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简述
2026-02-04 18:34:2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者按：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活动，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十年来，中国学术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不少进展。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深化抗战研究讲话1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重要节点，本刊特邀相关学者，总结成就，展望未来，希望以此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本身就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阶段，几乎包含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注重，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讲话以来，更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随着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国家各层级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资助、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在既有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成果丰硕。学术界对该方面成果作了较长时段或不同范围的评述，本文则主要围绕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这一中心问题，对近十年以国民政府为主线的中外关系作扼要介述。由于篇幅和阅读范围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而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关系，法、日、美、英等国与中国南海、东海、西藏等处的领土及领海疆界问题，以及中国与其他非主要国家的关系等研究，近十年同样进展显著，也限于篇幅而未涉及。

　　一、 宏观视野下的拓展与深化

　　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是与整个抗日战争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十年，伴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该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又以新的形式体现了这一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等领域对抗战进行系统研究，推出高水准的权威专著和通俗读物”。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研究也扩展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外关系研究也纳入到这一宏观全面的体系之中。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与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争专题研究》便反映了这一新的变化。

　　作为一部8卷本的大型抗日战争通史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突破了以往抗战史仅仅以战争为主的叙述方式，力图全面反映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以及沦陷区等各方面的变化，从而深刻分析抗战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抗战史研究的体系，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王建朗著第5卷《战时外交》、步平著第8卷《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分别对全面抗战时期与战后的中外关系作了专题探讨，其他各卷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王建朗著第5卷《战时外交》论述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外交努力，以及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前者如国民政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调整中苏关系、争取苏英美援华等举措，以及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的演变和与日本的秘密联系。后者如英美等国转向援华制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作者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有得有失，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中国抓住了机遇，参与了国际新体系的创造，“国际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新的国际组织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席位”。而中国为创建联合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但同时，与盟国其他三强相比，“中国仍处在弱势地位”，对其国际地位须有“恰如其分的估价”。此外，该卷还论述了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步平著第8卷《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提出了抗战史的下限问题，认为“将抗战史结束在1945年至少是不够完整的”，因此“特别设置一卷，专门论述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该卷论述的这些问题，正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外关系，如战后初期的战争处理、战后审判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逃避、战后赔偿问题与《旧金山和约》等。在此基础上，该卷探讨了这场战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历史遗留问题。作者指出，“就形式而言，结束战争的法律程序完成了，战争从法理上来说结束了”，但由于美国为对抗中国和社会主义力量而大力扶持日本，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从而“隐伏了此后一系列历史问题及其关联问题的‘种子’”。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一部将抗战发展史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整体宏观著作，上述两卷属于专题研究，与其他各卷中的相关内容一道构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战后整个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与此类似，《抗日战争专题研究》同样突破了以战争为主线的叙述方式，力图从宏观的视野完整反映战时中国各方面的变化。但与前者有所不同，该丛书不做“整体性的发展史研究”,而是通过战争准备、军事斗争、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变迁，以及中共抗战和日本暴行等方面的专题进行多层面的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便体现在各方面的专题著作之中。如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2021年）、王萌《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2021年）、鹿锡俊《中日外交战略的博弈（1931—1941）》（2024年）、何飞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因应》（2024年）等。各相关著作，下面各节将作相应的介述，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宏观整体研究，上述大型多卷本著作和专题丛书体现了双重创新，在抗战史研究摆脱了“战争为主”或“发展史”的叙述方式的同时，又拓展深化了该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前者将中外关系融入时代整体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并将考察范围延伸到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后者通过扩大研究方向和范围，坚持学术创新,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深化抗战史领域的专题研究。这体现了抗战史研究以及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研究的新趋向。

　　二、 以日本侵华为视角的中日关系

　　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重心，中日关系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显著成果，近十年亦有新的进展。日本侵华是近代中外关系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是中日关系的症结和中心问题，其他各种关系均由此而起。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并美化侵华史实，需要在理论和史实上继续对其进行揭露和批驳。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讲话中一再指出，今天仍然有少数人“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强调“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学术界也非常重视并不断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十年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对此亦着力最多，拓展和深化了对日本侵华本质及危害的认识。

　　较之以往，近十年关于日本侵华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各个领域，涉及军事计划、领土侵犯、殖民统治、战争暴行、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方面。这些话题虽较常见，但研究内容均在以往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拓展，并更深入地揭示了日本侵华的性质和危害。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日军的侵华计划及其领土侵犯作了更细致深入的探讨。张传宇对日军军事计划作了更具体的探讨；李少军系统考察了1862—1937年日本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侵略扩张，首次揭示了这一区域在全面抗日战争中成为主战场之一的历史根源；而除陆地、水域之外，冯钰麟、荆玉迪等系统探讨了日本对中国领空的侵犯。

