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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抗战史”--- 访寓居富阳的李树森老人
2018-03-24 17:15:19  来源:政协杭州市上城区委员会 区政协办  点击:  复制链接

  我们一行于2014年10月4日访问了如今寓居在浙江省富阳市的抗战老兵李树森先生(字白墨,又名少亭、一苗)。

  老人虽然已经99岁高龄了,依然神清气爽。

  当我们与他谈及抗战时期的经历时,他告诉大家,我是北方人,1915年9月15日生于天津,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我的母亲(满族后裔),只好带着我(当时只有四岁)回到天津老家。好在父亲六个兄弟的子女中,只有我一个人是男孩,所以,自幼备受长辈们的宠爱。从六岁开始,祖父就让我每天早上在庭院的方砖台上练字,还请了当年天津颇具盛名的书法家,张伯年先生做我的师傅,教我书法。小学四年级时,在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

  从那时开始,我对书画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时,就给天津《大公报》投稿,他们曾经刊登过我的几幅画作为刊头插图小品,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一生的事业都与书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进入中学时期,我到了上海,考取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在新华艺专毕业(那年才17岁)后,我到上海西藏路的佛慈药厂工作,也在国货售凭所做事,与此同时,我兼职替上海《大公报》画广告与插图,我的画作虽然多是些黑白画,不过,当时的收入就已经有二十八块钱了。

  我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当年,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和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云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精英人士。“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以后,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暴露无遗,市民群情激昂,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表达了民众坚强的抗日决心。

  可以说,从九一八到“淞沪战役”前夜,那是一个上海民众抗日救亡的勃发时期,我在佛慈药厂做事,耳闻目睹上海各界民众集会、游行,抗议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入侵,抵制日货等等活动,尤其是我所在的佛慈药厂,地点就在大世界附近,市民声讨日本的侵略、日军的种种战争暴行,时有所闻,激起了大家的抗战热情,让人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此,我与当时许许多多年青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投入到救亡运动中去,我想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鼓动人们奋起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

  同时,我与其他人一起参与了无数次的宣传抗战的街头表演活动,让我最难于忘怀的一件事,莫过于有一次大家正在大世界(一个上海著名娱乐场所)附近表演街头剧,此时,一架日本军机扔下的炸弹正好击中旁边的几座建筑,炮弹轰鸣造成的巨大声浪,使得我的耳朵几乎听不 见声音。

  霎眼之间,原来的一片喧闹繁华的街市,顿时血肉横飞,只剩下堆堆断墙残瓦,那副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终生难忘。

  我参加抗战宣传工作

  大家意识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没有了祖国,那会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在“八一三沪淞抗战”以后,我与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决定投笔从戎,参军报效国家,抵抗日军的侵犯。

  由此,我报考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成为黄埔15期学员。

  在军校培训期间,我加入了青年救国团,参与了“非常时期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当时战地服务团主要从事抗日宣传,蒋经国是青年救国团第二处的处长,我则在青年救国团第三处当专员。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我曾在周恩来手下做事,令人至今记忆犹深的是,当年周恩来不仅说话极具鼓动力,而且,态度和蔼可亲,留着胡子(周恩来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部长,编者注)。

  他(周恩来)对我们这些军校学员非常亲切。

  后来,在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面前,武汉也吃紧了,大家准备撤退到长沙去。临行时,周恩来还给我们发了一些盘缠,作为撤退到长沙的路费。

  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我在青年会做抗日宣传工作,地点就在长沙的左公祠(左宗棠祠堂),我们组织表演,唱爱国歌曲、演戏,我的老师叫胡然。

  当年我演话剧颇有点名气,战地服务团不仅给老百姓演戏,也给军队表演,借此鼓动军人的抗日士气。

  我亲历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未久,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西迁到了陪都重庆。

  我先后在中央训练团复兴分校担任教材科科长及青年军204师政治部总甄核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三青团中央团部二处二科副科长、俱乐部总干事。

  在重庆期间,我们住在华家池,对面就是生活书店,工作除了劳军之外,主要任务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我们用手中的笔杆子,在报上、在墙上画宣传画、写抗日标语,因为街头墙上的绘画、标语最有说服力,最简单易懂,也最深入人心。我曾随宋美龄这些人到前线去慰问将士,同时,带去的许多抗战剧目。

  在四川的那段日子,我与全体市民一样经历了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日军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竟然对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实施了疯狂轰炸。

  那时,只要日机来了,市民以及马路上行人顿时嚣浮起来,人群奔着、跑着、叫着,爆炸的轰鸣声、悲痛凄冽的惨叫声和失望无救的绝叫连成一片,到处血肉横飞,血迹斑斑,各处火光流天,死者如山,惨毒之状,让人罄竹难尽,这些事让我终身刻骨铭心。

