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奎 | 战时围绕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与战争认识建构——评邹灿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2022-10-22 15:18:31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一般来讲，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往往与东京轰炸、冲绳战役、原子弹爆炸等“受害”经历有关，“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认识长期存在。[1]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基本围绕“侵略—反抗—胜利”的逻辑链条展开。遭受侵略是该链条的起点，否认或美化侵略都是难以接受的挑战。很明显，围绕着同一场战争，中日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引发两国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
大阪大学邹灿从事的“卢沟桥事变纪念及中日战争认识”研究，是以前较少有人触碰的领域。其专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政治话语中的日中战争形象比较研究》[2]出版后，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引起较广泛的关注。该书以日本国内、中国沦陷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为研究区域，以政治话语比较为研究内容，重点分析战时不同政治空间对战争认识的塑造及影响。鉴于该书尚未翻译出版，有必要向学界进行介绍。
一、内容简介
大体说来，战争记忆或战争认识的研究，常会较多涉及经历者的战时体验，研究视角自然会更多关注民众。这种提问角度的出现，是不断反思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的结果，同时也和冷战体制结束促使学界产生诸多思考有关。正如《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序言所称，民族国家、集体、个体围绕同一历史事件展开叙述时，往往在定位、逻辑等方面出现差异、冲突甚至错位，这就使得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3]
受此趋势的推动，从战时体验的角度来研究中日战争的学术成果大量出现，反映群体、家庭或个人战争记忆的研究又占据多数。不过，邹灿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地归类于此。邹灿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非官方的历史记忆，而是从战时政治话语的对比切入，其研究方向是不同政治力量如何通过纪念卢沟桥事变来塑造战争形象。当然，也包括这些纪念活动是如何影响民众战争记忆的。
邹书除前言、结论外，主体内容分为四章。第一章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分析日本民众为何缺乏“加害”意识、为何不能深入反省侵略战争的责任。作者以《东京日日新闻》的战争报道入手，重点分析该报与日本“自卫战争”舆论的关系。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东京日日新闻》用大量篇幅强调日军不是“主动进攻”，而是“还击”和“应战”等内容，这使多数日本民众接受了侵华日军是被迫“自卫”的假象。[4]不过，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卫”战争的借口出现破绽。在此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为战争找到“确立东亚永久和平”的新外衣。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天皇诏书将“获得东亚的永久安定”确立为战争新目标，借此名分，侵略战争升级为“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圣战”话语重点由“讨伐抗日的中国政府”转向“与英美对决”，遭受侵略的中国从“圣战”话语中慢慢消失。为支持“圣战”，日本国民被要求必须勇于牺牲、忍受艰辛，并因受空袭、物资匮乏等战时影响而产生“受害”经历。此后，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进一步发生扭曲。[5]从日本操控战时舆论、进行战争动员的角度来看，上述内容应是日本民众普遍缺乏“加害”意识的重要原因。
第二章主要围绕汪伪政权进行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活动展开，这是以前研究者较少关注的问题。大体说来，汪伪政权对待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复杂又尴尬，暧昧又矛盾。一方面，汪伪不得不针对国共两党的抗日宣传进行回应和反击，极力宣扬“和平之必要”，“促成全面和平以达到全国统一”;另一方面，又因担心“合法性”流失而与日本宣扬的“圣战”理念刻意保持距离。在举行纪念活动期间，汪伪政府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这也是其缺乏稳固政治根基和民众基础的表现。以上这些，造成汪伪的纪念活动左右失据、充满混乱。可以理解，汪伪形式上拥有“国家主权”，实质上却不得不受制于人，这为其整体的政治话语设下框架，也为其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活动定下基调。汪伪政权难以调和“和平建国”与“圣战”两种话语间的不相容，“和平”诉求最终不得不被“大东亚战争”吞噬。[6]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国统区的“抗战建国”话语与“七七纪念”。作者主要关注的两个问题是，为何国民党将7月7日确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国民党是如何利用该纪念日进行战时动员的?作者认为，国民党把建立强有力的“党国体制”和树立“政治正统”作为长期的政治追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一致“攘外”的紧迫性上升。