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庭华 | 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
2022-09-19 16:11:3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1937年7月—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它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1938年11月—1940年，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年—1943年，侵华日军对中国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方针，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1944年起，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作战逐渐向全面大反攻过渡，中国战场的大反攻，主要是敌后战场的大反攻。

　　关键词

　　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略防御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它们分别发挥了特殊作用，功不可没。这在第二次世界中绝无仅有，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国民党正面战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错误指导，使其发挥的作用，与其执政党地位和拥有200多万人的军队，又很不相称，不尽人意。本文仅对正面战场八年作战过程及其地位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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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进行战略防御。在此阶段，由于日军企图迅速击破国民党军主力，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因而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毛泽东曾肯定地指出：“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1]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这对于打破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消耗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平(北平)津(天津)地区，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前进阵地，随即又陆续调集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迅速夺取冀、察、晋、绥、鲁5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企图速占上海，威胁南京，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求在2至3个月内灭亡中国。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报告中宣称，战争可以在两个月内结束[2];日本陆海军制订的作战目标是“覆灭排日抗日的根源的中央政府”，“通过全面战争，以期根本解决日中间的问题”，计划在三四个月内结束战争。日本决心集中兵力在华北的石家庄、德州一线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消灭中国军队，防止战争局势走向扩大或进入胶着状态，“极力避免对华中及华南使用兵力”。[3]

　　日本对华东的大规模进攻，使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江浙财阀基地及国民党统治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全国人民民族义愤不断高涨，终于使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对日逐渐强硬的态度。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4]8月15日，国民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代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5]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三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并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了第二、第六、第七、第十四、第二十二等5个集团军，34个师另13个旅，共约28万余人的兵力，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歼敌2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蒲路南犯。“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顽强坚守阵地，抗击日军22万余人对上海的进攻。战役初始，国民党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中期，坚决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路，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企图，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如在上海市苏州河北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800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连续抗击日军4昼夜的猛攻。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将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同列为“民族革命典型”。淞沪抗战前后阻击日军达3个月之久，毙伤日军6万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1938年2月，国民党第五战区的防御地域，已缩小到以徐州为中心，南北与日军对峙的纵深仅各200余公里。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南守”的战役部署，集中67个师(旅)计45万余人的兵力，从2月12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攻击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3月中旬，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逼进台儿庄，企图从东北越过运河袭占徐州，国民党军一部在台儿庄拚死抵抗，随后组织7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2万余人，迫使日军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取得了台儿庄大捷。4月中旬，徐州南北之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迥的战法，对徐州展开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20万人，力量不济的情况下，最后放弃了徐州，但也歼灭日军3万多人。

　　1938年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以初秋为期攻占武汉”的预备命令，同时集中了11个师团25万余人的兵力及大量飞机、舰艇，发动了对当时国民党军指挥中心——武汉的进攻，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尽快结束战争。为保卫武汉这个华中腹地及其水陆交通枢纽的大城市，国民党军以第五战区李宗仁，第九战区陈诚的部队共约14个集团军共124个步兵师，49艘舰艇，700余架飞机，并在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的支援下，进行了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坚守3个多月，毙伤日军2万余人。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国民党军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其正规军损失达104.4万余人。[6]应该看到，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作战的广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事迹，为粉碎日本军国主义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使侵华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这也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国民党正面战场广大爱国官兵与日军英勇作战，中国大好河山就可能会很快全部被敌占领。战争历史表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战略指导方略基本方面是成功的，其主导方面是应该肯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主要实行线式的防御阵地战，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战前没有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加之内部派系倾轧等各种利害关系的制约，从而使几次大的防御战役都最后被日军击破，尤其对于日军向河北、山东、晋南、豫北和南京，广州等地的进攻，未能组织有效抵抗，出现大溃败局面，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在15个月内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占领中国大中小城市340余座，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国民党军正面战场防线，由中国沿海向内地后退约700公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极大失利，有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原因，也有上述蒋介石战略指导失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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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1月至1940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是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阶段，还不是完全的相持阶段。虽然日本的侵华政策有了变化，但其军事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因而正面战场仍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在整体上抗战仍还比较积极努力。

　　在以往我国大陆史著中，几乎都认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敌后战场已上升为主战场了，正面战场降到次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研究必须立足历史事实。“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7]那么，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这两年里，其“客观内容”是什么呢?

