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抗战人物：丘逢甲
2018-12-21 11:11:35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丘逢甲(1864— 1912)，字仙根，号蛰仙，又号仓海，在其诗文中常自称“东海遗民”、 “台湾遗民”，台湾彰化东势角(今台中县东势镇) 客家人，祖籍广东镇平 (今梅州市蕉岭县)，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抗日保台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教育家。他生活在列强人侵、 国难危迫的时代，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从青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

　　一、投笔从戎，创办义军

　　丘逢甲身财以为兵饷，不辞劳苦，到处“奔走呼号，以守土拒倭号召乡里”。丘逢甲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字一泪，言未已已哽咽不能成声，听者咸痛哭，愿唯命是听”。一时间从者如流，很快便组织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团练队伍。据唐景崧当年10月底向清廷奏报: “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1.4万人，编为义勇26营，造册前来。” 当时，中日初战，割台之议未起，丘逢甲犹能洞悉形势，未雨绸缪，积极倡办团练，以备战守，其远见卓识和爱国爱乡之情，实属难能可贵。

　　10月间，唐景崧接替邵友濂署理台湾巡抚。他正式委派丘逢甲招募义勇，并将团练改称“义勇”。尔后各地义军人数与日倶增，到当年年底，全台报成军者约五六十营。次年春，“编人 者号百四十营之多”，声势浩大，号称有10万之众，成为台湾防务中一支重要力量。

　　义军以诚、信、靖、壮、捷、敢、良、劲等16字为符号。 一般每字统辖5营，合10营为一作战单位。丘逢甲设义军司令部于自宅台中大埔厝柏庄(今潭子一带)，任务是“专防中路， 兼任筹饷”。义军的基本成分是当地的农民，其中又以粤东迁台的“客家人”居多。各营首领大多为秀才以上出身的爱国知识青年，其中有不少是丘逢甲的门生子弟或亲朋故旧，如他的哥哥丘先甲是“信”字营统领，三弟丘树甲是全台义军营务处帮理。“丘门三杰”，一时传为佳话。

　　1895年2月中旬，威海卫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台事愈加危急。唐景崧正式调丘逢甲统率义军北上，驻防台北后路。

　　义军北调，负有拱卫省垣的重任，但粮饷无着，枪械奇缺， 困难重重。每营数百人，只发枪械280支，枪弹只有百粒。军中一切应用之具，十缺三四。到防好久，才拨给前膛旧炮4尊，也是“其一已断，余均生锈，并不可用”。丘逢甲焦虑万分，夜不能寐，再三致信台北恳求解决，但唐景崧唯恐义军势大，日后难以节制，故有意敷衍、拖欠。面对重重困难，丘逢甲并不沮丧。

　　为了制定出稳妥可靠的防御作战方案，他日夜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仔细查勘地形，并深人村寨，走访当地村人渔民，备极辛劳。为了树立广大义军将士同仇敌汽、卫国保台的决心和信心，他巡视各营，问寒问暖，与士卒同甘共苦，“借结人心”。在丘逢甲爱国爱乡精神的感召激励下，广大义军将士始终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斗志。

　　二、刺血上书，反对割台

　　1895年4月17日，战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要把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永远让于日本”。

　　“城头城头播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兄割台湾去。 割台凶耗传到国内，举国大哗，台湾民众尤为激愤，“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纷纷表示，“与其生为降虏， 不如死为义民”。台北市民率先鸣锣罢市，他们宣言：府库内的饷粮不准运走，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各项税收应全部留供抗日之用。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台湾人民反割台怒涛中，丘逢甲是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4月18日，割台消息传到台湾，正在南崁军中的丘逢甲怒不可遏，当众刺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大字。随即赶往台北，邀集绅民会商对策。他们涌入巡抚衙门，向唐景崧痛哭陈情，并电约台中、台南各地绅民，共同挽留唐景崧和刘永福等固守台湾。当日，丘逢甲又血书一纸，请唐代奏，以“全台绅民”的名义愤怒责问清廷，亦坚决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唯有开仗”!

