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期间芝罘救治伤兵
2019-08-14 14:52:32  来源：约翰·欧文著 马向红译  点击：  复制链接

　　该文由威海市档案馆馆长张建国提供。张建国同志对该文的出处、征集经过、主要内容、作者概况等作了简介，现刊载于该文之前：

　　《芝罘救助伤兵》选自约翰·欧文(JohnDOwen)所著的《双龙记》(DouthwaiteoftheDoubleDragon)中的第八章。该书主要记述了传教士阿瑟·威廉·达尔斯威特(ArthurWilliamDouthwaite)到中国的传教经历。“双龙”是清政府授予九位英国医学传教士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对众多受伤的中国士兵所进行的救治服务。阿瑟是九位获奖英国医学传教士之一，1875—1899年间在中国传教，并于1895年2月在芝罘组织了对中国伤兵的救治活动。

　　阿瑟是作者约翰·欧文外公的弟弟，《双龙记》是以阿瑟在中国期间的大量家信与日记为基础对他的一生所进行的记述。

　　2004年，在我向英国朋友征集英租威海卫历史资料时，我的那位朋友介绍了约翰·欧文。那时，他的《双龙记》刚好完成案头工作。在我的请求下，他把该书的第八章寄给了我。看后觉得史料价值很大。它所记述的是1895年2月日军侵入威海卫后，中国士兵败逃芝罘，阿瑟在芝罘组织传教士对逃亡伤兵给予了人道主义的救治。从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阿瑟对中国伤兵的救助情况，还可以透过另面看到当时的惨败景象，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日军的暴行。由于文章选用的是当时的书信，不失为值得参考的史料价值。故征得作者同意，由马向红同志将此章节译成汉文，并授权在此刊发表。

　　作者约翰·欧文，英国皇家妇科协会产科专家、药学学士和外科学学士，帝国勋章获得者。行医32年，现已退休。

　　一旦战争开始，显然日本很快就要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山东半岛，特别是距芝罘50英里远的威海卫，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登陆点。阿瑟(Arthur)非常清楚中国当局会对自己士兵的苦难无动于衷，他知道这些伤病员极易受到伤害。他也了解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的伤病员将无人照管。因此阿瑟前往芝罘将领孙将军处讨论对伤病员的医疗救护情况。前几年，阿瑟就向驻扎部队提供过医疗服务，因此两人关系相处不错。阿瑟不得不解释红十字会对交战双方都是平等的，他费了许多时辰的口舌，才使将军着手实施该计划。在地区行政长官的进一步劝说和允许下，孙将军同意把自己的会客厅作为一处红十字医院使用，条件是只允许在里面治疗中国伤病员。阿瑟同意万一出现日军伤病员，他将在自己的医院里对他们进行治疗，并且如果有任何中国士兵袭击住在他医院里的日军伤病员，他本人将会开枪回击。孙将军自己出资对医院进行设备配置，行政长官也慷慨解囊，并组织筹集食品、衣物，以备伤病员用。

　　除了物质援助，将军还派了10名士兵受训担任担架员，但当他们刚刚受训完毕，便被改派为一位中国要员的轿夫。最终，阿瑟试图招募组建一支救护队，但当袭击威海卫的战斗打响后，他们却几乎毫无用处。担架员拒绝前往危险区帮助抬回伤员，而是呆在安全的医院里帮助照看伤病员。除此之外，在第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他们把伤病员的铺盖拿到他们自己的住处使用。

　　中国军队装备极差，有时仅有一些弓箭，甚至只有竹棍，并且根本就没有军服。康妮(Connie)是这样描述自教会院落旁经过的士兵们的：他们衣衫褴褛，许多人还赤着脚。士兵们那点微薄的兵饷也全凭长官们的一时冲动而不定时地发放。还有一件特别不光彩的事情，长官们从医院赶走了一名腿部坏疽的士兵，因为他们不准备再为他支付每日三便士半的餐费。阿瑟正确地预言，只要日本人朝他们打响第一枪，中国士兵就会扔下武器逃跑。

