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玉冰：日俄战争前后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及其影响
2026-05-10 16:36:30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臧玉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日俄战争以前，美国社会和舆论总体上对近代化的日本抱持积极的评价，但这种认知在日俄战争时期发生了重要转变。日本在战争中的表现、战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行动与美国国内的排日移民运动相互影响，激发并强化了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针对日本的“黄祸”印象。由此，美国舆论界出现了以日本人为代表的“黄种人入侵”和种族战争的论调。美国对日认知的重要转变，无疑为部分政治人士提供了宣传工具。日俄战争后，他们通过利用和操纵“黄祸论”及其所引发的群体性“美式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海军力量的扩充和针对日本移民的排斥性立法的通过，从而影响了美日关系的后续发展。
关键词：日俄战争 “黄祸论” “美式恐惧” 种族 太平洋战争
明治维新以来，美国一直关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并主要通过“文明的透镜”来理解日本在东亚的崛起，即使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爆发后，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整体评价仍以正面为主。日俄战争爆发之初，美国精英和公众也一般拒绝将日本视为当时在西方世界已经盛行的“黄祸”（Yellow Peril）。然而，这种认知却在旅顺战役后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和自杀性攻击行为的出现，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媒体开始出现担忧日本未来动向的报道，甚至产生了日军可能入侵美国的想象和种族战争的预言。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持续扩张与侵略，不但冲击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既有利益，也不可避免地与崛起为太平洋海洋强国的美国产生了摩擦。美国社会原有的“黄祸论”随即被整合进对日本民众的认知框架之中，日本亦从“西方文明的追随者”转变为“西方文明的威胁者”，并成为这一时期“美式恐惧”（American Fear）的集中体现。日俄战争后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对美国随后的国防建设和移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后的30余年间，“黄祸论”随着日本侵略进程的持续推进而不断被唤醒并加以重塑。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这一深植于美国社会的“美式恐惧”叙事提供了现实印证，再次强化了美国公众对日本的威胁认知。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美国舆论迅速将太平洋战争纳入“种族冲突”的认知框架之中，激发并放大了社会层面对日本人可能“联合绝大多数非白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恐慌。为什么日俄战争后美国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将日本视为“黄祸”的思想究竟对美国和美日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在百年之后依然值得学者们关注与反思。
目前，虽然有部分美国学者关注到了上述问题，但相关研究多从地缘政治、移民问题的角度分析美国对日认知转变的原因，很少关注到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表现如何与移民议题及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行为相互影响，从而激发了美国民众对“黄祸”的恐惧。而海外学界在关于“黄祸论”的既有专题研究中，亦鲜有学者探究“黄祸”及其所引发的“美式恐惧”，究竟在怎样程度上影响了日俄战争后美国的海军政策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政治走向，继而影响了美日关系的发展轨迹。基于此，本文主要依据美国的档案和报刊资料，重点探究日俄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民众对“野蛮的日本掌握现代技术”的担忧如何导致美国舆论中“黄祸论”的再现，同时分析针对日本的“美式恐惧”对美国当时的内政和外交，以及此后更长时段的美日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一、1905年以前美国对日本的认识
