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问题对话之前景
2016-08-17 15:35:46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作者：步平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  近年来，中、韩与日本之间因历史认识问题屡生摩擦，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症结。东亚三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长达千年的深远历史文化渊源，三国人民之间有着情同手足的友谊，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的差异却成为损害三国人民感情和友好关系的障碍。对此，东亚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深感忧虑。本刊特邀请分属三国的四位研究东亚历史并关注东亚关系问题的资深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东亚历史问题作深度解读，希望能给读者一些新的启示。

东亚历史记忆（专题讨论）

步 平[日]村田雄二郎  [韩]裴京汉李长莉

[提要] 步平认为，虽然在政治层面围绕历史问题的对抗与斗争已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标志性特征，至今仍没有缓解或消除的迹象，但在学术层面的跨国共同历史研究也在提示人们，对东亚各国间的历史对话应有期待。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在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处于学术研究层面第一线的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已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交流关系，能够创立共同研究的局面。村田雄二郎认为，在近现代历史上，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先后经历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简称“二战”）。这四个不同的“战后”，不仅导致日本内政发生巨变，也引发东亚格局产生巨变。日本的战时体制既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又与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扩张形成一体推而进之，唯一例外是第四个“战后”，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下推行了没有军扩也没有殖民主义的民主化，但日本对“战后”特别是去殖民地化问题的处理，随着“冷战”这一新的战时体制的出现，完全被非军事化问题冲淡了，使得帝国时代民主化所内含的殖民地主义责任被忘却；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没有败给中国”、“甲级战犯的责任是战败责任（不是战争责任）”等历史认识，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去殖民地化的局限。裴京汉认为，近来持续升级的东亚历史矛盾，与其说是学术领域的争议，不如说是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权力巨大影响力背后的普通大众的民意所向；而民族主义的理念，又对这种国家权力给予凸显与深化。为了东亚三国实现和平共荣的目标，构建所需的历史记忆，各国均须从东亚历史共同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历史，正视和解决历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和克服“狭隘民族主义”借国家政策名义复活，增强“广泛的民族主义”觉悟。李长莉认为，日本一些设计并不准确的舆论调查及其有所偏失的解读，对两国媒体和民众造成误导，对两国“国民感情”造成了损害。虽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日两国国民“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存在差异，对两国国民感情和两国关系形成阻碍，但在两国民间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感情基础，特别是日本民间一直有和平人士坚持进行反省战争、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活动，在日本多地也留存着孙中山革命活动等近代中日友好的遗迹，可以作为两国民众共有的“历史记忆”。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两国“国民感情”，共谋和平友好。当今两国经济联系愈益紧密、民众相互来往增多及交流日益扩大，两国民众需从“历史记忆”的相互了解和共有做起，向“共同历史认识”趋近，通过“历史共有”奠定中日世代友好的“国民感情”基础，共同开创永久和平的未来。

[关键词]东亚 历史共有 历史记忆

东亚历史问题对话之前景

步　平

历史问题是长期阻碍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七十年来，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间围绕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历史，以及日本对朝鲜实施殖民统治的历史，在认识上始终存在争论。因而在国际社会看来，围绕历史问题的激烈对抗与斗争已成为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标志性特征，至今仍没有缓解或消除的迹象。

不过，从2002年起，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就开始了共同编写东亚近现代史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了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而韩日与中日间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6年启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报告书更于2014年出版。由于笔者参与了上述学者间和政府间两个不同层面的共同研究，因而认为，近十多年来的跨国共同历史研究在预示或提示人们，对东亚各国间的历史对话应有期待。

一、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共同研究与对话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学者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学术层面的对话日渐活跃起来。三国的历史学界不同程度地关注拓宽本国历史学视角的问题，日本一些大学组织了有日本、美国、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学者参与的关于“东亚的相互认识与误解”的研究，就东亚历史认识的问题点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研究报告；[1]中日韩三国学者还围绕日本社会出现的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向进行了学术交流，以东亚各国民众间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为目标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东亚的共生与历史教科书的问题，[2]并分别提出了以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成果。[3]