　　1895年1月20日，蓄谋已久的日军从荣成登陆，侵占山东半岛。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侵略者开始把矛头指向威海卫，威海卫防御工事坚固，并驻有欧洲雇佣军。阿瑟上一年曾就防御工事进行过巡览，他认为在相对较少意志坚决的士兵护卫下，威海卫应该能够坚守数月。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军队士气低落，仅仅抵抗了数日，便如洪水般逃往芝罘，而芝罘可能就是获胜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大批难民和逃亡士兵蜂拥而来，且同装备极差的海防部队纠缠在一起。自日本入侵以来，这些担负着守卫海防的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开小差，对当地的中国和欧洲居民进行骚扰、劫掠，而丝毫不愿奔赴前线，致使芝罘周围的地区陷入一片混乱，几近无政府状态。威海卫之战是怎样影响着阿瑟、康妮及其在芝罘的同事们的?这从他们发往国内的家信中可以得到最好的回答，毕竟那是他们亲眼目睹的一切。

　　1895年1月25日：发自弗雷德里克·保勒(FrederickBaller)

　　该地充满了战争谣言。我们上次听到的消息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已经登陆威海卫，正准备从陆海两方面对它进行袭击。到现在，它该陷落了吧，因为中国军队总体上已被击败，且数量上也少于日方。估计中国军队会从这个方向撤退，外国人已经收到预警，对任何袭击租界的行为进行抵抗，并设置了沙袋障碍，通过炮艇运抵士兵。我们就呆在这里，东山(Tong-san)的朋友们则守在那里。我确信上帝会关照我们的。现在投降无疑是对他的侮辱。我们必须考验他的诺言，并且我们会发现他们将完全能够应付这一切。

　　1895年2月1日：发自弗雷德里克·保勒

　　上帝仍然保佑我们平安无事。我之所以先提及这个，因为我希望日军袭击威海卫的消息现在已经被电传到了国内。看起来，日军要取得胜利。目前令外国人焦虑的问题是：中国人将从哪条路败逃?有些人估计他们会从这里经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会退往南方。你可以想象到处是一片慌乱与骚动。当地人处于极度不安中，许多人已经逃走。我们继续呆在原地，尽管租界内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做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其中一艘“无畏”号炮艇的艇长是伍徳沃德(Woodward)的一位亲戚，他准备在紧急时刻登陆一支部队，保护东山人员的安全。但我们都感觉求援于一支武装力量或任何肉体的帮助，是对上帝最大的不敬。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地呆在原地，企盼上帝的庇护。

　　1895年2月2日：弗雷德里克·保勒

　　今天，我们已经获悉了一些有关威海卫战役的详情。我在理发店遇到了一名士兵，他告诉我当部分外围工事被占领时，他还在战斗中。日军在早已登陆的地面部队掩护下朝碉堡开火。中国士兵们一直倍受寒冷和饥饿的煎熬。大量士兵已经撤往芝罘这边，但这里的行政长官非常明智，友好地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食品和衣物，并支付他们的欠饷。自然这里便平安无事，没有任何骚扰发生。

　　1895年2月3日：弗雷德里克·保勒

　　今天来了20多名伤员，达尔斯威特(Dr.Douthwaite)医生目前正对他们进行治疗。因为他可能会接收到大量伤病员，所以我建议他最好把那些负轻伤的士兵转到这里来，我们可以根据情况把这里改为一座红十字医院。道伯森(Dobson)小姐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能够做大量工作，而我和我的女儿可以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在上帝的赐福下，不仅可以治愈他们的躯体，而且可以影响他们信仰基督。食物供应很快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日军在旅顺港的暴行令这里的所有人感到恐惧，运进来的食物少得可怜，而且非常昂贵。因此停泊在港湾内的大批舰队就象成群的蝗虫，四处抢食，到处劫掠。但上帝能够处处播撒善行，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

　　1895年2月3日：康妮发给母亲的信件

　　亲爱的母亲，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收不到任何来信了。阿瑟说，我上几次写的家信现在还躺在芝罘邮局里。希望您现在对芝罘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寒冷如同北极地区——海面封冻，海岸上散落着巨大的冰块，冰冻的浪花在海岸边形成一道巨大的围墙，群山上堆积的冻雪中隐隐露出灰色的险崖。我们被迫窝居在室内，形如牢囚，北风跨越冻海而来，凌厉如刀割。但昨天北风暂时平息了一小会。因为不能出门，令帕尔(Pearl)感觉生活相当乏味，所以在昨天短暂的无风时刻，我带着她在海滩上进行了短短的慢跑。