在1853年“黑船来航”以前，大多数美国精英对于日本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给来访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员和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甚至称其为“太平洋上的扬基人”（Yankees of the Pacific）。此后30年，尽管“文明”标准和“科学种族主义”已成为西方国家认知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价值体系，并沿着肤色差异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界限，但是，日本所呈现出的变化，客观上冲击了西方社会将白色肤色与“高等文明”简单等同的认知框架，美国人也开始重新思考“文明”标准所隐含的种族假设。他们“赋予”了日本人一种特定的、具有“文明”属性的“荣誉白人”地位，并将其与“野蛮而劣等”的其他有色人种区分开来。
美国对日认知的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之中。自丰岛海战起，大部分美国舆论便倾向于从“文明”的角度来评价这场侵略战争。在相关叙事中，日本被临时性地纳入“西方文明”之中，其侵略行动则被包装为“文明”战胜“野蛮”的例证。在大东沟海战后不久，《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了一篇题为《文明对抗野蛮》的报道，将中日战争片面地视为“野蛮与文明之间、古老的保守和现代的进步之间、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战争”，并将日本在平壤及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行动解读为所谓“文明”“进步”与基督教的“胜利”。
与此同时，美国舆论并未无条件地接纳日本：在对日本近代化成果给予有限认可的同时，也在批判其野蛮行为，并提醒民众提高对日本威胁的认识。旅顺大屠杀发生后，部分美国媒体指出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根本不同，认为“这场残害行径充斥着原始、野蛮的每一个令人作呕的特征，完全体现了东方暴行的惯用手段”；虽然日本民众对来自西方的访客“殷勤备至”，但这并未消除“人们心中满溢的愤慨与厌恶”。美国部分舆论对日本的忌惮也在逐渐增强，它们认为日本对东亚乃至其他地区都怀有领土野心，可能会对美国造成威胁。《皮卡优恩时报》（Times-Picayune）在探讨甲午战争的影响时就表示：“太平洋从今往后将由全球首屈一指的军事和海军强国之一主导，而该强国是个亚洲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后美国媒体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批判和警告，并不意味着它们将日本等同于此时在西方盛行的“黄祸”。“黄祸论”是19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部分人士提出的认知“黄种人”和亚洲的一种种族主义话语。当时的西方舆论一度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强国，并通过“黄祸论”强化种族主义想象，以此唤起对所谓“觉醒的中国”可能征服西方并颠覆其殖民秩序的恐惧。这一倾向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达到了顶峰，并在欧洲大陆国家掀起了“黄祸论”热潮。美国媒体中的“黄祸论”在这一时期同样主要指向中国，而非日本。
可以说，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公共话语中，日本的快速近代化被反复用来弱化其“非西方”的“文明”和种族属性。到20世纪初，在理论上作为“黄色人种”的日本人，已被纳入一套更接近现代白人基督教国家的评价框架之中，从而赢得了美国商业界、教会团体和军政精英的有限认同。曾任美国驻神户领事的佑尼干（Thomas R. Jernigan）认为，当日本民众“在不到1/4世纪内背弃了东方习俗和迷信，并在现代史上写下如此辉煌的篇章时”，“它就有理由赢得全世界的掌声和尊重”。
美国对日本的上述态度一直延续到日俄战争时期。1904年2月，日本突袭俄国驻扎在旅顺的海军舰队，战争正式爆发。开战后不久，《帕克》（Puck）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被“正义、进步、人道、启蒙、宽容、宗教自由”所环绕的现代日本妇女，压制住了手持鞭子的俄国男人，拯救了无数死伤者，鞭子上则标有“专制、迫害和暴政”的字样。这幅漫画鲜明地表现出该杂志的立场，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美国部分舆论对日、俄两国的认知：日本是“文明”的亚洲文化的代表，它支持自由贸易、知识交流和经济开放；俄国则是一个刚刚摆脱农奴制的混血民族，他们经常压迫少数种族、宗教和阶级，并与许多邻国持续交战。
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对日本的担忧，美国社会在解读日俄战争和评价日本时，总体上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1904年5月，在日本军队登陆辽东半岛后不久，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报刊就称日本士兵“不亚于欧洲最优秀的军团”，预言俄国将无法通过其惯常的“大队人马的顽强推进”策略取得胜利。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舆论对日本的判断更加明确，部分媒体甚至将旅顺的陷落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艰苦的军事壮举”和“最激动人心的胜利”，也是“俄国事业无望的证据”。此外，美国部分人士还倾向于借助所谓“美式理想主义”的解释框架来理解日本的战争目标，从而将日本战胜俄国解读为“西方文明的胜利”。时任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芮恩施（Paul S. Reinsch）即从“自由与专制对抗”的视角阐释日俄战争，指出日本“是在为防止欧洲专制国家征服亚洲而战”。这一判断亦得到部分媒体的呼应，相关评论称：日军正在试图阻止“斯拉夫人环游世界的脚步”，并努力将西方文明从“哥萨克专制主义”的桎梏中“拯救”出来，否则，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不得不承担这一任务。在这一话语逻辑下，日本被描述为在东亚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战斗的国家。
