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6）
2017-11-28 14:37:44  来源：三亿文库  点击：  复制链接

　　11月，太原沦陷，民先总队部随北方局撤退到临汾，这里又成立了流亡同学会。由蒋南翔主办《动员报》，蔡颉刻蜡版板出版，传播抗战信息，宣传党的主张，影响很大，连国民党军人都争相购买阅读。北方局扬尚昆也为这个报纸写过社论。民先总队部由李昌、陆平、顾大川、丁浩川、夏英、徐明、赵志萱等一起负责，积极开展战地青年和群众工作，杨尚昆同志还特意向他们介绍了过去苏区农村青年和群众工作的经验。他们还创办了一个“动员剧团”，由金鹏举负责。剧团每到一处，群众派人远道迎送，常常演出后不让离开，情绪很是热烈。

　　当时，演剧是宣传抗战的有力形式。杨易辰、荣高棠、张瑞芳等组织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一带活动，影响很大，荣千祥因演抗日小调卖梨膏糖而出名，他也改名为荣高棠了。

　　在临汾的同学会和民先队总部，仍然是输送干部的兵站。李伟和薛公绰就是在这时被介绍到炮兵团的;留法学生吴子牧和江枫也是从这里走向敌后战场;清华的宋平和陈舜瑶，从这里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学习。当时，还发动了大批以民先队为骨干的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文化工作。如清华的赵石等，就参加过汤恩伯的十三军战地服务团，还有很多人参加抗敌演剧队。只是后来都被赶出来或解散了。站住了脚的，即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有在胡宗南第一军服务的熊向辉、陈忠经和申健等。

　　织了救亡团体;青年救国团

　　在此期间，很多人参加了新四军的工作。如黄诚，就在新四军政治部任秘书长，皖南事变中被俘，死于国民党集中营;后来杨学诚也在湖北乡下打游击，成为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创建人之一。

　　1938年2月，临汾又告失守。民先队总部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撤退到西安。5月上旬，李昌到延安汇报工作。当时由洛甫主持会议，参加的人有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冯文彬等。李昌汇报民先队的工作后，刘少奇肯定了民先队这个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在青年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陈云同志兼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委员有冯文彬、胡乔木、宋一平、高郎山和李昌。

　　在西安，陕西国民党党部组织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但这两个团体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基调，对当地的“西北青年救国会”和来到这里的民先队员，采取排挤打击的手段，陕西省党部也对民先队部不予承认，民先队的工作首要的是在西北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但是，国民党不会容忍民先队在西北活动。5月中旬，国民党公开镇压民先队的活动，并企图逮捕李昌。在林伯渠的帮助下，李昌化装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李昌又参加以宋一平为书记的长江局青委，和于光远、黄华等一起工作，民先队总部也从西安迁到武汉。这时，总队部有李昌、于光远、丁浩川、殷参等。长江局书记王明，决定加强民先队，想以民先队和三青团结成青年抗日统一战线。湖北省也成立了民先队省队部，负责人有孙世实(队长)、韦君宜等人。

　　十三、在南方撒播革命火种

　　以蒋南翔为首的平津流亡学生到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后，迅速建立了流亡同学会，并力争公开合法。建立伊始，他们与南京学生代表走访了南京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及各界人士。国民党便为流亡学生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每天进行“一二一”制式的训练。平津流亡同学会取得合法地位后，立即设立接待机关，与各地来南京的学生汇合，并与南京学联合作，组织宣传服务、慰劳伤兵等活动，很快在群众中产生了影响。国民党当局见此情况，便采取压制手段，强行改组了平津同学会，逮捕了负责人。后来，平津同学陆续分散，一部分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继续活跃在国统区。

　　“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团”是南京市委动员南京学联和平津流亡同学会组成的，团员60多人，北方同学占2/3，团长为董凌云。宣传团先后到老苏区黄安、黄冈及汉冶萍工人区开展工作。宣传团所到之处，常与当地共产党组织配合，作演讲和访问，与地方积极分子联系。有的甚至在地方上秘密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有的在发现积极分子后提供给地方培养发展。他们在这些地区工作所留下的影响，对我军以后在那里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仓皇迁往武汉。为了抵抗日寇的进攻，不得不表示依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大会，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徐特立，国民党一方有陈诚、黄琪翔、康泽、邵力子，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也参加了。所以，这次大会影响很大。会后，各级的国民

　　党政府也组织了救亡团体。一时，武汉开放民运，群起救亡。在“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会上，平津学生和武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建立了先进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团。抗日救亡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青年救国团的骨干很多都是平津学联的干部，他们与武汉学生骨干紧密合作，在长江局青委的领导下，开展了唱歌、演戏、办训练班、办刊物、办俱乐部、办印刷厂等一系列活动，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参加游击战争，还曾开办过小规模的游击战训班。

　　后来，全国学联、民先队、上海职业界所属的蚁社等救亡团体，陆续到达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但是，不久，国民党就开始了取缔救亡运动的行动了。1938年8月，国民党中央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个爱国团体，11月13日并在贵阳以召集训话为名把80几名民先队员逮捕，后来把为首的张益珊等5人枪毙。从而，进步活动又转入地下。

　　在这种局面下，在武汉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按照党的指示，走向农村，拿起武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王文彬到山东建立根据地;朱穆之等由董必武派往鲁西北，参加范筑先部;杨学诚到鄂中担任特委书记，开辟了鄂中游击区;上海的王翰由周恩来派往鄂北任区党委书记，参加了建立鄂豫挺进纵队的工作;民先队湖北队长姜纪常到鄂豫皖边区从事组织工作;民先队队长李昌随同周恩来回延安。

　　1938年11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会召开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中央青年工作会议。会议鉴于国统区镇压抗日运动，西北青年救国会、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已难以存在，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积蓄革命力量，以待时机，而抗日民主根据地青年运动已从城市转入农村，由和平转入到武装斗争，这里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组织乡村青年，组织形式改为广泛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和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因此，学联、民先队和青年救国团等都完成了历史使命，而由新的各种形式的青年团体取而代之了。各青年团体共同组成了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冯文彬任主任，李昌任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8 14: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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