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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药眠:自有凌霄挺立姿
2020-02-16 14:00:06  来源:梅州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黄药眠(1903-1987) ,著名文学家、诗人,原名黄访,梅州市梅江区人。出身于周溪河畔的一个书香世家。1921年梅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毕业后在大埔百侯中学、潮州金山中学教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逃亡上海,经成仿吾、王独清介绍,参加了创造社。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被捕入狱,不当叛徒

  黄药眠在创造社任助理编辑,认识了郭沫若、潘汉年等重要人物。因为写作诗歌、小说等,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此后又发表了《梦的创造》《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多篇论文,开始在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他在创造社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翻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黄药眠入党后,参与过“飞行集会”,撒传单、呼口号 。但他觉得这种做法不对,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公开职业的地下党员参加这种活动会暴露身份,如教师、编辑、作家等,难于立足。”受到中央来人的教训,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怕死。

  不久在一次撒传单时,黄药眠被抓捕。黄说自己是路上捡传单者, 四五天后被释放。

  1929年, 被调到团中央当翻译, 陪同团中央领导刘明佛去德国参加青年国际会议。到柏林才知会期已过。德国共产党让他们去莫斯科, 他便在中国驻莫斯科代表团当了翻译, 相继结识了瞿秋白、张国杰、王若飞、邓中夏、陆定一、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代表团工作结束, 他成为中国驻青年共产国际唯一留守人员, 陆续见到李维汉、刘少奇、王明、康生以及曹靖华、萧三等人。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乃至中央政治局讨论记录秘密送到莫斯科, 由黄药眠挑选其中重要的内容翻译出来给共产国际。

  他在莫斯科住了三年, 要求回国。王明向他口授了共产国际对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回国后, 他向上海中央执行局传达了王明谈话内容,尔后被留在上海团中央局做地下工作。

  1935年, 因叛徒出卖,团中央局受到大破坏, 黄药眠被捕入狱。同案人纷纷投降叛变。叛变的团中央领导反过来劝他说:“你想当烈士,做不到,国民党可以把你当共产党枪毙,共产党还要把你当作叛徒。你不愿意写悔过书,我可以在你死后代你写个彻底的悔过书,让你既被枪毙,又做了叛徒。”

  车轮大战让他日夜不能入睡。黄药眠在烦躁中表示洗手不干了, 回家吃闲饭或出家当和尚。他不肯出卖组织和同志, 被判10年徒刑,关进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忍辱负重,潜心著述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去了延安,但因曾在狱中写过悔过书,从此就失去了党的信任。接待黄药眠的是中组部的一般工作人员。据黄药眠回忆:工作人员对他谈了下面一番话:“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们认为你是在敌人面前屈服。这是你历史上的一个政治污点。关于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现在先分配你到新华社去工作,做翻译。”黄问他:“你所说的党籍问题以后再解决,是恢复党籍,还是重新入党?”他得到的答复是“重新入党”。黄心里想:所谓重新入党,就是十年党龄丢了。坐了三四年监,还要留下政治污点。他从前也搞过党的工作,很懂得这句话的具体含义。黄药眠申辩道:“你说的留下政治污点,我是不能接受的。从我个人这件事,孤立地看,你这个估计是对的,但从当时的整个形势看,上海党、团中央局,几乎全部垮台,纷纷自首叛变的时候,就只有我一人被判处十年徒刑,现在对我的处理,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说的,国民党把你们当作共产党来军法处理,而将来共产党又会把你们作为叛徒处理吗?”中组部工作人员回答说:“我没有说你是叛徒,只是说你在敌人面前屈服。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所以暂时就这样吧,你先去上班吧!”

  黄药眠通晓英、俄语,曾在莫斯科做过翻译,因此被分配至新华社,可谓专业对口。但他心情抑郁,得了肺结核,1938年离开延安到武汉养病。后撤至长沙,参加范长江的记者协会。 在桂林参与组织国际新闻通讯社,任总编辑。桂林成立作家协会分会,他任常务理事,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等论文和长篇叙事诗《桂林的撤退》。该诗大气磅礴,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1940年皖南事变后黄药眠赴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搞国际宣传工作。他常在《华商报》《国际时事论丛》发表文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梅县,在东山中学任教,并潜心著述,著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论文集《诗论》。他饱含深情歌颂自己的家乡:“生平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一切涯岸流向大海……”

  《祖国山川颂》是黄药眠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代表作:

  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

  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

  抗战胜利后,黄药眠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光明报》,兼《人民报》主笔;参与创办达德学院,任文哲系主任,兼中华文协香港分会主席;出版论文集、小说集、诗集多部。

  “六教授案”的受害者

  1949年5月,黄药眠从香港返回北京,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此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级)。1957年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 5月13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

  6月6日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章伯钧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有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在会上,黄药眠主要是谈了党内滋长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在从内部腐蚀着党,说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危险是从内部产生的,正如资本主义产生自身矛盾一样。

  六教授座谈会,引爆了一场大地震。黄药眠被当作“张罗同盟”的干将,打成右派分子。他由一级教授降到二级,不准讲课,安排干杂活,扫厕所。直至1961年12月,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突然到黄药眠家造访,黄惊诧异常。因为当时党内党外一般不私下往来,所以他觉得周找他肯定是有什么事。周扬与他一边聊,一边在书房转,临走时才露底说:“老黄啊,康生同志很关心你啊,想来看你啊。”黄说: “他那么高的地位,看我干吗呢,我怎么敢当啊?” 因为得罪了康生,“文革”时康生把他污蔑成“ 反动学术权威” ,饱受牢囚之苦。他在狱中乐观面对人生,始终对祖国饱含深情,写下短论集《面向生活的海洋》。

  1978年平反后,中央为他恢复了政治名誉,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常务理事、中国作协顾问。古稀之年,黄药眠不但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1986年,他自拟一联,“虽无美丽缤纷色,自有凌霄挺立姿” ,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陈蔚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2-16 1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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