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广州教育概况
2018-03-27 14:18:34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陈嘉蔼

广州沦陷初期，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由大汉奸彭东原、吕春荣等组织“广东治安维持会”临时执政（1938年10月－1940年初）。维持会设6个处，其中之“复兴处”由商衍鋆任处长，处下有一个教育科是管理广州市教育行政的。笔者在沦陷期间，曾任广东大学教务长和伪广州市社会局长，对广州的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曾掌理过一个长时期，当时执行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措施，多属自己身历其境，因就记忆所及，述出当时情况如下： 一 　　日军进入广州之初，约莫历时月余，只有伪复兴军司令吕春荣的第四妾办了一间惠群小学，跟着又有个嫁给中国人在广州居住已历数十年的日本籍妇人原田武子办的一间日语学校。此外零零星星还有几间私塾设于市内。私塾中，初班教《三字经》、《千字文》，高班教《成语考》。迨至中期，区大庆以广东省治安维持会委员身份兼任复兴处处长，秉承日本人宫本延人之命，设立小学教员训练所，由区兼任所长。但教育行政实权，则全操诸宫本延人之手，所有一切小学教材，皆由宫本审定；一切教育行政，皆由宫本出主意；任用人员也由宫本决定。当时的小学教员训练所，门少山任学务科长，刘少阶（畅九）充主任。学员大部分在广州市内招考，一小部分由外县（沦陷地区）保送。第一期学员百余人。宫本为着要奴化中国，于该批学员毕业后，遂以派赴台湾考察学务为名，送往台湾观光。所谓考察学务，就是要这批学员直接体验台湾的教育政策和方针，使他们回穗后能够按日本奴化台湾一模一样的教育来实施。这批学员归来后都派充为小学教职员。该所招考第二期学员时，因日军在市内横行霸道，酗酒强奸之风甚炽，市内居民，又恨又怕，多迁徙逃避，各小学校学生不但不能增加，而且时有减少，学务因而展不开。所以第二期毕业之学员，很少派出为教师，多系派至各机关工作。迨至后期，也办过中学教员训练班，但只开办得中学一间。总的来讲，在这个时期之末，广州市内仅有小学13间，中学一间，分布于市内比较人烟稠密之地区如西关之洞神坊、吉星路、丛桂路、梯云东路；城内之净慧路、光塔路、小北路、大新路、朝天路、泰康路；城东之东川路；河南之南华路、同福路等处。其他人口稀疏之地区如东山区、越秀区和河南区大部分地方均无小学之设立。至珠江水上则根本缺如。宫本延人除派定各校校长外，还派首席教员一人。校长用以操纵教育行政管理，首席教员则用以灌输奴化教育思想给校中教师和学生。此外还 　　有日语教员一人。日语教员，均系由日本人或台湾人充任。这个时期内全市小学生最多时也仅得6000余人。

