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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第三节
2017-11-27 11:02:40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五章 1943年至抗战结束前的正面战场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加深

  一、国统区的独裁统治

  1943年初,世界大战的形势正在向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发展。但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并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方针。关于这一点,日本当局在1943年初的形势判断中清楚地指出,国民政府在“继续进行消极的抗战”,“不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6)第7、第5页。]

  在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统治能否维系下去,担心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当时国际形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在世界法西斯覆灭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趋明朗的时刻,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一方面鼓吹自己抗战的“丰功伟业”;一方面大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所谓“罪行”,同时提出了所谓“政治解决共党问题”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议案。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自1932年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拟定于1934年3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实施宪政的那时起,到1943年五届十一中全会重提实施宪政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一点实施宪政的准备工作,过去决定的实行“民权”和“地方自治”也成为空中楼阁。这次全会又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条文》。条文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还规定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师”,独掌军政大权。会议还于13日“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院长,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蒋介石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进一步强化。

  国民党为了加强一党专政,除压迫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压制和破坏民主运动外,还提出了“全国党化”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量征收党员,千方百计拉人入党,在机关、学校、军队、工厂等部门进行“集体入党”,许多人不知不觉地成了国民党进行反动统治的工具。国民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铨叙方法,都是为其一党专政服务的。国民党当局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对罢工、怠工及其他妨碍生产之行为“严行禁止”,政府在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信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令其为一定记载”;政府“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

  国民党为了加强独裁专政,建立了许多特务组织,加紧特务活动。国民党规定,国民党军、三青团员随时都有加入特务组织、接受特务训练的义务。

  他们甚至以招考技术人员的名义,将一部分社会青年骗来,加以训练,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机关、学校、团体、工厂,搜集情报,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破坏人民的抗日活动。国民党还加强特务组织对政府和地方的控制,通过CC 组织操纵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各级官吏的任职、考试等。国民党每年支出巨额的特务经费,用来增设特务机构、训练特务和开展特务活动。另外,还在上饶、綦江、西安、贵州等地设立了一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是囚禁和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国民党特务不仅在国统区横行无忌,造成黑暗恐怖的特务世界,而且还派特务潜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

  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特务活动的加强,农村中的保甲制度也日益强化起来。这是国民党在农村基层实行专制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1940年1月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会同公布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同年8月行政院通过的《各县保甲整编办法》,1941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等文件中,都对保甲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这些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加强了保甲制度。要求对保甲长不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训练,而且施以警察、特务活动的训练,在保甲组织内建立“通讯网”。在保甲组织中实行“三位一体”制,对民众实行独裁统制。国民政府在1939年9月19日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第47条规定,保长、校长、壮丁队长都由一个人兼任。这样,一保之内大权集于保长一身,成了一个小独裁者。

  这就为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也使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部处于保甲组织的禁锢之中。

  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互结合、相互渗透,构成了中国的封建专制独裁制度。这种制度的不断强化,造成了政治上的更加暴戾、腐朽和黑暗,国民党的各级官吏,就是依靠这一反动制度,大发国难财的。至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官僚在美国冻结的存款就达3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巴西等地的存款,则达5亿美元。如果动用这部分存款,就可装备300个机械化师。国民党各级官吏还勾结奸商,囤积居奇。官吏们的贪污更是无孔不入。仅1944年1月至11月,在粮食部范围内破获的贪污案件就有1243起之多。

  各战区军官一些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如就地抽捐抽税;利用兵役敲诈,虚报兵员名额,克扣军饱,以至经营商业,包运私货等等。官僚们在贪污和搜刮中聚集大量财富,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社会风气由此更加败坏。

  在这种情况下,“党治”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民被剥夺了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抗战初期曾一度出现的短暂的希望曙光又被黑沉沉的长夜代替了。

  二、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小麦产量近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50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二、国民政府战时财政和大后方经济的凋敝

  据概略统计,大后方约占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耕地,水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小麦产量近40%,但工业却十分落后。全国抗战开始后,部分工厂内迁以及大量军、政机关向内地转移,对各类工业需求量猛增,再加上进口减少,通货膨胀等临时因素的刺激,使基础薄弱的大后方的工业与抗战前相比有了较大发展。1943年,向政府登记的大、小厂家,达到50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抗战后开设的。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达到最好的年头后,即开始衰落。

  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却与年俱增,其中大部分用于军费,约占总数的60~80%。在财源紧缺、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外援,大量借债和发行国内公债。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等国借债并约10.478亿美元、1.5亿英镑、10.3亿法郎、1.2亿法币。同时,政府以外债为担保,大量发行国内公债。

