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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老兵:子弹从我的嘴巴穿过
2018-09-22 09:16:42   来源:晋察冀民族抗日研究会    点击:

  1922年8月,杨永彬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村。这是一个位于闽粤赣三省边界的山区村庄。“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这是杨永彬对童年最深的记忆。与大多粤东地区一样,去南洋成为村民谋生的主要方式。根据《大埔县志》记载,到1929年全村一万四多人中有超过三千人去南洋谋生。等到杨永彬开始读书时,远赴南洋的乡贤义士们不仅捐建了很好的中学,而且带来了各种新式思想。当时的“百候中学”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支持的实践基地,教学成绩显著,拥有“北有晓庄,南有百候”的美誉。

  在这样的氛围中杨永彬完成了初中课程。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学校停课,无书可读的杨永彬很快加入了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70多年后在谈到之所以选择当兵时,杨永彬说,“当时没饭吃,自然是哪里有饭吃就去哪里。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三民主义、什么共产主义。”

  经过近2000公里跋涉后,杨永彬和200多大埔青年来到江西分宜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司令部,成为青年军训班的一员。3个月结束后,杨永彬顺利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并且编为第18期12总队步科,开始学习各种兵器制造原理、骑马、作战战术等。从此,杨永彬开始了自己刀头舐血、未知命运的一生。

  1942年11月杨永彬黄埔军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和每个学生一样获得学校赠送的一把“短剑”和一套横直式的“精神带”。“短剑”由铜钢炼制而成,剑柄两侧分别刻有“不成功便成仁”、“蒋中正赠”。杨永彬说,“短剑”除了防身还有一层意思,战败时自杀殉国。

  毕业后,杨永彬被分配到陆军74军57师,军长是战功赫赫、同是黄埔军校学长王耀武,而师长也是黄埔一期的余程万。与杨永彬一样,余程万也是广东人。杨永彬至今都还记得,当他报到的那一天,余程万亲自接见了他,并且用广州话与他交谈,“以示亲热”,结果杨永彬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后来杨永彬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令他非常失望,缺乏感情交流。”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转折之年,日军不仅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其海军及航空兵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为策应太平洋战场,牵制中国军队转移到滇缅,在发动鄂西会战后紧接着发动“常德会战”,全面入侵湖南桃源、常德地区。陆军74军随即进军,杨永彬所在的57师受命镇守常德。也就是在这场恶战中,杨永彬所属57师从8000多人战斗到只剩下3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杨永彬也差点丧命。

  我很好奇地问,“你第一次上战场害不害怕?”杨永彬说,“我也没打过仗,没经历过死亡,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杨永彬第一次直面战争的残酷是在一天深夜。“日寇趁我们不备利用黑夜偷偷跑到离我们只有两三百公尺的树上,以密林为掩护,居高临下用机关枪扫射。”在杨永彬和战友们根本没反应过来时,已有超过一半战友阵亡。

  但更加残酷的经历才刚刚开始。一天下午,进攻受阻的日本军队开始使用“催泪弹”,一阵疯狂进攻后,阵地官兵的眼睛受到刺激无法睁开。“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学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惊恐。”日军趁机猛攻,夺取常德以东阵地,57师伤亡惨重。

  在奉命向常德城内撤退时,作为排长的杨永彬却接到了一个几乎是“炮灰”的任务——带领十几个人、不带机关枪、也不带通讯设备死守东门,阻击敌人向城内进攻。杨永彬将人马扎在东门外500公尺的一座两层石楼内。他们堵死了上楼的唯一楼梯,除了几条凳子、几十箱子弹、几百公斤大白菜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曾经宣誓“此一战斗,上无指挥、下无援兵,唯有单打独斗,与此楼共存亡。”不少士兵还写下了遗书。

  在与日军近十万部队激战十余天后,74师失守常德南、北门,剩下不足一千人,弹尽粮绝,师长余程万弃城带领部分将领渡沅江突围。后幸得援军,再加上英美等盟军空中炮火支援,余程万重又夺回常德城。而此时,57师仅剩下300余人。但神奇的是杨永彬指挥下的排却未损一兵一卒,杨永彬本人还被盟军授予“华胄”勋章。

  曾经有个盟军记者问,“东门一角的一个医院大楼坚持了六七个昼夜,敌人屡攻不下,最后也不知去向,到底是谁?”除了杨永彬等人誓死战斗外,有一个很重要原因估计是他自己也想不到,那就是该楼顶一直挂着“瑞士的国旗”,由于其属中立国,未参与战争,日军也不敢炮击。现在回想起来,杨永彬说,“幸运,命大”。

  常德虽然保住,但57师却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转移到湖南衡阳调整休养。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德会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日本侵华6年后彻底走向失败的开始。

  我问杨永彬,“日本人真像现在电视上演的那样不怕死、那样残忍么?”杨永彬笑着说,“其实日本人很胆小,一抓获立刻向你跪拜求不杀头。”他曾经问过一个被他抓获的日本兵,对方说日本部队中大部分不是日本人,而是来自台湾和蒙古的中国人。一个班级最多一个纯种日本人当班长。“实际上,我们抗战打日本鬼子,被打击最多的还是自己中国人。”杨永彬说这话时,不断摇头。

