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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皋:时代把我推进了大学,推进了抗战
2016-11-17 15:23:51  来源:时代周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昆明炮兵训练中心,开车者一身戎装,便是3级翻译官张良皋。

作者:李怀宇
 

看梁思成放幻灯片讲课

在1944年,张良皋是中央大学建筑系二年级的学生,毅然从军,加入抗日军队,成为抗战翻译员。在重庆翻译员班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将他的名字错点成“张良举”,21岁的张良皋即刻大声纠正:“报告!我叫张良皋。”

作为抗战时期美军的翻译官,张良皋说:“我始终认为那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张良皋回到中央大学完成了建筑学的学业,从此一生从事建筑专业。回忆建筑学的前辈梁思成,张良皋说:“梁先生的古典建筑基本功很好,他 的家学使他自己的国学很渊博,知识面广,讲话流畅,有幽默感。我听过他讲课,很有趣味。当年看他放幻灯,多新鲜啊!我们那时候没见过幻灯,这玩意与时俱进,现在再放幻灯已经是很落后的。”张良皋对陈从周也印象深刻,“陈先生的学问也很大。陈从周是不大服人的,但是对刘敦桢先生五体投地,称颂刘先生。因为他觉得我也是刘敦桢先生的学生,所以他很客气,从来也不把我们当学生看待,只把我们当小兄弟看待。他画画也来得几笔,就是文人画。画几根竹子、兰草,画得还很好。”

张良皋看过世界各地许多建筑。有一次在澳洲,他偶遇一位洋人,两人用英语交流。洋人说:“你们中国没有宗教,怎么过日子,怎么生存啊?”张良皋说: “中国生态良好,北纬30度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凶险的,在中国却是非常吉祥。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伦理社会。伦理社会是天然产生的,中国在商朝时,同时代的埃及 父女乱伦很普通,埃及法老雷姆塞斯二世有200多个子女,因为他有60多个后妃,当中有4个是他亲生的女儿。这在中国不可思议。中国应该领先于全世界,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中断了。我们一直到明朝,都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满族入关是中国的灾难。历史有偶然性的,中国历史的偶然性太厉害了。满族入关 就纯属历史的偶然性。清朝统治中国300年,就是300年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太可怕了。全世界都在进步,就是中国在开倒车。”张良皋关心时事,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开头也觉得要么是莫言的运气好,要么就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别有用心。后来他看了对莫言的作品介绍,发现莫言并没有喊什么口号,但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时代。“他讲母亲偷了公社的猪食,结果被吊打。婶娘向人讨饭的时候,一个麻风病人没有吃完的一碗面送给她了,她吃了以后感恩不尽。看得我都掉泪了,我们都经过这个社会。那段时间的苦难,可不是人人能想象的。能够如此写出来,不容易,他不得奖谁得奖啊?”

张良皋极为喜欢《红楼梦》,虽然本业是建筑学,却是一位学术水平并不业余的“红学家”,著有《曹雪芹佚诗辨》一书。
 

大学二年级报名从军

时代周报:你从重庆的中央大学去报名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现在回顾起来非常特别?

张良皋:现在看来稀罕,活着的抗战军人不多了。日本鬼子在最后一年的时候疯狂进攻,日本也知道不可能打赢太平洋战争,他们就要取得这些胜利,然后求和要价可以高一点。当年我们可以选择参加驻印度的远征军,我们中央大学的同学就一起选择了这个驻印远征军。但是,我们在重庆教导第三团等候了一个多月,他们那边回信:员额已满,不需要人了。重庆的教导第三团就遣散,首先可以回校,就不必再参加军队了,到其他军事部门也行,那时候有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招考翻译官。我说:好,我们可以用一技之长,我们说点英语,能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沟通。所以,我就参加了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经过六个礼拜的强化训练之后,分配我们到云南炮兵训练中心,参加了军队。到第二年7月,差不多所有的部队该装备的都装备了,美国在欧洲战场步步进攻,欧洲战场上意大利老早在1944年就投降了。欧洲已经不需要他们在意大利打仗了,就都调到亚洲来了,所以当年意大利战场上的武器都送到中国来。就在这炮兵训练中心装备中国军队,我们帮他们翻译。1944年10月,我跟大家参加军队,到1945年10月回到重庆。整整一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云南的军队就被遣散。我是二年级学生,回学校继续读书。

时代周报:你在军队里面主要做什么?

