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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的抗战认识探析
2022-09-23 16:49:52  来源:《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4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界人士在报刊上大量撰文畅谈对抗战的看法,从舆论上支持抗战。有人士呼吁进行全民抗战,注重发动民众力量,并呼吁学生、妇女、农民、教育界等各阶层广泛参与;还有人士分析了持久战的重要性,坚信抗战必胜,并呼吁加强党派团结,支持抗战建国;还有人士论述了恢复民族自信与民族精神的必要性,呼吁建设民族文化,借助抗战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知识界人士的抗战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军民士气,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知识界;抗日战争;全面抗战;持久战;民族复兴

  1937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包括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中国知识界人士也同社会各界一样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洪流。知识界人士呼吁全民抗战,动员号召全国各民族、阶级、团体、党派特别是广大民众加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共同驱逐日寇,保家卫国。同时,他们在支持国民政府抗战建国的同时,还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改进民主政治,呼吁国共团结,并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提升民族自信,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将利用民国报刊资料对1937年7月-1938年底的全面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人士对全民抗战、抗战时局、抗战与民族复兴等有关抗战问题的认识进行论析 ,以求对知识界此时期的思想状况有所认识。

  对全民抗战的认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知识界人士认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主张,纷纷号召全民团结起来,一致奋起,不分阶层、党派,都应发动举国的人力、物力进行抗战,实行全国军队与人民的总动员与总抵抗,将日本彻底驱逐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自由。当时因知识界感到民众不能与抗战相配合,故在各大报刊通过舆论呼吁全民抗战,启发民众觉醒,强调发动广大民众参与抗战,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对于发动全民抗战的必要性,有知识界人士称:“中国是整个的,中华民族亦是整个的,整个局面中任何部分被人家侵略,必须激起我们整个的抗争,今天的侵略国家,不要再做各个击破或分离割裂的迷梦,南口与上海的抗战,是整个抗战中的两面,全面抗战局面愈延长,抗战阵容当然更有多面的发展。”还有人士提出:“我们对日抗战,不是单纯的军队的作战,而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整个的斗争,因之我们也要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对抗暴日的侵略。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内,每一个同胞都有神圣的义务,尤其是年壮的人,尤应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绝不能稍存侥幸苟安的心理。”李公朴还对全民抗战的定义解释为:“要动员全国军队,武装全国民众,集合全国家、全民族人力,物力和敌人作持久战。敌人侵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在什么地方给它一个严重的打击。一直打到最后一天,使敌人的侵略的野心,因我们的摧毁而屈服为止。”

  很多知识界人士看到了发动民众重要性,如有人士称:“在目前的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健全民众的本身,培养全国人民的实力来支撑国力,并使每个人民都能牺牲一切,抗战到底!”针对很多民众不能正确认识抗战的意义,对抗战持冷漠态度,郭沫若号召称:“我们中国民族本着他爱好和平的素质,我们被逼迫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现在提着正义的剑,起来了,我们不仅是为要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为要保卫我们的祖国而抗战,我们并且是为要保卫全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福祉而抗战。”在如何发动民众问题上,陈独秀则在《怎样才能够发动民众》一文中认为:“抗战需要发动和武装的全国民众,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还有人士指出:“今后抗战唯一的策略,是民众政府合作,民众要自新自励作一个顶天立地爱国的好汉,政府也要爱护他们,并且也要用种种的方法去策动他们。官不扰民,民为国死,在这种互相合作的情势之下,求得我们最后的生存。”有人士还提议要利用民众的力量与援助来支持抗战。如邹韬奋则指出:“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伟大的民众力量,这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那也只是一个空的数量,仍然不会发生实际的效用。我们有着这个优点——拥有伟大的民众力量——为我们的敌人所不及,这也是事实,但是如不尽量运用,有若无,无异消灭自己的优点,替敌人消灭一种顾虑。”他在《坚持抗战与积极办法》中一文中还呼吁开放民众运动,武装民众,军民打成一片,但国民党对此却并未认同。还有人士呼吁民众积极向国家捐献财物,支持抗战。如上海《大公报》的社评中提出:“后方民众最容易做的是量力输财,尤其有效的是献金,把你藏金藏银拿出来,献给国家。现代的战争是消耗战,持久战;谁能持久的消耗不竭,胜利便属于谁。现代的战争,与其说是军器的战争,毋宁说是经济的战争;谁的经济能力能支持到最后,胜利便属于谁。”