进入21世纪后，东亚地区历史学者的对话主要体现在共同研究与编写历史书籍和教材的努力上，并且有了新的成果。2006年，日本学者与在日的中国学者共同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出版了研究性专著《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4]跨越国境的共同历史研究与编写教材的努力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深入程度不一，但通过历史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目标是共同的，其目的一是力图摆脱各国在世界历史的叙述中受西方中心论影响较大的问题，提高关于亚洲自身叙述的比重；二是努力将本国历史与东亚历史的大背景结合起来，特别是思考能否建立“超越本国历史框架的东亚史的叙述”。

在东亚历史学者的对话中，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民间团体一直持续至今的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努力，是在历史认识上实现“超越”的积极尝试。

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动议是2002年提出的，起因是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这本由具有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编写的教科书表明了十分狭隘的日本民族主义的主张，对战争历史的叙述有回到“皇国史观”的危险。中、日、韩学者在对扶桑社历史教科书进行分析批判的时候意识到，如果引导东亚三国的青少年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首先学者们就必须突破以本国为中心进行叙述的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局限，通过共同编写历史教材，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历史事实的共有，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所以，从2002年起，三国学者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辅助教材----《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一阶段的目标，开展不同国家间历史学者的对话。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从提出编写的动议到完成，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主要记述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引起的东亚社会的变化，日本崛起后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破坏，即对中国的战争和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日本的战后处理与战后遗留问题（靖国神社、民间赔偿等）。全书结构确定后，由三国学者分工执笔，提出初稿后逐章逐节地讨论。编写过程开始后，发现其复杂程度大大超出预想：正式讨论的初稿就有六稿，每一部分初稿都要翻译成三种文字进行对照，每个观点甚至每句话都要反复推敲，以致正式会议在三个国家召开过十一次，还不包括会议之外几乎每天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交流、交涉、讨论。

2005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中、日、韩同时出版[5]，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首先，书的发行量大大超过预计，也大大超过此类书的平均发行量。在中国达十三万册，在日本超过六万册，在韩国也达到五万册。其次，三国都有部分学校用来作为历史教材的补充，在学生中也有很好的评价。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出版后也收到一些批评意见。主要的意见是：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痕迹仍然比较明显，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方面仍有缺陷；叙述内容偏重于战争历史，缺少对社会变化的全面的观察与分析。

针对这些批评，三国学者认为，应将修订《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作为第二阶段历史问题对话的目标，在对东亚历史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共同研究基础上，力图在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寻求东亚的视角。从2006年起，三国学者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即共同编写新的东亚史。新的东亚史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主要从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对东亚近现代史进行叙述，下卷则讲述三国社会变迁与民众的生活与交流。

之所以分上下卷讲述东亚的近现代史，是基于下述原因：

第一，东亚国际政治近代以来的演变固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今天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但国际关系的变动并不能构成东亚近现代史的全部。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看，近代东亚地区人的交流与移动是这一地区最有活力、最积极的因素，也是历史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二，与国际政治学侧重于从国家这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层面出发思考问题，注重研究国家基于利益的冲突与合作的研究方法相比，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基本点是人，更关注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λη?，前384—前322）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出了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

第三，如果说不同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政治层面的研究中可能找到比较多分歧点的话，那么，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共性和一致的地方。而由此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获得基本的历史认识的共识。

为使获得历史共识成为现实，必须突破本国学者撰写本国历史的局限。在第二阶段的编写中，要求执笔者务必体现东亚的视角，不仅介绍本国的情况，而且要介绍他国的情况，特别要突破“本国视角”观察与分析历史现象。所以，第二阶段的历史问题对话比第一阶段更深入，也更困难，编写时间大大超过了预计的三年，到2012年出版（中文书名为《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时[6]，时间多花费了一倍。但即使是这样，仍有一些遗留问题。特别是下卷第八章“战争与民众”，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中文本和日文本在韩国学者执笔的这一章后面附上了各自的不同见解。不过，这一现象恰好证明：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是需要经历曲折过程的。目前，第二阶段的这一成果正在被翻译成英文，计划在2015年出版。而三国学者正在思考进入第三阶段的历史问题的对话。