张良皋:做翻译,帮美国教官来教我们中国兵如何使用大炮。那是美国一种标准的野战炮,一百零五毫米口径。

时代周报:你上过战场吗?

张良皋:没有,我们大家摩拳擦掌都准备上战场了。结果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也算是扫兴了。搞了半天,两个原子弹解决了问题,大家就没仗好打了,回学校,我们10月就回到学校了。

时代周报:你在学校的时候对整个战局了解吗?

张良皋:那时候的战局,就是最后关头了。日本人做了一些垂死挣扎,战线太长,他们的补给都有问题,他们也停兵不动,后来也退了。中国军队在那里守得铁桶一般,绝对寸步不让。双方都知道这个仗打不下去了,不必大开杀戒斩尽杀绝。日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湖南撤退以后,一直退到连岳阳都放弃了。中国军队 在后边追,追到武汉周边,马上可以收复武汉了。所以最后一年日本也知道打不下去了。


老年张良皋敬军礼(郭良朔摄)老年张良皋敬军礼(郭良朔摄)

 

一辈子“那两次营养良好”

时代周报:你在军队的时候跟美国大兵接触还蛮多的吧,那些美国兵给你的印象如何?

张良皋:每天都接触。对我的思想影响可以说很大,我感觉民主无敌。我跟美国军队的接触,感觉现代化、民主化,就是官兵一体。没有什么官随便打人的,官打兵,在中国军队里是很普通的事。美国军队里绝对不允许,官跟兵的确都是互相理解。兵向官敬个礼,歪头歪脑的,那些长官也都不计较。军队当然是军队,有 纪律,但是官兵一体,生活差不多,都吃得很好,兵强马壮。

美国军队的文化素质,我们中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的军队营养不良,浑身是病。美国军队完全吃的是美国给养。我们这些翻译官吃的饭,也照美国人吃法,每顿一磅牛肉。开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吃法,一磅牛肉一块,摆在碗里,吃了几个月,长得已经够壮了。我一辈子也只有两次营养良好,一次是我在重庆打工, 我进了农本局,农本局的伙食是全城最有名的,吃了一年,我的身体算是有一年的好营养,要不我还能活到现在呢?再一个就是在军队大半年的时间,我吃的翻译官伙食。美国人干预,要让我们吃好,所以牛肉都是一磅一块,再就是几个馒头、包子、饭,吃下来真灵光,身体长得肌肉也发达,走路也精神。我能够活到现在,就是那两次的伙食营养良好。我也有收获,见到这个大世面,看到别人的军队,所以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去啊,就巴不得中国搞点民主化。

我们在云南昆明,在日本放下枪杆以后,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在那里面经常听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我们炮兵中心演讲。大家关心时事,那时候仗打赢了, 战后应该怎么样?西南联大那些教授天天在讨论。那些教授差不多都是民主派,民主同盟的主力在云南,因为有龙云保护起来,那个时候言论还相当自由。后来蒋介石就把龙云收拾了,把龙云“请”到重庆去,直接把他扣押起来,把他的兵派到越南,我们觉得蒋介石这样做有点过头了。战才打完,各路诸侯没有什么对不起蒋介石的,大家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但是蒋介石第一个收拾的就是龙云。我们正在昆明,我觉得蒋介石有点过头了,战争过去了,应该是和平建国,应该民主,因为我感觉是民主无敌。哪个法西斯都不行,德国法西斯不行,日本法西斯不行,英美两害相权取其轻,不能让希特勒政府打垮苏联,那就没有力量能够制衡希特勒了。所以这两害相权,不能让希特勒得手,最终法西斯世界还是没有敌得过民主的世界。而中国当年采取了倾向民主世界的策略,还是对的。重要的是民主社会,民主了不起,力量大。

时代周报:你应该听过不少那些教授的讨论吧?