  对于如何发动全国各阶层的抗战,知识界也有讨论。如有人士在《救国时报》上撰文呼吁称:“在全国人民方面,首先是在抗日前线上的北方各省的民众组织,工人和学生的团体,必须发挥前此援助上海抗战、绥远抗战之经验,与日寇抗战的军队以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同时更加统一自己的力量,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和托洛茨基匪徒分子,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要求政府武装民众,以便参加对日抗战。”张亮侯则指出:“所谓全民抗战,当然不是要我们全国男女老幼工农商学,都要和士兵一样上前线去冲锋,而是须要全国不论男女老幼,工农商学,都要对于抗战尽他所能尽的力,国家存亡的大命运,民族生死的大关头,都在这次抗战胜败来取决,每个人对于此次抗战所担负的责任部是一样重,所应尽的义务都是一样多。”针对广大文化界人士如何参与抗战,邹韬奋在《国民公论》创刊号中曾提出:“我们文化人,在今天国家民族最严重的关头,最重要的工作,是唤醒民众,激发士气,但是同时有一样重要意义的是批判与建设,批判的建设与建设的批判。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般国民的批判精神与建设精神。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大业中所应该尽的最可宝贵的贡献。”还有文化界人士呼吁建立抗日文化统一阵线及全国性的抗日文化组织,如有人士称:“为了巩固扩大我们文化的国防,我们要赶快促成全国文化界抗日的统一的组织的形成。我们极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参加到一个团体内去,各地方都有健全的统一文化团体,真的做到包括本地一切的文化人;各文化部门的全国性组织,要赶快成立起来,并且要真的做到能包括全国同一部门的团体和个人,不让一个团体和个人遗留在团体以外。”还有人士看到了要发动妇女参加抗战,指出:“参加救亡工作的妇女,除了学习一般的救亡理论问题以外,还应当学习对于救亡工作直接有关的智识与技能,例如救护伤兵、防空防毒、军事、侦探等等智识,也都应当认真的学,其中尤以救护术,对于妇女更属重要。”再如针对庞大的农民群体,晏阳初还呼吁发动农民参加抗战,称:“农民在全面抗战上的地位,实居一绝对的重心。不把农民全体武装起来,整个后方一崩溃,中国民族便要沦亡而永不可复兴!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败,实际于农民抗战之是否成功;而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险机,亦实取决于农民抗战的有无办法。”而发动农民,他则提倡必须加强对民众的教育与训练,组织全民战时教育。黄士英建议组织农民义勇军,称:“惟目前民众组织,尚缺乏适当之实际抗敌机构,我人深觉欲增强抗敌军事,能力,与达到持久决胜之目的,必须增强抗敌军事效能,而抗敌军事效能的增强,实舍武装民众而穆尔,尤以农民之武装为最得力。”知识界的此类主张,与中共的主张不谋而合,其充分发动了民众在敌后抗战,而国民党却出于种种顾忌,未能利用好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抗战。