　　这种严寒天气更是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恐怖，尽管我们听说日军已经占领了威海卫，赶走了中国人，但在天气放晴前，他们是无法赶到这里的，因为这种天气无法使部队登陆。上周，一些中国逃兵被击毙，领事写信警告我们三个兵团的士兵将会袭击所有欧洲人的住处，并建议我们做好准备，一旦接到通知，便立刻逃到租界去。如果他们来，可能是在夜间，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跨越位于我们住处和租界之间的一英里长的开阔冻地，无疑是送死。阿瑟说，他宁愿被击毙，也不愿被冻死。因此他准备了一些涂有辣椒粉的羊毛棉花球，每个房屋准备一个，我们全都同意，如果不法之徒前来，我们便撤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把自己关在里面，同时点燃楼下的羊毛棉花球，让这种令人窒息的烟气熏跑他们。然后我们躺到床上祈祷上帝保佑我们平安无事。

　　次日，事实证明，预想中的叛乱士兵实际上是大批垂头丧气的可怜人，他们爬着来到芝罘，长官们早已不知去向，留下这些士兵如无头之羊，他们被带往附近的军营。昨天，27名伤员爬到我们的医院，寻求帮助。他们景况凄惨，浑身遍布枪伤，没有食物，衣衫褴褛，带着裸露的伤口，在零度以下的严寒中，长途跋涉了三天才来到这里。

　　阿瑟脚不沾地地忙碌着，他最好的助手已经回家过新年去了，因此他只好独自一人忙个不停，士兵们对他的善良非常感激。一想到这么多人伤势严重到不能行走，其中许多人简直就是活活被冻死时，便感到不寒而栗。这里的中国人似乎对战争不抱任何希望。士兵们说当战争开始时，长官们喊到“冲啊!兄弟们”，接着他们就掉头跑向掩体。真正骄傲的中国应该从这苦涩的屈辱中吸取教训。

　　1895年2月4日：发自弗雷德里克·保勒

　　昨天是不同凡响的的一天。我们全都来到了东山，完成我主持的当地礼拜仪式后，一批伤员被带进来，然后是另一批，直到进入56名为止。一整天，直到夜间10：30，我们都在照料他们，道伯森小姐、麦克万先生(McOwan)、艾狄(Alty)先生、费迪南德·斯密特(FerdinandScmidt)和我本人全都在帮忙。见到他们真有点恐怖。几乎所有人都在威海卫外围攻碉堡的战斗中受伤。尽管都是枪伤，但伤口各不相同。不幸的人一定在经受着临死的痛苦，然而我们看护的这些人的伤势还较轻一些，那些重伤员不得不孤零零地躺在战场上。

　　1895年2月5日：发自伍德沃德(GSWoodward)

　　我们刚刚听说有3名逃兵在芝罘已被杀头。另一个早晨，我正绕房屋走过，看见一群男人跑向几百码远处的一些泥棚。为首的朝廷官员担心更多的人前来(围观)，变下令立即处死。这500人受到了如此惊吓，看起来象一群无害的群氓，不比苦力好多少，他们径直穿过教会院落，在附近的堡垒里寻求庇护。

　　昨天(周日)一整天，达尔斯威特医生及其助手们都在忙着照料伤员。我现在有机会得以亲眼目睹战争灾难与恐怖，现在仅有一些虚弱者需要我们帮助，奄奄一息者被抛弃在战场上，无人过问。而这些可怜的人们则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走了50英里才到达这里。

　　伤口几乎全都是枪伤。一个伤员在背部挨了一枪，子弹则从耳部穿出;另一位则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其间击碎了下颚与牙齿;许多人腿部中枪，其中一位则正好穿过踝骨。昨天，我们把一处礼拜堂改为一个大病房，到晚间便塞满了伤病员。最严重的一位伤员在路上呆了四天。他的胳膊上有伤，骨头已经严重破碎，碎片已经刺穿了皮肤，昨天在手术前他昏厥了两次。保勒先生、道伯森小姐和我前去帮忙。这个可怜的家伙不得不面临着是否保留胳膊的抉择。他呻吟着、难以抉择的痛苦模样，令人同情万分。最后，他同意了，于是道伯森小姐给他施了麻醉剂，达尔斯威特医生开始动手术，保勒先生和我则稳定病人、递送器械等。当你手拿一个人的胳膊离开时，那感觉只想晕吐。

