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我做美军翻译官的亲身经历
2017-03-25 11:01:57  来源：文史天地  点击：  复制链接

　　文 |王德懋 王列先

　　转自《文史天地》杂志总第215期

　　投笔从戎

　　1944年初，抗日战争到了关键时期，国民政府为满足战争的需求，于1944年发布命令，征调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几所著名大学应届毕业生中的男生从军当美军翻译，规定服役两年才能发毕业文凭。我作为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1944年的毕业生，符合征调条件，于是应征入伍了。

　　我是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接受这次征调的，觉得自己能有机会为抗战出力是件好事，对那些为逃避征调做“手脚”的人很不齿。记得有一个姓张的国民党高官子弟，在体检之前去跑步，造成心跳过快有病的假象，进入不合格名单。这种行为激起广大学子的愤慨，大字报贴满校园，责问他“为国家抗战出力的事为何要逃避?爱国之心何在?”

　　虽然说是征调，但最终物理系真正入伍的人并不多，主要原因是物理系人很少，再加上有些人成绩不好，需要补考，不能作为毕业生。毕业生除了女生外，男生就更少了，我是其中之一。记得临行前系里开了欢送会，被欢送的只有连我在内的几个人。但是其他系应征的人还是很多。

　　1944年2月，我们全体被征调人员停了课，集中在沙坪坝的中大校内参加译员训练培训。由学校外语系的教师以及出国留过学的张宗燧等先生给我们上课，选读一些文章，教一些日常会话和军事用语。由于各地急需译员，3周后，考试成绩好的几十个人就被提前抽调去工作，我是其中之一，被分派到桂林，另有一批分派到昆明。就这样我于1944年3月离开了就读不到4年的中央大学，踏上了从军的征途。

　　我们每位译员领到一身美式军装和一套随身军用物品，定为三级译员，属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领导，并被授予少校军衔。记得在这之前一位教育部官员来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时讲了这样的话：“给你们少校的职务，便于你们工作，以免美国人瞧不起你们，少校在军队中是很高的官了。”话音刚落，就遭到起哄：“难道我们是为当少校而去的吗?我们是为爱国而去的。”

　　我们前往桂林的步兵中心报到，按美军编制，当时共有3支部队，桂林这支部队叫Z部队(Z Force)，最高长官是罗卓英，后来在一次开会时我见过他。当时X部队在印度，Y部队在昆明，我们到达时，Z部队的步兵中心正在集训一批连、排长级的学员。由美国教官教学员们如何使用美制火箭筒、机关枪等轻型武器。每期学员培训6周，一名美军教官配一名翻译官。我们这批初来者作为见习译员，从头到尾见习了一期训练，看翻译官如何工作，以便进入角色适应工作。

　　见习期满后，我和另外3名翻译官随一个由十多名美国人组成的美军顾问小组到四十六军开展工作。四十六军是支广西兵为主的部队，军长名叫黎行恕，此人英勇善战，曾在台儿庄战役中立下过卓著战功。黎军长派了个联络官接待顾问小组。我们4个翻译官中，我和周太康、周文凯3人都是来自中大，另一个姓钟的是香港人，他不属于征调学生，是从香港自愿投军当翻译的，他的口语非常好。

　　我们的任务是去为四十六军办1个训练营，我们眼前的四十六军士兵都是抓来的壮丁，由于军饷被层层克扣，士兵们只能喝稀饭，一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我们看了都于心不忍，心想这样的兵怎么能打仗?联络官带着我们到了柳州，准备在柳州附近办训练营。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时，衡阳、长沙爆发了战事，日本军队为了打通桂林这条线，一路打了过来。于是我们的工作停了下来，改为上衡阳前线去帮助中国军队打仗。记得我们到衡阳时，城已被围，城中老百姓都已撤离。我们随美国顾问乘吉普车看阵地，来到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镇，充满临战的紧张气氛，随时都有开火的危险。这种临战之前四处一片死寂的情景，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些日子，我们随顾问组的美国人员仔细查看了衡阳城周边的布防情况，着重察看了每一门大炮的安放位置。美军顾问提出来不少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就一字不漏地翻译给中国军人们听。整改之后又再次察看。这样的工作进行了近一个月。驻地是衡阳城外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衡阳保卫战临战前的紧张准备阶段。有一天顾问组突然接到撤退命令，原因是为了阻挡日军的进犯，上级决定对通往桂林方向的道路实施爆破。叫我们务必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撤离衡阳。小组中的周太康是湖南人，家乡就在衡阳附近，因担心家人的安危，他决定返回家乡。临行前他把所发的军装等物品留下托我转交组长，就此与我们分别，离开了部队。

