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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庄:汪伪军亲历记
2018-11-01 15:42:38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夏,我在澳门失业。遇见了旧燕塘军校同事高汉宗,彼此谈心。谈到职业问题,高说:“现只有一条路可走,先密函余汉谋转电重庆中央批准,可投到汪军去。”那时高已接到汪精卫红员李讴一(即李启颐)的推荐,由陈耀祖派高作梁(高汉宗胞兄)持函“劝驾”,信内共荐四人(邓彦华、陈海华、高汉宗、另一人忘其名),但邓、陈都不愿去。独高汉宗有意前往,因此他怂恿我一同前去。此事后来由高作梁对我说的。我敬仰高汉宗“老谋深算”,便同意。不久,高汉宗果然派亲信陈朴公(高的连襟)持密函到韶关见余汉谋(密函内容如何没给我看,后来在汕头时,高才对我说)。

  一、日敌控制下的汪军二十师

  1942年秋,高汉宗被任伪20师参谋长,荐张家庄(笔者本人)任该师78团中校团副。适该团团长李家勤往南京“受训”,因此叫我做代理团长。

  20师师长方颐,原辖39和40两个旅。39旅旅长原是“前汉”(前期“汉奸”)已故的曹挥林遗械,枪、兵照旧制尚足。师部在顺德大良,旅长张本,是走日酋路线的。但所辖77团及78团团长均方颐派。77团团长伍光(即伍廷耀)驻顺德大良一带,78团团长李家勤驻顺德勒流羊额一带。

  该师另辖一个40旅,旅长李塱鸡(李辅群),此旅众所周知是日酋御用独立的。全与20师无关。编入汪军名义是花招把戏,用来作汪系的精神安慰的。

  我初到大良时,一日,高汉宗率直属炮连往附近高地实弹射击,我同往“观光”。高汉宗和炮连长岑嘉言指着前面低盘地说他们不久前曾炮轰李塱鸡部队,他们说:“一天夜间,李部在该地村乡焚杀,我们开了两炮给他教训,事后得知李军死伤30余人。”

  日酋对该师控制方法很多。1?兵器弹药自筹自给,非待屠杀同胞时,概不补给。2?不让该师靠近抗战的“前方”,使该师食太平粮,一则可免易回老家,二则使你苟安不愿回老家抗战。3?在汪军中布置地下情报网,派出特务用配给布或配给纸烟等有利可图的东西来引诱下级军官、属,替他们刺探各级军官士兵行动言论。这些特务外表恭顺,且故意说日方坏话,使你防不胜防。4?日军与汪军间,表面上只派联络官(师、旅、团)且不多见(我在78团就没有日军联络官),见时亦执礼甚恭。5?与师来往公文用“通牒”不用命令,使你误认自主(实则命令陈耀祖再命令你,不依就有借口解决你)。此外另有其他种种软化政策。

  (一)伪78团情况及“游、伪大杂会”

  伪78团辖三个营。第一营驻羊额,第二营驻勒流,第三营驻勒流对岸,团部在勒流墟。兵器照旧制亦仅足,军官多为内地杂牌军人,士兵多为沦陷区饿民。当时军粮奇缺,士兵每人每日发米三两,迫得裁兵就食,故每连战士只有八、九十名。

  此地为大天二的世界,是勒流老牌廖孑盡(国民党游击队第二支队司令官,我的老友)之姪“大金忠”的地盘,靠烟、赌、杂捐、码头费等作给养。渡船、运输等联合各地大天二称“八大公司”。所谓游击队和伪军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互通声气,共同压迫人民,抢劫残杀人民的。最显明的例子是廖孑盡的通讯电话所(外表是乡公所电话所)就在我团部内楼上。我团驻地和游击队住地错杂一起,大家“同煲同捞”,彼此相安。伪军和游击队在街道上时时碰面而不交谈,但伪军士兵不携枪,游击兵全携手枪。伪军官携手枪上茶楼与游击队携手枪上茶楼同桌共饮食,各放下兵器,临行亦无取错纠纷。当时人称“游、艺(伪)大会”,但伪军只能是游击队的附庸。游击队在此地虽然很像有力量,随时可联合各帮千余人,机枪百余挺,但每逢九江的日军出巡,都闻风先遁,走避一空。他们的弹药用途,尤为奇特。有一次某一大天二结婚,各帮来贺,撤夜响机关枪表作鸣鞭炮贺礼,直至天明为止,约计耗数千发弹药。