二

　　汪精卫组织伪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后，广州市政府之一切政制，皆系依照重庆国民党之政制形式来组织各机构。广东教育厅于1940年1月成立，广州市政府将教育局与社会局合并，定名为社会局。教育厅则管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并恢复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14间，当时学生共有900人左右。另设有广东省立图书馆，以米市路南海学宫旧址为馆址，派江兆棠为馆长。搜集伪中央机关和广东省各机关的公报数十种，港、澳、北平、天津、上海、青岛、汕头、中山等地方日报数十份来“宣扬文化”。又复组织了广东省教育会来辅助政府推进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广州社会局则管理初等教育，并恢复广州市民众学校共49间，学生共3900余人。将原日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和市立博物馆合并，馆址设于惠爱东路42号，派郑渭中为馆长，继改委伦哲如主之。此外又设立广州教育会，举办日语研究班等等。其时广州市居民渐多，因此学校方面，由小儿幼稚班起至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等学校亦逐渐扩充起来。1941年后，市立幼稚班扩充至4间，学生约250余人；市立小学102间，学生约27400余人；私立小学有37间，学生3400余人。省市立中学、私立中学和职业学校也扩充至17间，学生6200余人。1941年初，开办广东大学，初期学生仅200余人，陆续扩充至500人左右（见我写的《广州沦陷时期的广东大学》）。此外，为着实现所谓大东亚联盟纲领，借口文化沟通这一名堂，伪广东省政府特制定考选留日公费学生简章，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其资格规定为公私立高中毕业或公私立高级职业学校毕业者。当时被选派的有倪家蓉、王效先、杜树梅、杨己生、汪澄晖、鲍文清、鲍文富等。倪家蓉系当时伪广东省政府第一科科长倪家翔之妹，杜树梅系杜之杕（汪精卫同学）之侄，汪澄晖系汪精卫的亲属，鲍氏兄弟是“日本通”鲍少东之亲属，这批留学生多数是与日伪官僚有关系的。当时还制定“广东省政府选派留日公费生毕业后回国服务办法”，主要内容是规定归国后由省府指派工作。1941年初，设立“中日文化协会广东分会”，分批派遣广东留日学生。于1941年5月派遣第一批赴日的有高等学生张国权等10人，中等学生商承泽等4人。1942年4月和7月遣派高等学生郭子贤和中等学生黄天锡等19人。1943年3月遣派高等学生朱权等5人，中等学生林淑钧1人。当时该会选派学生的规定最为广泛，凡专科以上学校之教授讲师，专科以上研究生毕业生或肆业生，高中毕业或肆业而成绩优异者，初中毕业或肆业而成绩优异者，有特种著述或专门技术之发明者就可膺选。其次还设立有“兴亚院”，兴亚院中有所谓“兴亚奖学会”。兴亚院曾选派余志强、谭冰若等赴日留学，兴亚奖学会也曾选派过高昭平等7人赴日留学。伪广东省教育厅则负责选派学生赴台湾留学。1942年2月被选派赴台湾留学的学生有王智提、鲍瑞冬等17人。鲍瑞冬也是“日本通”鲍少东的亲属。此外还有自费留学者，适合伪广东省政府制定“自费留学办法”的可自费留学。历年自费留学者有王兰英、孔焕可、卢宝庄等21人。其中卢宝庄系伪东莞县长卢宝永之妹。广州市日语学校，原由日军特务机关管理，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由日军特务机关移交省教育厅管理。当时广州之日语学校已扩充至5间，共14班，学生达681人。此外还有一间汪精卫和陈璧君特设的“鸣崧学校”。该校的原起，系由于纪念追随汪精卫由重庆出逃到河内被刺毙之曾仲鸣和在香港被刺身死之沈崧（别名沈次高，是汪的外甥）而设的。

三

　　由于汪精卫开组“国府”，与蒋介石争所谓“国民党正统权”，因此以“国府还都”为名（回南京）。一切组织，均要与重庆之蒋政府一模一样，因而广东之省政府和广州之市政府所属机构也要与重庆之蒋政府属下之省市组织看齐。因此，关于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教育机构与抗战前之广东省、广州市之教育机构名称并无异致。汪伪掌权伊始，即成立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竖起“和平反共”的旗帜，配合“大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军事同盟”这些所谓中日提携的政纲，内容是袭了忠、义、仁、勇、孝、悌、礼、智、信的一套旧道德来标榜，来迷惑人心。伪广东省政府成立后不久，这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也相继成立，由陈耀祖、汪玘、林汝珩、周应湘、梁朝汇、郭保焕、李荫南、黄克明、郭卫民、冯壁峭为委员，来贩卖它的“和平反共”的教育思想。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广州极力推动“大东亚联盟主义”。首先在广州之广东大学、广东省立各中学和广州市立各中学和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广州市立各小学一律成立了大东亚联盟支部的组织。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宫本矢畸亲到广东大学召集各中小学负责人集合训话，讲述大东亚联盟主义以“和平反共”及反英侵略为目的。训话完毕，随即颁发红旗，旗上冠以“大东亚联盟支部”等字样，着各校负责人迅速成立支部来宣传大东亚联盟主义。当时由广东大学教授兼广东教育厅主任秘书梁致平编写了一本“大东亚联盟纲要”发给各学校支部来作宣传纲领。主要内容是反共反英，黄色种族应该驱逐白色种族于亚洲之外，亚洲国家应该由东方最先进之工业国家——日本，历史最悠久之国家——中国以及亚洲新兴之国家——满洲国这三个国家共同领导大东亚联盟（实际上是日本的领导）。同时饬令各学校废除英语科增加日语科。

　　所有高中以上的学生，都要参加军事训练，高中以下的学生，都要组织童子军。初期参加军事训练的男青年约有700人，女青年约有300人，高中以下的童军有3000余人，幼童军有2500人左右。军事训练总教官由郑洸熏充任，教官助教总共有50人左右。郑洸熏精通日语，为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宫本矢畸所特别信任，系汪伪广东绥靖公署的第一个高级武官，当时兼任复兴军第一师师长。宫本矢畸为着贯彻其所谓中日军事联盟的一环，特委任他来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在军事训练组织中，一切用人行政，均由郑一人总揽大权。军事学科和术科，均由他厘定。这个军事机关配合教育机关，一方面推行所谓中日文化沟通，另一方面推行中日军事联盟，企图借以统一青年“和平反共建国”的意志，以效忠日本军国主义。高中以下学生要受童军训练，也是为了同一的目的。

