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初上笔阵——回忆成都办报时期
2018-09-04 09:01:21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参加革命，不是挥戈上阵，而是挥笔上阵。

　　我的革命经历很单纯，开始就拿笔杆子，参加报刊编辑工作，在革命新闻战线一直战斗了四五十年，中途没有改过行。

　　我初试笔锋，冲上笔阵开始于1936年秋天。当时，我在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在从北平转学到川大的地下党员韩天石同志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我是队部五位负责人之一，分工主管宣传工作。首先负责编辑“民先”秘密的油印刊物《MS》(民先)，11月公开出版铅印的《活路》旬刊。这样，就揭开了我的新闻生涯的序幕。

　　这时，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同志，以经营“努力餐”饭馆为掩护，也在成都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因为四川党组织还没有恢复活动，韩、车两同志并没有党组织的正式关系，却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成都抗日救亡活动和成都重新建党的活动。当《活路》仅仅出版三期就被查封以后，由车耀先同志主编，1937年1月17日出版了声震天府的《大声》周刊，“民先队”队部的韩天石、周海文(后改名周韧)和我，参加了编辑工作。

　　《大声》出到十三期时，4月17日被查封，罪名是“消息言论不正确”;5月8日，我们改名《大生》周刊出版，只出五期，6月5日又被查封，罪名是“更名出版后，言论更为荒谬”;7月9日，我们又改名《图存》周刊继续出版，后再次被查封，罪名是“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七七事变以后，“民先队”的江牧岳(原名蒋桂锐)等同志组织了“星芒通讯社”。9月18日，创办了《星芒》周报，我也参加编辑工作，为它写了好些文章。11月6日《星芒》周报出版了八期后，我们同“救亡周报社”合作，出版了《星芒救亡联合报》，也只出了三期。经过反复的斗争，《大声》周刊终于在11月5日光荣复刊了。

　　在《大声》筹备复刊期间，“民先队”决定由我负责另外筹办一个大众化的小报，所以我没有继续参加《大声》复刊后的编辑工作。1938年1月，我入了党，也参加了“星芒社”的领导工作;“一·二八”我们“星芒通讯社”发通讯稿。4月5日，我们创刊了一个八开的小报《星芒报》，我任主编，这就开始了我的新闻工作的新的一幕。

　　这个小报当时在四川报纸的发行量中居第一位，正因为这样，当局更为惧怕，它也是四次改名四次被封。很可惜，现在只搜集到残缺不全的十九期《星芒报》，所以我不能明确确定它的四次改名和查封的时间。《星芒报》先后改为《蜀话报》《新民报三日增刊》和《通俗文艺》五日刊。一直到1939年11月我离开成都赴延安以后，《通俗文艺》还出版了很短一段时期才最后被封闭。在这期间，我中途调出去做过其他工作，但只是短时间的调离。总的说来，我是始终从事这项工作的。

　　从《活路》到《通俗文艺》共三年，改名换姓十一次，十一次被查封。这种十一次改名、十一次查封的持续三年的斗争，充分显示了革命者的革命坚定性，这是一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坚韧不拔，就是不只要勇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善于利用敌方、友方和敌友间的矛盾，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锲而不舍，不只要坚持下去，而且要越来越深入群众、越来越扩大战果，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到底、百折不挠，压不垮、打不烂，即使最后不能不暂时收兵撤退，但这时已经播下了新的种子，做好了丰收的准备。

　　革命是一个伟大的熔炉，一切革命者将在斗争中经受锻炼，经受考验。我是一个长期多病、身体虚弱的穷苦学生，幸好我拿上笔作武器，选择了这个主要靠斗智的岗位。从1936年秋到1939底，是我踏上新闻战场的第一阶段，也是我以后挥笔奋战、扩大战果的基础阶段。

　　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十年了，回顾这一令人留恋的阶段，感到以下三点值得特别重温：

　　第一，革命舆论的重大意义。

　　第二，革命舆论必须面向全体人民，要注意针对各种不同觉悟程度的对象进行宣传。

　　第三，工农劳苦大众是我们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舆论特别需要创办一种大众化报刊，以文化低浅的工农大众为直接对象，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看得懂、听得懂。