　　1895年2月5日：发自弗雷德里克·保勒

　　医生要求我们留在东山，帮助护理伤病员，因此我们全都留了下来，在疗养院住了数日。昨天又来了几个伤员，迄今为止一共有71名病人。一个可怜的家伙来时肘部已经粉碎，另一个双脚已冻伤，胳膊也断了。人们的心在流血。他们就像是一群缺少头羊的羊。

　　一艘汽船自上海驶来，但迄今为止，由于冰冻的缘故，还没有任何信件送达。一切物价都在上涨。鸡蛋每个20元;肉难以买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买不到任何东西。人们正在四处逃散，那些有门路的人正在把他们的财产转到乡下。然而，还有一只软枕头可以依靠，那便是上帝的诺言。在血与火中，在如柱的烟雾中，我们仍然坚信“呼喊着上帝名字的人将被拯救”。

　　1895年2月10日：康妮发给父亲的信件

　　亲爱的爸爸，上一个星期又是一个异常忙碌而多事的一周，因为来自威海卫的伤员继续向我们这里涌来，有时一天来二三十人，每一个角落里都被挤满了。这里的医院和红十字医院都满了，现在他们就躺在礼拜堂的地板上。部分伤势凄惨。一人被射穿肩膀、脖子、大腿和膝盖;另一人的胳膊被粉碎，双脚冻烂;还有一人的双臀被射穿，双脚被冻坏。那些最近一两天里到达的伤员，因为在路上耽搁了10天，因此伤口已很糟糕。部分人被用筐子抬了来，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一路爬行，遭受饥饿和酷寒的双重袭击，伤口溃烂，急需包扎。

　　阿瑟异常忙碌，感觉几近虚脱。上周日，直到11点才离开手术室，当他上床后，因为太疲倦而难以入睡。这些可怜家伙身上气味难闻，他们的衣服都被血水浸透了，有的达10天之久。不过，令他欣慰的是，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在康复中，这个人失掉了一只胳膊和双脚，从而灰心意冷，拒绝吃饭，只求一死。

　　28位受轻伤者经过五六天的治疗后，坚决要求回家。他们声称自己已经康复，但其实是怕日本人赶到这里，而阿瑟则担心其中一些人会死在路上。所有友善温暖的心情都被搅动起来，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提供帮助。中国官员和英国商人也都慷慨地帮助病人，所有的女士们则忙着制作绷带和衣服，英国舰队上的部分医生也轮流到岸边来帮助进行手术。

　　1895年2月17日：康妮发给父亲的信件

　　过去的一周实在是相当难挨的一段日子。首先，一天晚上，日本人的确来到这里，着实给当地中国人一次不小的惊吓。佣人和所有其他当地人都想把自己锁在家里，而扔下我们不管。大约是晚上

　　7：30，孩子们都上床了，阿瑟正躺在火炉旁的长榻上，我则在进行编织，并为他朗读。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半英里远处的碉堡内响起大炮的吼声，接着是一排排枪声，成千上万人的喊声，一切就在我们房后的山那边。有些人从男校里冲出来，说到：“日本人已经来了，这里又出现了恐慌。医生，请过来对他们说几句。”

　　于是阿瑟便来到医院，对颤抖的病人进行安慰，因为大炮的吼声，勾起了他们那恐怖的回忆。尽管我独自一人跟孩子们呆在家里，但我并不感觉害怕。我披了一块方形披巾，来到黑暗中的走廊上，更加清楚地听到周围的一切。周围仍然是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但任何声响都非常分明，路上挤满了从村里逃出的惊恐的人们，彼此之间互相召唤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甚至还有母亲怀中婴儿的哭声，他们全都在寒冷的黑暗中急匆匆地赶路，但根本不知道究竟往何处去。之后，我们听说许多惊恐中的妇女闷死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再自己上吊寻死，而不愿面对那未知的灾难。

　　孙将军的部分私佣前来阿瑟处避难，把他们安妥好后，他便回到家里，我们两人一起坐在火炉旁，听着那似乎已经远去的枪炮声，十点钟，月亮升起时，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我们两人都想，早已在预料中的一切，终于都来了，早晨，我们一定会发现到处被日本人占据。然而，第二天早晨令我们惊讶的是，一切都是原样。我们渐渐听说，仅发生了一点小冲突，而且在那起小冲突中无人死亡，只有3人负轻伤，而且这3人目前也正由阿瑟治疗。看来，在黑夜的掩护下，有七八十位日本士兵偷偷爬入中方驻地并开火。许多中国人逃走了，而剩余一些人则对此进行还击，直到月亮升起，日本人无功返回，但却给了中国人不小的惊吓。

