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南黄金矿藏的勘采活动研究
2026-01-14 11:26:53 来源：伏自文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西南地区定为战略总后方，国民政府经济部采金局随即进入云南，组建云南省金矿探勘队、滇西区采金处，系统勘查并开采滇西、滇西北、滇东北、滇东南、滇南等地的黄金矿藏。这是云南首次以成建制、规范化方式结合现代地质学方法开展黄金矿藏勘采活动，形成新中国成立前云南黄金勘采事业的最高峰。此举不仅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及国计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积蓄力量、作出贡献，更推动云南黄金勘采实业实现历史性发展与现代化转型;同时客观印证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中黄金的丰富蕴藏，为当代云南黄金勘采事业发展及“滇金”品牌塑造锚定历史坐标，并提供持续的“史源”与“智源”支持。
关键词：抗战时期;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滇西区采金处;云南黄金勘采;现代化转型;有色金属王国
The Exploration and Mining Activities of Gold Deposits in Yun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u Ziwen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esignated the southwest region as the strategic rear area. The Gold Mining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n entered Yunnan, establishing the Yunnan Provincial Gold Mine Exploration Team and the Western Yunnan Gold Mining Office, which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and mined gold deposits in western, northwestern, northeastern, southeastern, and southern Yunnan.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n Yunnan's history that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in a systematic, standardized manner combined with modern geological methods, reaching the peak of Yunnan's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nitiative not only accumulated strength and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moted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Yunnan's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Meanwhile, it objectively confirmed the abundant gold reserves in Yunnan, the "Kingdom of Non-Ferrous Metals", anchoring historical coordina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Yunnan's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Yunnan Gold" bran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providing sustained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Gold Mining Bureau of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Yunnan Provincial Gold Mine Exploration Team; Western Yunnan Gold Mining Office; Yunnan Gold Exploration and Mining; Modern Transformation; Kingdom of Non-Ferrous Metals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之美誉。在“有色金属王国”的研究中，学界以往多聚焦锡、铜、铅锌等矿产，对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冠明珠”的黄金研究则相对薄弱。笔者梳理发现，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结合新近发现的第一手珍贵档案文献，首次对抗战时期云南黄金矿藏的勘采活动进行概貌式论述，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一、古代至近现代云南黄金勘采的文献记述匮乏