　　下面我从《大声》阶段和《星芒》阶段来阐明上面三点体会，可惜搜集的材料很少，时间又过去很久。回忆起来，不仅很难生动具体，还难免产生具体的差错。特别希望了解这一时期情况的同志多多指正。

　　《大声》阶段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四川胜利到达陕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震动了四川朝野各界，在人民中暗暗流传着很多关于红军、共产党的神话和国民党的丑闻。我自小就喜欢数学。1934年至1935年我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虽然已经开始阅读一些进步刊物，爱国心日增，但当时，我的基本思想还停留在科学救国的地步。1935年秋我考入华西大学数学系，是埋头读书的优等生。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大侵略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和红军北上抗日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终于打破了我钻研数学、科学救国的幻想。1936年秋。我决心抛弃华西大学数学系一年的优秀成绩，毅然决然考进了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我的基本思想已经由科学救国转到政治救国来了。这是我人生大道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四川大学，恰好认识从北平转学来的地下党员韩天石和王广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1936年10月组成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从此，开始了我以笔作枪，大声疾呼的《大声》时期。当时，四川的政治形势很复杂，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国民党利用所谓“剿匪”，把它的政治力量逐渐伸进四川。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同四川地方军政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国民党的方针是先安内后攘外，就是要首先打垮共产党。同时，也要趁此机会把各地方势力派都控制在他手里。蒋介石利用打击、收买、分化等种种手段，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这不仅把张学良、杨虎城逼上梁山，也把四川势力派逼上日渐反蒋的道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对内和平民主，对外团结抗日，这就造成了一种团结四川军政势力同国民党作斗争的新形势。所以，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在成都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

　　这时，我们党在四川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还没有恢复.但是各地各方面留下来的个别党员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韩天石和王广义到成都后接不上组织关系，但他们没有停止革命活动。车耀先同志也是这样。车、韩两人并没有组织关系，但是革命事业把他们结合起来，《大声》周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党员领导办起来的。我认为，《大声》虽然不是代表哪一级党委的党报(没有党组织，当然谈不上是党报)，但是，共产党员领导创办的《大声》，的的确确起到了党报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党报难于起到的作用。各界人民一看就爱上它，认定它是共产党的报刊，国民党和地方当局也认定它是共产党的报刊，而我们却恰恰相反，在组织上否认它是党报，在内容上不仅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新方针。还要有意识地宣传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主张，在形式上，则要尽可能避免“党腔党调”，要善于异口同声地宣传党的主张。

　　《大声》是在“双十二西安事变”以后创刊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带来时局的变化牵连着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心。《大声》创刊后第一个吸引人心的宣传，就是宣传“双十二”事变的真相和我们党的真实主张和措施。《大声》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比较系统地宣传我们党的正确方针，揭露汉奸、亲日派的阴谋。还发表了《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和张杨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释放政治犯等重要消息。还发表了蒋介石离开西安时的六点诺言。当时，在国民党严格控制言论自由和严密封锁真实消息的情况下，发表这些言论和消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获得这些消息是极为难得的。四十多年前，成都的收音机是很稀罕的宝贝，车耀先同志有一台，就凭它每天收听西安、延安和国内外消息。还从上海航空报刊中及时转载摘抄了不少消息和言论。当时，国民党是严格检查和扣留邮件的，但是对外国人的邮件，他们不敢扣，像魏路诗等国际友人就提供给我们一些消息和外文刊物，我们曾从英文《中国呼声》上翻译刊登了1937年2月我们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内有向国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可贵的是《大声》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和阐明党的政策主张，更可贵的是它善于用很巧妙的办法公布这些事实和主张。这些重要事实，不能当头条新闻大字标题登出来，只能在一些文章中透露出来，比如，在一篇署名“一兮”的《今日之张学良》的介绍张学良的短文中。不仅透露他在“双十二”事变中扣留蒋介石是无罪的，而且透露他在“九一八”时放弃东北也是蒋介石令他撤退的。短文在表面上是宣传蒋介石“宽大为怀”，实际是宣扬张学良大无畏精神。短文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审判。前者之犯法，非胆大不敢做;后者之守法，非识大体不能为。此种身拥数十万众之国家大员，做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的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惟我国历史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至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提出应当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文章说：“若能即时使之抗敌以伸其志，则率领思家綦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最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裁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裁成，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文章最后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的张学良，我们唯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真是妙语飞舞，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如芒刺眼而又很难挑剔。