　　不过，我们的仆人却认定，这只是末日的开始，于是他们一起前来要求立即回家。玛瑞(Murray)的厨师甚至没有准备他们的晚餐就走了，另外还偷了5元钱，唯一一位挤奶工也走了。必须承认，这一天我非常焦急，没有牛奶，我怎么喂自己的婴儿。我缺乏信任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因为那天，那信仰基督的挤奶工又回来了。他离开时，阿瑟曾对他说：“你是一位基督徒吧，为何如此害怕?”这句话震撼了他，于是他又回来了。

　　日本人现在就在距芝罘7英里之内，但我并不因此而害怕，尽管目前学校还处于关闭状态，也没有教员回来。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吵嚷地外逃、局势处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本省内的所有传教士却都来到沿海地区。阿瑟还是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如此繁重的工作已经令他非常劳累，天气也异常寒冷。如果不首先好好休息一下，我担心他过不了这个夏天。然而，他希望有更多的工作，而不是更少，因为上海方面已为他的工作捐助了1100银两，并且他说，上帝从不白白地赠送财物。

　　1895年2月24日：康妮发给母亲的信件

　　亲爱的母亲，冲突仍在我们周围进行，但我们依然平安无事。周围的村庄则正遭受着成千上万名士兵们的严重骚扰。日军抢了他们的衣物和食物，砸碎他们的门窗当燃料，但这比起中国军队的所作所为，还只是小菜一碟。如此黑暗、骇人的行径实在难以重述，老、幼、无力自卫者皆成了他们残忍的牺牲品。无怪乎那些在威海卫严重受伤，并设法爬到村庄寻求庇护的士兵们，竟被人们扔到海里淹死。

　　过去的一周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天气阴沉、灰暗，但不再那么刺骨地寒冷。阿瑟不喜欢这种阴沉的天气，因为这种光线不利于动手术，病人也感到沮丧。他经常难以说服病人同意截肢手术，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拥有一个残缺不全的身体。他们流行的说法是“为什么?如果我没有腿，还有何脸面。等我死后我还怎么去向我的祖先们交代，当我母亲问我——你的腿呢?我明明给了你两条腿”。对于这样的逻辑，实在无法回答。

　　自3月底起，芝罘周围的零散的战斗渐渐销声匿迹，医院也变得空荡荡的了，阿瑟开始有时间记录下他对中国伤病员的救治情况，并且这篇记述发表在《中国医学教会杂志》的3月份期刊上。如前所述，日军袭击威海卫要塞发生在1月29日和30日两天内，3天后，第一批伤病员跨越40英里远的荒凉、冰冻的乡野到达芝罘。渐渐的，红十字医院和阿瑟自己的医院内很快都塞满了伤员，受伤较轻的则被送往烟台(Yentai)，住在当地医院里，由中国医生照料。

　　士兵们的情况骇人听闻：他们挨饿受冻，伤口裸露，衣服浸渍了血水，身体肮脏。这么多人能够在如此严寒的天气下，拖着受伤的身体，跋涉50英里自威海卫而来，实在是奇迹。头两天赶到芝罘的伤病员受伤还都比较轻，因此比那些受伤更为严重的同伴早一步赶来，其中部分重伤刚达到，就需要立即进行截肢手术。

　　在这篇文章中，阿瑟描写了大量异常枪伤，如一颗子弹正好从左耳前部射进，向下穿过颈部肌肉射进肩胛骨内。还有一例，子弹射入右肺，痊愈后，稍微一咳嗽，还能让人感觉到伤口的存在。还有一人全身上下不少于7处弹孔。一个可怜的家伙左手被炸碎了，当他来到芝罘时，阿瑟只能为他提供截肢手术，但遭到拒绝，结果3天后，该伤员发展成了破伤风，全身僵硬。他被告知，除了截肢没有办法保住他的性命，否则他可能会死去，于是他只好同意截肢。令阿瑟惊讶的是，在死亡边缘盘旋了数日后，该病人竟然能够张开他的嘴巴，并且两周后不再抽搐。