张良皋:我们都听过西南联大的潘光旦、雷海宗等教授高谈阔论。有一天潘光旦到军队去,他是民盟在昆明实际的头号人物,他讲完了,说:“我也不能不谈 点政治,中国不能不实行民主。从现在世界大势来看,不管是什么心态的法西斯主义总是不久长的。希特勒也叫社会主义,但是这种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什么玩意儿? 不解决问题。民主社会了不起,我们要是不实行民主制度,我们这个国家的进度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时代。”当时我们有个副总队长说:“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潘先生,如果你是蒋委员长,你会怎么办呢?”他的问话让我们当时也大吃一惊。潘光旦说:“我要是蒋委员长,我就功成身退了。我出国考察,去看看世界,这个地方谁来都可以管,反正要这个政权交给人民。我再要为人民立功,不可能超过抗日战争这个神圣的战争。我总算是把这个仗打完了,我把一个完整的中国交给人民,我对得起人民了。其他的事我不管了。”
 

吴有训是民国后期的蔡元培

时代周报:你从抗日翻译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后,思想上出现了变化?

张良皋:我后来回到学校以后,思想就倾向于民主。我们中央大学是一个在国民政府眼皮底下的大学,蒋中正还当过两年校长。他到中央大学也去过两次,总算象征性地到了。但是,他也没管事。那两年当中,我们有个老学长,他连毕业证书都没要。他说:这个蒋介石的证书谁要啊?学生一有民主思想,对蒋介石那一套 就不赞成。但是蒋介石没有投降日本,他跑不赢溥仪,跑不赢汪精卫,跑不赢那些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他没有退路了,所以也算是时势推他打到底。


张良皋大学毕业照张良皋大学毕业照

我们慢慢七搞八搞,就搞成对立了。进步学生和保守学生,或者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我也不知不觉地跟左派学生打成一片。在学生的议会里面,我也算作一个舌辩之士吧。那时候开起会来讨论,慢慢就壁垒分明了,后来学校也有人在那里煽风点火。我二年级当兵,三年级读过了,到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政见分明,非此 即彼,战场上,共产党从弱势到后来变成强势了。国民党看样子支持不下去了,蒋介石把那个法西斯统治的本性露出来,抓人。学校有学校的保护伞,人抓去以后, 我们的校长吴有训就会去找蒋介石,帮大家说个情:我的学生不懂事,我没管好。有时候蒋介石会把校长找去:“你管的什么学生?”吴有训先生,我们永远纪念 他,他就是民国后期的蔡元培。我们在闹事,我们的校长为难,他在台上,我们大家觉得他脸上发光,不晓得是泪光还是汗光,好像那天老校长掉泪了。蒋介石事前把他找去,对他大发威风。如果那个台词由我编,那就是:“吴先生,我请你管中央大学,你管的什么?你的学生上街游行,你别怪我蒋某人拉下面子来。”

所以吴校长回来以后立刻找学生,我们正在开大会,他上去,一直讲:“你们游行示威是你们的民主权利,我作为校长,不能干预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明天不要游。你给我一点面子,我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别在街上闹出大事来。”学生一下子失掉理智,控制不住,第二天还是游行,很多人都说:“他欺负我们的校长, 这个不能容忍,我们就是要游行,你了不起开枪打死人,打啊,你敢开吗?”第二天真去游行,我就挨过打,水龙打上身,我感觉有水龙对付学生其实足够了,水龙横扫过来,一下在我胸前扫过,幸亏不是顶着打,不然马上打穿肚子。水龙可以开矿的,最强的水龙遇到里面的屋子失火,它在外面打可以把墙打穿。水从我这边扫 过去,我马上喘不过气来,太厉害了。很多同学都挨打了。那天抓了几十个人,但是到晚上都放了。我们再看看满街宪兵,军警、国民兵团……起码动员十万人,就 是用拳头都把我们打成肉饼了,我们同学号称一万人,实际哪有一万人,在街上稀稀拉拉,国民政府没有开枪,只是当场抓了一些人,但抓的人晚上都放了。

时代周报:你觉得抗战期间这段经历对你个人影响大吗?