  (二)日敌对这个地区游击队的手法

  由于日敌兵力不敷分配广大的沦陷区“后方”,只有九江日军一个大队,大良日军一部。游击队由于游而不击,被日军看成不足为患,转而采取吸收手法。派人牵线确有所闻,但讲价还价的具体情况,却不明瞭。

  有一次夜间,一队日军经勒流墟,游击队已走避一空,日酋大队长用粉笔在廖孑盡大门板上写了“廖孑盡先生,不别(必)逃走”八个大字,这几个字充分说明日军和游击队是一家的例证。

  (三)移驻新会睦州情况

  1943年初农历新年前,接到师命令,移驻新会睦州三江一带(一部驻三江,主力驻睦州),但并没有赋予任何任务。此地一带大平野,河涌纵横交错,乡村大小不等,相互距离颇远。睦洲四面环水,成一市集,有小高地。

  此地一带是一个广大游击区,游击队帮大小多至十余二十个,但均不见有武装游行,与顺德勒流迥异。帮首我均不认识。有几个大帮,如三江赵苦、大鳌、苏广等,我借着农历新年,派一个心腹营副,穿便衣携我的名片到这几个大帮老巢拜年。到处均受到盛大欢宴,杀牛宰猪,备极丰盛。回语均是敬仰我的义气之类。有一帮还说吉利话:“今年会和我们一起食萝卜”(食萝卜是杀日本军的意思,日本鬼向称萝卜头)。

  这个地区游击队颇复杂,闻有些受渝方、汪方、日方三方面委任的,但绝没听到有真正为日寇焚杀同胞的事。

  不久,原往南京“受训”的团长李家勤回来了,我也恰巧受高汉宗通知准备随他往潮汕。

  二、日敌控制下的潮汕汪伪军44师

  (一)师的组成

  伪军第44师是在广州组成,均由“前汉”受过日酋测验的130团、131团、132团三个团及一些直属队改编的。130团原是“前汉”黄礼(已死)之遗产,此团兵器最劣,步枪八九百支,其中废坏二百余支,并无机枪;军官营、连、排长皆“前汉”地痞游勇,士兵全是随时逃补的流民乞丐,体质几乎全不合格。131团原是驻中山之“前汉”陈瑞祥团,兵器、兵员与旧制接近水平,每连至少有七八十新兵。132团不明来历,兵器、兵员与131团差不多,新派团长黄清泉。

  高汉宗到潮汕后接任44师师长。他所辖的131团陈瑞祥是“前汉”和日敌汪伪有历史的奴才主子关系,暂无借口更动,只有一个中校是高的人。132团黄清泉是“前汉”伪绥署参谋长黄克明的兄弟,也不能更动。剩下的130团是低能的“前汉”,没有凭藉的。于是这一个最劣弱的团就落在我手上。

