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日本文化侵略理论的批判
2022-09-27 10:07:57  来源：《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操申斌 黄延敏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本质，在文化上炮制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文化“外铄”论等侵略理论。对此，以尹达、吕振羽和许立群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日本的文化侵略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

　　作者简介：操申斌(1973-)，男，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4级博士生。黄延敏(1973- )，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04级博士生。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在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重视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和侵略，妄图从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本文将选取这一时期日本文化侵略理论中具有典型性的中国社会“停滞说”和中国文化“外烁”论等加以论述，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揭穿日本这些文化侵略理论本质的，如何对其进行有力的批判的。

　　一

　　日本帝国主义在准备和发起对华侵略战争的同时，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和学术界为其侵略进行的合理性制造舆论，进行侵略有理的鼓噪。他们所炮制的文化侵略理论内容丰富，最具典型性的是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和中国文化“外铄” 论。

　　第一，中国社会“停滞”论

　　中国社会“停滞”论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侵华战争在文化上的一个借口。他们认为，日本不仅在经济和军事方面 “站在东亚的前端”，而且文化方面也“最能继承东亚传统”，日本的文化“必须越出国境去发展”。《新民周刊》刊登的河相达夫的《中日提携之原理》的文章说，“在历史的必然性上 ……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有的军国主义分子甚至公然叫嚣，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给中国“补血”、“增元气”，“犹如行荷尔蒙之注射”。

　　在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中，最有影响的是秋泽修二。他先后出版了《东方哲学史》、《支那社会构成》等著作。在这些书中，他大肆鼓噪中国社会“停滞”、“循环”、“倒退”论，极力歪曲中国社会发展史，试图为日本侵华辩护并制造理论依据。概括一下，其主要理论观点有：其一，通过分析，他认为，中国社会在结局上是“停滞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社会矛盾的循环”，“社会过程(社会运动)之反复的形式，是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中国社会的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其二，在奴隶社会形态问题上，秋泽修二编出一个千年过渡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奴隶制为主要内容的循环社会，而这种循环社会一直没有新的转机。其三，秋泽修二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不是发生于中国社会自体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生的发展”，而是由于“外力之侵入中国”所决定的;“日本皇军的武力”是打破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云云。

　　由上可见，秋泽修二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不顾中国历史事实，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 与工业的日本结合”，露骨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对此，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一针见血的指出：对于秋泽修二的法西斯史观的批判，“不仅是历史科学的研究任务，而且是中国目前民族解放斗争中一个紧要的政治任务。”

　　第二，中国文化“外铄”论

　　炮制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从而实现其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是帝国主义惯用的伎俩。日本侵略者继西方殖民者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之后竟厚颜无耻地编造出中国文化“东来”说，这种学说不仅成为日本侵略中国文化上的借口，而且也会损害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对此，中国一些学者及时提醒国人，要重视日本这种中国文化“东来”说的歪论。著名学者尹达指出：“在民族抗战的阵营之内，还隐藏着‘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还有不少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动摇分子”;而同时，“欧美以及日本的学者在过去和现在都竭力搜集证据，去证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不出于中国广大的领土之内，而是来自他处”;“国内一部分醉心欧化的学者也曾盲目的附和了这种论调”;“在抗战的过程里，部分的准备投降妥协的顽固分子，很可能利用这样的论调一笔抹杀那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史迹”。因此，“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心”，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提出这样的问题，加以说明”。远在大后方的吴泽在其《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一文中也指出：“随着抗日战争深入开展，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的宗教神学的人种文化起源论，‘西来’说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奴役中国的殖民主义的什么‘东来’说，还是阴魂不散”，因此，为了“振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的战斗意志和力量”，加强研究是必要的。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借用中国封建的思想文化奴化中国人民。对此，张闻天指出：日本“强迫尊孔、祭孔、读经，实行复古运动;它提倡迷信……以达到它的奴化之目的”。艾思奇在《如何接受文化遗产》一文中也清醒地指出：“千万要注意，敌伪的奴化教育以及其他的奴役和束缚人民的文化措施，正在拼命地摘取我们旧时代封建文化中的腐朽东西。要反对文化教育和一切奴役与麻痹人民的文化，就需要我们用全力去反对那个旧文化的旧体系。”但是，日本人在用中国腐朽文化奴役蒙蔽中国人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责共产党人废弃中国的人伦道德，是从根本上毁灭中国文化，故此针锋相对地打出‘振兴孔教’，‘祀孔参政’等旗帜。在以封建遗毒来粉饰殖民统治活动中，儒家思想特别着重地加以利用。”