云南幅员辽阔，矿产资源丰富，黄金开采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时期的滇池地区，个旧锡矿的开采亦有两千余年历史。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益州郡已存在民间采卤制盐的盐矿开采活动;东川于1525年成为我国主要产铜区，易门铜矿则开发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于云南黄金，南北朝《千字文》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的记载，《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滇有金银畜产之富”，《华阳国志》亦记“汉益州金银畜产之富”。《元史·食货志》明确列出云南岁课产金之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东川、乌蒙”。清代史料《南中杂说》详细记载了云南采金方式：“滇水之产金者曰金沙江，土之产金者曰白牙厂。永平县采江金之法，土人没水取泥沙以滤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号曰狗头金;采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滤之，亦日得一二分，状如粃糠，号曰瓜子金。”《滇海虞衡志》则补充：“金出于北金沙江，所谓金生丽水也，淘洗得之……滇南金厂三，一在永北之金沙江，一在保山上潞江，一在开化之板锡。”
上述史料表明，云南黄金开采加工历史悠久，先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元、明、清三代朝廷均在云南抽收官金。但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古代采矿冶金技术发达，关于云南黄金开采的文献记载却零散琐碎、不成体系。
云南的地质调查亦有悠久历史。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对云南进行考察，留下《徐霞客游记》这一传世文献。清末，英、法等国为特定目的派遣地质学者赴滇考察，如1910年11月，法国人戴普拉在滇南及东川地区开展了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地质调查。
清末民初，中国首批具有西学背景的地质学家学成归国，他们创办地质研究机构、执教高校，培养了中国早期现代地质学人才。这批学者秉持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融合中国古代地理矿产知识与现代地质学理论方法，在包括云南在内的国土开展历史性地质调查，取得一系列开拓性成果，纠正了部分西方学者的谬误。1911年5月，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归国，途经昆明、杨林、马龙、沾益、曲靖赴贵州，沿途开展地质调查;1914年2月至1915年1月，丁文江再次赴滇，考察个旧锡矿、鸟格煤矿、东川铜矿，并完成滇中、滇东地区地质调查。1915年，余焕东等编撰《云南矿产一览表》;1922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地质学会出席国际地质学会第13次年会，交流论文《云南东部之地质构造》;1925年，朱庭祜主持组建云南省实业厅地质调查所，这是云南首个官方地质工作机构。1929年，丁文江组织黄汲清、赵亚曾从四川叙州(今宜宾)分赴云南开展地质调查，同年11月15日，赵亚曾在昭通闸心场遇匪殉难，成为中国首位因公殉职的地质学家;数年后，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亦在煤矿考察中因煤气中毒逝世。1935年，孟宪民等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测工作。
二、抗战全面爆发：云南黄金勘采的历史契机
云南金矿地质勘查始于1937年，路兆洽、丁道衡等学者曾开展零星调查并发表踏勘性成果。1937年，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昆明设立办事处;1938年9月，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成立。同年，云南矿业公司总经理陶鸿焘在屏边西区岔河金厂开展金矿调查，其《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云南产金区域，素无确实调查。”这是近现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关于云南金矿勘采的少数明确记录之一，也印证了当时云南金矿调查的匮乏现状。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国民政府机关、军事机构、学校、学术团体及国营、私营工商企业纷纷内迁西南，云南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社会、工商业、教育科技等领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近年来，学界聚焦抗战时期云南的军事斗争、教育救国、文化艺术等主题，形成滇缅印抗战、西南联大、内迁工商企业等研究热点，成果丰硕。但相较于这些领域，抗战时期云南矿产资源勘采研究较为薄弱，黄金矿藏勘采相关研究更是近乎空白。这一局面的形成，核心原因在于相关文献史料的极度匮乏，制约了研究的开展。直至近期一批抗战时期云南黄金勘采档案的发现，这一研究空白才有了填补的可能。
三、抗战时期专业勘采队伍入滇：组织与实践
(一)珍贵档案的发现：填补历史空白的关键实证
