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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知识女性——以“金女大人"为例
2022-08-30 17:06:07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7月第4期(总第130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女性与全国人民一道无畏地投入一场民族保卫战中,她们因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对女性知识分子使命的感知表现出特有的担当与忠诚,她们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影响力做出了特有的贡献。文章通过“金女大人”这一个小群体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展演,分析知识女性在民族战争中如何作为,分析在一个貌似残破但实际仍然强大的父权制社会结构中,性别身份对其公共参与的种种限定,以及她们如何在民族主义与父权话语交织的语境下,对主流话语既服膺又改写、抗争,抓住“危机一救亡”的机会,重新界定性别角色,书写自己的抗战历史。

  关键词:知识女性;金陵女子大学;抗战建国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引用:金一虹.抗日烽火中的知识女性——以“金女大人”为例[J].妇女研究论丛,2015(04):60-73.

  作者简介:金一虹(1947一),女,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访问教授。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

  20世纪中叶,中国为抵抗日本的侵略,举国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地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民族保卫战。那么,知识女性在这一伟大而持久的民族战争中有何作为?这种作为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谓知识女性?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百度百科,至今还没有收入有关女性知识分子的词条,亦即表明,她们尚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入研究的视野。至今对知识女性的观察,也仅限于“她们知性的身份和智性的心灵”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她们对公共事业的介入和影响则仍被忽略。本文将使用学晃主流对知识分子未分性别的定义: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这一定义能够涵盖男女知识分子共性的一面,而知识女性因其性别身份带来的特殊性,将在文中具体加以展开。

  本文将以包括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女大”)师生和校友的“金女大人”,作为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女性的一个样本,以她们的故事展现知识妇女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如何抓住“危机一救亡”的机会,积极投身到抗战大业之中;分析她们在民族主义与父权制交织的语境下,对主流话语如何既服膺又部分改写乃至抗争,从而书写了自己的抗战史。“金女大人”只是一个很小的群体,但在那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本身就是精英小众,而金陵女子大学因留下较多的文本可供分析而成为一个分析样本。

  一、知识女性:感知使命与担当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扩大,知识女性也经历了一个群体身份的认同过程。这一认同伴随社会历史文化的演变以及她们在社会结构位置中的变化而变化,特殊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动荡,也将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巨大影响。

  (一)从“金陵女儿”到国家的女儿

  “金女大”生存发展于20世纪中国命运多舛和艰难现代转型的年代,这一小小的女性“部落”令人注目又显得另类。她在艰难求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以家庭化管理和家庭精神为支撑的独特模式,从而锻造内部凝聚力和应对外部危机。故此,试图以现代性、民族主义和性别重新解读金陵女子大学故事的冯进,将她的著作命名为“一个家庭传奇的诞生”。在“金女大”的故事中充满了家庭隐喻:情同母女的师生关系、“金陵一家亲,在校如家庭,毕业如嫁女”的校园文化。“金女大”校友也一向喜以“金陵女儿”自称,以表达对金陵精神的认同和对金陵家庭的忠诚。一个世纪以来,“金陵女儿”仍是曾为“金女大人”身份认同的特殊标识。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刻,“金女大”原有的发展轨迹被敌人的炮火无情轰毁,也改变着她们的集体认同。校长吴贻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完成了一个心灵的重要转折,即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她至高无上的信条。1937年12月“金女大”被迫撤离南京迁往成都的情景,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中国人无自己国家的轮船可乘,只得坐英国怡和公司的轮船,在日本飞机轰炸时要向英国军舰寻求“保护”,而江岸上无数被政府遗弃的难民,则死于敌机轰炸之下。她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得我萌发爱国主义思想”。在1939年“双十节纪念典礼”上,她对“金女大”师生做《我能做什么》的演讲,要求大家当时时思及“个人对国家曾尽何种义务”;号召全体师生在此历史时刻担当起“大时代使命,亲自进入火中”,“当国家需要吾服务时,吾人能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之态度”。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在国外完成博士教育的知识女性,在八年抗战中,她更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忠诚无畏战士。 “金女大”的师生也经历了一个从“金陵女儿”向“国家女儿”的认同转换。从那个时期“金女大”学生的言说中可以看到,“祖国警钟声紧,唤起民族魂”,国破山河碎的屈辱极大强化了青年知识女性的民族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唤起妇女既为国民一分子,国家有难,当与男子同担卫国重任的女性国民意识,“复失地,雪国恨,重任在我身”。自此,作为“国家女儿”的“金女大人”,必须首先服膺民族的需要和国家的指令,责任与担当、忠诚和勇气成为 “金女大”师生在这一时代的关键词,“舍身为国之精神已漫于全校”。

  (二)知识女性:感知特殊身份和责任

  “金女大”曾经培养出中国最早的女学士。从进人大学那一天起,她们就相互激励:女大学生作为两万万女同胞中极少数能获得高等教育的“特权者”, “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事业,既不能由男子独负”。战争则极大强化了对知识女性的特殊身份的认知,并由此激发起更强大的责任意识:“国难加重,既为受国家最高教育之女子,平日所享权力果大,将来为国效劳之责任亦重”,受教育愈高,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愈大,在此特殊历史时期,应以自己特有的知识和能力做出特别贡献,在血与火中“为我中华民族创造新的生命”。

  知识女性的责任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具体又应如何体现?宋美龄在1938年5月庐山妇女谈话会闭幕演讲中说,知识妇女要“懂得如何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她将受教育的妇女比作“酵素”,冀望其负起“领导全国各界的女同胞”的责任。这一对女性知识分子功能的定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在此,知识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时期被历史地赋予了特定的使命。