　　又如，署名“笠盟”的《宣传与谣言》，也是一篇难得的妙文。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对张杨的攻击，很简要地把西安事变以来大事真相一一公之于众。文章先说：“总期明白真相。几日的努力所得材料，不过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已!以一字罪之曰‘逆’，以一字伐之曰‘诛’;不同意此二字者，非国民!有反此二字者，是共匪!舆论如此，不能深问，既已如此，何敢深谈。”以后，文章虚拟出一个“科学先生”来当法官对张杨进行判决，但法官说：不见被告片言只字，“我不能根据一面之辞，就下断语啊!”于是作者巧妙地把事实真相、所谓“共产党的宣传”和咨方谣言夹杂在一起，罗列了十九条。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揭示了真相、透露了真理。文章在结尾时还说：“因此，必须先要经过检查官的严格侦查，认为证据确凿，不然的话，虽然宣判也是不能禁止人家提起上诉的。”那么张学良是否是“逆”?该不该“诛”?不就清清楚楚了吗?

　　至于《大声》刊登《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一类的党的重要文件，当然不能及时刊出，因辗转传递，来之不易;也不能以大字标题登在头条地位，只能用《明日黄花》或《救亡史料》的栏目，登在很不明显的地方。这当然是为了减少引起当局政府官僚的注意，而对广大读者，他们是不会忽视过去的。

　　《大声》还刊登了一些“陕北来信”和分期转载斯诺访问延安的通讯;刊登了一些“华北通信”，反映陕北和华北抗日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这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活生生的写照。一个生气勃勃的新社会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令人神往的。

　　《大声》的文章不仅针对当时实际情况，特别是利用刘湘和蒋介石的矛盾，在选材、用句、造句方面都很斟酌。同时，不能以觉悟高的读者为首要的对象，而要以一般觉悟程度的广大读者为首要对象，要注意到各个觉悟层次的读者，因而文章尽量避免直接引用党的口号和党内语言。在审改稿子时，我们曾经嘲笑过“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式的语言，我们还揭发了一些极左的言论，现在想来，在当时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我们还特别注意刊登国民党要员和地方势力派中同情抗日救国人士的文章和言论，由他们出来说话，这对广大中间阶层和一般觉悟程度的读者，影响是比较大的。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要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各行各业，发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日战争。在宣传上要努力体现党的统战政策。在文章的内容、形式、格调和文章的作者，都要注意有针对性的多样化，防止千篇一律、一个面孔、一个声音。老实说，像办《大声》这样的报刊，比那种照登照转照搬照套困难得多。

　　为了适应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市民阶层和接近工农大众的小知识分子，《大声》特别办了一些专栏，比较通俗地讲解当前时事和政治斗争，比如“时事述评”或“一周展望”是每期都有的。从第四期到十期，我用“丁一九”的笔名，编写了《谁胜谁负》的通俗讲话，从政治、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对比分析中日战争中的中国和日本，阐明我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文龙同志以“里奇”的笔名编写的《常识讲话》连载，比较通俗、系统地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他又写了《大众常识读本》连载，简单扼要地通俗地讲解“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对读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教育，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既重视武装斗争，也重视文化斗争;既强调枪杆子，也强调笔杆子。武的文的两支革命大军密切配合，国民党对我们也是军事“围剿”配合文化“围剿”。我们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革命舆论的作用，这里就不多说。特别是红军到达陕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在革命根据地重视革命舆论工作，而在国民党统治区，把文化大军的作用提到第一位，革命舆论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全民抗战，首先要全民动员。全民动员首先要政治上动员，思想上动员。革命舆论就发挥了它的特殊威力。为什么我们党在国统区通过各种关系，出版千百种报刊?而像《大声》这种为党员直接掌握的报刊，为什么遭到十一次查封，我们却千方百计、改名换姓坚持出版呢?可见，争夺舆论阵地，十分重要，十分尖锐。尽管当时成都并没有恢复党的组织，但是党员同志却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作用。韩天石同志到成都，没有接上党的组织关系，他领导组织了“民先”，这是共青团解散以后的共青团式的党的外围组织。他无法发展我们作为党员，但他把我们当作党员来培养、来使用。我们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我们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当时，我们除了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奋不顾身地参加革命活动以外，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的书刊。我们所编辑的报刊，成为成都革命文化大军中的强有力的先锋部队。