　　第二，日军战争暴行的研究亦有进一步的扩展。谢忠厚、柳毅、陈致远等，更全面深入地揭露了日军的细菌战。而关于南京大屠杀，张生、陆束屏等，作了系统探讨和新的补充。其他方面如空战和无差别轰炸也有更深入的探讨，对日军惨无人道的战争行为进行了更全面的揭露。

　　第三，日本对华经济、文化侵略的研究更为完整。前者如燕红忠、王萌等，系统论述了日本对华进行的货币战。相关研究还包括日本掠夺我国矿产和农业资源、进行物资和金融统制、策动走私、侵占海关等。后者包括宗教侵略、思想渗透、社会控制、殖民教育、奴化改造等。其中，谭皓、徐志民均对中日间的留学教育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指出日本留学制度受制于侵华政策，揭露了日本对留日中国学生进行强化洗脑的行为。

　　第四，日本侵华相关事件新的史实和视角。格至等学者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补充论证。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李少军揭示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因扩充在华势力所积累的矛盾；许健柏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商租权这一新的视角，探讨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过程。

　　第五，进一步揭示了日本的侵略本性。针对日本学者提出侵华战争属于一系列“偶发事件”，试图为日本蓄意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论点，史桂芳、黄道炫、鹿锡俊、马晓娟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日本的侵略理论和侵略政策的形成，指出侵华战争的内在必然性。

　　日本侵华既是抗战时期中日关系的主体，又是整个中外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上述各个方面，日本侵华还包括在华殖民统治等方面，学术界亦作了进一步的具体探讨。这些研究说明，近十年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史实发掘上均有显著进展，对于充分揭露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际影响力的局限、某些问题尚存模糊，以及资料的缺失，日本侵华尤其是日军暴行，以及日本政府的战争决策及过程等问题的研究，仍需努力继续推进。

　　三、 美、英、苏、德、法等国对华关系

　　日本侵华使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而各国是否反日援华便成为各国对华关系的中心问题。这一时期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合作的国家主要有美、英、苏、德、法等国，学术界对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已有较深入的探讨，近十年在既有基础上又有新的认知。

　　（一）美国对华关系。美国与中国抗战有着紧密的关系，近十年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美国走向反日联华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学术界从多角度作了探讨。杨夏鸣和王卫星指出，美日最终走向战争，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的侵华战争,特别是日军的南京暴行。皇甫秋实指出，1941年美国冻结中日资产案全方位地、有效地制裁了日本侵略者，标志着美国远东政策的转折，中美抗日同盟逐渐完成了由酝酿期到形成期的过渡。研究者还从国民政府的宣传、国际舆论引导等方面，分析推动美国转向援华的各种因素。二是中美合作中的消极因素。抗战时期美国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又有不少消极因素，学术界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郑会欣指出，美国坚持“先欧后亚”方针，对中国明显具有“施舍者心态”，援华态度消极。姚江鸿则揭示，抗战末期，美国对中国政治进行了介入和干预。此外，相关研究或认为美国援华体现了“隐性殖民”，或揭示中美合作所并非纯粹的“抗日机构”的双重性特征,或披露战后美国在文物追索上袒护日本、轻视中国。

　　（二）英国对华关系。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关于抗战时期的中英关系研究作了较全面的回顾，近十年研究主要涉及抗战两个阶段的英国对华政策。其一，关于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绥靖政策，学术界作了各种新的分析。周勇、耿密、陈海懿、徐天娜均认为，英国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要实现其利益，就不能提出使日本不满的建议。张俊义从具体事例揭示英国对华态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为英国表现出浓烈的逐利特性和道德正义感的缺失，英国的绥靖政策是对日合作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二，英国在七七事变后的立场态度。崔巍指出，英国因实力不足而被迫向日本妥协。张皓认为，英国担心中国强大，希望中国对日本妥协。侯中军、陆昆则认为，英国误判日本无意计划全面侵华；英国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华，其对日政策与“绥靖”存在根本区别。此外，侯中军还考察了战后英国与中国筹议商约无果而终的结局，并指出，这反映了英国在华不平等条约特权废除后的“失落感”。