  随着东部中国相继沦陷,战火向西蔓延。在民族国家最危险的时刻,知识分子何以报国?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民族的文脉,以图日后的浴血重生,是那个时刻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做出的选择。70多所中国的大学毅然西迁,边流亡边读书,“不到最后一刻,弦歌不辍”。“弦歌不辍”乃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征服、民族精神永存的一个象征。在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教大迁徙中,“金女大”是其中唯一的一所女校。她在南京濒临城破的危机时刻踏上数千里流亡办学之路,以坚定的信念和女性的智勇,成功迁到四川成都华西坝上,坚持教学科研直至抗战胜利。

  在以保存民族文脉来表达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方面,女性知识分子与男性并无不同。但她表达的空间和路径却受到性别身份的限定。“金女大”作为一所小型私立女子学院在教育系统中的边缘性地位,使其重新建校时面临资源和人力的严重不足;而女性在动荡离乱岁月生存境遇更为不利。无论是女大的学生还是教师,因失去家庭经济支持以及结婚、生育等原因,流动性要远远大于一般院校。其“金陵女儿” 一“国家女儿”的认同结构,对校园重建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在流亡途中,校长吴贻芳在校庆纪念日仍不忘给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校友发出电报,愿“金陵家庭”能通过“谦卑地增强自我和无私地分担国难” 而“对得起创始人和学校的理想”,而分散在各地的“金女大人”,亦通过电报回应,以“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勇赴国难”相互鼓励。

  当学校在成都立足之后,分散在各地的“金女大”师生向成都华西坝纷至沓来。不少“金女大”学生怀揣流亡证,甚至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母校。最惊心动魄的要数“金女大”上海分部西迁成都与总部会合的故事。因战事交通已被节节阻断,11个女性师生,乘船从上海到香港,再从九龙乘车到汉口,接着走水路到达重庆,最后坐车到达成都。冒着日军的炮火,穿越满是战争疮痍的中国,她们的“长征”走了两个月,路程长达2500多英里,到达成都时,这一行人总数已扩大到34人。 “这次充满了危险和刺激的远征、金陵人的智慧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后来成为流传金陵的传说”。

  与此同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女大校友张素我在其父张治中将军的召唤下回国投身抗日;在美国拿过两个博士学位的张芗兰也在祖国危难之时回到母校效力;到英国牛津留学的刘恩兰只用一年半时间就读完了博士,日夜兼程地赶回母校;而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孩陈莲采,也和她的两个哥哥回到祖国……这些归来的女儿成为“金女大”办学的主力,她们甘愿接受一份微薄的薪金(甚至不拿薪金,如鲁桂珍博士),以服务母校来表达她们的忠诚。

  二、女性知识分子:融入国家“抗日建国”的主流

  尽管和男性一样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一样受过系统专业知识教育,但知识女性一向少被公共政治领域接纳。她们如何才能进入抗战大业之中,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志向?

  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和建设已成为中国当时的两大主题。吴贻芳在给前校长德本康的一封信中说: “战争可能会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这场战争要做最坏的打算,四川、云南和贵州将是中国重建和复兴的中心”,她以其远见卓识,确定了“金女大”在战时的发展方向,即始终围绕国家社会的需要,对抗日建国两大任务做出积极回应。

  (一)做宣传组织妇女抗日的“酵素”

  中国的八年抗战,是一场国民精神的总动员,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妇女总动员。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上层知识女性,常利用她们的社会影响力,起到组织动员妇女抗战的作用,由此也涌现出一些具有号召力的“领袖型”妇女,“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即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宋美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地妇女领袖”到庐山“共商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救亡工作大计”时,她是庐山谈话会副主席,也是抗战期间影响力最大的妇女团体——“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的副指导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的执行委员、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和保育会成都地区的指导长等重要职务。

  吴贻芳在战时曾三次访问美国。1943年参加晏阳初、桂质廷等组成的六人教授团,赴美宣传和敦促美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并在战后的1945年2月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她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的第一位妇女代表。一个生物学博士、一心只念教育救国的女校校长,却因其坚定的爱国情怀与社会影响力,在民族战争风云中被推上高峰,成为女性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上甚至被认为是仅次于宋美龄的“中国第二重要的女人”f161。在受宋美龄之邀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四十余个女性精英中,除吴贻芳外,张霭真、邓裕志、张肖梅、张素我、郝映青等都是“金女大”校友,而张维帧则曾任教于“金女大”,“金女大”在当时女性知识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值此抗战非常时期,训练培养具有宣传动员组织能力的妇女人才成为紧要任务,而吴贻芳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就已意识到“训练妇女为国家服务乃学校的使命……也是中国现实最大的需要”旧。 “金女大”作为女性高等学府,为“妇指会”和儿童保育会等重要妇女抗日机构输送了不少人才,她先后介绍谢纬鹏、张素我等九位“金女大”校友到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在“妇指会”八组一委的机构中,谢纬鹏和曾为“金女大”副教授的李曼瑰,分别担负乡村工作组和文化事业组组长的重要职务。

  除了少数处于组织领导位置的高层知识妇女,知识女青年一如“金女大”的学生们,则凭借她们的爱国热情和行动能力,在行动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女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街头演讲和用话剧宣传抗日,为抗日将士募捐、通过义卖支援前线,慰劳征属,组织救护队,她们表现得特别活跃。她们曾把电影放到了没有通电的农村——请来有活动发电设备的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协助,放映了《中国为何而战?》《重庆大轰炸》等新闻片,一万五千多名农民赶来看电影,有的平生从未看过电影,看电影时“有流泪,有立志从军”者,反响极为热烈。