面对此种紧迫局势，国民党亟须解决的是如何将外敌入侵的危机转换为完成“安内”的契机。1938年3月正式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政治目标，将“建国”与“抗战”捆绑在一起,并且通过号召“抗战”使“建国”更具政治基础和号召力。卢沟桥事变纪念日被命名为“抗战建国纪念日”，正是由此而始、由此得名。此后国统区的卢沟桥事变纪念，除追悼阵亡将士及战争殉难者外，基本都是围绕着强化“以抗战完成建国”逻辑展开的。[7]并且，该话语体系带有明显扩大和突出“中央权威”的政治色彩，纪念活动也体现出国民党树立“绝对领导地位”和“正统中央权威”的努力。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用较多篇幅讨论国民党围绕卢沟桥事变纪念进行的战争动员和宣传活动，例如兵役动员、组织献金活动、慰劳军队、优待军属等。这些活动以第一个问题为前提，是集中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建国”的必要步骤。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汪精卫建立伪政府，都对国民党以“中央权威”姿态领导抗战的预想造成挑战。正是出于此方面的危机感，国民党的纪念活动和纪念宣传中，更加注重反汪锄奸、“弱化”敌后抗战功绩等内容。
第四章，是围绕中共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展开的。本章关注的两个问题是，第一，国民政府在全国实施的“抗战建国纪念日”及其战时动员，是如何在并不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共根据地实施的;第二，从战前的苏维埃革命到战时的抗日民族革命，中共是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在抗战初期，国共关系尚处“蜜月”时期，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中共在根据地范围内同样举行“抗战建国纪念日”。在此阶段，中共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与国统区有较高相似性。不过，即便如此，中共对国民党大权独揽式的“抗战建国”仍抱有警惕。并且，根据地的卢沟桥事变纪念以宣传敌后抗战的功绩为重点，同时也希望向全国各界宣传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1939年9月后，国共关系恶化，中共对国民党投降倾向的警惕亦不断增加。受此影响，中共根据地的宣传开始更多转向反对妥协、加强统一战线方面，同时更鲜明地强调根据地的独立自主。1939年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二周年的通电中，提出“反对中途妥协”“反对内部分裂”“反对向后倒退”的口号。[8]1940年3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希望借此向全国宣示，“抗战建国”只是国民党一家独揽的纪念话语，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敌后根据地有必要争取应有的政治参与权和主导权。抗战后期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便是其争取领导地位的政治标志之一。
二、学术价值
学界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多不可数。但是，邹灿不再拘泥于战争的具体史实考证，也没有将视野局限于战争引发的社会变动上，而是以卢沟桥事变纪念为中心将战时不同政治话语进行对比，从而盘活历史与现实、战时与战后之间的关系，重新为读者描绘一幅别样的历史图景。这是该书值得推荐的重要原因之一。
该书的着眼点在于战时对战争形象的塑造与建构。大体而言，该书似受到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的影响，关注的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建构，尤其注重民族国家对纪念仪式、符号、象征等因素的运用。这部著作可同丸田孝志、小野寺史郎等人著作[9]互参。它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仪式、象征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其旨趣多与考察近代中国的政治动员、历史建构等问题相关。
从整体来看，邹灿妥善处理了“虚”(纪念日、纪念仪式)与“实”(战争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过去”的战争(卢沟桥事变)与举行纪念活动的“当下”、作为表述主体的政治力量与作为表述客体的战争形象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彰显了关于战时纪念仪式、历史记忆等问题具有的研究活力。该书强调不同政治空间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连续性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复写、改写等方式影响甚至左右受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本书在梳理中日文档案、报刊资料、回忆录等史料的基础上，为学界的卢沟桥事变研究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为相关领域带来新鲜空气。