　　（三）苏联对华关系。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近十年主要涉及苏联援华和中苏条约，这是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的两个问题，也取得新的进展。关于前者，陈橹系统论述了苏联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对华进行援助的情况，全面地再现了这一国际通道的历史。在对苏联援华的评价上，有两种不同看法。肯定者如陈开科，他指出，抗战前期,欧美对日绥靖,只有苏联决定秘密军事援华。其他研究或强调苏联援华是真诚的、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性质的行动，或认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作用甚至超过了美国“飞虎队”。关于苏联援华的消极因素，相关研究除指出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大国沙文主义等因素之外，更作了新的探析。林威杰认为，在日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斯大林实现了他设想的“中日先战”。苏联的诺言并无诚意，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苏之间条约的相关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如张毅认为，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决定了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四）德国对华关系。中德关系较为复杂，两国经历了从合作到疏远，最终断交的过程，学术界已作较深入的研究，近十年仍在关注这一问题。张北根运用大量史料，梳理了中德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时期的各项重要事件，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祝曙光认为，德国积极调停是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希望日本北向进攻苏联。张皓则认为，德国调停是由于在华利益极大，因此反对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同时德国判断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

　　（五）中法关系。法国是二战期间的投降国，中法关系更为复杂，近十年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越南问题的交涉。如张毅探讨了抗战胜利后中法关于改善旅越华侨待遇的谈判，直至最终签署协定的过程。马吟婷对法国代表与中国战区中美领导人展开交涉，试图恢复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及日本败降后在华法属越南军队重返法属印度支那的过程作了考察。此外，有研究者或论述上海法侨社会内部“自由法国”运动的兴衰，或探讨“自由法国”与中国建立军事情报合作关系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

　　美、英、苏、德、法等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即使是同属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又有着性质不同、程度不等的区别。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格局之中，它们均与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国家利益的驱动。学术界对此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近十年的研究更加强了这一认知，同时又从其他视角作了新的探寻，在这一领域有所推进。

　　四、 国民政府抗战外交及其政策

　　国民政府经历了从动摇妥协到坚持抗战的过程，其抗战外交政策与此过程有着直接关联，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在各方面均作了较充分的讨论。近十年该领域的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了新的认识。

　　系统探讨该问题的专著主要有二：一是左双文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该书征引过去没有运用的大量档案史料，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以来对各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决策，提出了种种新见；二是鹿锡俊著《中日外交战略的博弈（1931—1941）》，该书以中国外交为主线、日本外交为辅线，论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展开的外交博弈，涉及中日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此外，前述王建朗著《战时外交》一书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除以上专著，其他专题论文从各个角度作了具体考察，涉及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的态度、对盟国的政策，以及战后外交等。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对日态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新观点，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国联外交研究取得了进展。崔海波、侯中军、马瑞、陈海懿等学者，更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国民政府开展的国联外交。主要结论有：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步看清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中日问题的框架；国联外交折射出国民政府外交的固有缺陷，无法摆脱其妥协退让的阶级局限性，更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等等。

　　其他如王鑫宏和汪效驷认为，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体现了蒋介石与日本决战的决心。袁成毅指出，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充分的认识。张皓和朴泓燕认为，蒋介石处理华北事变时已考虑作“最后之牺牲”的决心。吴景平分析指出，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其决策机制也无法正常运作。此外，还有研究探讨了蒋介石等争取德国调停，为中国“赢得准备时间”所作的外交努力。

　　（二）七七事变后的对日态度。这一问题也有新的拓展和深化，弥补了以往的缺失。俞凡和李瑶认为，蒋介石曾对“和平”抱有一定期望，但最后终止了和日本的谈判。王瑶和朱华对国民政府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对日宣战的原因作了新的分析，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忌惮日本的实力，担心美、英、法等国对日妥协。郝祥满和魏仕俊认为，至八一三事变,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趋坚定，由被动走向主动。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国民政府对德意等敌国传教士的管控政策，以及国民党高层关于“焦土抗战”的分歧和反思。

　　（三）对盟国的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对英、美、苏等国的外交政策，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十年又有新的认知。肖自力和蔡梓探讨了国民政府从侧重联英、联苏，转向“英苏美并重”，再走向将美国确定为“新重心”的过程。吴启睿认为，张鼓峰事件后国民政府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日苏爆发战争上，是其国际战略不可忽视的缺陷。侯中军考察了国民政府两次向英法提出组建军事同盟性质的合作计划。鹿锡俊探讨了国民政府在对苏关系上的纠结与矛盾，指出其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情况下，被迫妥协以换取支持。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太平洋战争前后国民政府争取英印政府支持的政策。

　　（四）其他战时外交政策。除对敌国和盟国的政策之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国民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如吴景平剖析了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体制及其“基本特征”、该体制维系运作的“重要因素”及主要局限。另有研究探讨了国民政府的出口贸易统制、外资利用等对外经贸政策，以及与英美共同修建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开辟中印空中运输线等事迹。