　　二

      日本侵略者的上述文化侵略活动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全民族团结抗战具有极端恶劣的影响。对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号召国人要展开对日本文化侵略理论的批判。1941年2月，《共产党人》刊发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指出：日寇除发动军事、政治、经济进攻外，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进攻。“一方面是摧毁中国的民族文化，焚书坑儒，另一方面是进行灭国灭种的文化教育”。因此， “必须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制的种种文化侵略理论，具有强烈爱国责任感的中国学者纷纷著文立说对此进行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首推的是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历史学家尹达，他对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等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清算。

　　第一，尹达把考古材料、古代传说结合起来，用翔实的材料证明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中国而不是别的地方。尹达根据考古材料勾画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轮廓，指出： “中国华北地带在几十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的足迹，以后使用着旧石器的人类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年代。那时的人类很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有了不少的材料，在广大的华北区域以至于华中、华南都有它的遗存，且有长期发展的迹象。就人类学的材料讲，它无疑地是现在华北居民的祖先。”从古生人类学、考古学和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得到了不少的材料，使我们确信中国这块广大的地带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中国的文化就在这块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这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问题的结语。”

　　第二，尹达对安特生据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末期遗存中发现着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坦的亚诺以及波斯苏萨所发现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便重提中国文化“西来”的旧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两种文化的遗物中之图案和花纹的偶然相似，不一定就有相互传播的关系，更不能因而确定其有血缘上之任何关系。”尹达进而批判了安特生在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上的错误，从而从根本上推翻了“文化西来说”的理论基石。

　　第三，尹达批判了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东来说”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最后，我们当谈一谈‘东来’说的错误：这一说法首倡于日本人，为了要证明中国民族是从日本人来的这句话，就根据汉代和汉以后的人的记述，以为中国民族之上古的帝王都生在东方。但是，这些记载并不是什么有力的证据，拿它们来附会一套，未免有些可笑。考古学和人类学上的材料已经告诉我们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无聊的谎言。”

　　最后，尹达指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从他处移植过来的。”吕振羽也发表了《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一文，对中国人种的来源作了科学的分析。

　　以尹达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学术研究和评论，以翔实的资料廓清了中华民族及文化的本源，戳穿了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文化起源说侵略中国的伎俩。这些研究与批判活动在当时对抗战的现实意义远远大于研究本身的学术价值。

　　三

      秋泽修二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御用文人炮制的中国社会 “停滞”论，也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痛斥。在延安，以吕振羽、许立群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秋泽修二的这个法西斯文化侵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吕振羽出于民族救亡和民族自尊的决心，对秋泽修二强奸历史的唯物论，掩护其法西斯的毒素传播的种种谬说展开了研究的批判。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文中，吕振羽对秋泽关于中国“农村公社的存续、残存”的说法、对其关于奴隶社会问题的理论以及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的理论都一一进行了批驳。由于朱政惠在其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中已经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在此恕不详论。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中，着力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不是根本停住不动，而是发展缓滞。针对“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停住不动了”的结论，作者指出：尽管“从西周到鸦片战争有三千年之久，其间的无数次的大小农民战争，掀起过几十次政治上的风暴”，推翻了几十个封建王朝，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却并不为之动摇。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总行程还是“显示出生产力是曲折的进步着的。西周开始了用铁，春秋时用铁犁耕种，……到了元明，造船术有不少的进步，这都显示出中国历史里劳动生产力在发展，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停止不动了的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许立群又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的原因。他指出，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残酷剥削压迫直接生产者农民、手工业工人，极大缩小了广大下层人民的购买力，缩小了刺激生产的市场。绝望的农民只得死守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自然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状态的存在，始终不会因更换了新的封建统治者而又基本的变更。这便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滞的基本原因。”“其次在地理上，中国东南是汪洋大海，西北是大岭荒漠，商路即使开辟也不易维持，这使得中国缺乏国外市场的刺激。最后，落后民族入侵时无厌的掠夺与残暴的压制，也使得生产者更加痛苦，生产力遭到些摧残。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滞的外部原因”。

　　此外，这一时期中国其它地区的学者也纷纷著书发表文章，批判日本的文化侵略理论。

　　抗战时期在延安以吕振羽和许立群为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停滞”论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批判，对揭露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侵略中国有利中国社会发展的谬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理论的认识以及以抗战时代主题为中心而展开的上述批判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外烁” 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的研究和批判不仅在学理上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谬论，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艰苦的相持阶段，在武器等物质条件都不利的条件下，加强精神教育、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上述诸种条件的不足。

责任编辑：刘洁 最后更新：2022-09-27 10: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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