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犹太人投身抗日战争
2023-01-14 15:30:20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宋安娜  点击：  复制链接

　　天津自开埠就有犹太人居住，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之前，在小白楼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社区形式完备的犹太人居住区。在那些普通的里巷内，犹太人与天津市民，清晨同一轮朝阳，夜晚共半边明月，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当战争灾难降临的时候，一些天津犹太人还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还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

　　建立抗日力量中转站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是最早在天津建立“抗日力量中转站”的犹太人。1935年，反对国民党政府投降日本、争取民主与抗战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家里常常有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开会，爱泼斯坦积极协助斯诺工作，一批批学生到南京去抗议政府，当他们在天津等候换车时，爱泼斯坦的住处成了学生临时接待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被日寇占领，正在北平的埃德加·斯诺全力以赴转运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他找老朋友爱泼斯坦帮忙，在天津为一些人寻找安全住所，并把这些人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平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邓颖超身着旗袍，脚蹬高跟鞋，还戴上一副墨镜，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入北平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她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小白楼地区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通过他父亲公司的方便条件，买了到烟台的船票，帮助邓颖超经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为了安全起见，邓颖超隐瞒了真实身份，爱泼斯坦当时并不知道他护送的是谁。

　　德籍犹太人基尔兹大夫(Wolf Zilz)和俄罗斯犹太人里奥·莱温(Leo Levin),也利用日本军队不能进驻租界的便利，合伙在英租界租了一个仓库，专门给从沦陷区跑出来的中国学生作避难所，并帮助他们从天津投奔未占领区，掩护爱国学生离开天津参加抗日军队。

　　让世界知道中国抗战的真相

　　1920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5岁时父母来到天津，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毕业后，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天津民众的抗日活动是他重要的采访内容。

　　有一次，爱泼斯坦来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馆采访。大厅的门开着，里边站着四百多人，大学生、店员、小学生、工人、拉黄包车的，他们在共同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教唱歌的是青年会干事刘良模。这时的天津虽然还没有沦陷，但却驻扎着四千多名日军和无数侦探、间谍。歌咏活动的第一天，两个日本侦探就闯了进来。有的人不免紧张，刘良模却装作没看见，用更有力的手势鼓励大家高唱。两个日本侦探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歌咏会结束时，爱泼斯坦走上前来，现场采访刘良模并很快将这一切报道出去。他称颂这首歌，说它“像战斗的号令一样，唤醒了被压迫的、沉睡的民众。”从这里开始，他对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群众性歌咏运动作跟踪报道。他还满怀激情地指出，歌咏运动的确成了动员抗日的有力武器，越来越多的专门为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妇女写作的战斗歌曲不断涌现，特别是东北流亡学生爱唱的《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正鼓舞着人们走上抗日前线。他紧紧跟踪着歌咏队员的脚步，用自己慷慨激昂的笔向世界报告他们的状况。“在北方组织歌咏活动的那些领导人，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在敌占区出版地下报刊，有的牺牲了，有的去南方参加人民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在斗争面前，没有一个人消极退缩。”1936年，他的《人民之战》在英国出版。1937年，他应聘为美国合众通讯社天津分社记者。卢沟桥事变爆发，他立即奔赴前线，撰写出大量真实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稿件在美国重要报刊发表，中共南京办事处和台儿庄战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爱泼斯坦的报道总是来自抗日斗争的最前沿，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心声，他的文字很快便引起世界舆论界的瞩目。但是，这时已经是合众社记者的他，却被解雇了，老板认为他的报道片面，偏袒中国人，他的文章中宣称“中国最后会胜利”，被认为观点“不现实”。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

　　1943年，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纽约时报及《时代》杂志的驻华记者，他突破国民党重重防线，进入延安和晋西北根据地，先后访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广大抗日军民，其间，新华社用手摇发动机从延安窑洞向世界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稿，就是由他改写定稿的。1944年10月9日，他在从延安发给《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里说：“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北地区的采访，历时7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就是通过这些文字，爱泼斯坦将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和我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介绍给美国人民，也使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的权威报道者。

　　奥地利的“白求恩”

　　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于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

　　傅莱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八路军，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他从欧洲乘远洋轮船停靠香港时，听说宋庆龄正在香港，便在停靠的半天时间里下船去寻找。香港那么大，他又人地生疏，结果无功而返。1939年1月15日，轮船抵达上海。上海是当时进入中国无需签证的自由港。傅莱揣着口袋里仅有的5个马克，来到位于虹口的一个犹太难民接待站，运用他的医疗知识为难民服务，同时千万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这年春天，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毅然北上，先后在北平、邢台和天津从事医务工作。假期，他还专程跑到北戴河，想进山寻找冀东八路军，不想碰上日军的封锁线，只好悄悄退回。1940年，正在天津德美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傅莱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与中共北平地下党有秘密联系，将傅莱反法西斯的执著精神转达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41年秋，经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傅莱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终于来到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

　　傅莱的名字是聂荣臻司令员按照译音，为他取的。进入平西后，傅莱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他工作热情高涨，并且很快就融入到革命队伍中。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仍然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灸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还创建了生化实验室。那时根据地药品来源非常困难，他带领助手，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盘尼西林的菌种和资料，经过几十次试验，终于成功制作出粗制盘尼西林用于临床，救治了大批八路军指战员。傅莱的事迹在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他被中国军民誉为“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1-14 15: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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