2022年底，一批抗战时期档案流入昆明市潘家湾收藏市场，内容涵盖入滇工厂企业、军事单位、教育机构、商业团体等诸多领域，其中包含国民政府经济部采金局的金矿图、员役调查表、俸薪表、调查报告等档案文献。这些档案证实，在抗战时期入滇的人员洪流中，除军政人员、高校师生、工商界人士等熟知群体外，还有一支专业黄金勘采队伍进入云南开展工作——这一史实未见于以往云南抗战历史叙事(包括书籍、文章、影视、口述史料等)，堪称重要新发现。
经笔者介绍，爱好历史文献收藏的友人购藏了这批档案，并委托笔者进行梳理。梳理发现，档案内容完整呈现了抗战时期云南黄金矿藏勘采的基本面貌，恰好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使这一历史活动以丰富的文献实证形式进入学术视野：战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采金局入滇，组建云南省金矿探勘队、滇西区采金处，在滇西、滇西北、滇东北、滇东南、滇南等地积极开展黄金勘查与开采工作。
(二)国家层面对黄金勘采的战略重视
黄金是国家核心战略资源，兼具“硬通货”属性，其勘采产出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抗战时期，中国出海口被全面封锁，外援通道近乎断绝，军火采购、军工生产及国计民生运转对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黄金成为维系抗战的关键金融支撑。在此背景下，西南地区作为战略大后方，其黄金资源的开发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1. 机构隶属关系
档案中保存的2通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训令显示，经济部向“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经济部采金局滇西区采金处”下发统计员役人数的指令，并附《中央派驻各省附属机关员役人数调查表》。据此可知，两支机构为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驻云南的专业黄金勘采机构，性质为“中央派驻各省附属机关”。
抗战时期，翁文灏兼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资源委员会下属的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机器厂、昆明炼铜厂、昆湖电厂等“央企”均落户昆明马街、茨坝等地，翁文灏亦常赴昆办公，其子翁同文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经济系。从机关架构、事理逻辑与技术脉络分析，采金局除直接受翁文灏管辖外，与同属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矿冶研究所及资源委员会下辖的矿产测勘处，应存在工作、业务或技术层面的协同关系;两支驻滇勘采机构与迁昆“央企”之间，在设备购置、器材维护及人员生活保障等方面，亦可能存在协作关联。
2. 人员编制、数量与构成
1942年经济部训令显示，时任经济部采金局局长为刘荫茀(前国民政府实业部工业司司长)。训令所附调查表载明，云南省金矿探勘队法定员额144人，滇西区采金处法定员额461人，合计605人。另据1941年10月《中央各机关及其附属机关公务员役与其家属请领平价米人数异动清册》记载，仅云南省金矿探勘队的各级人员及在昆家眷，实际总人数已达600余人。
结合俸薪表、员役调查表等档案，云南省金矿探勘队人员构成清晰：队长：崔峻峰;总工程师：赵玉昌;副总工程师：伍廷林、韦立恩、封家光;会计员：张兆丰;工务员及助理工务员、工务练习员：孙振潭、李镜村、李瑜、李源、李兆礼、莫友怡、莫友芳、陈诚意、陈迪武、罗富隆、朱甲亮、蒋黼、赵丰、苏慰祖、钱侃、高金钊、方柄、叶长溶、苗树屏、张玉高等;事务员：汪慈雄、王自田、袁洗琴、杜永荟等;雇员：招溦、陈俊、戴天福、李运甲、殷承岳、杨荟清等;监工员：和自敏、刘洪金等;公役：王正刚、李宝、李斌、舒云光、郑德杨、桂国钱、杨学美、李桂英等(仅为所见档案的统计，为不完全名单)。。多份1942年6月战时缓服兵役证明书显示，滇西区采金处处长亦为崔峻峰，其是否长期身兼两职或临时代职，尚待更多史料佐证。
队员籍贯涵盖北平、河北、辽宁、湖南、广西、四川及云南本地(昆明、永平、剑川、鹤庆、丽江等)，体现了全国支援西南抗战的格局。档案还记载，探勘队按工作区域分设中丽分队、腾冲分队、第九分队等，随着工作推进，实际参与勘采的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大。
3. 办公与居住地点
翁文灏作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奠基人，长期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该所昆明办事处1937年设立于昆明龙泉镇瓦窑村，卞美年、杨钟健等地质学家亦定居于此。档案中调查表、清册及金矿图的住址记录显示，两支勘采机构的办公地址与大部分人员及家眷的居住地均位于昆明龙泉镇、龙头村，部分人员及家眷还居住在圆通街四和巷、金刀营等地，与中央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的聚集地相邻，形成了战时西南的学术与技术协同氛围。
4. 薪资待遇与福利保障
1941年9月云南省金矿探勘队支出传票显示，队长崔峻峰月薪340元，总工程师赵玉昌月薪430元，总工程师薪资高出队长90元，凸显了机构对高级技术人才的重视与优待。具体薪资层级为：副总工程师、会计员月薪180元;工务员分180元、140元两档;助理工务员120元;工务练习员、雇员80元;公役65-70元;事务员分160元、140元、120元三档。当月薪资总支出3800元。
除薪资外，当月总务费支出6036.07元(含杂支费1253.60元、房租费300元、邮电费157.60元、文具费1524.10元、茶水薪炭费470.74元、搬运费221元)，设备费支出2109.03元(含图书费45.63元、家具器皿购置费925.40元、仪器购置费538元、骑马购置费600元)，当月总支出达9836.07元(数据为档案所见不完全统计)。
