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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杨辉:第51后方医院担任看护兵
2021-09-12 09:43:02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评论:0 点击: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光辉转折点,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重温这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将这段历史以鲜活的实例资料保留下来,让中华儿女牢记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和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随着岁月的流逝,健在的抗战老兵(亲历者)人数在急剧减少,抗日战争纪念网(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在龙越慈善的支持下,与时间赛跑,抢救性的进行抗战老兵(亲历者)口述采集。此次抗战老兵口述采集将走访80位抗战老兵,广泛收集抗战资料,聆听他们的故事,记录他们的档案,再现他们的峥嵘岁月。

  老兵档案:

  卢杨辉出生于浙江东阳陈家里村,1937年至1938年在湖北武昌军区第51后方医院担任看护兵。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湖南、福建、徐州等残疾军人教养院担任司药兵(负责按处方配药、发药的士兵),期间,从司药下士升至司药上士、二等佐司药、二等佐军医等(佐意为“辅佐、辅助”)。抗战胜利后在江苏徐州军区总医院担任佐司药。1959年来到新疆,在新疆生产兵团第五师医院担任医生,后在吐鲁番地区七泉湖化工厂岩木石盐厂担任医生直到离休。2017年来到乌鲁木齐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如果不是抗日战争,我可能不会跟医务打交道,我也没想到,医生这一行,一干,就是一辈子。” 9月10日,面对来访者,今年97岁的抗战老兵卢杨辉说。

  因为1937年那场把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侵华战争,被迫离乡的卢杨辉参军到部队医院,逐渐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一名医生,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从医,如今,尽管已经年近百岁,乡邻们依然习惯称呼他“卢大夫”。

  那些刻骨铭心的从军经历,已经深深刻入到卢杨辉的生命中,比如,对待工作以及生活的严谨态度,绝对不能“差不多”,那个关于“士兵发错药被处死”的警示,时刻在提醒他,从未离去。

  难忘的警示:发错药致伤兵死亡 司药兵被处死

  1937年底,大量在淞沪、南京会战受伤的伤残军人随同部队撤至湖北、湖南等地,由于伤员激增,医护人员太少,造成很多伤病官兵无人扶持照料,面对这一状况,国民政府紧急招募大批医护人员救治部队伤员。

  此时,还是少年的卢杨辉原本在家乡浙江东阳读书,但浙江的省会杭州被日寇攻陷,战火逼向家乡,学校被迫关门,虽然父母不舍,但还是同意儿子参军救国,当时,卢杨辉的小舅在湖北武昌国民革命军第51后方医院任看护长,卢杨辉一路跋涉投奔到小舅所在的医院,就这样,15岁的卢杨辉从此踏上了他的从医之路,在后方医院,他成了一名看护兵,按照医生的指示,看护从前线撤下的伤病。

  年少的卢杨辉每天看到血肉模糊的伤兵,内心无比愤慨,他天天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想回家见爹娘,然而,坏消息还是来了,1938年2月,日军开始派飞机轰炸东阳县城,卢杨辉的家乡生灵涂炭。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后方医院伤兵人满为患。

  随着大量因伤致残的军人持续涌现,政府开办了残疾军人教养院,所谓教养院是专门收容出院后,依然需要康复治疗的伤员,如肢体残缺以及身体功能有障碍的伤兵,并对他们进行一些工作技能培训,以此谋生。

  1938年,卢杨辉随军来到湖南桃源残疾军人第一教养院,此时,他已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司药兵,司药兵是军队医院药房里负责按处方配药、发药的士兵。

  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最为紧缺的就是药品,当时,日寇对中国的物资输入全面封锁,大中城市陷落,药厂屈指可数,工作人员、设备损失惨重,中国的医疗体系几近瘫痪,伤口感染带走了许多士兵的生命,受伤患病士兵境遇之惨,不忍言之。

  “那时候,上头对司药要求特别严格,就拿包药粉来说,包好以后把药包在桌子上一丢,药粉是不可以撒出来一点点的,药品那么精贵,浪费要受重罚,出大错了还会丢命。”卢杨辉说,他至今都记得,当时有一个司药兵因为发错药,导致一位长官死亡,结果,这个司药兵被处死,这些经历深深烙在卢杨辉的心里,以至于工作中,处处小心,不敢出半点差错,一年后,卢杨辉升至司药下士。