总之，在日俄战争以前，尽管美日围绕太平洋市场和移民问题存在摩擦，但美国社会仍主要通过“文明”这一解释框架来理解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并据此形成了对日本人相对片面但较为积极的评价。然而，伴随日俄战争的发展，这一认知框架逐步瓦解，美国舆论中“黄祸”的指涉对象也开始从中国转变为日本。
二、日俄战争后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事表现、美国西部排日移民运动的升级，以及战后日本在东亚的地缘政治扩张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美国对日本的认识从“西方文明的追随者”转变为“黄祸”。
首先，在旅顺战役后，日本凭借其对西方军事技术的娴熟掌握，以及被美国舆论视为“非理性”的攻击方式，展现出足以与西方抗衡的军事能力。这一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此前对日本的有限认可，逐渐被“既有国际和种族秩序”可能遭到冲击的忧虑所取代。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部分美国政客便已认识到，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日本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潜在威胁。在1904年3月的国会辩论中，参议员黑尔（Eugene Hale）明确反对支持日本，并警告国会不应放任日本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扩张其影响力。他指出：“基于日本在战争中展示的海军实力，一旦日本取得胜利，美国将会迎来自己在贸易中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美国真正需要警惕的对象是日本，而非俄国。”然而，鉴于美国此前对俄国军事实力的估量以及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正面评价，黑尔的警告并未在国会中引发广泛回应。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接连取胜，美国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转变。日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较早大规模、系统性地运用“现代技术和战术”的战争。现代武器与电子通信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提升了作战效率，但也引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尤其当西方国家对新兴技术的复杂情感与既有的种族观念相结合时，极易催生出一种基于惶恐和偏见的判断。部分美国精英敏锐地意识到，日军的技术优势表明其已具备与西方白人国家抗衡的实力, 从而引发了他们对美国力量和“白人种族优越性”的深刻担忧。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其报告中指出：尽管支撑日本战争胜利的“武器和组织架构均源自西方世界”，但“日本人已经证明自己是唯一有能力运用这些资源的东方民族”。在他眼中，日本人对西方前沿技术的娴熟掌握近乎一种“奇怪的变异”。因为他坚信“白人［才］是卓越的工具制造者”，而日本人模仿白人成就的能力正在对“白人至上”地位构成威胁。国际关系学科奠基者之一齐默恩（Alfred E. Zimmern）同样注意到日本的军事胜利对“既有种族秩序”和“白人传统威望”的冲击，他甚至将这场战争视为“在我们有生之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非白人战胜白人”。
不仅美国白人知识分子注意到日本士兵对战争技术的掌握对“白人至上种族秩序”的冲击，非裔美国人同样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并赋予日本的军事胜利以鲜明的种族意义。旅顺陷落后，日本士兵所展现出的“技术震慑”被视为对“白人主导地位”的挑战，并被解读为全球种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象征，逐渐成为非裔美国人报纸报道的中心内容。1905年3月，俄军在奉天会战惨败后，《西雅图共和报》（Seattle Republican）的一篇报道将日本人对现代技术的娴熟运用及其军事胜利视为为实现“种族平等”而取得的“一次颠覆性的伟大胜利”，并认为“白人至上主义”在此役中受到了“沉重打击”。《黑人之声》（Voice of the Negro）亦指出，奉天会战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结果”，就是给“傲慢的欧洲”上了一堂“关于‘劣等种族’的课”。著名泛非主义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甚至一度自称为“日本狂热分子”，并将日军的胜利视为“有色人种反抗白人剥削”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日本人的技术成就不仅将唤醒亚洲，使其摆脱欧洲的束缚，还会成为“其他黑人和被诅咒的种族”的“榜样”。由此，其他非白人社会中沉睡的民族主义将逐渐释放，而白人也终将陷入“更新、更耀眼的光芒”所取代的恐惧之中。