　　回想起来我们到达衡阳的时间大约是6月份。据史料记载，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一直进行到8月8日，历时47天，战斗十分惨烈。虽然最后以衡阳城陷失败而告终，但是其历史意义却是巨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进程。衡阳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由于中国军队利用地形建筑了坚固的工事，比日军战死的人要少得多。

　　我们驱车撤回桂林后，桂林的形势也吃紧起来。顾问组终日忙于战前的备战工作。不长时间之后，我们又奉命乘飞机飞往昆明。据说我们乘的飞机是倒数第二架，我们离开之后，桂林就实行了焦土抗战的行动。整个桂林机场被炮弹炸出许多大坑，不能使用了。

　　到达昆明，看到的是一片和平景象，与前线的紧张气氛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这些译员来到昆明的Y部队报到，重新接受分配。我被分到驻扎在印度的X部队，不记得周文凯被分到哪里了。此前，姓钟的香港人就被派到了别处。我们一同工作了几个月的4名翻译官从此就没有再见面。

　　前往印度

　　去印度之前，按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接种了预防疾病的疫苗。在打预防针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搭乘的飞机从昆明机场起飞，沿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前往印度。时间大约是1944年的八九月份。

　　上飞机前，我因为注射疫苗有些反应，头一直昏沉沉的。我们乘坐的是一架军用运输机，这种飞机本是用来运送货物而不是载客的，没有座椅，机舱也不密封。舱内大概可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十几名翻译官上机后先是席地而坐。随着飞机越飞越高，气压越来越低，我们也感觉越来越冷。大家都把行李打开，拿出军毯裹在身上，在机舱地板上躺下，但还是冷得受不了。飞机不停地上下颠簸，很多人吐了，我也吐得很厉害。正在万分难受时，听到有人兴奋地喊道：“大家快起来看，外面好看得很!”我身旁一个广东人冷得满脸通红但还是按捺不住地钻出来看窗外，我也跟着起来看。只见外面是一片白雪皑皑的群山，确实非常壮观。不过只看了两眼我们都被冷得缩回去了，这就是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情形。个把钟头之后，飞机里就热起来了，再一看，下面已是青山绿水。飞机慢慢下降，感觉越来越热，外衣都穿不住了。等到飞机落地时，我们身上只剩下衬衣。盛夏的印度，地面温度高达40度。大家口渴极了，一下飞机就到处找水喝，找到水龙头就直接对着喝起来。在几个小时之内，我们经历了从极冷到极热的冰火两重天。

　　我们到达印度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几个大香蕉。随后大家乘坐吉普车前往目的地。汽车一路前行，途中经过加尔各答也没有停留，最后来到了兰姆伽(Ramgarh)训练营。

　　在兰姆伽训练营的日子

　　兰姆伽位于加尔各答西北二百多公里的比哈尔邦，是兰契县的一个小镇。训练基地建在小镇附近，就以小镇的名字命名了。这里原来是英殖民者建的营地，关押过战俘，可以容纳两三万人。后来英美两国达成协议，将兰姆伽划给美军使用。中国远征军先期到达印度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部队在这里整训过一年。后来从国内空运来的三个整编师和大批学生兵也陆续来到这里接受训练。当时驻扎在印度的中国部队几乎都在这里。营地的最高长官是郑洞国，我们没有见到过他。