　　到达医院后的第一步处理措施是清理伤口，用1%的克里欧林(creolin)溶液对弹道进行冲洗，除去灰尘和衣物残片。然后用碘酒软膏浸过的护垫包扎伤口，再用绷带和夹板夹，以确保痊愈。由芝罘的一帮传教士志愿人员对所有这些包扎物每天进行更换，新的包扎物由欧洲社区妇女提供。

　　医院共接收了160名伤员，其中4人死亡，两人是手术后死去，两人衰竭而死。共有21人进行截肢手术，两人是膝盖以上截肢、6人膝盖以下截肢、4人脚趾截掉、两人截掉上臂、5人截掉前臂。

　　考虑到阿瑟的手术条件，其存活率是惊人的，因为这里没有聚光灯，没有输血器械，没有训练有素的助手。手术设备如下：一旦病人被安置到手术台上，阿瑟就需要把必备的器械放在伸手可及处;然后去手术台头，对病人实施麻醉，氯仿倒入塞有布片的一个漏斗内，然后倒置放在病人的脸上。一旦病人失去知觉，阿瑟便开始进行手术，留下他的一位学生在看守着病人。一旦病人知觉开始恢复，便根据需要再多加一点氯仿。该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学生总是一次次地对手术着迷，以至于忘记及时添加氯仿，而导致病人清醒!!!

　　4月17日，中日双方在马关签定和约。中方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彭湖列岛给日本，同时还同意向日方开放城镇、河流进行通商，并偿付大笔赔款。

　　和平重返芝罘后，阿瑟有时间开始给他的姐姐丽齐·斯帕尔(LizzieSpurr)写信。

　　1895年6月13日

　　亲爱的丽齐，我担心战争结束得太快了，因为虽然中国人并不卑贱，但中国官员却同土耳其人一样腐败。如果侵略者攻打了北京，情况会好些。除非政府被某外国势力控制，否则中国没有任何希望，因为他们只对维持现状感兴趣。不过，在所有这些腐败中，福音正在传播，人们开始从愚昧无知转而信仰上帝。本省内有一万名教友负责与数万名定期作礼拜的咨询者进行沟通，因此我们传教士没有理由泄气。

　　战争期间，红十字医院里进行的工作让官员们开了眼，他们对欧洲手术治疗结果非常惊讶。他们现在急切希望建立一所医校，来为他们自己的军队输送医疗人才，因为他们确信毕竟可以从这些被他们轻视的野蛮人手里学到一些东西。芝罘周围的朝廷官员们希望我开办这样一所医校，但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而放弃传教士的职责。

　　战争结束后不长时间，孙将军和他的随从骑马来到教会院落，身后是一支军乐队和一连士兵，抬来了一块刻有盛赞之词的木匾，并把它挂在医院内的墙上。中间的四个大字是“西国扁卢”。“扁”指公元前约2700年前的一位中国神医，“卢”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另一位中国名医。匾上两侧的小字是孙金彪将军题写给达尔斯威特医生的。

　　中国人对阿瑟救护他们伤员的感激之情更体现在行动上。战争结束数月后，新男校开始动工，需要不少石料。阿瑟前往孙将军处，希望能够从他的私人采石场得到一些石头。“哦，没问题”，他答复到，“我将派士兵们负责运送。您为他们付出这么多，他们很乐意为您效劳。”

　　孙将军言行一致，大约800吨石料被运往学校建筑工地。除此之外，新建筑所需的5根特定长度的横梁需要自上海运来，但英国船运公司要求收取高额运费，而当地政府控制的航运公司仅为此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费用。

　　不过，当孙将军被提拔到省部工作后，阿瑟迎来了他最大的一项荣誉。孙将军让阿瑟就他就职的教会团体写了几封介绍信。除了对他在战争期间及在芝罘期间的功劳表示如山的赞誉和感激外，阿瑟·达尔斯威特总是声明作为医生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在救死扶伤方面绝对需要上帝的援助。中国政府对医学传教士的服务非常感激，战争结束后，中国皇帝授予达尔斯威特医生及其他10名传教士帝国双龙勋章，当时，该荣誉被认为类似英格兰的巴斯勋章。

甲午海战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08-14 15: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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