伴随战局的发展，美国社会对日本士兵掌握先进技术的忧虑，逐渐与一种关于“日本人本性野蛮”的印象相互交织并不断叠加。战争之初，美国媒体往往将日本士兵塑造为“西方文明孕育”的“英勇斗士”，认为其技术优势有助于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拯救”更多生命。然而，在持续5个月的旅顺战役中，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所指挥的大规模正面冲锋与大量牺牲士兵的战术实践，使美国舆论逐渐将日本的战争行为与狂热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大量报道反复呈现出一种令西方观察者难以理解的战争场景：日本士兵“前仆后继、毫无退缩地挺身而出”，成千上万的士兵在屡次徒劳的进攻中倒下，直至“将积雪染成了血色”。甚至还有部分记者将这一场面形象地称为“肉弹攻击”（Human Bullets）。
日俄战争中日本士兵近乎机械化的服从和无条件忠诚，对美国舆论构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它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社会关于日本人“本性野蛮”的暗示，也逐渐唤起潜藏已久的历史记忆。1904年9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一篇报道便将日军非理性的自杀式攻击行为与古代蒙古人的战争狂热相类比，露骨且充满敌意地表示：“这个狂妄自大、趾高气扬的小日本鬼子……对俄国人的初步胜利让他欣喜若狂……蒙古人的血性开始显露……他吹嘘自己能轻易击垮俄国、德国和中国……因为在黄种人的心中，对白人有着不灭的仇恨。他梦想成为另一个忽必烈。”类似的意象也出现在1905年出版的一部《日俄战争史》中。书中一幅名为“黑木将军”（General Kuroki）的超现实主义插图，描绘了成群的日本战士不断跨过战友的尸体，如昆虫般成列爬上要塞城墙，远望之下，队伍绵延不绝，宛若蝗虫过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视觉主题最早源自西方对蒙古西征的历史想象。在历史记忆和现实焦虑的倒错重叠中，有关日本人“野蛮而狂热”的叙事逐渐与对蒙古人暴力扩张的历史想象交错融合，并被赋予相似的解释逻辑：依赖源源不断的人员优势，通过非理性的、漠视个体生命的军事行动来获取战争优势。而这正是西方当时所渲染的“黄祸论”的核心内涵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舆论之所以对所谓“野蛮人”掌握先进技术深感恐惧，是因为种族观念和技术崇拜在其思想传统中长期交织，并已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美国建国之初，社会上便形成了“白人—文明”与“非白人—野蛮”之间的二元区隔，这种严格的种族观念深植于美国早期的政治话语之中。随着18世纪欧洲殖民扩张和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欧洲国家逐渐将“现代技术”等同于“现代文明”，并认为“文明”战胜“野蛮”的关键在于技术优势。该观念在19世纪美国史学中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国历史因而常被描绘为在技术上占优势的白人战胜“野蛮人”的过程。然而，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军事表现，打破了“现代技术”与“种族等级观念”之间既有的对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长期奉行的认知模式。它不仅促使美国对日认知发生变化，更在深层次上引发了美国民众的身份恐慌。
其次，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激发了美国西海岸白人的种族恐惧。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和排外主义者把国际问题与国内排日移民运动相结合，逐步将对日本的警惕引入关于“日本即将入侵美国本土”的“末日想象”之中，并赋予其“黄色人种挑战白人世界”的“黄祸”含义。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较早意识到，日本人可能对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真正的进化挑战”。他既将日本视为“令人生畏的、有男子气概的竞争对手”，又担忧不受限制、掌握先进技术且富有进取性的劳工移民可能“对美国白人的优势地位构成威胁”。尽管罗斯福主要从性别和国家实力的角度表达对白人男子气概衰退的担忧，但这种忧虑在逻辑上与“黄祸论”中关于亚洲野蛮人以侵略性、技术性颠覆美国力量的想象相契合，折射出当时美国部分政治精英的身份焦虑及其对美国未来的担忧。
这种潜藏于美国国民心理中的恐惧情感，逐渐被部分政客和利益集团所捕捉。他们借助媒体大肆渲染排斥日本移民的情绪，使美国西部对日本移民“入侵”太平洋海岸的担忧不断加深。1905年2月，《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头版刊登《日本入侵：美国当前问题》一文，集中体现了美国舆论中迅速升温的“黄祸焦虑”。文章警告，若不限制日本劳工入境，“日本移民的棕色洪流”终将“淹没美国西海岸”。1906年10月11日，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决定将具有日本血统的学龄儿童统一转入“东方学校”（Oriental School），由此引发教育隔离事件。此后，更多美国报纸加入煽动排日移民情绪、渲染日本军事威胁的行列。同年12月，在罗斯福发表有关日本人归化问题的年度讲话后，《洛杉矶时报》进一步将日本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野蛮”与“灾难性的入侵”想象相结合，描绘了日本移民获得归化权后的场景，声称“日本鬼子可以更轻松地让他们的战斗部队登陆到这个海岸（西海岸——引者注）上……把所有的海滨小镇都夷为平地”。1907年2月，《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更是刊出了一幅描绘西海岸“沦陷梦魇”的漫画：日本帝国海军军旗悬挂在海平线上，旗帜中央是一张丑陋的日本人头像，他仿佛在召唤更多同伴投入战斗，旗帜下方的阴影中隐约潜藏着美军舰艇。