  1930年毕业于“金女大”社会学专业的谢纬鹏,负责组建“妇指会”新开创的乡村服务队,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宣传抗战、普及教育。在“妇指会”各组中,数乡村服务组最为艰苦。队员要步行下乡、住破庙古刹农民茅舍、一日三餐“只求果腹”,白天组织活动,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写标语、印传单。乡村服务队规模最大时达到400多人、18个服务队,她们的足迹踏遍四川75个县,队员多为流亡女学生,每队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担任指导员。“金女大”的毕业生李秉贞、王民安、王镇英、胡亚兰等都曾担任过乡村服务队的指导员。李秉寅原来是被分配到慰劳组工作的,但她主动要求转到乡村服务组,盖彼时热血女学生均以服务乡村、爱国奉献为荣。

  (二)参与乡村建设与边疆建设

  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项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已成为知识分子在救亡中推动国家改造、实现社会变革理想的重要途径,许多大学在大后方都建立了乡村建设实验区。

  对校长吴贻芳而言,西迁成都并非为了偏安一隅,她构思了一套计划,要把“金女大”迁到四川西部的农村地区,在那里推行战时课程,通过农村社区研究,使学生了解中国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真实情况和他们的需要,并应用所学去寻求解决办法。对一向以博雅教育见长、管理风格稳健的“金女大”而言,吴贻芳这一变革构想称得上是革命性的,虽因未得教育部支持而未能实现,不过这并未阻止她对女子学院在战时如何转型的探索。

  1939年春始,“金女大”自筹资金和人力在四川仁寿县设立了自己的乡村服务处,每年寒暑假都有学生来此实习服务三周左右。服务处为农村妇女提供孕检、接生、注射疫苗、宣传育儿知识等服务,指导农村妇女纺织和挑花、引进推广国外优质鸡种,还举办免费幼儿班等。

  仁寿县乡村服务处离成都有200多里,中间还要翻过一座二峨山,从成都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要花三整天,但这挡不住师生的热情,她们报名踊跃,有的动身前“因精神奋激,竟至彻夜不能入寐”。同学们在这里为农村妇女儿童服务的同时还做家访、搞社会调查,写下不少对农村社会组织有较深切观察和有质量的调研报告。抗战期间先后有10位教师在乡村服务站工作过,其中多位是海外留学归来。她们常年驻扎在偏远乡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服务站。有一双解放脚的吴贻芳本人也曾三次翻过二峨山到服务站视察。

  当时中国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关注重点各有不同,有批评说“金女大”的乡村服务“面面俱到”,似乎也缺少理论建树。但“金女大”乡村建设以妇女儿童为服务对象,恰恰是其他乡村建设所不具有的特点。特别是生产技术指导和推广,一些宝贵的影像资料让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经过改良的纺织机在露天分列多行整齐排开、农村妇女在服务站指导下同时穿梭引线的壮观场面,妇女们的手工制品由 “金女大”组织出口换汇,改善了当地农村妇女的经济状况,农忙托儿所亦减轻了她们的负担,这一专门服务于妇女儿童的实践型乡村建设的意义不应被低估。

  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大多沦陷,政治中心西迁,偏远的西部地区成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疆开发也成为“抗战建国”之急需。尽管“金女大”的地理系很小,但系主任刘恩兰博士对边疆研究有很大贡献,她同竺可桢一起创建了“中国地理学会”,还是政府主办边疆建设刊物《边政公论》的特邀作者,其《理番四土之政治》和《理番四土之社会》研究了理番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演成史略、土司内部组织及其政治功能,被认为是该领域有影响的力作。1941年和1942年夏天,她应地方政府之邀,深入川藏考察当地矿藏和水文,带领学生沿蜀道溯江而上,先后考察了金沙江、岷江、灌县、威州 (汶川)等地。考察中她们坐溜索、攀峭壁,一路风餐露宿,行走在土匪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根据考察结果她发表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四川盆地之形成及其历史》《中国雨量变化》《河西走廊经济发展中的地理条件》《川西之高山聚落》等,考察还纠正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完备地图上的一些错误,有的研究报告还在美国权威地理杂志上发表。

  (三)投身难童救助和儿童福利事业

  战火使中国1000多万名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但彼时的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中国妇女界发出 “欲救中国,先救儿童”的呼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应运而生。妇女们从前线抢救并千里转移难童到大后方,通过社会募集资金集体养育儿童成为史无前例的壮举。

  吴贻芳不仅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常务委员,还担任保育会成都分会的负责人。“金女大”资深教师郝映青也是分会理事。全校有70名学生和7个教师参加了贵阳难童的抢救工作,青年教师刘恩兰和胡亚兰,还被委以重庆抢救难童委员会专员。保育总会成都分会下属的新津保育院,院长即为毕业于“金女大”的陈肖松,她从接手一直坚持到保育院完成历史使命为止,以责任感强、爱护学生而受到尊敬,另有女大毕业生也在此服务。

