激动。在庙里呆了一天,美美地吃了一顿竹笋白米饭。晚上,我们连夜赶到长江边上的油坊嘴附近,通过老乡找到了渡船,黎明前,我们一行几十人,末放一枪,终于顺利突出重围,到了江北无为的白茆洲。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7-22 1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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