  我接长了130团,经过一番整补,略为就绪。但我的心腹只有数人,掌握三个连,其余要待逐步吸收。最感失望尤其兵器质劣不足,屡经请补,均拖延不发。

  (二)潮汕敌伪情况及其控制措施

  潮汕沦陷区不大,只有潮安、澄海的一大部分和潮阳等县,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峙中,此时是静止态势。中间有相当距离是缓冲地带,这是游击队集散地。有时是日军前进斥堠地。日敌对沦陷的不大地区,控置较大兵力,这正是日敌的“前方”,因此,这个沦陷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完全采取军事管制,手段是严辣的。1、政治方面,汕头伪市府,潮安、澄海、潮阳各县伪县、村均直接秉承敌酋指示处理一切事务。汕头市“密侦”、“特高”无孔不入。随时常听到捉人杀头之事。听闻老百姓说,前年因伪市府发现门房有炸药,此案是伪市长诬指老百姓40余人干的,因而都给捉去杀头。其余汕市及各县枉杀老百姓尚不知凡几。2、经济、交通、公营事业完全由日本及台湾人掌握。我初到汕时尚有夜禁,由台湾人检查行人。3、在军事方面,外表上仍然对伪师用通牒,师、团均有日军联络官到来,“意见上申”。虽然听不听由你,但日酋就可知道哪个一向是奴才,哪个又要动脑筋来施行威迫利诱了。

  我初到汕头,我的部队已先到驻汕市。他们向我报告:团初在汕登陆之日,即有日伪派员来团要召集我直属步炮连员兵检查,说是有“敌方人员”在内,结果没有检出什么而去。我当时认为这是先来给我一个威吓。后来我驻澄海时,步炮连确有一个顶名的兵。他原是南海罗行匪首,投入七战区受过训,曾在三水芦包日军卡岗枪杀过三个日军,后逃到广州赌博被追踪,在广州顶名投入我步炮连。这次日敌派人检查是由于广州追踪而来的“密侦”报告;此人原名陈昌(即娘仔昌),于是我吸收来做亲随卫士,从此随我出入,太平无事。

  伪军的使用分驻。131团和132团,可以放心全团驻防在接近“前线”,不怕他们“作反”。可是我的130团,就要分割建制,团部附一个营先驻澄海外砂,其余说是由师直属使用。后进驻澄海连阳,又是分割建制,团部附一个营,另由132团拨一个营归我指挥。外表确是高汉宗的命令,与其说是高汉宗对我提防带队回老家,毋宁说是日酋授意或“命令”高如此做的。

  我逐步看穿高汉宗是死心塌地为日伪尽忠的,看不出他有什么想“反正”的表现,事实如下:1、赴汕时携带全体家眷,不怕拖累。2、敌伪的五大杂税,高有分肥,不怕胜利时检举。3、敌伪播音“大东亚”鬼话,高居然参加播音,不怕韶关及国民党录音。4、我觉得太“牙烟”要进谏时,他装耳聋还要指着窗口示意有台湾人住隔壁。因此,知道高已完全受日酋指示了。

  (三)日酋对我的软化

  我驻澄海连阳时,前方是樟林、束陇,构成纵深野堡防守,兵力约五个中队(每中队200人,兵器精良)。此线是日酋西村联队长(团级)负责。一日,他来访,并携日本酒10斤作礼物。又一日,他宴请,盛宴堂皇,我作了他的“贵宾”。席间,新派来当见习官的20名从日本士官毕业生对我行谒见礼,仪式是:逐名经过席前在垫板上叩三个响头,又不是中国式的拜跪,甚为奇特。又一次,我到他那里回拜,恰巧“前方”几个中队长回部请示,西村假惺惺地训示各中队长说:你们后辈,在“前方”要听张团长“教训”。他又介绍他们的唐生中佐(是日敌特务机关人员)和我做好朋友。此类软化方式,做得颇为“高明”。但我心中早有警惕,第一采用应付,敷衍办法;第二是不发表意见,保持缄默,诈騃,诈作不懂交际。敌酋始终看我不透,但仍不信任我。

  (四)我们所谓战区及内地的联系

  1、捉汉奸

  我驻澄海连阳时,一日,有一个高大汉子来访我的中校团副郑万(高汉宗妻舅),由郑带进我处,取出高汉宗亲笔写的条字:“宋君有事奉商”。我屏去左右密谈。他说:“‘里边’(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总称抗战区,但不明言那一机关)派我来此地捉大汉奸,已有数十便装潜入,请你协助。”他指定某乡(忘记)要我派兵戒严,我当然照办,是夜下令戒严,直至天将晓时,宋才通知我可以解严。我想必然把大汉奸捉去了。我的亲随卫士匪首陈昌报告我是夜所谓捉汉奸的情况,他说:“是夜随同宋某带来便衣武装30余人入乡察看,原来是到一家大榨油工场处抢油,预先携备铁皮桶二百余个,整夜装油,三四十人一齐动手,将天明完毕下艇而去。并没有捉到‘大汉奸’,也没有捉其他人”。