美国民众对“野蛮的东方通过利用西方发明的技术对抗西方”的“黄祸”恐惧，以及日本移民可能颠覆美国民主体制的担忧，不仅在政治和舆论层面催生了“日本入侵论”，更诞生了一批具有预警性质的虚构文学。荷马·李（Homer Lea）在《无知之勇》中强调了美国的虚弱和日本的扩张野心。他警示道：“对加之于日本民众之上的不公正和侮辱行为，日本天皇随时可能愤怒地……向全世界发出最后通牒”，鉴于日本恐怖的作战力量和细致的技术培训，日军将轻而易举地夺取加利福尼亚，从而使“这个异质的共和国（美国——引者注）在其原则上解体”。杰克·伦敦创作的短篇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则从超现实主义的角度表达出美国社会的“黄祸焦虑”：半个世纪后，日本与吸收了日本“现代性”的中国共同形成“汹涌澎湃的生命洪流”。为阻止“黄祸”“吞噬地球”，美国联合欧洲对亚洲进行反击，最终亚洲成为一片荒野。
上述煽动性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反映出日俄战争后美日关系恶化的趋势以及“日本入侵论”加剧的深层认知基础。这些话语包装出如下的情景：“野蛮”且“低劣”的日本移民可能作为间谍潜伏于美国社会，他们服从于日本帝国的扩张野心；不久之后，在强大军事实力的加持下，人口众多的日本人将如蝗虫一般“入侵”并“征服”美国。
再次，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扩张及其对排他性地区秩序的追求，为“野蛮的黄种人凭借技术优势征服白人世界”的“黄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它促使美国重新评估日本的战略意图及其地缘政治威胁，激发并加剧了美国社会对于美日冲突可能性的担忧。
日俄战争结束之际，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日本正在崛起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强权国家。然而，这一阶段，美国舆论尚未就日本是否意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广泛共识。但随后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行动改变了这种认识。1905—1909年，美、日围绕南满铁路归属与朝鲜问题进行的多次交锋使美国社会逐渐意识到，日本不仅具备足以与西方抗衡的军事能力，也日益显露出“独霸东亚”的战略野心。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日本的对外扩张不仅将冲击美国在华既有权益，也对菲律宾的安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威胁。然而，由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这使其既难以有效遏制日本的扩张，又无法充分确保菲律宾及其他海外属地的安全。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的防务能力不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日战争”恐慌的出现。在此阴霾之下，美国朝野上下对国家未来战略前景的判断逐渐趋于悲观。1906年10月27日，时任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强调，日本人“已做好战争准备”。他认为，日本“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具战斗力的装备和人员”，而美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与之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日军很有可能迅速席卷“菲律宾、夏威夷甚至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从而给美国带来“难以估量的耻辱与损失”。美国作家邓恩（Finley P. Dunne）亦于同年借其小说对美国的未来作出悲观预测。延续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部分舆论的认知模式，即对日军作战能力及其非理性战斗文化的深度恐惧，文中描述道：一艘日本划艇就能把整个美国大西洋舰队撞得粉碎，日本人甚至掌握“能‘拐弯射击’的火炮”，而日本士兵之所以令人畏惧，正在于其“对死亡的热爱”，他们宁愿死在异国他乡，也要不断地投入战斗。
这种“日本已做好侵略美国的战争准备而美国无力应战”的认识，不仅为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提供了现实根据，也构成了日俄战争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战略构想的重要基础。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军方着手拟定了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的“橙色计划”（Orange Plan）。1907年6月，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Joint Army and Navy Board)制定了“退守太平洋沿岸、重点防御菲律宾海湾”的作战方针，并获罗斯福批准，由此开启了美国强化太平洋属地防务的进程。