　　中共中央在1939年7月23日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中指出：“(一)敌在占领武汉广州后的政策，即以引诱中国投降为主，而以其军事行动配合其政治阴谋……(二)因为敌在正面进攻比较沉静，而得出中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结论是错误的。不仅中国的进步和力量的增加，还不足以抵御与停止敌人的前进，……日寇继续用军事进攻中国正面(西南、西北)与敌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三)认为敌后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主张，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战役上的相持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仅仅是暂时的局部的，即战役的相持，而不是全般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也不是全般敌后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四)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8]

　　周恩来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也指出：“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完全是战争中敌之进攻，我之防御阶段，但也还不是有利于我之相持阶段的到来，而是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9]

　　在此阶段，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确实发生了较大变化，1938年11月至12月间，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改变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立场，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促其屈服，军事上实行有限度的军事进攻或打击，促其崩溃的两手政策。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继续坚持抗战，因此，侵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放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还没有转移主要兵力到敌后战场上来。在1939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年3月—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等。这7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国民党军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国民党军统帅部先后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在枣宜会战中先后调集第五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日军第十一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规模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

　　我们还可以华中战场为例来说明，当时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兵力有11个师团另4个旅团，计第十一军7个师团和1个独立旅团负责武汉地区和九江附近的作战任务[10];另有中国派遣军直辖4个师团和3个独立旅团，负责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广大地区的“治安”。日军第十一军除以鄂豫边部分兵力对付我新四军鄂豫纵队外，其大部兵力仍继续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对华中敌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约用5个师团的兵力，占其华中战场总兵力的38%。由此可见，从l938年11月到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中派遣军还没有集中主要兵力对新四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能够得以大发展的客观条件。

　　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亦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共，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但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仍然对准正面战场，因而国民党的积极反共还无力并难于付诸于军事行动上，这在客观上逼迫国民党仍须用主要力量抵抗日军的进攻。在军事上，国民党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先后在湖南南岳、陕西武功两地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要“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这是国民党军抗日还比较积极的表现。由于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发展，造成阎锡山的恐慌，阎军遂于1939年12月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全国范围来看，只局限于晋西南、晋东南地区，其规模也不大;从时间上说也比较短，到1940年2月基本结束。

　　从作战效果、战绩来看，正面战场也有不凡的表现，国民党军对日军的这些进攻，大多进行了较坚决抵抗。如1939年5月初，日军第十一军以3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由钟祥、京山间及应山、信阳间两个方向，向随县、枣阳一带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调集26个师的兵力，于5月13日开始反攻，毙伤日军1.3万余人，迫敌仓皇溃退。是年9月，日军为巩固武汉，扩展外围，由赣北、鄂南、湖北三路进犯长沙，于9月底进至金井长寿街等地。国民党第九战区集中20余万兵力，在10月初对日军发动反攻，毙伤日军4.2万余人，终于打退了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进攻。1939年11月，国民党军委会下令动用位于桂林以北的战略预备队，对广西南宁以北昆仑关的日军实施反攻。从12月18日起，国民党以5个集团军25个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分三路向南宁发动反攻，置主力14个师于南宁东北昆仑关方向，经十余日激战，国民党军于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至1940年2月，国民党军再度向增援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终因战力不支，全部撤返南宁及邕江以南地区。同年11月，日军沿桂越公路侵占越南北方，全部退出了桂南。