  “现在电视上演的那些很多并不真实,比如军队会经常偷窃百姓财物等。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纪律相当严明。杨永彬曾经听说有隔壁团的一个士兵饿得实在难受,没给钱吃了老百姓的一碗面,结果被枪毙并且用刀剖开其腹部,取出了面条。

  1945年,日本宣布向中国投降。参加常德会战的74军剩余部队被整编为74师,全部纳入美国装备,并且任命张灵甫为师长。美军军队建制没有军,只有师,虽为师实际是军的规模和配置。作为蒋介石的王牌劲旅,整编74师接到一个重大任务——去南京接受日本人投降。

  在南京,此时身为连长的杨永彬管理了一万多日本兵。在遣送这些人回国时,杨永彬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黑布包裹的黑色四方形木箱,里面是战争死去的同胞骨灰,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有名有姓的人。”但好景不长,不足一年的时间,整编74师又奉命“剿匪”,陷入内战的漩涡。后来文革时,杨永彬被红卫兵逼着写交代材料时说,我由原来的“抗日”革命走向了“内战”的反革命了。

  1946年8月,整编74师奉命开往徐州,归“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指挥,当时的总司令是刘峙,副总司令是杜聿明,两人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杨永彬说,当时称之为“剿匪”,主要是指日本统治期间留下来的地痞、流氓、汉奸等。“根本不知道有匪里面还有共产党人。”军队在涟水一带遇到了解放军,74师很快取得胜利。杨永彬在类似自传的材料《我的曲折和坎坷的人生》写到,“张灵甫以战无不胜自居,乘胜追击,不料落入了包围圈。”在临沂等地,张灵甫无路可退被逼上孟良崮。而正是在这次恶战中,身为连长的杨永彬几乎丧命。

  由于孟良崮是一座石山,四周陡峭、草木不生,根本无法开挖隧道,全师一万多人只能分拆藏匿石洞中,而美式装备笨重的大炮只能丢弃。在一次突围中,杨永彬带领连队冲锋,就在他跃出战壕刚大吼一声时,一种子弹迎面打来,穿过他的口腔从后脑耳根后部穿出。我问杨永彬,“当时知道自己中弹了吗,很疼吗?”他说,“一开始没感觉,以为只是擦破了皮,也没出太多血。”等到冲锋结束后,他才意识到子弹穿过他的后脑勺。多年后的今天,杨永彬说,“我真的是命大。当时年轻呀,伤疤两三年就消失了。”

  住入石洞内医治的杨永彬知道,此役凶多吉少。事实也是如此,张灵甫领导的74师抵抗了六七天后,再也没有补给,几乎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在山顶石洞内自杀而亡。杨永彬说,“当时他叫来部队剩余将领,要求他们跟着自己自杀,但是很多人不肯。”

  孟良崮之战后,杨永彬因为重伤被释放,回归到连云港陆军医院医治。在医院期间,杨永彬被升任为营长,官拜少校。一年后的1948年,杨永彬又回到战场,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终因蒋介石军队内部斗志涣散,“40多万人的部队,整个被解放军包围。”

  杨永彬至今都还记得,在淮海战场上的整整40天,双方待在各自战壕里,“以不打也不相见的情况度过。”由于被长时间包围,“弹”未尽“粮”已绝。他们甚至把随军的战马杀光吃掉了。两军边界的士兵甚至还能相互谈话,一边说“过来,我有罐头”,另一边说“过来,我有小米粥”。长期的内战导致双方军队都不想再打仗了。

  在等待王维兵团援救无望后,杨永彬决定逃出战地,在一个黑夜,他以灌木和山坡为掩体开始逃命,不料仅仅走了三四公里就遇到解放军。放下武器后,杨永彬与一万多国民党校官被集中到鲁南参加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了解到人类发展史,奴隶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也了解中国发展的前程和建国方针。杨永彬觉得,“令我在思想上有很大改变,也有了思考的能力,不再只是听从指挥打仗。”学习三个月后,杨永彬来到广州。那时大规模逃难的人挤满了南下的火车,杨永彬和同伴冒险登上车顶才抵达广州。

  当时杨永彬的大哥在国民党中央国防部民用工程司任职,他跟随南京政府已经南迁,杨永彬找到了落脚点。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炸掉海珠桥,撤离大陆,退居台湾。而杨永彬则经过统战部介绍去了广东省行政学院学习。后来杨永彬先后在广东省水产局、广州市水产供销公司、广州市机电工程公司工作,直到1982年退休。杨永彬有四兄弟,老大老三都毕业于中山大学。老大后来官职国民党国防部少校。正式因为这样的问题,他在文革中被打为“反革命”,后来移民美国。

  杨永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战场上命大,没有被打死。建国后跟着共产党搞建设。即使文革也没有被批斗,没有戴过纸帽或游街”,“我也不去谈论什么政治,安安心心干好工作就行。”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9-22 09: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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