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抗战老兵讲述英勇抗敌故事
2016-07-15 15:32:53  来源：海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2月10日凌晨，侵琼日军在琼山的天尾港登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日军的铁蹄就踏遍了全岛13个主要城镇及各战略要地，随后展开惨无人道的“蚕食”和“扫荡”，杀害无辜群众达10万余人，焚毁屋宇5万多间，使美丽的琼岛生灵涂炭，遭受空前浩劫。

在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海南人民团结一心，奋勇杀敌——装备落后的琼崖纵队浴血奋战，共参加对日伪军作战近2200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人民群众揭竿而起，“革命堡垒户”在琼岛处处星火燎原……

时光流逝，历史不曾被遗忘。今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编者按

抗战老兵郑心凯：

我生于革命“堡垒户”

海南日报记者彭青林

“在抗战中，我成了一个‘四无’的人：无村、无房、无家、无亲人。”回忆起艰辛峥嵘的战争岁月，即将88岁的郑心凯老人不胜唏嘘，他家乡的小村庄、自家的房子、美满的家庭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多位亲人被杀害。“那时我还不满15岁，是南阳乡(今文昌市文城镇南新村、南联村一带)儿童团长。”

郑心凯记得很清楚，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占领文昌，同时也占领了南阳。但在地下党组织的游击战不断袭扰下，小股日本军队无法有效控制，于1940年夏撤走了。党组织在南阳可以半公开地活动，组织抗日斗争。在抗战的浪潮里，年纪幼小的郑心凯加入了革命工作。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党组织就在南阳地区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当地党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我家还住过冯白驹呢。”郑心凯说，他就出生于这样一个革命“堡垒户”，父亲早年参加琼崖工农红军，1928年在战斗中牺牲，当时郑心凯才1岁多。在革命氛围的熏陶下，他成为儿童团团员。

1941年7月，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美德战斗中缴获了一挺重机关枪，部队领导经过再三考虑，选中了机灵的儿童团长郑心凯保管这挺机关枪。1942年，当时仅14岁的郑心凯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并在不久后入党。

1944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养母相继被“扫荡”的日军杀害，他的家乡陵仔园村被日军焚烧摧毁。“我当时也成了‘四无’的人，幸好革命大家庭接纳了我，培养了我。”郑心凯说。

老战士郑浩的一次特殊营救：

我曾冒死救过台胞

海南日报记者张谯星实习生周欣

走进海口郑浩家中，墙上的照片十分醒目：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表彰大会上，郑老面对镜头微笑着，精神抖擞……

虽然很多事已记不清了，但一次特殊的营救行动，郑老至今印象深刻。在担任文昌宝芳乡党总支部书记时，年轻的郑浩曾亲自部署，与战友们成功解救了一名被迫为日军服役的台湾同胞。

“那时，日本人强迫群众去破山开荒，有一名士兵负责监督。我们发现，他竟然是台湾人，叫梁井。”郑老开始细细讲述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我安排了一名女地下党员，潜入敌营，主动去跟梁井搭话，慢慢地梁井表达出了反战情绪。”郑老说。梁井决定反抗，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接头时，梁井带来一支机关枪和一支短枪，身上还揣着许多子弹，这让大家喜出望外。但如何将梁井安全送出去，大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当时，日军白天四处巡视，只有夜间较安全。郑浩与同事们决定连夜将梁井转移出去。但日军已得知消息，出动了大批官兵。炮弹在头上飞，村子已被包围……郑浩一行人只能上山躲避。

这一躲，就从天亮躲到了天黑。由于没有吃的，梁井饥饿难忍。两名同志决定到村里找食物。

“万万没想到，他们在中途遇上了日本兵，不得不开火交战。”郑老难过地说，“在交战中，一名同志将敌方的班长击毙，但另一名同志却不幸牺牲了……”

“最终，同志们完成了营救任务。听说，梁井后来被送往琼崖纵队，成为我们的战士。”