　　1940年5月，华中日军为防止豫南、鄂北之国民党军攻击武汉，调集5个师团约10万人的兵力，分由信阳、随县、钟祥等地出动，向枣阳地区实施合击。6月初，日军又以2个师团由襄阳转兵南下，以另一师团由钟祥以南强渡汉水，两路相互策应向宜昌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随即先后发起反击，第六战区部队曾一度攻入宜昌，第六战区部队先后克复襄阳(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指挥战役中壮烈牺牲)，进至荆门、当阳、钟祥一带与日军形成对峙。枣宜战役，国民党军共毙伤日军4.5万余人。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共毙伤日军1万余人，给予日军一定打击。

　　总之，正面战场在1939至1940年的两年里，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抵抗，因而给日军较大打击，共毙俘日军26.3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11]，与1937年至1938年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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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至1943年，是中国战场完全的战略相持阶段，其特点是军事上相持。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占领区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频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清乡”，敌后战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并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的作用开始下降到次要位置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继续支援中国抗战，美、英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转为支持中国抗战，德、意为利用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钳制美、英，则力促日本“南进”，并力劝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加入德、意、日军事同盟。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苏、美、英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执行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则完全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的方针，把中国抗战的胜利寄托在美英盟军身上，对抗日非开始消极。这一阶段正面战场对日军的作战基本上采取“避战”、“应付”的态度，即敌来我挡，敌退我停，很少主动出击。

　　从1941年到1943年，正面战场进行的主要作战有豫南战役(1941年1月—2月)、上高战役(1941年3—4月)、中条山战役(1941年5—6月)、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l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9月)、鄂西战役(1943年5月一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月一12月)。这几次战役，是侵华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防止中国军队南下支援香港、缅甸的英军而发动的局部进攻。虽然上高会战(歼敌1.5万余人)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歼敌6000余人)打得比较好，但没有一次是主动对日作战的，只是在对日军“避战”无奈的情况下，才进行有限抵抗。国民党军从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伤亡总数(共计60.8万人)不及1940年一年之多(计67.3万余人)。这一事实也清楚地说明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的消极趋势。相反，在反共方面却很积极：1941年1月，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调集7个多师8万余人的兵力，发动围歼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首先从思想和舆论上掀起了反共逆流，并从6月开始先后调集第八战区5个集团军近50万人，扩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才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阴谋。

　　此外，由于日本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达到“以华治华”的企图。因而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曲线救国”投降理论甚嚣尘上，导致国民党军先后有78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7名，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中国战场之敌后战场也已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局部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也称“一号作战”，国民党军称“豫湘桂会战”)中，除在衡阳抵抗了一个多月外，其余都迅即溃败。在此次持续8个月之久的战役中，国民党军丢失了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优先反共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大溃退按理是不应出现的，因为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并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去增援，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向日军转为普遍的局部反攻。

　　不过，国民党政府为保证盟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安全顺利入境，曾于1942年2月至6月以3个军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救出被困英军7000余人。1943年11月至l945年3月，又先后以8个军共22个师的兵力，在滇西、缅北地区与美军共同对日实施战略反攻作战，歼灭了日军第十八、五十六师团大部和击溃另两个师团各一部，毙伤日军4.8万余人，并收复了缅北的中心城市密支那，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缅北、滇西反攻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打破了日军大本营妄想从西南封锁和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企图，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合作精神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这是正面战场在此阶段中唯一引以为荣，扬威异域的一次对日作战，应该充分肯定。但在全国其广大地区则没有出现正面战场反攻作战的行动。