张良皋:这影响了我最根本的思想,所以我后来不能与时俱进。到了解放以后马上要改造思想,我说:我还改造什么,我已经是个左派了,我那时候不会对革命持什么不同见解。所以没有几年我居然被划成右派,未免太意外。我总觉得我这个左派改造不改造思想无所谓的,我已经改造好了。我生长在无产阶级家庭,我是穷光蛋,我能够读大学完全碰运气的,我家里没有田没有地,没有做生意的也没有海外关系,是时代把我推进了大学。

我从小就穷得要死,从中学的二年级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公费生。到抗战时期,湖北省三万学生成立一个联合中学。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后来在台湾当 了国民党政权的“副总统”,他发了一篇号召,致湖北省父老的信:你们把子女交给我,我一定要看好他们,让他们受到教育,不能让日本鬼子来欺负,要保存湖北 省的精英。我们对他们毫无感恩心理,因为这是政府应该办的事。我们不感恩的,民主社会谁还感恩呢?谁听到美国人整天开口闭口:我们华盛顿怎么了不起,奥巴马了不起,是大救星。别人不说这个话。谁让你当公仆的?你抢当公仆应该做得像样嘛。
 

抗战结束后回校学建筑

时代周报:后来选择转读建筑学,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张良皋:我能画,从前我同学说:你能画几笔,为什么不去学建筑呢?我到建筑系一看课表,哎哟,这个系有趣,还画画,还有建筑设计,我喜欢这个系了。 此前我到中央博物院看了一次全国美术展览,有徐悲鸿等人的很多名画,我看到其中最好的一张画,后来才知道是我的开蒙老师戴念慈先生的作品。我新到学校,学校也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展览,欢迎新学生,有一幅仿罗马式教堂的画,一问就知道是戴先生画的,这种画是工作需要,讲究美术手头功夫好,我就是被他那张画勾引到学建筑。


张良皋在埃及考察张良皋在埃及考察

时代周报:研究建筑学以后,你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放在世界上看,有什么独到之处?

张良皋: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评价。这当然不是哪一个人的原因,是时代的原因,中国的建筑跟整个中国的文化,曾经遭到灾难。我们中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曾经遭到不应该有的挫折。台湾有些人说“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说中国人丑陋。而且我们现在大陆上同样也有人,我叫他“贬低中国专业户”。他也不知道读了多少书,不知天高地厚,口一开就说中国不行。你对中国的知识、特别是对中国建筑有些什么知识,凭什么贬低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没得到应有的认识感到遗憾。

有人把西洋的建筑作为一个主干,把中国的建筑作为一个旁枝,这是不公道的。有人问:埃及用石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呢?石头多经久啊,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罗马建筑都大量用石头。有人就贬低中国了,说我们中国人傻瓜,我说:我们跟埃及人换边发球,我中国人到埃及去,让埃及人到中国来,结果还是这样。埃及的生态坏透了,它有几棵树好用啊?几天就用光了,芦苇都上阵了,也用光了。只有石头好用,所以不得不用石头。希腊、罗马都有同样的问题,生态不好,只有挖石头。中国生态是最好的,古建筑六材并用,从木水火金,甚至于还用草、皮革、兽,所有的材料,只要拿到手的都能用。

(按:本文原载《时代周报》2012年11月第206期)。
 

附人物档案:

张良皋,湖北汉阳人,1923年生。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工作。1982年被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初创的建筑系礼聘为教授。曾两次获国家自然基金资助从事鄂西土家族建筑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及中国干栏建筑综合研究。在《武陵土家》、《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匠学七说》、《巴史别观》等著作中,他对土家建筑和土家文化进行了精妙的诠释。他不仅是建筑学界的大师,而且兼通文史,博古通今,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方面都颇有成就,出版了大量跨越工学和人文科学的著作。2015年1月14日辞世,享年92岁。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17 15: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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