　　我一到兰姆伽就病倒了。不知是注射疫苗的反应，还是身体经受不住骤冷骤热感冒了，整天发高烧，烧得人稀里糊涂的。也算我命大，几天之后病就好了，立刻被分配去工作。当时营地开设了几所军事技术学校，有战车学校、炮兵学校和汽车学校等。我被安排在战车学校(Tank School)任翻译官。

　　战车学校的工作是教中国军人使用一款美制轻型坦克。培训的对象是从四川招来的学生兵，他们大多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这里的训练模式同桂林Z部队的完全一样，6周为一期，每期几十个学员。美军教官用上课的方式教学，我在一旁为他翻译。因为在桂林见习过，工作起来并不费劲。每一期训练从介绍坦克的零部件性能入手，一直到教会每一位学员能驾驶坦克作战。我跟的这位美国教官是个士兵，个子高高的，性格很暴躁，常常发脾气。不过他工作很认真，训练很严格。经过严格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士兵走出兰姆伽后，直接奔赴缅甸前线抗击日寇，作战能力非常强。

　　完成了3期培训任务后，我被调到一名美军中校手下做笔译工作。这名军官彬彬有礼，待人客气，与他合作很愉快。笔译工作主要是翻译坦克保养方面的资料，翻译后印发给士兵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老翻译官，他对我很关照。工作之余还教我开吉普车，印度路宽，车少，我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学会开车上路了。

　　当时，印度没有战场，相对较安全。而缅甸则是中日两军交战的主战场。每天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有一位姓张的翻译官，突然有一天接到被派往缅甸前线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收拾行装奔赴前线，不久就传来他战死沙场的噩耗。大家都十分悲痛和惋惜。这位曾朝夕相处的战友是我们中央大学工学院的同学。他的牺牲让大家认识到，当翻译官也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来到雷多——中印公路的起点

　　大约是在1945年的元月份，我们接到命令被派往印缅边境的雷多。

　　为了运输援华物资，美国任中印缅战区司令的史迪威将军提议修筑一条通往中国的战略公路。这条公路以印度的雷多为起点，然后向东翻越野人山。经过缅甸北部胡康河谷到达密支那，最终与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连通。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中印公路。从雷多到密支那的这段公路全长一千多公里，通过无人区的原始森林，筑路工程十分艰巨。必须先用大型机械将树木推倒清除，然后再铺设道路。我们到达雷多时，中印公路刚修通不久。据说路一连通，第一支满载援华物资的汽车队就上路了。由于这支车队在途中一连出现几次翻车事故，美国方面认为是汽车兵训练得不够，立即将其余的汽车兵集中起来重新训练，我们就是派去参与训练这些汽车兵的。

　　雷多一带全是原始森林。森林中开出一条小路，在平整出的一块平地上搭起几个帐篷，就是我们十几个翻译官的驻地。驾驶训练场同样是在原始森林中开辟出来的，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我们每天坐车去上班，车由我和一个姓姚的轮流开，大家认为我们两人的驾驶技术最好，坐我们开的车最放心。姓姚的也是中大的，在我的印象中，接触到的翻译官除了来自中大，就是来自西南联大，很少有其他学校的人。在这个临时训练场，我们训练了一期汽车兵。

　　那段时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见到几个中国兵和两个美国兵在争吵，我听了一会弄清发生争吵的原因是那两个守仓库的美国兵怀疑中国兵偷了东西，骂他们是贼，叫他们滚开。中国兵受了冤枉很不服气，欲为自己辩解又表达不畅。我见美国兵根本拿不出证据，明显是在欺负人，就上前帮中国兵说话，用英语同美国兵吵了起来。直到后来来了两个宪兵，问明原因后管住了滋事的美国兵。我为中国兵出了气，得到他们的感谢和称赞，我也很开心。