  如何应对当时的中日作战,知识界人士也有分析。如郁达夫强调称:“我们这一次在过去抗战中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如战略不行,统帅无力,士兵少勇等;也不是物质上的失败,如炮火不继,运输不灵,给养不足等;归根结底,却要归罪于政治的不澄清,民众的不训练与不组织,国是国策的不确立这三点。”何兹全则称只有发动全民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并需要做到四点:我们要自动的焦土抗战;有计划的武装临近战区的民众与难民;加强大众政治教育,改善大众生活;建立县单位的抗战政治结构。梁漱溟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中则称:第一,全国军民的动作乃至他们的生活都要在最高统一的军令政令下面而动作而生活;第二,政治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要打成一片;第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郭沫若则提出:“要使抗战持久,务须及早确定外交路线以求军火接济,务须及早武装民众,以求兵员的补充,这两层是目前最切实的必要条件。”还有人士提出抗战应拥护国民党的领导,指出:须知道现在无论何党何派,无论何人,只要是中华民国国民,都应该集中在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之下,拥护中央政府和最高领袖,精神团结,共赴国难,才能把握最后胜利。对于国民党奉行的焦土抗战,也有一些人士表示了支持,称:“中华民族的抗倭战争——也就是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既已决定了焦土抗战为总策略,我们觉得它底正确性是百分之百的,这样,它就把握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基本条件。焦土抗战是最切合于抗战行动的总目标,也只有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抗倭战争中才能实行这一战争的基本策略。”此外,还有人士对于游击战作战提出了看法,王默思指出:第一,游击战争不能用于敌人战略动向的正面来阻止敌人的进攻,只能在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起破坏牵制的作用;第二,游击战争不能用于平原,而宜于岗峦重叠之山地或汉港纷歧之水国;第三,游击战争必须根据广大民众之觉悟而进行。

  日本侵华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破坏,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与反对,并且为如何抗日建言献策。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轰炸,造成校舍几乎全部被毁。为此,黄炎培发文进行抗议称:“我敢正告敌人,尽管你们的凶狠,能毁灭我有形的南开大学的校舍,而不能毁灭我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更不能毁灭爱护南开大学的中华全国亿万民众的爱国心理。我南开大学现在和未来的师生,只有因此而激进他们的抗敌救国情绪。”后他还提出希望教育当局将各学校教师、学生从危险地带救护出来,保护国家的文化种子。1937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长篇之英文事实声明,叙述日本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经过及破坏之广泛,并在最后郑重向世界人士提出吁请:“以为日本此种举动,实为对于文明之大威胁,应请世界开明人士,协同我国,一致谴责。如果此种威胁不能制止,则世界将无进步与和平之可言,且以为迟疑不决,即不啻与侵略者以鼓励。惟有举世决心,实施有效制裁,始为保障文明最简便最迅速之唯一方法。”黄文山则提出抗战进展中教育界的任务,称:“教育界的人们,此时应当负着全责,与党、军、政当局采取一致的行动,严加戒备,勿令敌方宣传及汉奸思想,言论,情报,间谍得以乘隙而入。同时更应大规模地激励民众,保持紧张程度,勿令稍有松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则建议动员知识分子,推进普及教育以加强抗战力量,提出:“我们要有全面教育来配合全国抗战,以造成全面的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职业、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我们必须把民族意识的教育普及到敌人的后方去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之阴谋。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帮助做到‘地失人在’之境界,以恢复所失之领土。”对于学校中的广大青年学生,知识界人士也建议充分发动他们参与抗战,鼓励他们锻炼体格,研究战时应用科学,练习战时应用技能,并提出了具体办法有:充实青年的抗战能力;整顿青年学生的组织;成立群众团体;开展援助前线和后方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参加武装组织;组织游击队或义勇军;发动民众援助军队抗战等。罗家伦则号召青年学生称:“我希望全国有志气的作为的青年,对于这抗战建国,复兴民族的大业,坚忍的沉着的担负起来……决心从军的不妨从军,决心研究学术担负同样艰巨工作的,仍应该继续求学。”当然也有人士主张青年学生不应参军,安心在校园读书即是最大的救国。

  对抗战时局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虽然停止内战,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但国内时局仍然不稳,影响了抗战建国的进行。因此,知识界也认识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日,并且呼吁国民党推动政治民主,特别是还通过分析坚信中国抗战必胜,驳斥了投降派的言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持久战。