　　（五）战后外交及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仍是这场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学术界对战后外交已作大量研究，近十年又揭示了新的史实。如段瑞聪指出，国民政府主张对德、意、日采取宽大政策，以“亲善”为唯一的根本政策。刘萍通过探讨国民政府对“白尔丁号事件”的处理，论述其终结法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过程。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国民党政权试图制定“积极的对日政策”、否认外蒙古独立并因此采取反苏政策的经过，以及其参与战后货币金融秩序重建、支持美国方案的过程与原因。

　　挽救民族危亡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与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战略局面”，而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及其政策，则是影响这一局面与战后走向的重要环节。抗战外交各阶段的政策，折射出国民政府立场与态度的嬗变。深入考察这一议题，不仅有助于客观评价其抗战期间的功过，也能揭示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深层脉络。近十年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为后续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五、 中外关系研究的国际视野

　　近十年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除上述国别关系研究取得新的成果之外，学术界还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进行了探讨。

　　（一）从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角度考察中国的变化。孙扬认为，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国际阵营，并为争取大国地位采取了行动。王建朗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是在世界秩序的大变化中发生的，在抗战中，中国参与了国际秩序的重建，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跃入中心地带。陈谦平提出，中国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太平洋战争使中国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为一体,中国国际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何飞彪指出，中国抗战是在国际体系变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并呈现出不断走向国际化的趋势。国民政府主动利用国际体系中有利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公约、规则、组织以及国际矛盾等,实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二）从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范畴进行考察。李育民著《近代中外条约关系概论》等论著揭示了“条约”这一中外关系中的法律形态，指出，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基本问题，既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方式，又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而抗战时期则是中外条约关系的根本性转折期。中国利用有利因素,促使条约关系从不平等转向基本平等,走向了新的格局。陈谦平指出，尽管不平等条约体系已终结，但“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国际地位在事实上依然很低。刘利民考察了国民政府谋求加入多种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公约关系的发展的过程。

　　（三）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战后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刘萍探讨了惩治战争犯罪行为的法理依据，考察中国参加盟国关于惩治战争犯罪行为的国际法论证工作,从而使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得到较为全面的清算。曹鲁晓探讨了中国确立高职级战犯的指挥官责任原则，对国际刑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归还中国是抗战的重要成果，研究者对其法律地位作了探讨。伍俐斌认为,中美英三方有意使《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产生国际法下的约束性义务,赋予了二者国际条约的性质。李育民指出，在战时和战后，国际社会以庄严的条约的形式,对台湾归还中国作了具有国际义务性质的认同和承诺，完成了将台湾归还中国的法律程序，并形成了领土变更的“归还”方式，台湾的法律地位正建立在这一新规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完整的条约链条，台湾“归还”中国，完成了合乎国际法的认定程序。

　　此外，通过探讨战后问题的交涉，揭示中国实际的国际地位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视野。陈礼军在肯定中国奠定了世界大国地位的同时，通过探讨战后中方与国际石油公司的交涉，揭示了中国经济自主能达到的程度及所受的限制。陈甘霖通过探析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天津英租界的具体过程，揭示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应被视为中外居于平等地位这一客观现实。

　　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论著在探讨大国关系、东亚国际体系、东方外交史、中国周边外交等问题时，从国际法的角度论及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综上所述，近十年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更为全面地揭露了日本侵华及其暴行，更为客观地考察了美英苏援华及政策的转变，更为深入地论述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其变化，更为注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秩序的探讨。此外，上文所述论著未及介述的一些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领土疆界问题等，也越来越为研究者所重视。其中既有传统话题的延伸和深化，又有从新的视角开启的问题，且新见迭出。同时，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改进，不仅愈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且在坚持历史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吸纳借鉴国际法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相关研究领域虽取得显著成绩，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不够平衡，对非主要国家尤其是小国的关注重视不够，中外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多边或整体宏观研究也有所欠缺；整体上未能把握中外关系的完整范围，缺乏全方位多层次的考量，没有一部综合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关系并囊括相关各国的完整系统的通史；在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面显得生硬，未能很好地与史实相融通；外国尤其是小语种国家的文献史料运用不多。

　　以上不足和局限，为把握相关研究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提供了为之努力的参照。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本身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学术课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该研究领域既是抗战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又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及意义，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来看，“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就中外关系领域而言，还有颇具价值的研究空间。中国抗战“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无疑需要进一步拓展世界视野进行探讨和论证。展望未来，在这一领域要取得新的成绩和突破，还要进一步加强理论、人才、资料等方面的基础建设，并重视微观研究与宏观综合的总体统筹和协调结合，在既有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实证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结合与协调，在更宏阔的时空范围认识军国主义源流及其危害，探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走向。相信通过学界的更大努力，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将更上层楼。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2-04 18: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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