  推动中国儿童福利事业,是“金女大”在抗战时期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意识到儿童保护在未来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战时成都的五所基督教大学都开设了与儿童福利相关的课程。而“金女大”在家政系和社会学系都设立了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儿童福利专业方向,足见学校对儿童福利这一新兴事业的重视。由于众多战争孤儿的存在,所有仓促组建的孤儿院和儿童福利机构都缺少专业保育人员。基于这一社会需求,由吴贻芳领衔成立了“五大学儿童福利人才训练委员会”,使“许多年轻妇女接受了从事儿童福利工作的训练”。为了增进平民儿童的福利,“金女大”的儿童福利实验所招收小天竺一带的失学学龄儿童免费入学。1943年又增设半日平民托儿所,专收家庭贫寒、父母有职无力照顾的幼儿。虽然当时在成都的托儿所并不算少,但专为贫穷儿童所办的仅此一家。

  (四)用知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

  冯进曾积极评价“金女大”面向社会应用的课程改革,说这不仅让师生能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大业出力,也让本来百无一用的文科课程变得有价值。不过她又认为在这方面金陵大学做得更为成功,他们利用了自己的农学优势,对四川的土地和农作物做了多项研究,并最终把研究成果商业化,既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也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是以教育能否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用做标准比较,对于一所小型文理科女子学院未免不公,而女性所从事的社会服务的价值通常被社会低估,这一贬抑社会服务价值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今。且“金女大人”也并非没有直接参与战时经济活动的贡献。如 1936年毕业于“金女大”化学系的吕锦瑗,为解决医用x光胶片奇缺的难题,于1940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张黑白感光照相底片。接下来她在丈夫出国、自己身怀六甲、日寇飞机不停轰炸的困难条件下,又在华西坝一间简陋的建筑工棚内,凭申请到的区区500 元科研经费,研制成功感光乳剂。

  当然不可否认,文理学院的专业设置限制了“金女大”以直接参与发展经济实业“报效国家”,但她们通过更贴近社会需要的服务,对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在战时最恶劣的经济环境下,家政系营养专业的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改善民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到威州(汶川)羌寨帮助羌胞分析营养摄人、计算卡路里,调整营养结构,特别是通过改善幼儿的营养状况,降低了当地极高的儿童死亡率。战时米珠薪桂、民生凋敝,一般老百姓营养状况很差,学生们便四处宣传以豆奶代替牛奶,还自做送奶员,每天给小天竺街弟维小学送豆奶1371 女大所办托儿所的家长多为贫苦劳工和小贩,不少孩子营养不良。托儿所一方面从海内外募得鱼肝油和维他命丸,另一方面通过增添豆类、薯类、花生等既经济又富有营养的食物加以科学搭配,改善了这些贫苦儿童的营养状况。

  社会学专业的师生通过社会调查以推进社会变革。她们在社会调查中表现出独特的性别敏感。如马必宁对慈善事业的调查发现,妇女救济机构奇少,在成都市十余所救济机构中,仅有一处只收容8名妇女的济良所,备受苦难的妇女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救 助删。蔡淑美对全市保育院调查统计发现,难童中男童比例高达97.4%,女童仅占2.6%,她们的研究报告既揭示了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现象,也揭示了社会慈善救助资源分配亦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使得“金女大”无论是在后方的乡村服务,还是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难民区救助,都会采用积极救助的模式,即不把服务仅限于人道主义的救济,而是以提升受助者能力为目的。如留守南京校园的美籍教务长魏特琳和中国员工们,通过为失去丈夫和家园的贫苦妇女开办纺织、饲养、烹饪等职业培训,以使她们日后可以谋生自立。

  在战时,“金女大”也凭借英语好的语言优势积极参加对外抗日宣传,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如“金女大”毕业生施葆真1937年在美国纽约最大的麦迪逊广场曾面对一万五千公众用英语发表演讲,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淞沪之战中国军民之英勇。1941年与美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后,中国不再孤军抗战,“金女大”英语系又适时开设通译班,培训通译人才。她们的语言优势在战时随时随地都可得到发挥,如为跳伞降落在仁寿县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做翻译、困守上海孤岛时为英国新闻处翻译反纳粹的宣传稿,而其他就职或短期服务 于盟军军事嗍煳、新闻、外事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卫生队、国际救济总署的“金女大” 学生有数十人之多。

  三、战争中的性别角色:旧规制与新突破

  战争将给妇女以及性别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规制约束以及社会性别秩序是否会有很大松动?

  基于战时全民动员的需要,政府理应支持女性突破传统“男外女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不料却在抗战进人最艰苦、士气最低迷时期遭遇性别保守主义的强烈反拨。

  (一)保守主义逆流涌动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有一股逆流欲把一部分已经走出家门的妇女重新打回家庭,且这种排斥力量主要来自政府:1938年8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以节省开支为由,下令所属各厅处女职员一律停职留薪;1939年9月18日中国邮政总局发出第七三五通电,明文规定限制招收女职员;1940年8 月福建省政府通令:省营事业机关除救护及纺织厂、火柴厂、家庭副业工厂、托儿所等需用妇女外,其他一律不用女职员,并停止政治干部训练团及高级商业中学招收女生……;1942年底又发生了江西省 “妇指处”被裁撤事件。江西省“妇指处”是全国唯一一个妇女工作进入政府体制的机构,成立四年来在发动组织妇女投入抗战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处长即 “金女大”193 1届的毕业生杜隆元。1942年国民党行政院突然责令江西省政府将“妇指处”裁撤。杜隆元曾多方努力试图使行政院撤回成命,除向上级机构据理力争外嗍,也致电“妇指会”“恳祈力予俯助”吲。“妇指会”总干事张霭真亦为此向宋美龄求助[481,但最终未能免于被撤裁的命运。