　　小学方面的教科书，系翻印东北小学教科书来讲授。关于中学和小学历史、地理、语文等科，其内容多系歪曲史实。例如讲到历史上明代倭寇的海盗行为（倭为日本人的另一名称），就篡改史实，捏称那时的海盗系中国人居绝大多数，与台湾人混合起来作拦途截劫勾当的。讲到地理上中国东北各省，则称满洲为独立国；满族与汉族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皆各不相同，各具有其独立性，因此两个民族均各有其独立版图和领土等等。在语文上讲到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抗金的战迹，则谓岳氏系破坏和平运动者，秦桧的和平主张，为当时救国的唯一途径等等。当时任教师的人，碰到这一类的问题，每每要求学校当局予以指示然后讲授。因此，在这个时期中，曾成立一个修编中小学历史地理语文的小组，选择教师中比较资深的人来修改它。翻印东北小学教科书和修改了的中学历史、地理、语文的教科书，还要指定由教育厅长林汝珩和陈璧君所合伙设在西湖路之中兴印务店和六和印务店承印，从中获得利润不少。回忆当日伪广东省政府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相继成立时，林汝珩在接任教育厅长之初，即对我说：“我们办理教育，一定要做到政治与教育合一。”因此，他要我迅速将广东大学组织起来，他担任广东大学校长来兼任广东教育厅长，并决定我要担任广东大学教务长来兼任广州市社会局长（当时系社会局与教育局合并为社会局），教育厅则直接控制广东大学和各中学，社会局则直接控制各小学。他要这样做，目的是要执行所谓政治独立、经济提携、文化沟通和军事同盟，因此在教育上一定要将由中日同盟的思想灌输到每一个大学生、中学生以至小学生的脑海里，使学生将来都能够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忠，以达到它所谓领导大东亚联盟的目的。此外东亚联盟会为着要控制广州知识界的思想，除要大学、各中学、各小学成立大东亚联盟支部以从事宣传外，特设立大东亚联盟讲习所一间，主要是讲授“大东亚联盟纲要”。为着引起听众兴趣，还设有哲学讲座，我当时每周到该所讲授两小时哲学。大东亚联盟纲要的讲义史，极力讲述“近百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文化上侵略东方亚洲各国，东亚要大联盟起来拒绝西方国家的侵略”。

四

　　1943年冬，太平洋海战中日本海军节节败退，这些军事情况，日军当局虽秘而不宣，但由于他们内心不安，时露忧色，其前倨后恭之态度亦骤变。这时我已因林汝珩的暗示而辞去伪广州市社会局长的职位。在这期间，林汝珩也前赴南京述职。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因人心摇动，乃故作镇静，设宴召请广州市内各中学校长联欢，当时各人见局势不利，故皆无精打彩，各有所思。陈目赌如此情况，言谈间曾说到：“我们是公死有得食，婆死也有得食的（即隐喻日本胜利我们固然有可为；日本失败，我们也有可为之意。这是广州俗话），大家要安心努力工作。”相对悒悒而散。此后形势日变，在学学生，纷纷转入内地曲江等就学，学生乃渐少。林汝珩在南京述职归来后，默察广州大、中、小各学校的主管人员的徬徨态度和各校学生日渐减少的情况，深感情形有异，乃注意到各校的思想动态，对平时各中学校长每月宴会一次之座谈会，也派教育厅主任秘书汪汉三参加（汪汉三系汪精卫的亲属），来探察各校长的思想和行动。经过一个时期之后，渐渐发觉各中学的学生有参加地下工作之行动，林见局势如此，马上召开各中学校长联席会议，当时广东大学附属中学主任黄承镳即席报告说，附中直至现在还未见有学生参加地下工作的情况。林认为这是学校主管人员不加细察，不能说是没有的。会议结果，决定由各校负责人密切注意，细加检查。黄承镳回校检查时，发觉学生的书台抽屉内有“反动标语”，于是在各校进行搜捕。学生之被捕者以广东省立第二中学为最多，其次则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逮捕后由警察局的秘密机关侦讯。广东大学方面，因为学生绝大多数为伪官僚和殷商富户的子弟，因此虽经迭次进行秘密检查，未发觉各学院系学生有参加地下工作行动。

　　自此以后，我已脱离林汝珩，其他的情形便不知道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3-27 14: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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