  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共发行了19笔公债,总计有法币150多亿元,关金1亿,英镑2000万,美元2亿。但发行公债绝大多数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由银行垫款给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公债的发行又成了官僚资本发财的手段。

  第二,垄断金融。实行外汇管制,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的另一条途径。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国家规定,20元法币折合一美元,为官定外汇比价;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还规定了一套繁琐的手续,造成骇人听闻的外汇黑市交易。例如,抗战八年,外汇中的美元与法币的官价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1∶542.2,超过官价27倍以上。

  旧中国的银行资本是同外汇紫密连系在一起的。少数权势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买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之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重庆政府对外汇的统制,进一步促进了银行资本的集中,形成它对整个金融市场垄断。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美元、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了惊人的暴利。

  第三,扩增捐税。由于沿海经济繁荣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收入大为减少。因此它便采取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了的税收。另外它还把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货不税的状况。至于苛捐杂税,更是不计其数。如保安捐、壮丁捐、保甲捐、兵役捐等多达上百种。从1941年下半年起,在农村实行了田赋征实的办法后,1943年又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息,也不还本。从1941年到1945年6月,通过“三征”,共收粮食2.4亿多石,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第四,实行专卖制度。

  1941年3月,国民党八中全会通过了“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和“粮盐专卖制度基础案”,这实质是官僚资本对商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财政部依此掌握了六类物品的专卖权。他们采取低价买,高价卖的办法,使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但却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五,实行统购统销。

  继1937年9月,对外出口的丝、茶、桐油、猪鬃等由贸易委员会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3年2月,又成立了物资局,对棉纱等许多物资也实行统购,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然后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

  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J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其结果迫使民营工业关门倒闭。

  第六,滥发纸币,通货膨胀。

  抗战8年中,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市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1945年6月占75%。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农业产量逐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主要是:

  第一,加强文化专制。国民党通过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加强文化专制,向进步文化和进步作家发起进攻。

  1943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化运动纲领》,鼓吹一个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民生哲学。接着,制定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对进步文化作品进行压制。1943年仅查禁书刊即达500余种。

  第二,迫害进步报刊。国民党对进步报刊实行严格的审查,将所有宣传革命的、进步的、抗日的内容进行删改、扣压、不准发表。国民党强迫改组了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排斥进步记者,杜绝抗战的进步舆论。

  《新华日报》是他们的眼中钉,蒋介石几次进行干预。如1944年7月15日他勒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彻底检查《新华日报》:“本日新华日报第3版下栏登载《谈中原战事血的教训》及《河南大学生的遭遇》,如何此种通信任其登载,……是否该报有意违检刊登?以后关于此类故意损害我军誉之新闻,务须彻底检查,如报纸违检刊登,并应切实执行处分,切勿玩踪为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新华日报》仅一个月被禁止刊登和删改的言论与消息竟达33篇之多。他们不准宣传抗日,禁止刊登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斗消息,甚至连“百团大战”、“延安边区”等字样都“绝对禁止登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新闻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所以许多宣传抗日、宣传民主的进步报刊被查禁。仅在1941年到1942年之内,就被查禁1400多种。

  邹韬奋等人在全国各地建立的55个生活书店的分店和支店,全部被非法搜查,强行封闭。为了粉饰太平,连各地灾荒消息也被禁止登载。

  第三,控制舆论,垄断新闻。国民党军通过特务组织,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报刊。《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扫荡报》、《扫荡简报》等各大报都掌握在CC 和复兴社特务手里。他们还强迫收买进步报刊,如CC 曾以13万元收买上海《立报》,迁至香港,加以人事变动,取消了它的进步性。对拒绝收买的则用打砸抢的办法加以摧毁,成都的《华西日报》被纵火焚烧。

  另外,训练大批特务记者,分配到各地报社,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国民党的中央社垄断一切新闻消息,国统区的所有报纸必须登载该社的稿件,而解放区的消息特别是抗日情况一律不准报导。

  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逆流下,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喧嚣一时。战国策派宣扬莫管正义不正义的谬论,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蒋介石的独裁主义辩护。张铁君写的《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一书,竭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狂妄地提出必须放弃共产主义,解散共产党。陶百川写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主义》小册子,歪曲孙中山的在民主义,胡说马列主义没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等等。

  国民党在对进步报刊查封的同时,还迫害坚持斗争的文化工作者。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成都《时事新刊》被封后,记者李亚凡被枪杀,原《大声》周刊总编辑车耀先被国民党特务公开杀害。

  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激起了人们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周恩来是其杰出的代表。他和文化界的人士广交朋友,支持他们的斗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在与反动派作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他们本想通过对蒋介石的援助,推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但实际正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在国民党顽固派看来,有了美元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美国报刊也不断出现批评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文章。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7 14: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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