  我知道做了一次“笨伯”,但碍于“高师长”及内地“堂堂抗战”的使者,只得哑忍。不久有王乡长携禀来谒,面述商人被抢损失油脂,请求缉匪追赃。乡长去后,我问团副郑万怎样处理,我要见师长。郑下气柔声教我弥缝“妙策”:批示商人说匪已拿到解案,赃款追得20000元(汪伪中储券),请商人先来团部领取赃款,如再追得再领。我以事到如此,同意照办。商人损失决不止此数,但此油厂是王乡长占大份,此乡长又是内地县府暗派的,不愿同室操戈,就此了结。

  2、战区联络参谋

  此时仍驻澄海连阳,团部在塗城。大约离我们从澳门入沦陷区的时间,已有一年多了(1942秋~1943冬),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才派出少校参谋杨鹤棠会同高汉宗派去密呈的使者陈朴公(好像任参议)二人持余密函,由粤闽赣边区司令部协助、化装到达前线,经过日军阵地被盘问时,说是高师长亲戚做黄豆生意的,这样才得通过到达高的师部。高派马弁通知我,我派副官接其入团部,夜间和他们密谈。他们说:余函已在将到日军阵前烧毁,内容是:“掌握你的所部,静候配合反攻”。他们在我团部住两天。我请求战区多派下级军官潜入,以便更换掌握部队,并请将联络任务推到前线边区办理,以便给我信号,随时俟机行动。第三日,由郑万带他们赴汕头高宅四楼居住,不敢外出,共四个月。此时日伪微有所知,风声甚紧,尤其我团防地,被日军封锁甚严,不能由原来路线回去。后由高设法,改由防范稍疏的王一中营防地,把他们掩护送回韶关。

  当时我这样想:假如第七战区有准备反攻,当然需要汪伪军在敌后方的助力。那又必然把联系推到前线边区,予以信号等处置。当我们抵达汕头时,便应有所布置。假如高汉宗确有决心内向时,他的地位有可能派情报员而暗中就近可与边区联络了。

  为什么彼此在事隔一年,才派参谋前来,又没有具体的办法约定呢?我想到高汉宗给余汉谋的密函,只是“沉机观变”四个字(在汕时才对我说的)。此语可作多样解释:如“抗战胜利,我回来,抗战失败,你来投汪。”真乃高深莫测。

  三、离开伪军

  (一)伪44师易长一幕

  由于余汉谋联络参谋到来一事,被敌酋怀疑,而且鉴于我们初到汕头时,岑嘉言一营反正,最近又有王一中营反正的事实。敌方亦认高未尽奴才职责,便指使陈耀祖下令易长。我是高的亲信,当然对我也势必有所处置。

  1944年春季,伪绥署派李少庭来汕接管高的伪44师。一面令高交代,一面要我调防缴去我的亲信两个连的兵器。

  我原驻澄海连阳,比较接近前线。突然接高师长命令调回后方潮安仙亭一带,限期星夜赶到。于是车队先行,大行李续途(军队只有从后方调前方才会急迫,而我从稍近前方调后方如此急迫,这是少有的事)。这回不分割建制了,全团住在被包围的囊中。

  我回汕见高,高甚失意,对我说,交代完毕,你可以“回去”(意指国民党统治区)了。高旋离汕,我也回到仙亭。我多次侦察归路,又与心腹连长谈过,正想带得多少便多少。当困难尚未解决之际,忽然李少庭急催我到汕见面。李老奸巨滑,以前在燕塘军校做上尉教育副官时认识我。见面时李满面笑容,力请我帮手。我向他辞职,他却再三慰留。谁知我到了汕头时,李已密布爪牙到仙亭,以李师长令缴去我第二连和第三连的枪。两连长来汕见我,才知李耍这种手段。不久,我获准离开部队。