  缺医少药 清洁伤口用盐兑开水

  七·七”事变以后,军民急需的主流西药,如盘尼西林、磺胺、奎宁等,都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经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后期的中印公路,药物珍贵仅救命药被运送至西南大后方和抗战前线。

  “部队医院当时设在山区,医疗物资非常紧缺,棉花球和绷带,用过以后沾满了脓水,血液,都是洗了再用,用了再洗,一直洗到不能用为止。”卢杨辉说,当时处理伤员的伤口,主要靠不同浓度的盐水,10%高渗盐水,或生理盐水冲冼。清洁伤口,用的是食用盐和开水配制的,没有消炎药。

  二战时期,磺胺与青霉素的发现与应用抢救了许多伤员,阿司匹林是应用最广的解热镇痛抗炎药,吗啡、阿托品缓解了伤兵手术之苦,奎宁与柴胡避免了疟疾疫情的扩散,但对苦难的中华儿女来说,这些药物的获取,异常艰难。

  “当时,伤员如果患大叶性肺炎,主要使用的是福白龙针,和百乃定针剂,但治愈率很低,病死率很高。 ” 卢杨辉说。

  抗战时期,中国成为疟疾重灾区,抗日力量几乎被小小的疟原虫毁灭。因此,中国需要大量使用各种奎宁,甚至开发出足以替代奎宁的药。卢杨辉记得,当时,治疗痢疾用一定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口服,以及升汞溶液灌肠治疗。治疗效果总是不理想,那个时候,伤员如果患了痢疾都有可能丧命,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缺医少药以及肆意蔓延的战火,令苦难的国土雪上加霜。

  在卢杨辉的记忆中,最深切的一次关于战火的体验是在1938年的一个冬夜,武汉会战结束后,为了防止日军逼近长沙,国民政府决定不顾一切实施焦土政策——焚烧长沙,打不赢就烧光,哪怕亡城也绝不妥协, 那天,在后方医院的卢杨辉目睹了这一过程,“ 我们离长沙只有30里,抬眼就能看到长沙的火光,说不出的难受……”

  据史料记载,1938年11月12日晚,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在古城长沙燃起,大火持续烧了三天三夜,长沙变为一片废墟,死亡群众三千余人,然而,这场大火,并没有阻挡日军侵略的脚步。

  日本投降后 接管曾被日军管控的医院

  后方医院随着战事变化,不断转移。1939年至1940年,卢杨辉在湖南残疾军人第六教养院升至司药中士。之后,军队后方医院又迁移至福建。 1940年至1942年,卢杨辉在福建浦城残疾军人第八教养院从司药中士升至司药上士。 1943年至1944年在在江苏徐州17后方医院先后担任二等佐司药、二等佐军医。

  从一名看护兵成长为军医,卢杨辉付出了很多努力,那个令人胆寒的警示,始终在提醒他:救死扶伤,万万不可有半点疏忽大意。

  卢杨辉记得,到抗战后期才有了一些磺胺药,如百浪多息,磺胺噻唑(ST),磺胺脒(SG),后来,还有磺胺嘧啶(SD),这种药抗菌作用较好,这些药开始都是依懒进口的。抗战胜利那年,美国产的青霉素解禁后进入中国,这才进入抗生素时代。

  日本投降后,卢杨辉他们去接管了日本在徐州管控的“十一战区医院”,这家医院很大,大约有1000张床位,医院的医药库房相当大,有大量的奎宁片,都是1000片装的,24瓶一箱,包装很好,还有大量的高锰酸钾,升汞,阿斯匹林,还有大量“硼带"三角巾,脱脂棉。

  “战争时期,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医疗物资,和我军的医疗资源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光清点登记造册都用了一个多月。”卢杨辉说, 这个医院就在现在的江苏徐州市(子房山)。

  “我们进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方军队已经控制了医院,大门左侧站着四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中国军人,大门的右边也站着四个人,他们是被卸掉了武器的日本哨兵。

  医院当吋离市区大约5华里。医院对面驻扎着一个装甲兵团。”尽管已过去75年,但卢杨辉始终记得这些,有时,还会梦见这样画面,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自己的土地,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卢杨辉说。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1-09-12 09: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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