东亚地区关于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是一个很有挑战意义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哪怕这种关联共同性十分微弱，也需要认真研究，纔能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但通过历史问题的对话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不仅对于稳固东亚各国间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不仅是基于各自国家的外交战略的互惠要求，更重要的是实现东亚，乃至亚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包含社会、文化层次相互理解的基本条件。虽然这一过程不能期待一朝一夕完成，但必须扎扎实实地努力。

二、中日政府层面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在中、日、韩学者共同编写东亚史的同时，东亚三国政府间也在尝试进行历史共同研究的努力。从2002年起，日本与韩国政府间组成了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006年起，中日两国政府间也组成了各有十名学者参加的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经过三年的努力，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报告在2010年1月发表，2014年正式出版。[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采取“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方式，对共同拟定的16个题目各自提出研究论文，即共有32篇，分为古代与中世纪史卷和近现代史卷两部分组成。在论文完成过程中，经过了反复讨论与修改。所以，报告尽管是“两论并记”的方式，最终体现的是撰写者本人的认识，但在研究过程中的经过讨论形成的共识，可以认同的对方的主张，在各自的论文中均得到了体现。[8]

政府主导的历史共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因此也比学者间的共同研究更复杂、更困难。尽管中日两国都有人对共同研究的结果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总的来看，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反映是冷静的，说明大多数人对学者进行的研究采取了信任和肯定的态度。可以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为推动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一，此次共同历史研究推动了两国学者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不同国家间的历史学者进行深入交流的新局面。

古代史组的两国学者始终本着谦虚的态度，就历史认识进行坦率与公正的对话。两国学者都认为，不能把古代与中世纪的中日两国关系简单地定位于和平相处，而把近代的中日关系简单地定位于战争与冲突。但也并不排除双方学者对某一问题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处理方法。对于中日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发展，日方学者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而中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给予充分的评价，从而能够共同关注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的历史进程。

近代史组的双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明确指出：自1931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阐述了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伤害与损失，表达了谴责侵略战争和维护和平的愿望。中方委员会认为：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是中日之间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首先形成共识，然后纔能开始学术研究。日方学者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承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认为战争中因日军的种种非法行为及造成了大量中国平民的牺牲，造成了深刻的战争伤痕，是构筑战后新的中日关系的障碍。他们的论文还认为：近年关于遗弃化学武器、强制征用劳工、对妇女的暴行等问题的诉讼，都是战争带给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表现。

在研究中，双方学者有共同的一点体会，那就是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国情有很大不同，所以对历史的叙述和认识也存在差异。对于由于这一原因产生的差异，需要通过加强两国学术界及民间的交流来解决，而保持安静与冷静的学术气氛，可使双方在历史认识的交流中达到相互理解，获得更多的趋同，从而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丰富历史内涵得以实现。

第二，共同历史研究为民众间跨越国境历史认识的建立提供了样板。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双方对有关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认识与判断，还存在相当多的分歧。不过，这些基本属于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结论。如果没有分歧和差异，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实证研究不充分，或者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存在不同认识与判断是可以理解的。具体来说，在对侵略战争性质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对具体过程的认识与判断，如战争原因的分析，侵略战争发生的必然性与具体事件的偶然性等问题，双方观察历史问题的角度及研究方法存在差异。在搞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就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交流。在这样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差异是很正常的。

但是，包括部分媒体在内，民众关于学术研究的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实证研究的方式，在理解上还需要时间；如果媒体能够从积极的角度对共同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绍，肯定能够促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缩小认识的差距，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第三，共同历史研究为从政治层面定位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根据。