  (二)困居汕头,别作“良”图

  从1944年夏初离开伪职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前,这一年多,我没有在伪军任职,但日本投降时,我都参加结束伪军工作,因此也须略为一记。

  如果说“游击队游而不击”,我就是“策反者策而不反”了,抚心内疚,徬徨难决。就当时情况,欲返老家回国民党统治区,用什么成绩去见那一个长官呢?去时又没有给我交通工具,车、船、机,均为日敌控制,出境要允准,并且日伪“密侦”、“特高”四布,对我很注意,并有人对我刺探言论行动。因处汕头无聊至极。此时只有把心一横,决定设法多和44师各连长接触,企图有机会时给敌伪一个撒手锏——带队反正。

  因此,我首先找寻通向边区司令部的路线,一方面有了联络,一方面策动伪军。不久,结识一个新朋友李诚(我住在他家,由他介绍一个内地时常到汕的人张道南)。据李诚说:张道南是七战区少将参议。我和张认识后经多次密谈,张又多次往返内地,我请他向粤闽赣边区副司令欧阳驹处请求联络信号及派人来汕作具体帮助。但张每次都说:“‘副座’(欧阳驹)对你嘉慰”,这是空洞的话。最后一次他竟说:“‘副座’叫你拟一个‘反攻计划’”。我指出他是外行,说的是假话,这时他才说明身份,原来是蒋“中统”特务东监网(粤东监视网)潮汕组的组长。他来汕主要办日敌汪伪的动态情报,但时常与边区接触,保证俟机替我向欧阳驹牵线,先要我对伪军有把握,若干兵员枪械可以反正,才能请边区接应。我想也有道理。但张如不在汕,临时我有行动,如何联络?张给我通讯机关,“兴宁439号信箱”。于是我一心想搞点成绩,但因李少庭带他全师往打揭阳,我在汕一步不能动,我和伪军各连长很久不见面,更谈不上“策动”了。

  四、潮汕伪44师的结束

  (一)截架我到“中统”去

  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投降。15日,我仍避匿浮洋。是夜,忽接由潮安县府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有中央要员到了,请你立即去见”。(时已两点钟)并说:“由潮安县派兵来接”。我去到县府后,见一个近视佬,给我一封信说:“我们知你辛劳,现‘专员’有函奖慰你”。我看信的内容是:“张道南、张家庄潜伏敌区不避艰险,殊堪嘉许”等语,末署陈积中三个字。这样没头没尾,既不预告,又不相识,正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过这条路一定是由张道南来的。这个近视佬自称郭晋,是由‘专员’专派来工作的,并说“专员”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潮汕视察专员”(此人对我仍不说出“调查统计局”五个字。后来由张道南对我说了)。

  随后他约我明日一同到汕头会同陈孝天去伪44师部工作。这时我才知我已卖断了七战区和边区关系,被他们截架到“中统”特务方面去了。

  翌日,我和郭晋到汕头,会见陈孝天(陈孝天是六、七月由李诚介绍和张道南密谈过的,他是李少庭的132团团长,是燕塘军校学员,倒叫我做老师)。郭晋要和我三人同乘车去伪44师部。我说:“我不便去,因该师参谋长冯剑虹见了我会有不安,提防他有异动。”他便和陈孝天两人去了。以后听说是由“中统”认头,伪44师作为由“中统”“策反”的,改名“自新44师”之类,并取去该师花名册、兵器册等,作为向上级“领功”的证据。

  不久,粤闽赣边区司令部移到汕头,我私自一个人去见副司令欧阳驹,说明过去一些情况以后,请求他给我位置工作。欧阳答覆说:“你暂时随他们工作亦好,候将伪军改编完毕,再替你想办法。”这一类敷衍话。