  当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摩擦时有发生,因此知识界人士也呼吁党派加强团结。如马相伯指出:“大敌深入,山河破碎的时候,绝对不是各方闹意见,争权利的时候,大家应该认清当前的国难,民族的危机。彼此消弭私见,联合一致,凝固成坚强的力量,向着唯一的敌人进攻,到了把敌人击退。”陈独秀在《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一文中则称:“现在的中国,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说,无论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须一致。”陈独秀还提出:“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的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用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上面。”林乃武则指出:“我们认为,至少在抗战的现阶段,多党并存(主要自然是国共两党)是并不影响国家政权的统一……吾们所望于各党的,是要在相互间极端捐弃成见,消除意气,避免偏激的态度;同时,更要有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精神,检讨自己的是非功过,学习事物的客观真理。”还有人士提出了党派统一问题,因对国民党认识不足,提出各党派都加入国民党,如吴敬仪认为,各党各派要彻底觉悟,要有民族自觉,站在中华民族底立场,为民族利益、抗战利益,抛弃派系利益,自动地解散各自底组织,加入到国民党去。这是团结的最好办法,它可以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最大的、强固的党,于现在的抗战及将来的建国说来非常有益。同时,它就保证了现在的抗战及将来的建国之胜利的前途。罗敦伟也持类似观点,称:而就当前客观需要说,消极方面:非统一国内的各党各派于一党,不足以强化举国一致抗战的力量,“联合”,“合作”之类是不够的。积极方面,要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更非永远统一于一党,肩负起巨大的任务不可,绝不可以再有内部的分裂斗争。此类主张实际配合了国民党提出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倡议,对抗战团结造成了不利影响。还有广东知识界人士乐观估计国共合作前景,并没看到两党深层次的矛盾,其称:“国共的团结不是暂时的,它含有永久性质的结合。经过长时期对日寇的艰苦奋斗,铁与血的搏斗之后,摆在这两个革命政党之前的,还有建立起崭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这一伟大工作,还有那包括全地球九分之一的广阔大地的社会建设工作。这是幸福同享,患难与共的结合。”对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知识界人士也给予了支持,认为是抗日斗争的现实需要,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且指出:“决不能看作是共产党一党的理论。共产党人不是神仙妖怪,他决不能在违反实际环境的需要中臆造出适合已党脾味的任何口号和理论。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所需要的,是全国各党各派凡不愿做汉奸亡国奴者所热诚拥护的。”

  知识界面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专制,呼吁借抗战改进民主政治,并认同其提出的抗战建国主张。当时知识界认识到,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如邹韬奋提出:我们要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战,当然要使他们有民族自信心,但同时政治上必须有种种展开有利战局的事实,与天下以共见,然后才能使全国人民振作奋发,向着共同的大目标向前迈进。他还对国民党提出期望称:一是希望国民党在实际上联系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共赴国难,而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合并;二是希望国民党在积极方面领导民众的活动而不在消极方面提防民众运动。但陈之迈则认为当时不宜实行民主政治,指出:“这个时候是举国集中力量的时候,不是争权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抱怨中国以前没有实行民主政治,但不能在此时主张立刻实行民主政治。政治主张得有时代性,国家做事得有个缓急先后,不能乱来。”对于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知识界给予支持并对如何落实此纲领进行了广泛讨论。重庆文化界人士指出:国民党所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如果各方真能捐弃成见,相与结合于三民主义之下,统一其行动,而同时全国同胞,如果能够一致奋起,共同迈进,抗战建国纲领的实现,指日可期,而整个民族斗争之成功,也就操之左券。黄香山指出该纲领和孙中山《建国大纲》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是贯通战时与平时的需要的,但又提出必须全体国民必须集中全力,贯彻实施此纲领,以求彻底成功,不可光依赖政府,或是依赖领袖个人。还有人士撰文从政治、文化、教育、经济贸易、军事等诸多方面,对如何进行抗战建国发表了自己看法。