　　回忆这段历史，特别怀念车耀先同志。1936年夏秋，我们相识时，他领导组织了“成都中苏文化协会”。他利用开设的“努力餐”饭馆作掩护，利用他在四川军政界的关系，团结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士，每天在那里聚会，商讨国事。一面筹备成立“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面创办《大声》周刊。

　　我在蓉城初试笔锋，参加《大声》周刊的编辑工作，得到车耀先同志在革命思想和宣传业务上的帮助。当时，在车耀先同志的组织和宣传影响下，很多战友踏上革命战场，开始革命的长征，不少同志是以“努力餐”为第一站出发的，车耀先同志是我们永志不忘的指导员之一。

　　强有力的革命报刊必须掌握在这种坚强的革命者手里。革命报刊宣传教育了广大读者，也培养了一批比较坚强的新闻战士。《大声》的功绩是值得怀念的。

　　这里，我还要谈一点关于报刊大众化的问题。在《大声》创刊时，我们虽然明确了以广大人民大众为读者对象，我们也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在内容和政治上，我们是坚定地为人民大众的，可是《大声》的读者还不能是真正的工农劳苦大众，因为他们文化太低，还是看不懂《大声》的文章，就拿我当时写的《谁胜谁负》通俗讲话来说，内容还是太深，文字还是学生腔很重。至于《大声》的其他文章，如社论、专文等，因为要适合国民党中上层党政人士、中高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阅读，内容和文字还是比较深，比如我前面介绍的那两篇妙文，文言词句和典故都多，文化低的工农大众当然是难于看懂的。《大声》第六期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谈得很坦率，信上说：“照贵刊的立场，主张是大众化的。那么，词句希望如李公朴先生编的《大家看》那么通俗;价钱希望如马相伯他们办的《救亡情报》每份只售一分钱。说到大众，那经济、学识多半不及小众，敬请贵刊顾到，这样才能流传宽、收益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读者对《大声》的要求，可以看出广大工农大众急需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报刊，一个在内容和形式都大众化的报刊。我们除了努力把《大声》办得更通俗以外，早就酝酿另外办一个真正适合工农大众的大众化的小报，使识字很少的人能看懂，使不识字的人能听懂。1937年底，在《大声》复刊的时候，我就正在负责筹办这样一张大众化的报纸。

　　《星芒》阶段

　　抗日救亡运动在冲破重重阻碍中发展，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大声疾呼的《大声》也遭到种种打击，4月《大声》被迫停刊，5月改名《大生》，6月又被查封。7月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我们手里没有舆论工具了。7月8日，当得知事变消息，我们立即决定，马上改出《图存》周刊。因为刊物要9日才能印出，决定在8日当天先用“图存社”名义印发宣言，为了快写快印，决定三个同志同时赶写，结果，我写的选中了。现在看来，我这篇写得并不是很好，可是立即印发全城。《图存》第一期8日才出版。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我们党的方针，既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广泛深入发动工农大众，才能促成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

　　随着救亡运动的高涨，“民先队”的组织形式也有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半公开的组织，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除了联合其他救亡组织成立统一的“各界抗敌后援会”以外，还大力发展文化界、妇女界、学生和工人的后援会。1937年12月，党中央派人回成都立即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了四川省工委，“民先队”的队员百分之九十几都先后入了党。

　　在省工委领导下，决定逐步结束“民先”组织，把“民先队”队员分散出去，以各种不同的名义，组织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初，各种救亡团体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这时，“星芒社”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以“民先队”队员为骨干组织起来的一个最大的救亡团体。