  与此同时,教育领域表现出女子教育须培养“贤妻良母”的保守主义强硬立场,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1938年所发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规定“中小学之女生应使之注重女子家事教育,并设法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辅推行”刚。

  (二)抗争与旧规之突破

  保守主义的抬头,令期待在全民的民族战争中有更大作为的知识妇女感到失望和愤怒。面对政府的“开倒车”行为,她们不是无奈遵从,而是选择了联合抗争。邮政总局颁布四项限用女邮务员办法之后,各省市邮政局女职工通电全国、发布“告女同胞书”,电请宋美龄、史良、吴贻芳等妇女界领袖主持正义……成为各地职业妇女抗争的重要手段。“妇指会” 联络委员会也不断发声,在1940年11月、12月连续召开两次妇女职业问题座谈会,代表们一致指斥把妇女打回家是“封建的、不合理的压制”,需要坚决斗争。吴贻芳领衔的13位女参议员联署向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大会提交了《请政府明令各机关不得藉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的原则案》,迫于女界抗议声浪之压力,国民政府于1942年 2月7日发布正式训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这一次各界妇女人士齐心合力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在中国也是史无前例的。

  “金女大”对家政系的建设可属于微观层面的一个成功“反制”事例。早在抗战爆发前,“金女大”就因不设家政系而备受压力。吴贻芳说:“男人们老是追问我们,金陵既是所女子大学,为什么不设立家政专业?”为了不得罪那些掌握资源的人,她把迟迟不设家政专业解释为专业设置存在歧义,说:“我们和男性在大学设立家政专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直到1940年,“金女大”才在四川省教育厅的“建议”下设了家政系,但如吴贻芳在1939年的一份报告中所说:“金陵确有需要尝试设立家政专业…与近来大学发展的乡村重建工作有关”酬,换言之,“金女大”之开设家政专业,未如教育部所说,是仅仅为帮助女性适应未来的妻子和母亲身份,而主要是为了培养当时紧缺的家庭经济人才。冯进认为,由于从中国“抗建”需要的现实出发,“金女大”这个参照美国家政专业而设、其构想已“远远超过美国家庭经济运动的标准”,也给“金女大”学生今后在营养和儿童福利方面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她评论道:政府本来意在束缚女性的企图,反而无意中让金陵女儿们寻找到新的发展良机。

  (三)对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义

  在战争需要广泛动员的特殊情况下,妇女的社会角色和传统家庭角色尽显矛盾,这些矛盾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女性突破旧规制的强大张力。

  1.妇女走出家门和女儿从军

  妇女如何兼顾职业和家庭,是妇女自走上职业道路就要面对的难题,战争年代战火离乱带来的生计困顿、家庭离散以及社会网络的破碎使这一矛盾变得更为尖锐,而生命的孕育尤如万物生长一样不会因战争而停止,战时兼顾职业和母职更为艰辛。被孙辈们认为是那个时代“最独立”的女权主义者1551 、自述一生以”提高女权是最重要的事“ 的谢纬鹏也不例外。

  她30岁才与在外交部工作的丈夫结婚,婚后本应随夫外放,但被基督教女青年会苦劝留下,担任了该会第一任总干事。她“终日为公忙碌”连自己的婚事筹办都无暇顾及、怀孕后坚持挺着大肚子去上班、孩子出生产假未满同事们就开始登门讨论工作。她闹过儿子出生无比喜悦,却忘了把儿子带回家,要到医院失物招领处找回的笑话,也有过因工作压力奶水骤减,孩子哭自己也陪着哭的尴尬。但 1939年当宋美龄找到谢纬鹏要求她协助组建“妇指会”乡村服务队时,她还是不敢领命。因为她此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做乡村工作一定要经常下乡,而因战事和婆婆母亲生离死别,照顾孩子没了帮手,她一人如何兼顾工作和家庭!但宋美龄“责以大义,谓在此民族生死关头……希望你本着过去热忱,来会开创乡村工作,大家和衷共济,以赴国难”。对于她的具体困难,宋美龄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将她一家人安排住进培训机构所在的学校,便于就近照顾家庭。另多聘助手,协助下乡巡视等。至此谢纬鹏感到义不容辞,就欣然领命了。

  但在乡村工作最紧张忙碌的1940年她又意外怀孕,种种原因流产未成,又生下第四个孩子。产后一上班就没有了奶汁,在香港预订的奶粉因滇缅公路被封锁而没了踪影,自己也因得了疟疾而感到力所不支,因此动了辞职回家专心抚育孩子的念头。宋美龄马上给她多加两周假期休息,同时又赠送奶粉,奶粉告罄后又每日赠送鲜奶一瓶。尽管她花高价请了一个护士照料婴儿,但独自抚育四个子女的角色紧张仍然不可避免。在朋友眼中,谢纬鹏是一个“手脑并用、劳逸均衡”、能自如应对多重压力的“女强人”,丈夫盛赞她是“公事家事虽内 外纷忙,但井井有条,紊而不乱”的称职妻子,子女夸她能同时扮演好“职业外交官的妻子、四个不见得驯服的子女的母亲、职位不算低的政府官员、作家以至于‘医师’”多样角色的好母亲。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二者兼顾谈何容易!外表轻松实际早已是 “焦头烂额,精神困乏,心余力拙,终日惴惴难安”。说来谢纬鹏还是有一定特权的精英女性,而一般有职妇女在战争年代走出家门面临的角色冲突和紧张可想而知。