　　在全国反割台巨大声浪的影响推动下，唐景崧等驻台官吏也都纷纷站在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一边，共同筹划保台方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丘逢甲“刺血三上书”，唐景崧等驻台官吏也二十余次电奏，哀告清廷收回割台成命。无奈反割台斗争最终失败。但丘逢甲等人的言论行动，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内心反侵略的强烈愿望，闪烁着感人的爱国主义光辉。

　　三、首倡自進如义不臣倭

　　丘逢甲在反割台斗争中的又—重要魏，是他“首倡台湾 自主”之说，创建了抗日保台政权一“台湾民主国”

　　1895年5月8日烟台换约后，割台已成定局。丘逢甲闻讯悲愤交加，失声痛哭。他寝食俱废，邀集陈季同、林朝栋等官绅在台北筹防局会商对策。他们决定(一)宣布脱离清廷而“自立”，以便对内加强号召，对外争取援助，避免给日寇以口实， 使清廷为难;(二)挽留唐景崧暂摄台政，抗拒割台，以待转机。 5月15日，他们以“全台绅民”的名义，电告清廷及各省大吏， 首次亮出了 “自主保台”的旗号：“台湾属倭，万民不服……如 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 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 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次日，唐景崧亦电奏清廷说: “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

　　5月21日，丘逢甲等人再次集议，推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定国名为“台湾民主国”，并具体商定了建国工作的其他项事宜。随后分头布置，联络筹备。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诞生。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向中外发布了一系列重要通电和文告，反复申明：台民抗不奉诏，自立为国，乃是在“无天可吁， 无主可依”、“无人肯援”的万急情势下，迫不得已才釆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尽管台湾暂时脱离了祖国，但它“仍恭奉正朔”、“无异中土”、“永戴圣清”;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由此可见，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民主国”倡建者确认：台湾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机一旦成熟，随时准备回归祖国;目前之所以这样做，一是拒日割台“必须有人主持”，不能群龙无首;二是为了 “商结外援”，便于和列强打交道，“图固守以待转机”;三是免使清廷为难，“为倭借口，牵涉中国”，以利台湾军民武装抗日保台。

　　“台湾民主国”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被迫建立起来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抗日政权。它是《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民反割台、反卖国斗争深入发展的产物，充分反映了以丘逢甲等为代表的台湾同胞无比炽热的爱国爱乡感情和不甘臣服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它的适时建立，起到了鼓舞台民士气、维系人心、稳定局势和打击日本侵略者凶焰的重大作用。

　　四、抗日事败，挥泪内渡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台湾军民士气大振，严阵以待，决心抵抗日寇的武装割占。正当台湾同胞准备同仇敌忾、厉兵秣马、誓死捍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抗击日寇武装侵略的时候，清廷却派出“割台专使”李经方，于6月2日与桦山资纪在日舰 “横滨丸”上会晤，草草订立了交接台湾的文据。

　　早于5月29日，“台湾民主国”成立的第5天，日军即已开始大举进攻。首先在澳底、盐察一带登陆，随即进犯基隆。由于唐景崧软弱无能，调度无方，加之清军纪律松弛，一触即溃，致使基隆、狮球岭等战略要地很快丢失，台北告急。丘逢甲赶忙返回南崁元帅庙，部署义军，准备迎战。

　　前敌溃兵涌入台北，秩序大乱。一伙溃兵竟然闯入抚衙抢劫并纵火焚房。唐景崧慌忙化装出逃。6月6日，乘坐德国轮船内渡厦门。6月7日日军未放一枪而占领台北。

　　日军既占台北，旋即沿铁路南侵。丘逢甲不顾自己势孤力单，毅然率义军“伏于途而击之，顾日军势张甚”，众寡难敌， 势不能支，不得不饮恨率军退守台中。随即设义军司令部于大埔厝柏庄，继续筹划南北义军抗战事宜，协调指挥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各路义军前敌作战。