　　抗日救亡的舆论工具，也要根据这个新形势进行新的部署。这时，《大声》周刊已经争取复刊了，《四川日报》也完全掌握在成都党组织的手里，党的成都市委书记杜桴生任总主笔，好些党员做编辑，我在1938年夏也做过一个时期的编辑。《大声》仍然以国民党中上层党政军人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且尽量照顾广大小市民和初级知识分子。同时，决定创办一种专门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店员、中小学教员，中小学学生等)直接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在读者对象上有所分工，便于分工合作地更好完成党的宣传鼓动任务。

　　“星芒社”是一个广泛性和多样性的群众团体，在《星芒》周报停刊以后，它发行“星芒通讯稿”，及时向成都各报发布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具体活动消息，还成立了“星芒图书馆”和“星芒俱乐部”，组织了好几个“星芒宣传队”，其除了在城市居民和学生中演出外，还特别深入工厂、郊区和外县的农村，作口头宣传和文艺演出。“星芒宣传队”组织的歌咏队，每天清晨出现在成都街头，用雄伟的歌声唤醒人民，教群众唱救亡歌曲。话剧队在公园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还有唱金钱板、莲花落的演唱队，深入工厂农村。“星芒俱乐部”组织了篮球队、排球队、游泳队、自行车队和郊游会，用这种组织形式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星芒图书馆”组织了很多个读书会，还有读报组、夜校、新文字研究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等。《星芒报》是“星芒社”主办的。组织动员工农大众的“星芒社”，需要一个为工农大众直接阅读的报纸，于是《星芒报》应运而生，其群众基础是比较雄厚的。《星芒报》的读报组遍布四川主要县份，哪里有《星芒报》，哪里就有了工农大众的抗日救亡活动。

　　《星芒报》于1938年4月5日创刊，每三天出一次，为八开小报，两版，每期除标题、地图和木刻画以外，大约一万字。在《星芒报》之前，成都办过几个八开小报，如冯诗云同志办的《成都人报》就是其中之一。但这些八开报，只是摘登中央社新闻，没有自己的言论，没有登一些适合小市民的通俗文艺作品。只有《星芒报》，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众化的政治宣传的革命报纸。《星芒报》是一个最小的报，它的文章最短，一般三四百字，最短三四十字，最长一二千字;每期只有一二篇长稿，绝大多数是短稿。报纸虽然最小，每期的消息和文章却很多。

　　报纸很小、文章很短、内容很丰富，这就是大众化报纸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所谓内容很丰富，是拿很小的报纸版面来说的，它的内容是根据广大读者最需要了解的新事物来进行精细选择的。

　　《星芒报》第一部分内容，是及时报道抗日战争的情况和围绕战争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每一期的战争消息六七条，共两千多字。有比较醒目的大小标题，配有简明地图和漫画，还有简短的国内外其他大事。每三天登出的战争新闻和国内外大事，是从大量的新闻中挑选出来的最主要的。这些新闻全部经过编写，坚持摆脱那种又文又白、不文不白的电报新闻体，都是用老百姓能看懂或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写的。当然，摆脱电报新闻体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大胜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完全不登国民党中央社的战争和时事新闻，完全摆脱了他们的政治宣传。在编写时，对当时背景、前因后果和发展趋势又按照我们党的观点进行说明，对地名、人名都有解释，夹叙夹议，一目了然。另外，还有“话说天下大势”、“今日世界”专栏，专题解释和分析战争和国内外大事。还配有“不懂的字眼”专栏，通俗解释时事政治中的新名词新术语。还常常在“前方通讯”和“抗日英雄”专栏里，登一些抗战中的英勇事迹和英雄人物。《星芒报》的社论叫“正经话”，用比较简明的语言评论军事政治大问题。战争、国内外新闻的“正经话”，主要是我负责编写的。现在看来，新闻编写得比较精练，“正经话”的文字还不大通俗，学生腔还重一些。写得最生动活泼的是“三言两语”和“随说二分”，是很短的评论小专栏。现在各抄一段在下面：

　　“三言两语”：

　　中国人是大种鸡，叫得迟。这回打日本，越拖越有精神。常言道，大船烂了有三千钉，中国再朗个打败仗，都不得像日本人一败涂地。你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那些游击队和老百姓，岂止“三千钉”?简直是几千几万矛子。津浦线的战事打得舒展，日本鬼子的援军老是拿不拢，这叫作后手不来，吊只草鞋。(第三期)