  我们知道,日本人对平民区实行的轰炸带有明显的目的,他们不仅要摧毁重庆的建筑、设施,扰乱抗战后方的金融、商业,达到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借以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逼迫我们投降

  我亲历了山城遭受到的多次野蛮轰炸,造成了老城区有十九条街道被炸成废墟,银行林立的陕西街被日本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商业繁华的商业场、西大街一带几乎炸成一片废墟。

  由于重庆民房多为竹木结构,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促成市区被炸起火,烧成一片火海。重庆是住不下去了,于是,我带着妻子到了万县。

  我的妻子张相兰是我在新华艺专时的同学,在万县女中教书,可是没过多久,小县城也难于幸免,因为日本战机也跟着过来轰炸。记得万县有座山,叫太白山,下面有个青阳宫,许多人就是躲藏在寺院里也不能幸免遇难。

  后来,我到万县一家中学教美术,不过,只教了一、二年,抗战胜利,我们全家也复员回来了。

  胜利后我在南京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在南京总统府当司仪,成为蒋经国身边仅有的四个记录员之一,也是蒋经国特别器重的一位秘书。时至1948年,我担任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政治处青运科科长兼直属大队副大队长。

  解放前夕,蒋氏父子力邀我一同赴台。

  当我们准备去台湾的那天,我的妻子抱着年幼的三儿子,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上海淞沪口准备上船。奇怪的是,只要我们一上船,怀中的儿子就啼哭不止,一下船,孩子的哭声即止,来回试了好几次,都是如此。

  我们望着眼前这片曾经舍命保卫的河山,以及哭声早已沙哑的幼子,实在舍不得离开这片为之抛洒过血汗与青春的土地,最终没有登上去台湾的轮船。

  解放后我的遭遇

  解放后,我改名李一苗,在桐庐县的一所中学教书;

  到了1956年,我创办了一家美术社,叫做杭州百花美工社,并任社长。

  1959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妻子张相兰与我以及孩子们一起下放到富阳县的三山公社、上新眺大队劳动。我在公社里画画,例如,画宣传三面红旗的壁画、写大字标语,还做些水电设计工作。

  文革时,我被抓起来,他们称为“老反革命分子”,判了二十年;

  到了1976年,国家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有个特赦文件,我被特赦,再次回到富阳。时至文革结束(1981年),桐庐那边寄来 “平反证书”,我被正式平反。

  接下来,我到富阳的一家矿产公司里工作,做的事也是写写画画。

  上世纪九十年代,矿产公司改制,由此,我退职回家,初时我每月有700多元。到了2004年,我的退休工资调整到950元,现在我的退休金3000多元。

  目前,我从事书画创作研究,在许多碑林或景点都能找到我的题词石刻。

  我的一些作品收录在多本书画辞典中,曾入选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国际大展》的展出。同时,我也是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浙江分会会员,富春江书画院常务理事等。在1997年曾荣获中国三峡截流书画展二等金奖。

  2012年11月,我在富阳举办的一个题为“行墨染经纶,濡笔展乾坤”的个人画展,展出了60余幅人物、山水、花鸟的国画作品,其中不乏以富春江风景作为主题的画作,我想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在我的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效力。

  当然,我的作品多是为交流、赠送或赈灾义卖的。

  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人登门请我写字、作画。

  这些年来,只要力所能及、只要还有力气拿得起画笔,就会求必应,且不求什么回报。我已经为富阳义务培训了280余名青少年书画人才。

  今天,我的家住在富阳市的幸福路上,顾名思义,我的晚年生活就像路名一样,幸福美满。当然,与年轻时辗转各地奔波不同,如今年岁大了,生活比较“宅”一点,每天上午在家里看看书,偶尔,由家人陪着去附近的小花园坐坐,午睡两三个小时后,有时会写字、作画。

  老兵的“心语”

  大家望着老人的写字台,望着老人举笔挥毫的神态,悠然、激愤、雅致,老人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讲述的故事仿佛不仅仅是李老一生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老人又说,明年(2015)将是抗战胜利70周年了,我仍然难以忘怀1945年8月15日的那天,市民们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鞭炮焰火洒满天空的情景。

  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每年都在纪念长崎、广岛遭受到的轰炸,可是,他们并不以加害者的身份来描绘那场战对周边国家人民造成的伤害。

  曾何几时,世人又怎能忘却上海、重庆等无数城镇曾经遭到轰炸?

  怎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给各国居民带来罄竹难书的死伤与痛苦?

  怎能忘记中国人用血肉筑成的长城?

  当年的战争给中、日二国人民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今天,只有正视那段历史,才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3-24 17: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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