  知识界人士还在分析中日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劣后,坚信经过长期抗战,中国必胜,但中国不会“速胜”。如对于中国抗战的艰苦性,有人士在为民国《陇县新志》写的序言中指出抗战存在的困难,如:后方运输,则供应浩繁之为难;部队复杂,军、团纠纷,则整顿调剂之为难;伤兵纷繁,难民麇集,则慰芳救济之为难。至于军需孔亟,正赋杂款,上有难缓之征,下多宿逋之课,则催科为难。还有人士提出:“现在我们的抗战所凭藉的就是这种坚强的民族意志。我们即使武器再差些,我们即使对于战争的准备再差些,只要抗战的意志不因一时的挫折而懈怠下去,一定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在被压迫民族的抗战中,正同在革命战争中一样,决胜负的力量在民众方面比在军队方面更大。而武器和战士的补充在军民澈底地打成一片的时候是很容易的。”知识界通过分析也认为中国最终会胜利,如萧公权在1938年《政治上的最后胜利》一文中坚持抗战必胜,称:“我们的失地虽然还未收复,伪组织虽然苟延残喘,依旧存在,然而敌人经长期消耗后,已是外强中干,崩溃不远。何况他们的野心和暴行已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所深恶痛绝。失道寡助,这更是敌人覆亡的预征。反观我们自己,自抗战以来确已表现愈战愈强的能力,而全国人民对抗战有信心,对政治能团结,友邦人士更能与以同情的援助。我们所预期的最后胜利不久必可到来。”钱端升提出:“但我坚决相信,无论由于我方力量的增长,或是由于敌方力量的衰落,或是由于友邦援助的加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抗战会得到差可满意的胜利和结束。”钱俊瑞还分析称:“因为敌我互有长短强弱,所以这次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然而单单了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敌人主观上的长处在逐渐消失,而我们主观上的优点却在逐渐成长起来。敌人的弱点在用几何级数掩盖他们的优点,而我们的优点却在用几何级数克服我们的弱点。最后是敌我两方力的对比上发生巨大变化,这便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时期。只有这样了解,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而且长期抗战的结果,必然是我们得到胜利。”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武汉危急的时刻,有人士仍然呼吁坚持抗战,指出:“在目前我们还有一些困难,须要坚持沉着地去克服,然而敌人的困难更大,而且无从克服。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悲痛愤激,亦不应该张皇丧气,我们应该更鼓励我们的勇气去战胜暂时的困难,克服一时的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坚决全面抗战,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还有人士对武汉沦陷后的军事局势进行判断称:“日寇在攻陷武汉以后,既不能屈服中国抗战,又不能消灭中国主力,而自己的消耗反达到四十三万人以上。这种巨大的损失和消耗,使日寇在骑虎的情势之下,虽然咬紧牙关不能不表示尚能支持战略进攻的姿态,可是外强中干,已经显示出战略上巨大的动摇性了。”

  对于抗日战争的结果,社会上出现了“亡国论”,鼓吹投降日本,知识界对此也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经过长期的战争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如胡愈之坚决反对妥协投降,提出当时“我们必须做,而且不可不做的事是:(一)召回驻日大使领事;(二)对外宜布在平津未收复之前,拒绝一切对日谈判;(三)立即实行全国对日经济绝交;(四)明令严惩通敌卖国官吏;(五)赶快把后方民众动员、武装起来,作为抗战的后备队伍。这样,把屈服妥协的道路,完全堵塞,全民族抗战的决心,才有了行动上的表现。”有人士则分析了日本对华作战策略称:“按敌人速战速决之战略,不但为其军阀所主张,亦其国人所要求,易词以言,此种战略,即其国力不堪持久作战之反映。然在中国,则恰恰与之相反,本持久战略与消耗战术,与之作长时期之周旋,此为敌人所最感苦闷与焦虑者,于是乃于军事上加紧盲进之外,同时复实施政治上之阴谋,采此双管齐下之策略。”对于质疑中国速亡的汉奸理论,邹韬奋分析道:“中国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一般人所常常听到的话,但是有些人看到我们的敌人在目前的武力较占优势,同时感觉到我国在目前的力量比较地薄弱,往往觉得越拼越消耗,多拼多消耗,是否终能拼得过敌人,达到最后的胜利?因此有些人便利用这种心理来动摇国人持久战的决心,甚至有人嘴上虽主战,而同时却倡言“弱国牺牲论”,认为不战亡、战亦亡的似是而非的汉奸理论。”知识界还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称:“为生存、公理、正义、和平而战,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伟大使命而战,我们是死里求生,不抗战只有亡国,并且还要灭种”。而日本则是少数穷兵黩武的军阀“毁灭公理、正义、人道而战”,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还有人士认为:“中国今日,有团结之政府,有凝固之人心,有众而勇之兵力,有哀而壮之士气,决不畏战区之扩大,且无宁欢迎敌之更冒新的危险,盖非如此,不能达到长期抵抗与广大消耗之目的。”但是,知识界人士对于抗战局势也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保持清醒认识。如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有人士提出:“在军事上我们的胜利,还不过是局部的开端,敌人的损失和挫折,也还不过是部分的开始。敌人在中国作战虽开始陷入困难的境地,但并没有失去对我继续进攻的能力,而且敌人更会因他的部分挫败,而作报复的反攻。因此,我们在解释这次胜利中,应当是在这次胜利的基础上,提高胜利的信心,紧张抗战的努力,而绝不能(因)部分胜利而发生丝毫骄惰的情绪。”