　　“随说二分”：

　　校长与军长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社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

　　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击内，军长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

　　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

　　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

　　老子曰：天下亨，本有幸，有不幸焉。(第十二期)

　　这些时事性的新闻和评论，是《星芒报》第一版的主要内容。

　　《星芒报》的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宣传动员工人、农民、店员、士兵、中小学教员和学生、中下层职员和独立劳动者等参加抗战。为此，宣传改革专制的政治制度、提倡民主自由，宣传废除苛捐杂税、提倡改善人民生活。《星芒报》专门刊登了一些前方战士来信和抗日军人家属给战士的信，反映前方战士英勇杀敌和后方家属的苦痛，呼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照顾军属，设有“生活报告”专栏，专门反映各行各业的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反映他们处于困苦生活的境地，很不适应抗战的要求。设有“街头访问”，由“跑街先生”专访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从他们口里反映出穷苦人民的呼声。特别受到欢迎的是“假衙门”专栏，由假法官“张公道”判案。在其统治下，劳动人民冤情苦难太多了，但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民有冤无处申。有苦没处诉。我们设这个“假衙门”，告的是真人真事，被告是那些贪官污吏，但判案是假的，判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它给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伸张了正气，而且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也杀一杀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的威风。所以，每期报纸出来，大家争看“假衙门”，假判决一传十、十传百，总算为人民出一口气。以后，还设了一个“老百姓茶馆”专栏，每期登四五条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群众来稿中选出来的。也抄一篇在下面：

　　钱当泥巴用，不肯拔一毛

　　成都献金已经七天，一共才得三万元，比武汉三天得百万，当然少得多，就连长沙、西安都赶不到，这是啥来头呢?你说是没得人出钱?那又不像。你只要去到献金台去站一会儿，出钱的人还是多得很，不过出钱的多半是穷人。当了铺盖罩子也不过块把钱，大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你说成都没得有钱人?那更不像。不见戏场餐馆内，真是钱当泥巴用。大家要晓得是啥子来头，只有去问那些有钱人脑筋中有没有国家观念。(第三十七期)

　　《星芒报》还设有一个“青年公园”专栏，专登广大中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还有一个“小战士的吼声”，专登小学生和儿童的稿子，这个栏目里的儿歌是很受欢迎的。

　　《星芒报》之所以为四川广大工农群众喜爱，因为它真心实意地做劳苦大众的知心人，反映他们的苦难，反映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排忧解愁，提高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起来为抗日救亡、为民主自由而斗争。

　　《星芒报》的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因为当时印刷条件、纸张都很差，只能叠木刻画，我们每版都登。有单幅画，有连环画，有诗画配，像王大化、张漾兮等同志经常为我们刻画。《星芒报》每期都登章回小说连载，一期只登千把字，很多读者就是为看这一小段段订阅《星芒报》的，许多人也是先从爱读这些连载小说到爱读其他内容的。我们请了冯诗云同志写抗日小说，他以“磨刀人”为笔名写的《华北五英雄》中篇小说，流传很广。我们还有“城隍庙”专栏，专门刊登金钱板、莲花落、花鼓、道情等说唱新篇。还有“星芒小舞台”，多刊登短小川剧和京剧的剧本。登过川剧名家贾培之的川剧和老舍的京剧，都是新编的剧本。这些都是深入群众的抗日宣传材料，很受民间艺人和宣传队欢迎。另外，还登一些新诗歌和短篇小说。