  (二)把我装点愚弄利用

  不久,伪44师改名“自新44师”,调驻四面环水的江东区。张道南、郭晋又带我去见陈积中(特务机关无门标,只有“东山”二字木牌)。陈积中又是近视佬,态度沉静,有规矩,不见狞恶外貌。知我好文学书画,他说:“每早读《论语》一遍,然后办事”。确像“视察”专员派头。

  他们利用我在伪军有相当威信,先在伪军中宣传我是“中央大员”,然后会同边区司令部派我“安抚”、“督导”伪军,以免枪械散失,便于他们安全“劫收”。

  不久,我接到通知:“奉副座(指欧阳驹)专座(指陈积中)谕,派张家庄为新44师督导,克日前往江东区安抚听候改编”。并要我会同边区参议陈伯前往。于是伪军派出汽车,准备山轿,一连护卫,吹起军号,把我装点成“中央大员”。到达江东区,只见四面斥堠警戒,满墙标语,写着“欢迎中央张、陈两大员莅临”之类。到达后两天,陈伯先走,我留约一月,巡视安抚,此时不少人都来依附,座客常满。那时陈伯意气消沉,他说:“我们不久就要失业了,有敌有我,无敌无我,”他已经看穿蒋介石手法。我亦不见得高兴。

  (三)伪军缴械遣散

  约在9月中,我回汕照例“述职”时,又见陈积中一次。这次是和陈孝天同去。陈积中问:“可以缴械么?”我和陈孝天同声说可以,于是告退。

  不久,由边区派一营兵力,派员到江东区下令我们缴械待编。此时日军已入集中营,伪军当然是遵办的。缴械后,士兵分拨168师张泽深部补充,及其他团队补充。营长以下,每员发旅费20元回乡。团长以上均暂住汕头,由“中统”伪作包庇,先行被诈财甚多,但甚秘不知实数,后送监禁(由肃奸委员会提起公诉)。计该师由“中统”派张道南带赴边区司令部“训话”(即送监禁)的有伪44师长李少庭,伪参谋长冯剑虹,伪130团长李无忝,伪131团代理团长何从(原团长陈光辉在逃),伪122团长陈孝天,伪汕头市公安局长陈利民,一共6名。这就是潮汕伪军44师的结束。

  (四)尾声

  我在汕已没有工作希望,只有候船回广州转业。一日突然由郭晋电话通知说:外间“军统”要捉你,立即来“东山”保护。我信以为真,即到中统特务机关的“东山”。郭晋见了我先说加派武装前后门保护我,旋即骂我:“你单独一个人去见“副座”(指欧阳驹)洩露了我们身份”。我答:“‘专座’(指陈积水)不是中央党部视察专员么?有何隐秘。你不是随时到边区司令部么?又有何隐秘”。他无言可答。其实此时他和张道南暗斗,他怕张对我洩露什么,又怕我对欧阳驹洩露什么,故意“靠撞”。其实我什么都不知。于是他叫我住在地下小房,房门口也派持枪兵看守。我是被扣留了。

  住下后有几次有人刺探我。一个管“东山”伙食的人来问我,闻说我在“督导”时,收受很多金戒子、金钱、枪支,现在“公家”伙食困难,你可拿出来为“公”。我冒火了,要见陈积中,即行冲上二楼,对陈积中摊牌,四支驳壳已交来,戒子金钱没有分文,并说“上不愧于屋漏”。毕竟大特务头子够“修养”,他说:“这好,我每日也读《论语》呢”,这样,小特务不迫钱了。又一次一个自称大队长的入房对我说:“我知郭晋一次谈及要肃请‘奸伪’(指共产党),你说民不堪命矣,不主张打内战。我和你一样心理,我在这里不舒服。郭晋叫我到丰顺买子弹,此处很多共产党,我和你同走,好不好”。我认为一个陌生的人会和我谈这话,是逗我发笑的。而且在此屋来谈,显然又是“靠撞”。我说我与共产党没关系,他就走了。

  不久,房门持枪兵撤销了,有人示意我可以走。我仍化装由东江回广州,我不再去做官了,一直到解放。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01 15: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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