横向对比1941年9月西南联薪资表，崔峻峰、赵玉昌薪资相当于西南联大教授级别(与教务长郑天挺薪资相当)，副总工程师、会计员相当于专任讲师级别，工务员相当于教员级别，事务员工资与西南联大同级人员完全一致。结合当时昆明物价(白米每石110元、猪肉每市斤3.5元、木炭每百市斤45元)分析，两支机构薪资水平处于战时昆明重要机构的中上游，能够保障人员基本生活。此外，工作人员及家眷可享受战时平价米供应，技术员工依据《战时国防军需工业技术员工缓服兵役办法》享受免役待遇。
5. 规范化管理制度
其一，健全的人事管理制度。档案中的《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员役与其直系亲属调查表》，详细登记队员姓名、职务、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及祖父母、父母、配偶、子女四代直系亲属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信息，表末钤有队长崔峻峰印信，人事管理的规范性与完备性显著。
其二，严谨的财务管理制度。通过梳理俸薪表、支出传票、物资清册等档案可知，机构在工资核算发放、工作经费使用、平价物资供给等方面，建立了规范的财务流程与保障机制，确保资金与物资的高效管控。
其三，科学的工作业务制度。从机构架构看，采金局直隶经济部，下设探勘队、采金处，探勘队再分设工务处及各区域分队，层级清晰、权责明确，便于统筹调配资源;从人员配置看，涵盖管理、技术、事务、工役等全链条岗位，工种齐全、分工合理;从成果产出看，工程师、工务员撰写的调查报告与绘制的金矿图，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印证了业务工作的规范化水平。
(三)勘采工作的开展概况
1. 入滇工作时间
档案中时间最早的金矿图(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6月20日)显示，云南省金矿探勘队已进入云南永平县开展探勘工作并完成绘图;1940年年内有多幅覆盖多个县域的金矿图留存，表明探勘队当年已在云南多地规模化开展工作。结合前期筹备、经费落实、人员调配、设备采购等工作周期推算，两支机构入滇组建与筹备的时间应早于1940年6月。
2. 工作区域分布
云南金矿分布广泛，产金地达40余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河四大流域均为重要产金带，其中金沙江、澜沧江流域金矿尤为集中。金矿图显示，探勘队工作范围覆盖中甸、维西、德钦、丽江、宁蒗、永胜、剑川、鹤庆、洱源、云龙、祥云、永平、腾冲、西畴、马关、墨江、巧家等县，金沙江沿线为核心工作区域，印证了“丽水金沙”的产金传统。
以下结合丽江县、维西县3幅不同时期的金矿图，具体呈现勘采工作轨迹：
编号“NO11”的丽江县横幅金矿图(1940年呈报)，长55厘米、宽40厘米，左侧为矿区图，右侧为文字说明：“砂金矿矿区草图，缩尺五千分之一，等高线差五公尺。云南省丽江县西约三十五公里之石鼓镇马厂后箐江下海落金沙江地方。计面积6671.94公亩。中华民国二十九年□□月□□日呈。呈请人：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住址：昆明市圆通街四和巷第四号。测量人：韦立恩，籍贯：广西武鸣，住址：昆明市圆通街四和巷四号。”图左上角附图例说明，呈报时间处钤“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关防”，测量人处钤“韦立恩”个人印信。该图要素完整、绘制规范、标注精准，虽为手绘却规整如印刷品，既体现了绘图人员的专业素养，也彰显了其敬业精神。
编号“NO23”的丽江县竖幅金矿图(1941年2月12日呈报)，长55厘米、宽40厘米，文字说明记载：“砂金矿矿区草图，缩尺五千分之一，等高线差五公尺。云南省丽江县第五区桥头后卡村在县城西北方距离一百公里。计面积3682.25公亩。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二日呈。呈请人：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住址：昆明龙泉镇。测量员：李兆礼，籍贯：广西藤县，住址：昆明龙泉镇。”图左下角附图例，钤盖机构关防与测量人印信，规范程度与前图一致。
1942年1月呈报的维西县竖幅金矿图(长55厘米、宽40厘米)记载：“砂金矿矿区草图，缩尺五千分之一，等高线差五公尺。云南省维西县西北方约一百公里康普乡上康普下康普春桥沟伙头山康普河康普山等地方。计面积11652.27公亩。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日呈。呈请人：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住址：昆明龙泉镇。测量人：李兆礼、苗树屏，籍贯：广西藤县、辽宁辽阳，住址：昆明龙泉镇。”图左下角附图例，钤盖测量人联合印信，要素完整、绘制规范。
3. 工作方法与技术特点
从宏观层面看，两支机构的组织架构、人事财务制度与业务流程均体现现代化特征;从微观技术层面看，金矿图所运用的现代地质学、地矿学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印证了其工作的科学性与现代性。同时，机构并未摒弃传统经验，在战时动荡环境中，能够快速在云南规模化开展工作，既得益于对云南黄金勘采历史与矿点分布的前期调研，也离不开对本土勘采经验的吸收与本土人才、向导的吸纳，实现了现代技术与传统经验的有机融合。
4. 勘采时长与结束时间考证
现有档案覆盖1940年至1943年连续四个年份，最早呈报的金矿图为1940年6月20日，最晚为1943年8月，部分图纸未标注时间。工作区域呈现明显的时序特征：1941-1942年集中于滇西、滇西北片区，1943年转向滇东北、滇东南片区，这一变化与当时战局演变密切相关。