  乡村服务队的每个女队员经培训后一般要下乡服务两年,但女队员因升学、结婚、身体不支等原因流动性很大,谢纬鹏对女性性别角色压力有较深的体会,三年后她改变了工作模式,改由创建江北县试验区,将实验区经验向全省推广,也取得了好成效。在抗战胜利后,她得到一枚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在1939年“金女大”的圣诞节晚会上,学生们演出了“木兰从军”的舞剧,前后义演三天,获得巨大成功,盖像花木兰一样直接上战场杀敌成为此时女青年们的志向。“金女大”校史称,在前方激战时, “许多学生焦躁不安,急于在战争中报效自己的国家,但是她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政府的政策是学生应当继续自己的学业”。但到1944年中国兵源近乎枯竭时,国民党政府又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口号感召下,热血“金女大人”也掀起一股参军热,一时间有四十多人报名,教职员中报名从军第一人崔亚兰还受到张治中部长的电令嘉奖[571。而最终成行的是化学系三年级学生王侠飞和大二的成淑生。但正如李木兰(Louise Edwards)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妇女对军事斗争的参与总是被贬损到很低的位置。女性在军队中似乎逃不脱救护等“后援”角色。王侠飞到了部队就被分配做助理护士二等兵,后来她又考上翻译官,少校头衔,待遇大为提高,但就是不让她上前线,说女的前方上厕所不方便。她说:“我当兵就是要上前线的,不上前线我当什么兵?!”半年后就毅然放弃了少校翻译官的优厚待遇回到学校。作为个人,王侠飞以“退出”挑战了军事机构的性别隔离制度。对于一个靠勤工俭学读书的流亡学生,因这一折腾毕业也比其他同学晚了一年,但她并不因此后悔。

  这一年,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把学生培养成翻译、护士及通讯工作者的计划,在“金女大”,政府的护士培训计划因仅有一两名学生参加而遭到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金女大”学生响应知识青年从军和抢救难童却十分踊跃,学生们“以脚投票”表达了她们对政府基于成规定见对女性在战争中角色限定的不满。

  2.撞到男权墙上,犹做困兽斗

  在江西省“妇指处”被裁撤时,处长杜隆元在给 “妇指会”的求援电报中,用“骇然”二字形容她对政府“开倒车”行为的愤怒。她在给吴贻芳校长的信中说:“届此男性中心社会时,妇女是不易在政治方面抬头。生亦知呼吁无效,但困兽犹斗,吾等又焉能不做最后之挣扎?”“妇指处”被撤销后,不少人劝她可以回家了,但她认为自己仍应“为社会国家尽一分子之责任”,唯“空洞之运动工作”,再也不愿参加了。裁撤事件使她深感“从事妇运无经济基础,一旦裁撤形同瓦解”,此后,她去筹办专收贫困失业妇女的妇女工厂。办工业尽管是门外汉,但她愿意尝试任何“对于大众妇女有利益之工作”,她的泰和复兴纺织厂在最困难的经济环境下基本能做到自给,并一直坚持到40年代中期被日本炮火炸毁为止。

  上述三个“金女大人”的故事,使我们看到,尽管父权制结构十分坚硬,但战争还是给女性释放出一定的表现空间和选择空间,也给女性重新定义性别角色和突破旧规制以可能。

  (四)事关性与性角色,但无关风月

  涉及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角色的争论,与妇女的性别身份相关,不仅有性别角色,也无可逃避地与性角色相勾连。

  一向行事稳健的吴贻芳,曾在一件事上冒了很大风险。自美国向日本宣战后,中国和美国结盟,美国军政人员在四川也多了起来。“金女大”因其美国教会的背景,自然要在促进美中友好关系中扮演积极角色,如应邀给美国大兵们上文化课介绍中国文化等,学校还安排了六名在校生到美国空军基地当打字员和接线员。吴贻芳知道此举在民风保守的中国腹地,将遭致种种责难。她在给GCC的报告中这样解释:首先,中国的女大学生“应该像美国英国的女大学生那样担负起更多的战争工作”;其次,她希望让驻华美军有机会认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女性,让美军了解和尊敬中国妇女。但是,冯进对此提出质疑:她在报告中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大兵在中国招妓、性侵等恶劣品行问题?冯批评道:中国女性整体乃至中国的声誉,竟然在她心中超过了个体学生的利益。确实,在吴贻芳心目中,中国女性和中国的声誉是重要的,她曾专门教导学生,为了抗战需要,要对盟军表示友好,但不要忘记作为中国女大学生的尊严,她希望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好女孩改变品行不好的女孩给美国人的印象。固然,她对好女孩/坏女孩的区分表现出她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但她并非不关心女学生个体的利益。她既指派训育主任、心理学博士张肖松给这些到基地服务的学生以指导,也会在学生与盟军联欢时派体育教师相伴。一位陪护的凌姓教师甚至“警告”美国大兵们要注意言行,“以免贻笑大方”。

  国民政府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在性与性别观念方面都是相当保守的。在军事上节节溃退、遍地狼烟的时期,无暇顾及“纲纪”,但待在西南立足稍可喘息之后,就力图恢复固有性别秩序和重建性别制度。保守主义的逆动体现了对妇女“越界”介入公共政治的恐惧和因此妇女“不安于家室”的不安。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明确说:“做妇女运动的,以为家庭是妇女的桎梏,要做到使妇女离开她的家庭,才算是妇运成功,这是一种不可宥恕的错误”,他告诫“万不可拿‘打倒1135L教“打倒贤妻良母’这一类抽象空洞的口号,来标新立异,以眩惑世人”。