  当时国共两党都提出了持久战的看法,知识界也给予关注。他们在分析了中日力量的对比后,认为中国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在人力、物力上有充足优势,中国经过持久战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如有人士对中国抗战军事策略,认为不必在乎短期内一城一地得失,而是对日本实行持久消耗,称:“在这次的抗战中,我们应该有一个觉悟,这就是一城之失,不足悲观,一地之得,不足乐观,换一句话说,我们这次的抗战,决不是与日本较量武力的高下,而不过是用武力来抵抗侵略,同时是用武力来作为衡量‘谁能持久’的尺度的,所以,失地是决没有关系,只要‘步步为营’的失,同时,要屡失屡攻,不使日本在军事上能透一口气,我们不但要使它‘消耗’,而且要使它‘疲乏’。这样,纵令中国在军事上不能制胜,但日本也会弄得‘焦头烂额’。”还有人士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动员集中一切经济力量到战争中来;只有持久战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空虚的“巨人”用完她的力量,然后扑到地上再也翻不起来;只有持久战,才能使今天日阀在华的“长期建设”,在她建设到中途的时候,转移为我们所有,使她的建设,变成为我们的建设。彭昭贤还指出持久战并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指出:“如果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有一个通盘筹算,各种布置与行动,都以有利于抗战为前提,那就容易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了。”许涤新则分析了持久战进行的经济条件,指出:“敌人的经济力是在不断地削弱,中国的经济力却不断的增长,敌人的其他弱点是在不断地加深其严重性,而中国的社会经济上的其他优点,则在不断地发扬其长处。但他还指出这些经济条件仅是决定中日战争为持久战的一部分,尚有军事、政治、地理及国际各方面的条件需要配合。”邹韬奋1937年8月在《持久战的重要条件》一文还强调持久战需要物质上的准备,必须“一面抗战,一面应注意生产的继续”,并且还要在“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之下,作加速度的更紧张的生产工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1938年7月出版后,更是在知识界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的论断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如有人士指出:“毛先生精深博大的著作,完全是根据现实的周密剖析而出之以政治家的风度,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尤为划时代的杰作。它不但将对于远东,包括日本在内,发生巨大影响,即在欧美人士对于此次战争的考察上,也会发生深远的意义。”