综上，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军事表现，促使美国开始将其视为足以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强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舆论的担忧。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独特的战斗文化之后，可能再次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美国部分政治精英与排外主义者将“亚洲野蛮人以技术性手段颠覆美国力量”的想象引入国内政治，把日本移民塑造为旨在颠覆美国社会秩序与民主制度的“入侵者”。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行动则赋予了这种想象以地缘政治意义，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太平洋地区具有清晰竞争意图的潜在对手。至此，美国对日本的认知完成了从“西方文明的追随者”到“黄祸”的转变，并由此催生出关于日军可能对美国实施本土渗透并发动战争，而美国难以有效应对的恐惧心理。
还应该指出的是，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在国家身份转变过程中的深层焦虑，而这种焦虑亦与美国社会的心理危机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美国的社会结构、人口构成等方面发生了快速变化，严重挑战了民众既有的生活方式、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焦虑和恐惧。这种恐惧主要源自民众对社会快速变化的不适应、对传统分配格局崩塌的担忧，以及对未来种族和文化形态的不确定性的焦虑。其中，对西方文明衰退和丧失“白人种族优越性”的忧虑，便是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典型心理反应之一。对于那些关注美国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精英而言，日本的军事成功不仅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威胁，同时也触动了“白人种族至上”的信念。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队被描述为“技术精湛”“士气高涨”，与部分美国精英所感知的美国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日俄战争后，美日移民矛盾和地缘政治领域竞争日渐加剧，更是与美国民众对自身脆弱性的担忧相互叠加，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可能挑战美国白人主导地位的认知，其极端表现形式即“日本入侵论”和“美日战争论”。因此，将日本描述为噩梦般的“黄祸”，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社会巨变的困惑以及对国家实力与文明地位可能衰退的深切忧虑。
三、“黄祸论”对美国海军建设和移民问题的影响
以上着重分析了导致美国对日认知发生转变的诸多因素。但还应看到，日俄战争后的美国社会并非仅通过“黄祸论”这个单一视角来理解日本，也未简单地将其视为对美国文明的威胁。在彼时美国多元而复杂的舆论图景中，部分美国精英和社会群体持有不同看法：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大多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日俄战争以后的国际局势，相信日本的军事胜利可能推动跨太平洋贸易的发展，从而使该地区成为资本投资和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罗斯福认为，美国国内的“黄祸论”不仅无助于阻止日本移民，还可能冒犯日本最为重视的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他强调，正确的美国对外政策应以“礼貌对待日本”，在阻止日本公民定居美国的同时，严格防范煽动者对美日关系的破坏。芮恩施在其著作中也指出，“黄祸论”源自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妒忌和怀疑”，日本的亚洲政策不会危及西方国家安全。他警告称，如果欧洲国家反复操纵和利用“黄祸论”攻击日本，可能会强化东亚各国对于国际正义的关注，并激化他们对白种人的负面认知。这时，真正的“黄祸”就会产生。
可见，日俄战争以后，美国社会舆论对日本的认知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态势。那么，既然“黄祸论”不是决定白宫决策的主导因素，也未能完全统一社会共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究竟何在？如前所述，美国独特的宗教和历史传统使得美国文化呈现出对恐惧情绪的高度易感性。在美国社会演进历程之中，始终贯穿着两种恐惧心理：一是对“种族他者”的怀疑，二是对持续性威胁乃至世界末日的文化想象。