　　《星芒报》大胆采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装新酒，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但在这方面，也是有争论的。当时，我对这并没有从理论上作过什么研究，而且我也不是真正深入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参加抗日宣传的活动中，比较深切地体会到工农大众的喜爱，只要我们一敲起金钱板，唱起小调，群众一下就涌来了，大家就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而当我们用学生腔进行讲演的时候，坚持听下去的群众就不那么多了。平时，我是喜欢坐茶馆的，也爱听说评书、唱洋琴(扬琴)，听众那种着迷的情景常常是很感人的，在宣传队的时候，我们曾经作过一些试验，试着用金钱板、莲花落编唱新词，效果也是很好的。怀疑和反对的人说，民间文艺形式局限性很大，不适合于反映新内容。我们以为，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局限性不能夸大，关键在于我们用得适当。民间文艺形式当然有一定的格式，比如金钱板，大多是三三四字句，比较讲究押韵。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伸缩性的，有时也是可以加减一二字的，而且也是可以随时换韵的，并不是那么死板。当然，它既是一种文艺形式，它的内容只是适宜于描写具体事物和人物，不适宜报道新闻和进行评论。我们曾经试过，用金钱板写时事，因为内容是叙述和说理，加上新名词新术语多，效果不好，但是用金钱板描写抗日英雄人物，描写一场具体的战斗，效果还是很好的，民间文艺形式是人民大众长期实践、创造提炼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些修改、突破、创新、完善;我们既要大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又要大胆革新，作适当的探索，进行必要的修改、突破和创新。比如章回小说，在每回结尾，总要巧妙地安排故事，既告一段落，又要为下一回埋下伏笔，加上“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格式，使人听了上回，一定要听下回。冯诗云同志为《星芒报》写《华北五英雄》时，他就不用“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格式，但是他巧妙地保留了结尾安排，同样达到吸引读者非看下去不可的目的。

　　《星芒报》不只是大胆地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对于人民群众所熟悉的其他文学形式，也是大胆运用的。比如，我们设“假衙门”专栏，为群众申冤诉苦。在形式上，我们宣称聘请“张公道”做法官，判决时，也是衙门判决布告的写法，群众越读越解气。当时，听说有些地方的小孩子，看了《星芒报》的“假衙门”，也搞起审案的游戏，他们恨哪一位赃官，就推一位“张公道”出来问案，大人看了也解气。在第五期的《星芒报》上我们写了一个“随说二分”。比较巧妙地运用了拆字先生拆字的形式，一针见血地刺了一下专门唱高调、挑拨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那个“满子先生”。我把这一小篇抄在下面：

　　党

　　昨天走知机子门口过，想起中华民国。便进去拆个字，问问吉凶祸福。顺手一抓，抓出一个“黨”字。

　　他问：所问何事?

　　我答：国家大事。

　　他道：你把“黨”字拆开来看。上面是个“尚”字头，下面是个“黑”字，中国人如果再闹党派之争，就要上日本天子的大当，前途一定黑暗极了。

　　我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拼命挑拨党派冲突呢?

　　他说：那必然不是黄帝之后，一定是伪满之“子”吧!

　　这篇短文一出来，很快成为茶馆里的笑料，不仅讽刺了那位“满子”先生的挑拨伎俩，而且宣传了团结抗战。我们认为，就像测字这种迷信的形式，只要运用适当，偶尔用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比起正二八经地写一篇文章来批驳，效果要好得多。

　　各种形式都有它的特点，都不能不分条件，生搬硬套。用小说的形式写新闻，或者用新闻的形式写小说，显然是荒唐的，但是，经过若干年流传下来的民间文艺形式，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我们应当大胆运用来宣传新内容，而且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星芒报》大众化方面，路子是越走越宽的，是为报纸大众化做出了贡献的。

　　“星芒社”办了几个“星芒宣传队”，《星芒报》为“星芒宣传队”提供了比较好的宣传材料，把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密切地结合起来。《星芒报》还为全四川很多有组织的宣传队和无组织的个别宣传员提供了比较好的宣传材料，报纸宣传也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星芒报》之所以能深入群众，还因为它篇幅小，价钱低，这对广大劳苦大众来说，是一个优越条件。《星芒报》每期两分钱，宣传队下乡去卖，还只要一分钱。《星芒报》成为成都销量最大的报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经费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当时，我们几个负责人已经是党员，我是《星芒报》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报纸是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宣传工作的。但是党组织没有钱给我们办报，经费全靠我们找人捐助。报纸有一个专栏，每期都登出捐款人的姓名和钱数以及负责征集捐款人的名字。以后，我们的销路大为增加，超过一万几千份，卖报的钱和预订报的钱多了，我们才算有了维持办报的经济力量。要做到这点，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那时，成都一般的报纸大都发行一千份左右，最多发行三四千份。