作者问题意识的起点在于，相同的战争为何出现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作者给出的研究结论大体是，战时截然不同的政治话语、舆论宣传及导向明显不同的纪念仪式，最终塑造出显著不同的战争“形象”。作者有意识地强调，不同政治话语对同一场战争的“塑造”，是导致中日产生不同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研究者似应关注战争“形象”与战争“本体”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相同历史往往会因叙事角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表述，并且不同的参与者往往会有表述上的“罗生门”。强调不同政治力量对纪念仪式、舆论宣传的掌控并不为过，然而忽视战争参与者的切身体验，可能会导致研究上出现片面“客体化”的倾向。侵略中国的日本士兵、参与抗战的中国士兵、配合日军侵略的中国伪军，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和感性认识，他们对同一场战争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记忆。相近的道理，不同政治空间的民众与战争之间有着不同的联系，他们出于不同的利害关系、切身体会、感性认识等，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记忆或认识。这是外界无法“塑造”或“建构”的。不过，邹灿的研究旨趣不在于此。作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在于阐释“纪念”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发挥的沟通作用。作者关注的是“纪念”在塑造战争记忆、战争认识方面发挥的“强化”或“规范”功能，而非不同战争记忆或战争认识的系统比较。很明显，前者只是导致后者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卢沟桥事变固然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冲突空前加剧的关节点。从后向前追溯，中日战争是一个连续向前发展的历史链条。无论怎样强调某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都难将它从整个链条中完全抽离出来。此前中日两国之间已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军事冲突，此后也有若干重要历史关节点影响整场战争的最终走向。但是，作者选取卢沟桥事变纪念来考察不同政治话语的比较，是否恰恰说明战时及战后卢沟桥事变纪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沟桥事变只是战争全面爆发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远非日本侵华战争或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卢沟桥事变的纪念，影响两国的战争记忆和认识，但与此相关的纪念活动涉及面毕竟狭窄，远不能涵盖影响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的全部。除卢沟桥事变的纪念仪式外，研究者也注意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等的纪念在塑造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战争纪念日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霍布斯鲍姆等人认为，所谓的历史“传统”或历史“记忆”是事后构建起来的，而非自然生成。所谓的纪念活动，具有“发明传统”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10]成功利用这些功能，可以帮助政治力量加强内部认同、开展政治动员。本书尽管已经覆盖中日两国四种不同的政治空间，但是苛刻地说，作者对中国沦陷区的考察仍略显薄弱。全书讨论汪伪的卢沟桥事变纪念，却没有太多顾及东北、华北等地的日伪政权控制区。如果能就中国沦陷区间进行相互比较，无疑会为该项研究增色不少。
总体而言，邹灿不再满足于仅从战后着手或简单把日本国内的战争认识归因于美国占领军当局，而是希望将研究视线推进到战时，希望从当时的舆论宣传、纪念仪式等方面分析战争形象的构建。同时，邹灿还通过对中国战时的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进行对比，分析各个政治力量配合卢沟桥事变纪念进行的政治活动，这对理解战时及战后的中国政治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读全书后不难发现，邹灿试图为读者找寻中日两国关于战争认识、记忆存在分歧的历史原点。从此角度而言，该书对此后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1] 参见江口圭一著，周启乾译《日本的侵略与日本人的战争观》，《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2] 『「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政治的語りに見る日中戦争像の比較研究』、大阪大学出版会、2018年。
[3]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2—3頁。
[4]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28—34頁;邹灿：《抗战初期日本媒体的战争宣传——以〈东京日日新闻〉为个案》，《民国档案》2016年第3期。
[5]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35—42、65—73頁。
[6]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111—114頁;另见邹灿《“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
[7] 鄒燦『「盧溝橋事件記念日」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第134—137頁。
[8] 《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0页。
[9]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译：《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0] 参见霍布斯鲍姆、兰格编，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作者李秉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22 15: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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