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舆论界再次兴起的“黄祸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上述两类恐惧心理巧妙结合，成为这一时期所谓的“美式恐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持续警告美国白人应重视所谓“黄种人”带来的种族挑战，并强调忽视这一威胁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富有蛊惑性的话术和传播手段，“黄祸论”强化了民众的危机感，促使公众在恐惧和不安中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防御外部可能出现的“灾祸”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在激起情绪化的公众舆论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民众对外来群体的过度警惕，凸显了“美式恐惧”在社会舆论中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海军建设方面。早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在争取军事预算和扩张性外交政策时就意识到，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日本可能威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他们认为，新技术将增强潜在敌人的作战能力，使其损害美国的商业和领土利益，甚至可能“征服”美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利益，遏制日本对美国文明的威胁，美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为此，支持加强国防建设的议员常诉诸“黄祸论”，强调忽视“黄种人威胁”的潜在灾难性后果，以唤起白人社会对被“种族他者”“征服”的恐惧，从而煽动民众对政府扩军政策的支持。
奉天会战结束后不久，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赫尔（John A. T. Hull）便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发出警告，希望以此推动海军建设相关法案的通过。他指出，日本若“在满洲获得自由”，很可能“将美国驱逐出菲律宾”。赫尔认为，美国必须“拥有一支日本不敢与之交战的海军”，以确保在太平洋区域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威慑优势。尽管部分舆论将其言论解读为美日战争的预言，赫尔本人则强调，海军扩军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和保障美国利益，而非预测两国关系的未来。赫尔的观点是否被歪曲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他的言论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日本军事技术的恐惧和对美国领土安全的忧虑。其论述的深层逻辑在于，通过唤起和调动民众和国会议员对所谓“黄祸”的潜在恐惧，为增加海军预算与军备扩张争取必要的政治与舆论支持。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美国的海军至上主义者（Navalism）认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强势扩张可能危及菲律宾乃至美国西海岸的安全。为了维护自由贸易和领土安全，美国亟需强化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然而，此时国会内反对加强海军建设的政治力量依旧强大。在此背景下，“黄祸论”成为支持海军扩军的议员们营造战争恐慌、动员民众和推动扩军的重要政治策略。
随着排日移民运动的开始和美日战争恐慌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将日本视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对手和白人种族的潜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众议院议员霍布森（Richmond P. Hobson）坚信，日本“已为亚洲发出呐喊”，并决意与美国“一决雌雄”。他主张以“加快海军力量扩张”来确保美国对太平洋的控制，但也不无沉重地指出，“若战争即刻爆发，我国无力向太平洋派遣一支足以抗衡［日本］海军的舰队”。同为众议院议员的科克伦（William B. Cochran）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屡次夸大所谓“来自东方的威胁”，并公开警示日军进攻美国的危险性与突发性不容忽视。尽管伯顿（Theodore E. Burton）等议员明确反对“过度军事扩张”，并强调美国“已拥有世界第二大海军及领先的海军效率”，但海军至上主义者们仍在国会渲染日本威胁。他们通过持续强化美日战争恐慌，强调美国若防御准备不足，将直接面临被“入侵”的危险。最终，美国国会于1909年通过了建造两艘2.6万吨级战列舰的决议。该决议的通过，与当时“黄祸论”在塑造安全焦虑与政策议程设定方面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互动关系。
第二，在移民立法方面。美国对日认知的变化，无疑为其国内的本土主义者（Nativism）提供了有效的政治工具。他们将美国公众在经济竞争、社会秩序和种族层面可能丧失主导权的焦虑与“黄祸论”相勾连，从而为推动针对日本移民的排斥性立法构筑了舆论基础。1913年，尽管商业领袖和知识分子强烈反对歧视性土地法案，但他们的政治努力却被加利福尼亚州的劳工组织、农场主和部分民主党政治精英所阻挠。在4月2日该州参、众两院联合听证会上，为扭转立法迟滞局面并强化公众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上述排日移民势力通过诉诸“黄祸”恐惧，将限制日本移民土地权利的法案塑造成为维护白人种族的“纯洁性”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必要举措。