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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特征
2022-08-30 14:59:15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5月第13卷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成功地开展了同关苏两国的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活动,形成了充满辩证法、具有中国特色、富有时代气息的外交战略思想。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结合、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开展合作与坚持斗争相结合。

  关键词:毛泽东;抗日战争;外交思想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引用:孙金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特征[J].河南社会科学,2005(03):114-116.

  作者简介:孙金伟,男,1965年生,河南淇县人,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安阳师范学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从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解放这一基本目标出发,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而且大胆地冲破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垄断,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美苏两国的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活动,形成了既包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又充满着辩证法;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富有时代气息的国际战略思想。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

  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思想,也是毛泽东的重要外交思想。早在1935年年底,毛泽东在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就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产生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以国际统一战线来巩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毛泽东深刻阐明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英美与日本存在着尖锐矛盾,属于反战国家,中国与英美等国建立反日同盟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抗战刚一爆发,毛泽东就发表文章提出:“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美对日本侵华采取了绥靖政策。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强烈抨击,并告诫英美等国,如果中国战败,它们“将不能安枕”,“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131。这种批评和斗争本身是为了推动它们尽早放弃牺牲中国、讨好日本的错误政策,更坚定地回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来。但是由于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毛泽东曾一度改变了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对是否继续联合英美产生过动摇,把英美当作主要敌人加以抨击,显然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正确划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标准。1941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契机。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原理,提出了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作为划分营垒的标准,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一标准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认识,突破了按国家的阶级性质来划分世界阵线的传统观点,从而使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真正衔接起来,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毛泽东关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不仅包含争取国际力量援华抗日的思想,而且包含着利用国际力量遏止国民党投降反共倾向,促进战后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思想。毛泽东希望通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实现战时打败日本侵略者、战后建立一个有中共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双重目标。他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夺取抗战胜利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凭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还不足以抑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迫使蒋介石接受民主改革的主张。因此,必须借助国际上各种希望中国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力量,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为此,毛泽东在外交上采取了联美抑蒋的策略。一方面,采取主动、友好的姿态,积极寻求与美国官方的联系与合作;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影响,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军事合作、接受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出中国的重任,同时又承担着支持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由于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在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抗战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

  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让中国在东方牵制日本,以确保苏联的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两线作战。因此,苏联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打大仗牵制日军,以减轻苏联的压力。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承受着面临两面夹击的巨大压力。为此,1941年7月至 1942年5月,苏联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出动八路军主力部队北上,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线,阻止日军的反苏战争准备。共产国际也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对此,毛泽东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长远利益出发,没有盲目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采取了既积极准备,又稳妥慎重的方针。

  对毛泽东的做法,苏联领导人十分不满,指责中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偏离国际主义立场等。但是,毛泽东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不改初衷,仍然坚持以游击战长期配合苏军的基本方针。正是由于这种正确的对苏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避免了再蹈冒险主义错误的覆辙,保存了实力,消耗了日军,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结合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毛泽东在对外政策中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立场。

  抗日战争时期,各种国际政治势力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影响和干预中国的国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没有无原则地妥协和退让,而是始终站稳自己的民族立场,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国势力,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压力,妥善处理了抗战与外援、中国革命与国际援助的关系问题,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自己的内外政策,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革命利益。

  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把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作了明确阐述。他说:“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叫也还强调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在处理苏联利益和中国革命利益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独立自主。不可否认,苏联和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正确的指导,但是,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领导权和军事战略战术等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对此,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在思想上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有效的清算和克服,在政治上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军事上拒绝了苏联要中共盲目出兵援助苏联的要求,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并通过整风运动从根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自主。

  在处理中国抗战和国际援助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毛泽东认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战胜日寇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既要积极争取英美等国援华制日,又要反对它们企图牺牲中国的绥靖政策;既要主动与美国进行合作,又要反对它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扶蒋反共政策。

  四、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与美苏等国之间既有在共同目标下联合统一的一面,又有因利益差异存在冲突和斗争的一面,对此,毛泽东在处理与美苏关系时提出了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策略思想。

  求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时期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战时,中国共产党与美苏两国之间存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这是中共与美苏联合的基础。据此,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即以是否反法西斯作为判断敌友的标准;在实践中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开展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除保持与苏联的密切合作关系外,还与美军观察组进行了合作,配合了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的活动等。

  在毛泽东看来,在国际关系中,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有国家利益才是影响外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在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阶级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阶级利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下,完全可以进行联系和合作,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应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因此,毛泽东在制定对美苏政策时,对共同利益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始终做到了求大同,存小异,既没有因为苏联重蒋轻共甚至支蒋限共而改变对苏联支持、联合的立场,也没有因为美国扶蒋压共而放弃与美国的联系和合作。

  但是,求同存异并不是不要区别。毛泽东对美苏的外交思想还贯穿着区别对待的方针。毛泽东在制定对美苏政策过程中,始终将资本主义的美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相区别,把同情、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与坚持侵略中国的日本相区别,把苏德战争前主张绥靖日本的美国与苏德战争后援华抗A的美国相区别,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相区别,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相区别。其中,把美国与苏联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联苏防美政策的基础;把美国与日本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联美抗日政策的基础;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者与不决定政策者相区别,是中共开展对美斗争时没有采取笼统反美政策的重要依据。正是由于有了区别,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对美苏不同的政策,才有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苏政策的调整和变化。

  求同存异与区别对待相结合体现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这说明中共已经善于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不是某个大国的态度如何来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是毛泽东外交思想日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五、开展合作与坚持斗争相结合

  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毛泽东在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关系时坚持的一条策略方针,也是毛泽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坚持的一条策略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美苏两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政策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就美国来说,它既有与中共联合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压共、扶蒋反共的一面。就苏联而言,它既有同情和支持中共的一面,又有重蒋轻共,支蒋限共的一面。针对美苏对中共政策的两面性,毛泽东关于中共对美苏政策的思想中同样包含着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

  在具体执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时,毛泽东根据美苏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分别对待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主要是采取联合政策,尊重苏联的意见,重视与苏联的友谊,支持苏联的正义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苏联明显脱离中国实际、损害中国革命根本利益的错误主张和做法又进行了坚决抵制,独立自主地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虽然美国在抗日和民主问题上与中共存在共同利益而主张国共合作、联共抗Et,但美国在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国家,其根本目的是要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政权,最终控制国共两党,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把美国看做援助中国抗日,牵制国民党投降反共、独裁内战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与其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对其推行扶蒋反共政策进行揭露和斗争,对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所以,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是联合与斗争相结合,根据具体情况,时而以联合为主,时而以斗争为主。

  毛泽东在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时还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度,即不以破裂国际统一战线、损害中国革命利益为界线。对美国,毛泽东对其反共政策的斗争和批评虽然有时非常尖锐和激烈,但都严格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毛泽东时常提醒全党在对美蒋斗争中要留有余地、讲究策略。对苏联,毛泽东在抵制其错误干预和摆脱其束缚的同时,十分注意维护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往往在一些不损害中国革命根本利益问题上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

  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斗争是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生动体现和光辉范例。一方面,在建立联合政府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毫不含糊,决不让步。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除了拒绝牺牲联合政府和民主原则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谈判和商量。这种一张一弛的斗争艺术,有利于扩大美蒋矛盾,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和民主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上述外交思想不仅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正确的指导作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新局面,而且它所包含的一些指导原则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30 15: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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