女战士林秋梅感慨万千：

胜利真的来之不易

海南日报记者范南虹实习生林川

通讯员陈永忠

今年93岁的林秋梅老人，居住在儋州市和庆镇上，一家四代同堂，享受着安详的晚年生活。

8月28日下午，记者在和庆镇民政助理的陪同下，走进林秋梅老人家中。看到记者来采访，老人对着镜子整理好头发、衣服后，微笑着走出来，这是一个精干利落又慈祥的老太太。

“胜利来之不易，是好多人牺牲才换来的，我就亲眼看着不少战友牺牲。”回忆起抗日战争的岁月，恬静的老人立即激动起来。

在临高，发生了多次日军屠村惨剧，村庄被焚烧。林秋梅所在的和合村就惨遭日军屠村。

村子被毁，父母亲人俱亡，林秋梅悲痛不已。随后，林秋梅夫家所在的村庄，也遭到日军屠杀，所幸村民事先得到消息，先逃到山上躲避起来，但整个村子却被烧光。“同村有一个叫符向云的人，在琼崖纵队当营长，他回村开展地下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我和丈夫一商量，决定共同参军抗日。”

丈夫陈泽兴成为一名战士，林秋梅则在部队当了护士。

“部队装备差，每次战斗，我们伤亡都很大。”林秋梅的丈夫陈泽兴在战斗中染病，无药治疗，最后不幸去世。后来，林秋梅在一次抢救伤员时，弹片打进右眼，治疗恢复半年后，右眼还是瞎了。伤好后，林秋梅回到部队，重新走上战场，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

抗日胜利后，林秋梅从部队回到了和庆镇，重新成家，有了现在的家庭。

老兵张运福以救国为荣：

我曾是名浴血奋战的军人

海南日报记者陈蔚林

海南省农垦博物馆“军垦情”展区里，有这样一件日本军装，而它的捐献者却是一名中国军人——祖籍海南文昌的张运福。现年87岁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在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任职，后又因表现突出成为警卫员，负责冯白驹、刘秋菊等人的保卫工作。

1943年，日军对海南进行“蚕食”、“扫荡”。那时，16岁的张运福已是文昌县抗日游击队基干中队的一名传令兵，负责在军事通讯设备匮乏的海南战场传达工作和战斗命令。

1943年秋天，张运福所在的第九中队被日军围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第三天，张运福接到任务下山侦察。只见他扮作一副乡间孩童模样——手拿几只螃蟹，边走边寻找小虫喂鸟，但是在短袖上衣下面，却别着两只手榴弹，准备随时与敌人拼命。“走着，突然有敌人在我背后大喊，还有‘伪军’叫我站住，我一跑，枪声就响了起来。”为了逃避子弹，张运福以“之”字形路线逃跑，并利用墙角作为掩护，最终藏身于野菠萝丛中，逃过此劫。

“战争年代真是太苦了，战士们缺衣少食，缺医少药。”张运福记得，当时每位战士仅能分得两件短袖上衣和两件短裤。“可是，日本军队供给充足，军衣又厚又结实。”于是，张运福等人每每打死或俘虏一名日本兵，都不会忘记把军衣脱下带走。他捐给省农垦博物馆的那件军大衣，就是从日军的仓库中缴获的。

可是，此后这件军大衣虽一直被张运福带在身边，却几十年来从未穿过。“日本兵的衣服，再冷我也不屑于穿它。可它证明我曾经是一名浴血奋战的军人。”(本报海口9月2日讯)

陈祖习的地下抗日很惊险：

交通站必须保持静悄悄

海南日报记者范南虹通讯员王剑

“日本兵驻扎在七坊，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坏透了。”8月30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照明村委会高大村陈祖习家，90岁的老人提起日本占领海南的历史，愤怒不已。

陈祖习3岁时父母双亡，跟随哥哥姐姐生活，日子艰苦难捱。“白沙是革命根据地，在日本尚未占领海南之前，就有地下党组织活动，陈老很早就参加了地下工作。”陪同采访的白沙县民政局优抚股股长王勇告诉记者，早在1938年，年仅14岁的陈祖习就开始为部队送信送情报、协助征集军粮等工作。记者查阅史料也了解到，1940年春，共产党在七坊高石村建立地下党组织，可以说陈祖习是党组织在白沙县发展的早期党员之一。