档案中未发现1944-1945年的相关文献，无法确定工作是否于1943年下半年结束，或该时期档案尚未发现、已损毁，需后续史料补充考证。抗战末期及胜利后，两支机构的去向、人员动向均无明确记载，相关历史一度湮没。从逻辑推断，若遵循中央机关战后北迁的普遍规律，两支机构可能随经济部迁回内地;若从工矿实业属性分析，亦可能有部分人员留守云南继续开展勘采工作，类似同期中央电工器材厂留守昆明并延续至今的情形。
(四)战时勘采工作的艰难处境
黄金勘采本身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即便和平时期亦属不易，战时更面临多重不可控因素制约。抗战时期，黄金作为军火采购、军工生产与国计民生运转的核心战略物资，需求迫在眉睫;而中国出海口被封锁、外援断绝，经济命脉与金融体系岌岌可危，西南地区成为维系抗战的核心枢纽与给养基地，黄金勘采工作的战略意义与实施难度同步凸显。
1. 一线工作的多重挑战
在云南各族群众支持下，两支勘采队伍克服战时艰难，深入滇西、滇西北等偏远矿区，冒酷暑严寒，携仪器辎重翻山越岭、跨江渡河，开展钻箐探沟、入洞挖穴、蹚水捞砂、坚岩掘金等工作。队员长期沐风栉雨、风餐露宿，不仅面临繁重的工作强度，还需应对气象灾害、地质风险、工程事故等自然挑战，以及瘴疠袭染、野兽攻击、土匪觊觎等安全威胁，生命与生产安全时刻受胁。
以编号“NO11”的丽江石鼓镇金矿探勘为例，667194平方米的勘探面积内，技术人员需综合运用地质地矿知识，结合地形地貌完成区域锁定、界限标注、基点测量、探坑开挖、砂砾淘洗、数据计量等系列工作，并绘制精准的矿区图。即便和平时期，此类野外工作也受天气、交通、食宿等因素制约，战时物资匮乏、环境动荡，工作难度更是倍增。
2. 后方家眷的生存困境
留守昆明的队员家眷多来自外地，在人口激增的昆明，既面临日机轰炸的威胁，又遭遇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的困境。1941年10月《中央各机关及其附属机关公务员役与其家属请领平价米人数异动清册》，直观反映了当时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抗战时期昆明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工矿企业人员多需预支薪资或借贷维持基本生活，队员家庭普遍面临生存压力。
这种艰难处境并非个例，而是战时内迁人员的普遍遭遇。同期落脚昆明龙泉镇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闻一多、朱自清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等)、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等)学者，亦经历着同样的烽火岁月与困窘生活，共同构成了战时西南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共赴国难的历史图景。
(五)战时云南黄金勘采的核心成果
作为国民政府派驻的专业“国家队”，两支勘采机构在云南开展的黄金勘采活动，实现了云南黄金勘采史上首次成建制、规范化、规模化的现代科学勘采实践，开启了云南黄金产业现代化的序幕，取得了多方面重要成果：
1. 完成云南产金区域的科学普查
依托金矿图、调查表等实证材料，勘采队伍实现了对滇西、滇西北等多区域的广泛勘探，彻底改变了“云南产金区域，素无确实调查”的现状，不仅为战时黄金开采奠定了科学基础，也为后续云南黄金资源开发提供了开创性的基础数据与经验。
2. 推动云南黄金产量大幅提升
1912年前，云南黄金年产量多不足1万两，峰值仅1万余两，居全国第二;抗战初期(1938-1939年)，年产量约8500两。两支“国家队”入滇后，叠加西南矿业公司、云南矿业公司等民营机构的活跃参与，及民间农暇淘金副业的补充，云南黄金年产量猛增至4万余两，较战前增长4倍以上，以砂金为主、脉金为辅，创下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峰值。
3. 为抗战胜利积蓄战略力量
战时艰难环境中，勘采队员无论身处机关还是野外一线，均坚守岗位、攻坚克难，以朴素的爱国情怀投身黄金勘采工作。这种自觉的实业救国行动，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了群众参与，所产黄金为战时金融稳定、军火采购提供了关键支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4. 推动云南黄金勘采产业现代化转型
从工作规模、勘探区域、产量水平到技术成熟度，战时云南黄金勘采均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推动云南黄金产业从传统手工开采向现代科学勘采转型，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了技术与人才基础。
5. 形成珍贵的黄金勘采文献遗产
留存的金矿图、地质地层图、矿区交通图及调查报告，集地质学、地理学、矿冶学、地图学等多学科知识于一体，图文并茂、绘制精准、标注规范，虽为手绘却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属独一无二的珍贵文献。如1941年呈报的中甸、维西两县金矿调查表，详细记载了矿区位、面积、历史沿革、开采主体、资本总额、交通状况、产量等信息，堪称区域金矿调查的典范文献。此外，经济部采金局编印的《金矿丛刊·滇黔专号》、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编印的《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砂金矿业简报》，均为运用现代地质学方法研究云南金矿的早期成果，具有重要学术传承价值。