　　我们当时负责办报的人手，也是很缺少很困难的。蒋慕岳同志(以后改名江牧岳，现任英文中国日报社社长)是“星芒社”的社长，他为《星芒报》的出版，筹备经费、立案登记、印刷发行，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那时全力从事编辑报纸工作的，只有冯诗云同志(全总宣传部部长兼《工人日报》总编辑，已离休)和我两人，而我们两人也是兼职，诗云同志晚上要上夜班去编《成都人报》，我有个时期在《四川日报》上夜班，有个时期晚上当家庭教师。我们无论专职或兼职，都是一分钱工资没有，完全是尽义务。我那时是党的基层干部，是职业革命者，党委有时给我几元钱伙食费(那时在饭馆包饭，一周八毛钱)。诗云同志当时不是党员，他愿意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完全是志同道合。我们没有钱给他，我们共同忙了大半天，我只能请他吃一顿豆花饭(当时是最便宜的饭，就是一小碗豆花、一点咸菜下饭吃)。每期编报时，都有好些“志愿军”来帮助，他们的热情支援和辛勤劳动是值得称赞的。这中间，吴绳、辛树人、骆是愚、杨道生、谭吐、江农、刘延年、车辐、肖稚苓、张思俊、姚俊闻等人的名字我还记得，还有一些人我连名字也记不得了，很对不起。当时，穷是很穷，苦也是很苦，但是我们却兴高采烈。没日没夜地干。到出版那一天，诗云同志、慕岳同志和我经常守在印刷厂的排字房直到天亮，看见新印出的报纸后，才又心满意足地投入新的战斗。我们当时并没有什么办公室，只在“战时出版社”的楼上有一间小房子，“星芒通讯社”的同志还要在那里编稿子。我们经常编写的地方是在茶馆里。我们养成了一种本事，就是在十分嘈杂喧嚷的干扰下，也能专心一意地编写稿子。一些热心的义务撰稿人也常常到茶馆里来找我们，供给我们一些稿子，告诉我们一些新闻，和我们商量报纸的编辑工作。1938年5月重庆大轰炸以后，敌人飞机经常到成都轰炸扫射，这样，我们更是长期流落街头，一早上起来就提一个小箱子，把稿子带到茶馆里去编，中午饿了，常常连吃一顿饭的钱都没有，只能花两分钱买两个干锅盔(烧饼)填一填肚子。一张在成都销量最大、最深入群众的报纸，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编出来的。回忆这一段传奇式的工作和生活，也是饶有趣味的。

　　最使我们伤脑筋的，并不是工作和生活的艰苦，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对我们的打击和迫害。《星芒报》也是四次改名四次被封查，至于扣发我们的报纸、殴打报童，更是常事。国民党特务对我们进行恫吓、威胁、造谣中伤，以至于大打出手。1938年5月10日夜，国民党特务头子、天府中学校长肖寿眉(四川一军阀的舅子)，率领两百多人捣毁我们的“星芒社”和我们楼下的“战时出版社”。没有人民政权，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真是难上加难。

　　可是，这些打击和迫害并没有消磨掉我们战斗的意志。魔高一丈，道也高一丈。在四川党委的领导下，利用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矛盾，利用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坚持斗争，我们这张大众化的报纸几次改名换姓，还是深深扎根于广大工农大众之中。

　　到1939年秋，我们用“成都文艺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出版《通俗文艺》五日刊，保持和发扬《星芒报》的优点。这时，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四川省委通知我埋伏下来，不要再出头露面，我只能日伏夜出，领导《通俗文艺》继续出版。省委已经在组织上作了应变的安排，把一些骨干送到延安，一些骨干分派到四川各地。11月，省委通知我去延安。一个黄昏，四川党的一位领导同志带着我悄悄进了八路军成都兵站，立即换上军装，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以八路军文书上士的名义，押运军装直奔延安。这样，带着对民主圣地延安的向往，带着在人民政权下办一张人民的报纸的愿望，结束了我在成都的青年时代，结束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时代，开始了我新的战斗历程。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4 0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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