中日历史认识中的分歧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例如，对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问题，必须形成基本的共识，否则共同研究便失去了基础。二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由于各自掌握的资料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于这样的分歧，通过数据的交换与交流，可以本着一切皆以史料为依据，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逐渐接近。三是对历史进程或历史事件的宏观的分析，受各种因素影响，双方的研究方法，甚至历史观都有很大差异。对这样的分歧，以交换意见、促进相互理解为目标，不强求取得共识。比如，中国民众普遍认为，1931—1945年间，一直是以日本军国主义为对手进行的反侵略的抗日战争；但在日本方面，由于随着战争的进行，对手有中国、美国与苏联，因此对作战对象不同的各个时期的战争性质，学术界和民间有种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日本对外的“十五年战争”，也有的认为应将对华、对美、对苏的战争性质区分。根据近年来多次舆论调查的结果，大多数人（一般认为在70%左右）承认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对与美国、苏联战争性质的认识则相对复杂。

中方委员会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在共同研究中明确日本在近代向中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同时又指出部分日本政治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是导致中日历史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日本学者理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有痛苦的战争受害经历，所以非常关注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故明确承认了侵略战争的性质；同时也提出，双方因战争期间历史体验不同而产生有差异历史认识的现实问题。

三、共同研究和编写东亚历史需要厘清的两个概念

在东亚地区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相当激烈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对历史问题共同研究和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呢？这里需要厘清两个重要的概念。

其一，在共同研究中，中国学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外国，特别是日本学者？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了解战后日本社会围绕战争责任问题的斗争与争论。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他们所说的“忏悔”，其实是要民众反思战争没有取得胜利的责任，是在掩盖日本的战争责任。但通过战后审判，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后，开始接受了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提出的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战争责任的主张。进而，了解了历史真实的知识分子开始悔恨自己盲目或迫于压力支持战争的行为。当然，此时大多数日本民众仍从受军部欺骗宣传的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虽然产生了强烈的厌战、反战情绪，但对那一场战争尚未产生赎罪意识。[9]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大规模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兴起，一些经历过战争而有觉悟的日本人开始从单纯记忆自己战争受害的意识中跳出来，克服一国和平主义的狭隘的视野，与亚洲邻国的民众一起思考战争责任与和平问题。[10]这是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的飞跃。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两国往来的活跃，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暴行为更多的日本人所了解，“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概念开始在日本社会流行。如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说：“我作为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之一，一直把解决日本的战后责任问题，看作是一个大好时机。这是因为如能做到认真对待受害者的追究,把在半个世纪前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担起来的话，就可以重新恢复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失去的邻邦的信赖关系。纔能以此为出发点,使日本同永久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们成为睦邻,在东亚和平共处。正是这些想法，一直驱使着我要在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问题上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而,遗憾的是，纵观日本社会这十年来的动向,情况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11]他的历史认识代表了一代日本知识分子，这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开展的前提。

其二，东亚历史问题表现在政治、感情、学术三个不同层面，而不仅仅是政治一个层面。

政治层面关于东亚历史问题的对话，要求日本政府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加以明确的政治判断，即向遭受其侵略的中国表示反省和道歉。其实，日本在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在政治层面触及了战争责任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反省”；但由于部分日本政治家经常发出否认侵略战争责任、坚持战争时期历史认识的“妄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所谓‘误解’总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们的言行。”[12]反省与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两种声音同时经媒体暴露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零和博弈”的效应，让人们感到战后的日本社会似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使东亚各国在政治层面的对话呈现复杂的状况。

不过，政治层面的问题固然相当重要，但并不是东亚历史问题的唯一层面，值得关注的还有反映在民众感情层面的和学术研究层面的历史问题。在后两个层面上进行对话，是解决东亚历史问题的重要环节。

民众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针对东亚民众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因为对于东亚各国民众来说，关于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最深刻的侧面都是战争中的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战争的记忆有“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在韩国有“从军慰安妇”、“殖民地支配”和“创世改名”等；而在日本，主要的战争记忆有“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双方的民众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毫无疑问都是事实，但是并不对称。同时具有战争被害与战争加害双重角色的日本国民如果被局限在“本国内部的狭隘的视野”中[13]，就会导致“加害意识的缺失”。日本人在对加害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强调自己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被害国中国与韩国民众的广泛理解[14]，也不可能了解同一历史过程对于战争被害国国民的体验。所以，东亚各国民众的感情层面的对话，主要应当是深入交往与加强相互理解。