　　6月11日，丘逢甲部属、义军主要将领之一吴汤兴，邀集新竹、苗栗二县绅民在苗栗祭旗誓师，组成“新苗军”，图谋北上，收复台北。新苗军开抵新竹，屯驻于大湖口。探知日军分东 西两路南侵，吴汤兴也将新苗军分作两路迎战。新苗军大败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台中各县群众的抗日士气。台湾、彰化、云 林、苗栗四县官绅筹集款项，招募土客勇7000人，编成“新楚军” 14营，开赴前线与新苗军配合作战。7月10日凌晨，按预定计划，新苗军和新楚军分东、西、南三路同时进攻新竹县城，但在日军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激烈的战斗 一直持续到晚间8时，新苗军和新楚军弹药告罄，才被迫撤退。

　　台中义军的英勇抵抗，迫使日军司令部放弃了在安平登陆、南北夹攻的原定计划，转而集中优势兵力由北至南进行陆路攻掠。沿途各地义军不断袭击南侵日军，他们以土铳、长枪、大刀 为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出没无常，打得日寇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丘逢甲所部台中各路义军的顽强抵抗，有效地挫败了侵台日军妄图迅速南进的狂妄计划，为刘永福固守台南赢得了一段极其宝贵的时间。

　　直到7月中旬以后，日本派出2万大军增援台湾，军事形势才发生转变。经过近一个月激烈战斗的丘逢甲义军伤亡惨重, 不少重要将领相继阵亡，饷竭弹尽，各部星散，柏庄司令部亦被日军纵火焚毁。这时候，丘逢甲的旧友、义军营务处帮办吕某经不起考验，叛变投敌，并恶意散布丘逢甲“私吞义军饷银10万两”的流言，以图掩饰其降敌的劣迹。谣言传开后，所部多逃亡，军心涣散，号令不行，而“日军复以台湾自主事为仓海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丘逢甲不得不带领少数亲信躲藏于“深箐穷谷间”，与日寇相周旋。他欲往台南与刘永福会合，图谋再举，但“道中梗，不能行。而台北已陷诸城邑，闻台南义声，咸跃跃思奋，仓海复与之约，定期起兵图恢复，为日军所侦知，防备周密，无隙可乘”。继而丘逢甲欲率众入山死守，与台共存亡。随从皆泣阻，“以为徒死何益”这时，“诚”字营统领、好友谢道隆对丘逢甲说：“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不如内渡也。”丘逢甲才终于下决心率众内渡祖国大陆。

　　于是，丘逢甲通知各地义军自由抗战或内渡，“不限部勒”。 随后，他随父母妻小及亲信部将谢道隆等一行约三四十人内渡大陆。这时候已是7月末，距唐景崧6月6日内渡已近两个月的时间。临行之际，丘逢甲遥望家乡宝岛，想到它即将沦为异域，虑及乡亲父老同胞正惨遭日寇铁蹄的践踏，心如刀绞，怒火中烧， 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写下了著名的《离台诗》六首，痛斥李鸿章之流的卖国罪行，表达他眷恋家乡父老的深情和渴望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其中两首这样写道：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

　　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

　　内渡后的丘逢甲对清廷的失望，使他心急光复台湾遥遥无期，所以他暗中资助革命党。他办学校宣扬新思想，训练学生的体魄，教育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奋斗。许多革命志士是他的门生。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之役许多革命志士被捕。丘逢甲刚刚办完父丧，仍赶回广州，筹划营救被捕的学生邹鲁、陈炯明、古应芬、朱执信等人。

　　革命成功，丘逢甲寄望中华民族复兴后台湾能摆脱异族殖民。但是丘逢甲自己因为连年劳累，忧伤重病，于1912年农历正月初八病逝。病逝前，他仍嘱家人，死后必须将其南向台湾而葬。

　　(徐博东、丘秀芷)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2-21 1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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