  政府的性别保守主义是一贯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吉尔马丁(Gilmartin,ChristinaK.)所指出的,战前国民党就试图通过“新生活运动”把“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极力宣扬“为了国家社会的传宗接代,女子对民族负有守贞、持家和维系体面的责任”。所以,当谢纬鹏带领一支清一色的女性队伍长年奔走于乡野,是有一定压力的。宋美龄亦再三强调女队纪律,“不许外出应酬、更不可有浪漫及外宿的情事”。谢纬鹏曾处理过队员三例过失:失窃、外出喝酒未归和未婚怀孕。失窃属于失德,后两者则事关风化。谢纬鹏最后的处理意味深长——偷窃的,当了解到她是因丈夫有外遇又不给家庭生活费,家中面临断炊困境后而进行偷窃,谢颇为同情,认为这和普通偷窃行为不同,嘱其积极退赔,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未婚先孕的女队员,因年方十六,对性事一无所知,谢纬鹏认为责任在父母失于教育。而其父暴怒之下要将女儿推进嘉陵江,被谢纬鹏厉声喝住,指其“一尸两命”,杀人犯法。其实,彼时政府并无相关保护妇女的法律。最后,谢纬鹏对该女孩做因病申请退队处理,保持其“名节”,还促成了一对年轻人的婚事。唯宿醉未归者做开除处理。虽引来“处理不公”的非议,但足见她作为一名妇运高层干部,一方面要严防“情事”招致保守势力的攻击,另一方面确有保护女性权益的自觉意识。

  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的思考

  战争与妇女,是女性主义一个长久不衰的研究议题。妇女在民族战争中应该起到什么样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妇女在民族战争中的角色与任务

  对女性在战争中应扮演的角色,在全民动员一致对敌的表象下,政府、社会和精英女性之间有很大歧义。

  国家赋予国民在民族战争中的责任是高度性别化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军政部公布中华民国国防妇女会组织大纲要求妇女“健全身心、教养子女,以逐行救国之任务”——妇女的责任在家庭,以使“服兵役之夫、子、兄、弟”“无内顾之忧”;其次,对军人和征属遗族则应“基于母性之慈爱”,“勉尽慰劳抚恤之责任”;而对国家,妇女则应“秉救国之精诚,实行后援与救护之义务”,可以说,对妇女战时的组织动员,是基于女性的母性和家庭职责,以建立起对国家、父权家庭和对男性的忠诚。战时尽管对性别秩序进行了重整,但骨子里的男权中心未变,只是基于实用主义,在全民抗战的话语下,对传统性别规范进行了重新组装而已。

  中国的知识女性对妇女在战争中的角色认知与政府规制有很大的不同,在参政员伍智梅、邓颖超、吴贻芳、张肖梅等九位女参议员提提案、沈钧儒等 36人联署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中,提出妇女应做的抗战工作有:参加社会军训、参加生产事业、实施妇女战时教育、救济战区妇女。而在战时教育部分,提案特别指出:交通、输送、消防、救护、无线电收发、电话司机以及传递信息都是妇女所能胜任的,只要施以各种技能培训。显然,激进的知识女性不愿意被框死在仅为男性“后援”的范围之内。宋美龄也明确表示:“凡是有益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男子能担当的,我们也要当仁不让的担当起来” 。

  社会对女性在战争中应有怎样的表现,还有一些看似悖理的言说:国难期间女青年不应该谈恋爱;女子既无力杀敌,就应有“不多子女、不拘束女装、不钟情丈夫”的“三不主义”决心。还有人在报上撰文,认为女人在战争中最适合的工作是做间谍。尽管作者没有说破他谓女间谍的破坏力与“色诱”之间有什么关系,但他号召具备“美丽的姿容、纯熟的外国语言、高明的社交术、精湛的化妆术,以及游泳、骑马、跳舞、歌唱,自开小汽车等等专门技能” 禀赋的女性,应“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做一次光荣的牺牲”。无论是主张战时妇女应奉行禁欲主义,还是应以“色相”为国牺牲,看似荒诞,但却来自同一个男权本位文化的脉络。一方面国家需要把妇女整合人国家至上的集权制下,女性身体属于国家并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将女性纳入国家战时体制。例如,战时教育要求大二以上的学生都要接受军训,“金女大”一产后不到40天的女生(流亡来川继续未完成的学业),不得不放弃母乳喂养,通过吃泻盐、绷带捆绑等痛苦方式回奶。另一方面,国家又基于实用主义给妇女释放出一些行动空间,以便弥补战争中各种资源奇缺以及使用妇女的援助和慰安,达到缝合社会裂隙以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二)战争对女性的影响与“危机女性”

  战争对女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原有的性别秩序、性别关系因战争有哪些改变?