  除了发动国内力量外,知识界还注意到需要利用国际力量进行抗战。因全面抗战初期,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政策,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知识分子对此有所分析,并且称国际形势会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如有人士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会很快的改变过来的。要是我们还顾虑眼前国际形势,听从一些帝国主义外交家的欺瞒,而不立刻发动全面抗战,只一味的等待着时机,那末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中日战事发生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黄文山认为中国应做到:“第一、凡是帮助中国抗战,或同情中国的抗战,或能守中立的国家,都是我们的友邦。第二、我们要利用各国的矛盾,但不以别国之间的矛盾为别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除了这一个敌人以外,决不任意敌视别个国家,尤其不跟随别个国家仇视另一个别的国家。”但还有人士仍然把中日争端解决的希望寄望于形同虚设的国际联盟,如钱端升提出:“我以为我们应以信义和平为我们外交的信条,以联合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拥护国联的组织,光大国联的理想,发扬国联的实力为我们的基本政策。”因苏联更加担心日本侵华对其造成的威胁,还有人士建议加强与苏联的联合,称:“我们应该与苏俄进一步作运用国际外交上的联系在军事上我们虽不必急急使不侵犯条约立即演进为互助公约。但是在外交上,我们不妨与苏俄取一致性的步骤使国联这一座和平殿堂的实际功效能够在太平洋中表现出来几句话、就是加紧地完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这一机构。以集体的行动,来制裁日本的侵略。”知识界还看到中国需自力更生,不能把抗战完全指望于国际帮助。如曹养吾认为中国自身应加强努力,在前线上经常获得达到胜利,“那么苏联将更加信任吾们,英美底态度将坚强起来,法国自然随着也加强了反侵略的举行和力量。”莫林也指出:“我们如不能自力更生,断难希望得到友邦的继续支持,但只要我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友邦在精神上、物质的支持,只有一天天增加,断不会中途抛弃我们。一切在于我们自己,真正能够对于国际形势发生主动作用的,也只有我们自己。”还有人士称:“我们当然要靠自己不靠别人,但求少一个敌人,不求依赖人家,这次的抗战,至少得到世界民众舆论的同情,把日本的残忍灭绝人道的行为引起反感,在这方面人格国体上占着最大的胜利的。”章乃器同样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主要的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国际对于我们的态度,主要的靠我们的决心去转移。换句话说:要我们自己有力量,才能动员国际上的援助力量;要我们自己有决心,才能坚定国际上的援助决心。”实际从抗战初期的国际形势看,只有苏联对中国提供了援助,英美法等对日本侵华实行纵容态度,知识界主张也符合当时外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

  对抗战与民族复兴的认识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日本侵华不断加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也使知识界认识到需要恢复民族自信,发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共同借助抗战推动中华民族复兴。正如罗家伦在《新民族》创刊号中提出抗战为新民族的前奏曲,称:“感谢日本的飞机大炮,把我们散漫的民族,轰炸成铁的团结,把我们沉迷的大众,轰炸得如梦方醒;把我们衰落颓废的思想,轰炸得烟消云散——不把我们包裹重重的脓血炸开,那有新的肌肉产生?”茅盾在《炮火的洗礼》一文中也指出:在炮火的洗礼中,中国民族就更生了!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所造成的缺点,也让不断的炮火洗净了我们民族百年来所受帝国主义的侮辱。知识界当时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主政治、学术研究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主张,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并激励民众的抗战信心。

  在恢复民族自信上,知识界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首先就必须重新树立和恢复民族的自信力。为此,他们认为既不能夸大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辉煌,也不能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要认同和弘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点外,还要尽力克服民族的劣根性或不好的方面。如林同济指出:“抗战需要自信力,而中国民族尤不应该缺乏自信力。我们民族过去的伟大成就,是我们自信力的源泉。我们根据这些过去的成绩,更可以相信我们民族伺候的成就必尤有独到之处者。所以我们的抗战,不但对过去自信,对将来尤须自信。”还有人士强调需要提高国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增强各民族的团结,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如王敬斋称:需要唤起民族意识,一致抗敌,才能实现民族解放,其中在消极的方面,应该打破种族的界限;在积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团结民族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养成民族自尊的高尚情绪,发扬我们固有的文化来恢复民族自信心。

  知识界还提出了通过文化复兴来实行民族复兴,并呼吁推进民族文化建设。如贺麟1938年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一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张涤非等在《抗战向导》发刊词中提到建设民族文化重要性,称:“在战争时代,民族文化的建设,比平日还更重要。它能巩固我们的思想,奋起我们的精神,统一我们的意志,集中我们的力量,指导我们的行动,使我们与敌人作坚决的斗争。要动员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应该从思想的动员开始么?在积极方面,只有民族文化的建设,才能从思想上摧毁帝国主义一切力量的泉源;在消极方面,只有民族文化的发扬,才能克服一切错误的理论,以增强国民抗敌的勇气与能力。”对于抗战与民族文化建设的关系,阎宗临则指出:“这次的战争,是我们文化上的个大转变,统一便是我们民族意识的象征。所以我们不惜任何牺牲,任何破坏,我们要建设自己的独立,更往深一步看,有了民族意识,始能建立文化,因为文化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胡秋原在1938年底写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一文中也指出:“今日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我们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客观上也是在复兴文化之过程中。为了抗战之胜利,我们必须加强主观努力,巩固统一,抗战到底,树立法治,发展工业。而这一切,也就是复兴文化的根本之道。”特别是顾颉刚、陈寅恪等历史学者还通过大力研究国史与边疆民族历史,来为构建民族文化提供支持。