　　在雷多完成训练任务后，我们这批翻译官接受的新任务是随汽车部队运送援华物资回国。

　　难忘的中印公路之旅

　　运送援华物资的车队以连为单位。一个汽车连由100辆带拖车的大卡车组成。两名汽车兵开一辆车，每个连队有一名中国连长。每一连队的车队由一个美国军官带队，并派一名翻译官跟随。

　　我们从雷多启程回国的时间大约是1945年的3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准了。最近看到一份资料说，1945年元月28日，第一个车队走上中印公路将援华物资运回国。由此推算，在这之后一个多月，应该是3月份。

　　出发的时候，我们还看见山顶上仍有机械化施工部队在施工，是一支由美国黑人组成的部队。此时，主要公路已经完工，只是有的地方还在架设输油管道。美国人在修路的同时，架设了一条大口径的输油管道，从雷多沿中印公路一直架设到昆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我们的车队沿着中印公路行走，公路沿线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个宿营点。行走一天之后，100辆车可以停在一个大坝子里。每当我们停好车，烧水吃干粮时，汽车就开始加油。在每个宿营点都有专为汽车加油的地方。我们的车队仅仅是众多车队中的一个，可以想见，美国人耗巨资架设的这条输油管道为运送援华抗日物资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帮了多大的忙。

　　在运输车队回国的途中，我同领队的美国中尉乘坐一辆吉普车。整个车队听从他的安排，连长也得服从他，我坐在他身旁，一路给他做翻译。每天早上开车出发，由他计算好时间，在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下一个宿营点，我们每天停好车后，就在车上过夜。记得有一天夜里气温骤降，起的霜如同结冰一般，冷得令人受不了，一夜无法入睡。我们就这样风餐露宿，风尘仆仆地一路经过缅甸的密支那、八莫等地，通过畹町桥进入中国境内。中印公路的滇缅公路段没有境外路段宽，但是路面好一些。这条路是中国老百姓为抗日救国，克服重重困难，在崇山峻岭中全靠人挑肩扛修筑出来的，十分了不起。我们的车队沿途经过云南的瑞丽、腾冲、保山、楚雄等地，终于在第13天安全将物资运达昆明。

　　回国以后

　　回到昆明后，我们这批翻译官来到主管部门报到，短期休整后再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在此期间，一位负责的美国军官对我印象很好，他当面夸奖我，说我是他见到过的最好的翻译官之一。说实话，经过一年多的历练，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大大提高，做翻译得心应手，应付自如。这位负责人想让我继续留在昆明工作。但是自从回到国内后，我越来越思念家人，不想留昆明。我听说贵阳也有同类的美军援华机构，就问他能不能安排我到贵阳工作。他见留不住我，就同意派我到设立在贵阳的一个下属机构去。几天后，他安排我随一个运输物资的车队去贵阳。

　　车队从昆明到贵阳走的这段公路十分险峻，贵州晴隆境内的“二十四道拐”就因其险峻而著名。当时一位美国战地记者为介绍中国抗日物资运输的艰难情形，把这个地方拍摄成照片发表在西方的报纸上，让整个西方世界大为震惊。那时候大批援华物资就是经过这里运往重庆等地的。

　　经过几天的颠簸，我终于回到了阔别数年的家乡贵阳。回家看望了父母亲人后，我在规定的限期内来到位于贵阳科学路的美军联络处报到，随后被安排到驻扎在城郊桐木岭的一支部队去工作。在桐木岭做了一段时间一般性的文职工作后，我从城里的联络处打听到，好些从印度缅甸归来的翻译官都在自谋出路，有的人还重拾书本准备参加出国留学考试。这时恰好一位朋友向贵州大学校长推荐我去数理系任教，校长欣然同意。于是我辞别桐木岭，结束了我的军旅生涯。就在一两个月之后，传来了日本投降抗战全面胜利的喜讯。我从此就在大学任教，将投笔从戎这一段特殊经历珍藏在脑海深处。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22-12-22 16: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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