　　综上所述，从1941年进入完全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除滇西、缅北的反攻作战，与美军配合比较积极外，正面战场基本上没有对日军采取主动的作战行动，而反共的军事摩擦却呈上升、扩大趋势，先后发动2次反共高潮，尤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甚，蒋介石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围剿皖南新四军军部，使新四军伤亡9000余人。因此，从1941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就逐年减少。1941年国民党军伤亡人数为28.2万余人，1942年为20.1万余人，1943年为12.5万余人，1944年为20.6万余人，1945年为14.3万余人。[12]国民党军在1941年至1945年5年的伤亡总数(计853603人)，不仅不及1937年至1938两年的伤亡数(1084379人)，也比1939年至1940年两年的伤亡数(1019911人)少。这个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国民党在1941年后确实消极抗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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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至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举行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态。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反攻作战缺乏主动性、全面性，只局限于西南一小隅。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帝国主义为坚持所谓“本土决战”，在中国战场上，不得不开始采取对美英盟军作战为主，对国民党军队作战为从的战略收缩，放弃湘桂线及粤汉线大部，将在南方的作战主力向华中地区集中，再准备转用于上海、山东半岛、朝鲜沿海，及用于确保华北和东北;在上海以南沿海，除在广州、香港留置少数日军兵力外，其他日军部队亦同时北调。日军这次战略态势的调整，是日本自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由战略进攻转到战略保守，再由战略保守转为战略收缩的又一次军事战略大转变。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实际上即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中国战场之正面战场自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国民政府面临政治、经济危机。为适应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1944年底，国民党军在昆明成立陆军总司令部，将机动兵力编成4个新的作战兵团，而且至1945年春，国民党军装备的美械部队已达35个师，并陆续得到外援，新编兵团也已在西南省份编组和部署完毕。但是，国民党军并未适时向日军发动战略大反攻作战，而准备在日本投降时迅派军队先行抢占上海、大沽、广州、青岛、汉口等要地，直到1945年4月后，广西日军沿湘桂线向湖南撤退，国民党军仍未追击。至5月后，国民党才以第三、第四方面军主力尾追日军，但仍避免与日军交战。5月下旬收复南宁，6月下旬收复柳州，7月下旬收复桂林。8月上旬，撤至全县附近的日军，以两个师团向国民党军实施以攻为守的反击，双方伤亡严重。至17日，国民党军收复全县，而日本政府已于15日宣布投降。另外，在此期间，国民党军于湘西宁乡、益阳、武冈和新化地区防御作战，都不具作战反攻的性质，而在进入广西后才制订的向广州方面的反攻计划，也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及实施。

　　上述史实表明，从略相持阶段1941年起，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英等国对日作战的胜利上，在代号为“白培计划”的所谓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中，也没有国民党军于中国战场独自主动地向日军进行全国战略反攻的内容。

　　中国战场战略大反攻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上。敌后战场从1943年8月的林南、卫南战役起就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且在苏联红军实施远东战役的同时，即已将持继一年半之久的局部攻势作战，发展成全面反攻，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最后一战”，取得了歼敌39.8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的重大胜利。然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指令下，加速从西南大后方空运至华北、华中和华南抢占战略要地，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对日大反攻不但不予协同配合，反而采取无理阻挠和破坏，甚至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在1945年9月2日日本于投降书上签字后，仍持续到当年年底。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垄断了受降权，对原日军侵占的重要战略地点，除东北及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为我八路军解放外，其余大多为国民党军抢占。

　　整个八年全面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万多人的重大伤亡。[13]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一切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同样都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页。

　　[2] 转引自井上清：《天皇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6页。

　　[3] 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第1卷，东京，朝云新闻社1978年版，第178页。

　　[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台北，文物供应社1987年版，第302页。

　　[5]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台北1984年版，第608页。

　　[6] 陈诚：《八年全面抗战经过概要》，1946年版，附表五。

　　[7]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6页。

　　[9]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史料选编》，第11辑(内部本)。

　　[10]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东京，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99—304页。

　　[11] 参见蒋纬国总编：《抗日御侮》第10卷，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第44—45页。

　　[12] 参见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编：《抗战简史》上册，1948年版，第288页。

　　[13] 参见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附表2、3。

　　作者刘庭华，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军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22 15: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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