学术层面的对话主要解决东亚各国历史学研究中因数据的使用、研究方法的差异及历史体验的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差异问题。例如，中国历史学界在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比较关注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力图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现象背后的东西，如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发展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反映出的日本的大陆政策。而日本的历史学者即使承认战争的侵略性，更注重研究的则是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如“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军部和日本政府的不同态度；“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偶然因素等。

从具体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与国家关系走向的必然性角度，从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层面对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是历史学追求的理想模式。不同国家的学者虽然各自强调的侧面不同，但只要注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学术交流和深入交换意见逐渐接近的。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对于侧重研究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而忽视描述发展趋势的问题有所意识，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论证日本侵华的计划性与一贯性需要对证据数据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

上述东亚历史问题的三个层面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过，对于解决历史问题来说，从学术研究层面入手进行对话是最现实和最可以操作的，学术层面的对话可以成为其他两个层面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建立相对冷静的思考空间，保持相对安静的对话环境，避免极端政治的干预和极端感情的影响。而历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资料与历史事实的学术传统，为在东亚学者间进行学术层面的对话提供了基本保障。处于学术研究层面第一线的中日两国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已经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交流关系，能够创立共同研究的局面。

按照东亚各国间开展共同历史研究的主张，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理所当然地应成为今后日本政治家政治表态应遵循的原则。国际社会在密切关注安倍首相即将发表的“战后七十周年谈话”是接受还是拒绝这一学术研究的成果。

[作者简介]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横滨市立大学客座教授、新潟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靖国神社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右翼问题研究》、《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等。
 

[1] [日]山室信一 编：《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日本?中國?朝鮮間の相互認識と誤解の表象》（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8）；上越教育大学东亚研究会：《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新しい歴史表像をめざして―歴史研究と歴史教育との対話―」》（大阪：清文堂，2002)；[日]二谷贞夫 编：《21世紀の歴史認識と國際理解——韓國?中国?日本からの提言》（东京：明石书店，2004)。

[2]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编：《歴史教科書をめぐる日韓対話——日韓合同歴史研究シンポジウム》（东京：大月书店，2004）。

[3]［日］君岛和彦：《教科書の思想——日本と韓国の近現代史》（东京：すずさわ书店，1996）；［韩]鄭在貞：《韓国と日本歴史教育の思想》（东京：すずさわ书店，1998）。

[4] 中文、日文版的《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分别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于2006年出版。

[5]《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东京：明石书店，2005)；《未來を開く歴史》（首尔：???新闻社，2005）。三种文字在内容上完全一致。

[6]《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新しい東アジアの近現代史》（东京：日本评论社，2013）；韩文书名与日文相同, 由Humanist出版社2013年出版。

[7]《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日文本由日本勉诚出版社2014年出版。

[8]近代史卷本来由三部九章构成，由于第三部分的三篇文章涉及的历史距离现在比较近，而相关数据的开放尚不充分，并且也包含了与当前中日关系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为使共同研究真正促进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的相互了解与理解，拟将这一阶段的问题纳入第二阶段继续研究，此次发表的报告中没有包括这一部分论文。

[9][日]梅靖三：《戰爭是罪惡》（东京：昭和出版，1994），第192页

[10][日]石田雄：“反戰和平思想與運動中的歷史認識”，《“歷史認識”論爭》（东京：作品社，2002），第79页，。

[11][日]高桥哲哉：“中译本序言”，《战后责任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页。

[12][日]若宫启文：《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吴寄南译，第63页。

[13][日]大沼保昭：《東京審判·戰爭責任·戰後責任》（东京：东信堂，2007），第144页。

[14][日]吉田裕：《現代歴史學と戦爭責任》（东京：青木书店，1997），第183—188页。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17 17: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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