  中国妇女因以极大热情积极参与到抗日民族战争之中,从而改写了妇女只能是战争受害者的历史,由此也使妇女领袖们普遍持乐观态度。如邓颖超就认为,“处在国破家亡,无家可归,夫离子散、迁徙流亡的情况”,妇女“回到家庭回到厨房的束缚已大大的减弱了”;男子上前方空出的许多职位“须要妇女来担当”,“自然提高了妇女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且因政府需要动员全民抗战到底,也“给予全国妇女更大的抗日救国自由,更多的参加抗战工作的机会”。吴贻芳也认为,战争给中国女性带来的 “不是困厄而是机遇”,在战争中,不仅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比以前更多了,而且女人们“走出了家门,真正参与到国家发展中来”。这些观点都强调了战争给妇女带来参与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的机会,摆脱或起码是减弱了传统性别规范对妇女的束缚。这是中国知识妇女在参加民族保卫战时期的真实感受。

  但是女性主义认为,战争固然提供了一些与原有性别角色相矛盾的表现空间,但是妇女的角色还是被限定在男人战争中的“支持者”之内。李木兰还提出: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危机女性”的文化——当妇女似乎承担起比较积极的角色时,如她们化身战士常被看作是妇女牺牲的象征,是用来激励男子参加军事斗争的。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中,妇女在战争环境下所得到的权利往往是有限的、虚假的。她指出:“危机女性”可以产生女战士,但 “女战士”最终并没有对男性的权力基础提出挑战。一旦战争结束,她们还得回到家庭,继续扮演妻子母亲角色。

  确实,战时中国知识妇女发挥的作用无论是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妇女慰劳抚恤、支援前方,还是募捐献金、勉力生产,大多未超出女性化的“后援”工作范围,且她们的组织发动也未超出影响“女界”的范围。

  精英知识女性作为社会中间阶级,在政治上大多偏向保守,这也使她们所做的“抗建”工作基本是服膺民族国家、具体而言是在“党国”所框定的范围之内行动。她们在全情投入她们最为嘱意的社会建设时,也无法真正触动|生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遑论阶级。当“金女大”师生下乡慰问时,看到众多献出爱子和丈夫的“征属”个个贫苦不堪,只能惭愧到“抬不起头”,只能在“体会到了畸形社会的诸般不合理” 后,以人道主义的救济对因战争扩大的阶级裂隙做一些弥合。而当女青年们深入到中国乡村的腹地时,她们方感知到封建家长制对女性的羁绊是如此之深。农民担心这些穿制服的“绿衣女郎”会带走他们的女儿和媳妇,男人们也极力阻止妻子去接受培训、参加慰劳队救护队,因为担心她们“回来就看不起丈夫”“去了就可能不回来”;而女人们则说:“我们女人生坏了八字,还读什么书!只要一生少受气,少挨打挨骂就是好的”……乡村服务队甚至只能借助地方行政势力,强制凡16岁到40岁的农村妇女都要被编入县、乡、保三级国民兵团的妇女队,接受 “抗建”培训和识字教育,她们在一手把妇女从私人父权家庭中“拉”出来的同时,又同时将她们整合进国家父权制的控制之中。历史评价不能与具体的政治社会历史语境相剥离,但国家指导下的新妇运乡村服务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在我们历数民国时期知识妇女以及以知识妇女为主体的妇运自身的局限性时,也不能认为中国的知识妇女完全是服膺于国家战争机器的指令,来动员组织其他界别的妇女支持男性统治的。她们不仅在行动中表现出不小的能动性,例如妇女推动的那场历时八年的抢救难童运动、40年代捍卫妇女平等职业权利的斗争,都说明中国的知识妇女在舍身投入民族战争中时,并没有将属于妇女解放的内容完全泯灭于民族国家的“抗战建国”计划之内。如前所述伍智梅、邓颖超、吴贻芳等参议员所提《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在陈述妇女应参加抗战建国活动外,最后一部分则为“改善妇女生活”提议,要求政府“用政治力量彻底禁止缠足、贩卖妇女、取缔童养媳、续婢纳妾等”,“对于劳苦妇女,应相当的改善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之外,有余力可以为国效劳,例如女工贩卖,拟请求政府严令各工厂实行工厂法,以保障女工最低限度的生活,农村妇女方面建立保健事业”。尽管这些精英知识妇女由于 自身的局限还无法成为劳苦妇女的自觉代言人,但性别意识已使她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在全体妇女利益得到保障、妇女生存状况得到改善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妇女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

  概言之,中国的知识妇女把与男子为国家并肩而战视为争取妇女解放的一个大好机会,正如谢纬鹏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妇女同胞为了要获得真解放,就应该与男子并肩负担起历史上的使命,在这抗战的大场合,当仁不让的参加各项国家所需要的工作”,“女子若不把握这空前的时机,为自己的前途奠下一个牢固的基础,则战后女子仍然会被打回厨房去。”——对危机过后的“开倒车”可能,她们也表现出一定的警觉。

  民族主义对女性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固然国民政府以救国之名出台一系列政策规章,并通过传统价值观的培养,力图把妇女运动纳入党国一体的体系和战争机器之中,把妇女全部变成国家忠实的女儿、忠贞的妻子、拯救国家危亡的“女战士”。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话语还力图赋国家以全面控制妇女的 身体和性的权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主义也可以成为妇女们突破传统性别规范、争取自身权利的利器。如她们以“让千百万年青能干热情的姐妹们得到为抗战尽力服务的机会”的话语,予妇女争取男女平等职业权以正当性。就是杜隆元在为保留省县两级“妇指处”而做微弱的抵抗时,也以“事关‘抗建’ 前途”为“妇指处”存在的合法依据,以“一俟达到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之日,届时本处自当自动撤销”作为与行政院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具体到个人,宋美龄在力邀谢纬鹏暂不随夫出国、留下协助她工作时,显然也是以“民族大义”“共赴国难”的民族主义话语,助她跨越“相夫教子”传统规范的屏障的。

  总之,中国知识妇女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的责任担当和高度能动性,部分超出了国家主义给她们框定的行动范围;尽管她们没有也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父权制的权力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已触及和部分改变了旧有的性别秩序。在民族危难之时,这些有知识的女战士,书写了自己的抗战史。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30 17: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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