  对于抗战中的民族精神的恢复与弘扬,也被很多知识界人士论及,他们看到了民族精神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故也提出了很多恢复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张。针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日渐消沉,叶青指出:“建设民族文化是我们底心思才力来创造适于当前历史阶段的文化,只要这样,才有民族精神独立可言……要把中国民族从奴隶底命运中振拨出来,使他独立,须从民族的精神独立做起。我们应该发扬民族精神,发扬民族的创造精神,以建设民族文化。”刘炳藜则认为战争大有助于民族精神之发展,“我们要趁着此时国家未亡的时候,应如何加强爱国心,发挥民族精神,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斗争,把我们国家民族从危亡中救回来!”知识界通过总结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特征,也在于为民族复兴思潮服务,激发团结抗战力量。如陈凤岐指出:“我们要从困苦中锻炼国民的意志,发扬民族的精神,培植钢般似的新国力,创造适合战时要求的环境,向着抗战光荣的前途迈进,全国农工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最大努力,最不畏牺牲的我们。”

  许多知识界人士对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还纷纷撰文讨论,以帮助民众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如有人士指出:“盼望举国同胞要自励,不要在民族复兴的途径上作了障碍物;而且也要认清惟有各个份子健全起来,那才算稳固了民族复兴的基础,而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惟一信念也就在这里。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信念既然寄托在整个民族的觉悟上,因此这次的抗战的重担,也只得由全国民众一同担起来,而不可存侥幸的念头,依赖任何的一个国家。”黄文山则称:“今后我们如何继往开来,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恢复民族的独立自由,这个责任完全落在本民族身上,决不能希望别个民族,替我们来负担……所以我们以为救国建国的最要条件,是深信历史之过去,以增进自己的自信力,不忘国际大势之归驱,以谋所以因应。”张君劢在其1938年著作《立国之道》中,则提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为:“要一方面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使其与我们固有的并行不悖;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之缺点太多,经济方面的物质建设,应努力赶上前去。”根据郑大华的研究,当时知识界对民族复兴讨论热烈,并得出以下四个认识:第一,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复兴,而是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二,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或再生;第三,民族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把民族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兴;第四,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结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中国知识界人士体现了强烈的爱国心与民族责任感,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撰写了大量的抗战评论文章,从舆论上支持全民族抗战,成为全国抗战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知识界人士的贡献,曾有时人称:“知识分子的笔枪与舌剑,就其本身而言,虽好像空洞无力;但是一经接触大众的心灵,鼓动起他们的情绪,那不可抵御的伟大力量就发生了。在这个全民族大抗战中,全国军民抗战情绪的高涨,当然是保证胜利的必要条件。要实现这个条件,要把全国抗战情绪鼓动起来,这个责任当然要知识分子特别担负。”正如此论所言,知识界人士出于抗日救国的使命意识,对于全民抗战、持久战、党派团结、民主政治、民族复兴等问题的讨论,的确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各界、各族人民团结抗战,抨击了汉奸投降言论,有利于提升广大军民的抗日信心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知识界的抗战观与国共两党当时的抗战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新的看法,可从此了解当时知识界内部对抗战的真实反应。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界的抗战认识,因其所处环境、派别等因素影响,仍然存在分歧与争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当时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支持中共提出的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力量进行全面抗战主张,但有些人士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期望过高,对中共地位估计过低。而且部分知识界人士提出的一些抗战建议,并未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客观条件,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知识界人士对抗战的看法也在与时俱进,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全面抗战初期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

  (作者:张德明 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2-09-23 17: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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