综上，从建制层级、技术力量、人员规模、薪资待遇、管理制度到工作成果，均印证两支机构是代表当时国家意志与技术水平的专业黄金勘采队伍。其战时勘采实践，以实证材料充分印证了云南黄金的丰富蕴藏，为“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抗战时期云南黄金勘采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抗战时期云南黄金勘采活动，既是云南黄金产业的断代史重要篇章，也是中国黄金开发史与抗战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若任由其湮没于历史尘烟，将是重大历史遗憾。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系统梳理这一历史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抗战时期的云南，诞生了中国第一根导线、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炉电炉钢等诸多“中国第一”，生产了大量军工民用产品，有力支援了抗战;西南联大的创办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形成了“文有西南联大、武有陆军讲武堂”的研究格局。相较于这些热点领域，抗战时期云南工业与矿产开发研究较为薄弱，黄金勘采研究近乎空白。本文通过档案实证梳理表明，战时云南黄金勘采活动在中国黄金开发史与云南抗战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其贡献不应被遗忘。
从国家抗战视角看，战时云南作为战略大后方，黄金勘采活动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输送了关键金融血液，为抗战胜利与民族存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有载入史册的历史意义。同时，因主持机构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采金局，其勘采实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战时中国黄金勘采的整体面貌，具有典型代表性，在中国黄金开发史、地矿科技应用史上应占有重要学术地位。
从云南地方发展视角看，战时黄金勘采开启了云南成建制、规范化现代黄金勘采的历史，推动产业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顶峰，印证了云南黄金资源的丰富性，为“有色金属王国”美誉增添了重要佐证，为后续产业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两支机构留存的金矿图、调查表、俸薪表等档案，历经近百年战火与时代变迁得以保存，殊为不易。这些文献既是中国黄金资源开发的科学实物证据，也承载着战时实业救国的厚重历史，浸染着烽火岁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兼具学术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珍贵遗产。
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吴宝璋教授指出：“‘经济部采金局云南省金矿探勘队和滇西区采金处’作为抗战时期进入云南大后方的队伍之一，首次进入学术视野，是云南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突破与新进展，具有开拓性意义与填补空白的价值。这批人士开展的黄金勘采活动及留存的档案文献，有力支撑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将助力学界梳理云南金矿勘探、分布与开发的历史脉络，为当代黄金勘采事业提供多维度借鉴;其展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当代人传承弘扬。这一研究成果，是献给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一份厚重‘金’色纪念。”
当然，肯定战时黄金勘采活动的历史贡献，并非忽视其时代局限性。受战时环境、技术条件与社会制度制约，相关工作不可避免存在不足，需以客观辩证的视角理性看待。
立足当代，抗战时期云南黄金勘采活动及其档案文献，以实证形式见证了烽火岁月中的实业救国历程，擦亮了“有色金属王国”的品牌;既助力学界填补研究空白，也为当代云南黄金资源开发、资源优势转化、“滇金”品牌塑造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坐标。深入研究与利用这批珍贵档案，将为云南黄金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史源”与“智源”支持，为“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增添亮色，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丰富内涵，为讲好云南故事注入历史底蕴。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杨燊先生提供)
(作者单位：云南政协报社 联系方式：1375915176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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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1-14 14: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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