农场主纽曼（Ralph Newman）在听证会上表达了对种族混杂的深切恐惧：“我家附近……住着一个日本男人和一个白人女子”，“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那孩子］既非日本人也非白人。它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的根源：白人正在消失，血液已然混杂”。前旧金山市市长费兰（James D. Phelan）则从经济和领土角度提出警告：“日本人正在通过破坏性的竞争驱逐白人”，“若问题不得解决，加利福尼亚州终将被日本人纳入财产之中”。部分加利福尼亚州民众甚至致信州长约翰逊（Hiram Johnson），称日本移民是日本政府在美扩张的“先遣部队”，敦促州议会尽快通过法案以“抵御日本的加速渗透”。民众对于“黄祸”的恐惧以及部分美国精英对这种情绪的操纵，共同构成了突破既有政治阻碍的重要力量，从而推动了相关立法议程的加速完成。同年5月3日，《外国人土地法》（Alien Land Law of 1913）正式生效。
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通过诉诸和利用“黄祸论”以推动移民法案的通过，成为美国社会不断再现的政治现象。1924年4月，在《移民法》提交国会讨论之际，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在一封致国务卿休斯（Charles E. Hughes）的信件中提及，若国会正在审议的排日条款通过，“将会给美日关系带来严重后果”。这一表述迅速在国会内部引发了强烈反应。以洛奇（Henry C. Lodge）为代表的议员将其解读为一种“隐蔽的战争威胁”，并将之纳入既有的“黄祸论”认知框架之中，视为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象征性信号。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本土主义者和排日移民派将埴原的表态描绘为“黄种人即将入侵美国的最后警告”，借此强化公众对外来威胁的感知，并进一步压缩了对移民法案进行理性讨论的空间。5月26日，该法案最终生效。
总之，日俄战争后，“黄祸论”在塑造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独特价值，逐渐被部分政治精英所捕捉。海军至上主义者通过强调日本军事崛起带来的战争风险，将“黄祸论”与海军扩张的正当性相捆绑，以此营造舆论基础，推动国会通过大规模军费预算。西海岸地方政治集团和本土主义者则通过渲染日本威胁，将“黄祸论”嵌入美国公众对于经济竞争与原有种族秩序崩溃的广泛焦虑中，从而在舆论层面降低了针对日本移民的排斥性立法所面临的政治阻力。
结语
日俄战争前后，美国社会对日本的认知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种转变并非仅源于日俄战争和移民冲突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更是建立在美国对日本对外扩张轨迹和战略意图的现实判断之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由大陆强国转向海洋强国，开始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进程。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事胜利及其此后在东亚地区持续推进的侵略行动，标志着一个熟练掌握现代军事技术且扩张意志明确的非西方强国正在迅速崛起，并日益成为与美国争夺太平洋地区战略主导权的重要竞争者，严重挑战了西方列强在东亚既有的势力格局。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普遍担忧丧失种族和文明主导权的时代大背景下，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展现的独特作战方式又与战后美日围绕移民问题的冲突相互叠加，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日本移民可能冲击传统社会秩序的担忧。在此背景下，美国政治与军事精英通过推动海军扩张来应对日本的崛起，反映了其对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理性判断；而针对日本移民产生的排外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社会内部对既有社会秩序与身份认同的维护需求。
然而，这些政策和制度目标若要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得以实现，仍有赖于能够动员公众舆论的情绪化话语。“黄祸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将日本的扩张与侵略行为转译为一种文明与种族层面的生存威胁，并将这种威胁与长期植根于集体无意识的“美式恐惧”心理紧密相连，从而使得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同。随着日本侵略进程的持续推进，尤其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黄祸论”不断被美国部分政治力量所强化，持续巩固了美国公众对于日本“野蛮”与“威胁西方文明秩序”的认知，并进一步压缩了美日关系中原本有限的调和空间。最终，珍珠港事变为这种长期积累的恐惧情绪提供了事实验证，“黄祸论”也随之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为美国社会支持对日全面战争提供了一定的舆论与心理基础。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5-10 1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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