1941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支队张开泰部调到七坊、光雅等乡活动，建立了“白沙县人民抗日救国指挥部”，由李法贡任指挥，与陈祖习同村的符桂藩任副指挥，随后在七坊高石村建立了交通站，陈祖习成为交通站的联络员。

符桂潘后来叛变，交通站被迫解散，地下工作更加隐秘了。

“当时，开展地下工作要突破重重封锁，非常困难非常危险。”陈祖习告诉记者，为了将情报及时安全地传递出去，交通站有许多严格的规定：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为的就是不能有任何声响惊动敌人。

1947年，陈祖习参加了琼崖纵队，直至1952年复员回乡。回乡后，陈祖习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带领村民一起建设新农村。(本报牙叉9月2日电)

李光邦回忆战争岁月：

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海南日报记者陈蔚林

身姿挺拔，声如洪钟，耄耋之年的李光邦看不出一丝疲态。这位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动员、组织、领导各阶层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老党员，先后任原文昌县委民运部干事、民众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为海南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1939年，日军的铁骑践踏海南，一腔热血在仅有16岁的李光邦胸膛燃烧，他去抗战了。

“我为我的家人骄傲。”李光邦告诉记者，由于全家参与抗战，李家还获得了“革命堡垒户”的光荣称号。

血气方刚的年纪不怕死。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李光邦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场景历历在目。

1943年秋天，日军对海南进行“蚕食”、“扫荡”。行军至文昌县龙树村的李光邦在得知日军即将进村肆虐后，与村民们一同撤离至海边的红树林避难。不料，人群中混入一名化妆成村民的“伪军”，并被李光邦察觉。

“我们往红树林撤退，他叫停我，并掏出手枪！”那情那景，李光邦记忆犹新。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他没有犹豫，立即掏出简陋的“曲枪”进行反击。李光邦得意地说：“也许是舍不得拿命与我拼，敌人很快就跑了。”

对于李光邦而言，惊心动魄的经历还有很多。可每当孙儿要听战争故事时，他却更愿意回忆一些有趣的细节：“你可知道，为什么爷爷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十年都没有穿过鞋？”

原来，当时为了不被敌人寻见踪迹，暴露目标，李光邦干脆光脚抗战，一走就是十年。

南侨机工张修隆：

瞒着家人偷偷回国参军

海南日报记者范南虹

“记不清了，老了。”对记者的采访，96岁的张修隆摆着手，过去那些战争年代的日子，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远去了。

张修隆是海南日报2009年开展“重走滇缅路”大型报道后，于2010年8月在海南新发现的一名南侨机工。当时，记者采访张老时，他记忆清晰，耳聪目明，如今四年过去了，当年发现的4名定居海南的南侨机工，如今仅余张修隆和吴惠民两人健在。

张修隆1918年出生于文昌市抱罗镇里隆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小学尚未毕业，就跟随在新加坡谋生的舅舅到新加坡一家餐馆打工。在此期间，张修隆认识了文昌老乡陈玉初，两人结拜为兄弟。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张修隆和陈玉初正值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们相约回国参加抗战。“后来，陈嘉庚号召华侨回国，为抗日救亡服务。 我和陈玉初就商量一起回国，陈玉初会开车，他告诉我回国后，他教我开车。”因此，年轻的张修隆瞒着舅舅，报名参加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

1939年8月17日，张修隆和陈玉初从新加坡回国，成为第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并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政部西南运输处华侨互助社工作。兄弟俩在滇缅路上运送汽油。“在滇缅路上运送汽油比其他军用物资更加危险。因为日军经常轰炸滇缅路，一个小小的弹片炸到油桶，都会引来全车爆炸。”张修隆说，开车时，只要远远听到一点细微的飞机声，就必须马上将车开到隐蔽处藏起来。

直到1942年5月，怒江上连接滇缅路的唯一通道——惠通桥，被撤退的国民党军队炸断，国民政府遣散了南侨机工。而战争仍在继续，张修隆被迫在昆明机场找到一份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复员返回新加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兴奋不已的张修隆从新加坡回到海南文昌，此后一直生活在里隆村。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15 15: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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