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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的社会流动 ——以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2022-08-30 10:25:31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3月第2期(总第116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在传统社会中,乡村女性实现自身社会流动的机会是比较渺茫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政权迅速地在冀中乡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通过对党政工作、学校教育、创造模范、培训骨干、新式富农、一技之长等社会流动途径的改造、发明及继承,有力地推动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这种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进程,也重新塑造了政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表现出了政治外力主导、运行均衡化、微风气明显三方面的特征。可以说,女性社会流动的顺畅和广泛是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女性之间良性互动与互惠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一结论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革命;女性社会流动

  欢迎按以下方式进行检索:杨豪,马良玉.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的社会流动——以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13(02):64-69.

  作者简介:1.杨豪(1985一),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共党史;

杨豪

2.马良玉 (1979一),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妇女史。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同样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移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示器的社会流动是社会运行中最重要的基本环节之一。然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且研究也主要是从妇女运动和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的。因此,本文将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汇编、档案和报刊资料,试图从中共政权与乡村女性进行互动和互惠的角度上来论述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的社会流动,以期深化妇女史的研究。当然,本文中所论述的女性社会流动主要是指狭义上的女性社会流动,即女性的向上社会流动。

  一、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途径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性别差异是影响个体在社会分层中位置的重要因素之一,女性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要比男性少得多。以学校教育为例,在冀中乡村中“有百分之九十多的女子不能得到入学读书的机会,其余百分之几的女子得以入学受教”,这也就意味着冀中乡村的大部分女性基本上丧失了以学校教育为途径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再以党政工作为例,在传统冀中乡村社会中女性基本上也是没有参加政治的权利的,“娘们家不能办事”的政治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乡村女性也是不可能借助党政工作这一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共政权的逐步介入,冀中乡村的女性社会流动机制才逐步呈现出了良性运行的趋势,社会流动的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和通畅了。当然,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途径既有传统型的途径,也有中共政权改造的途径,更有中共政权发明的新途径。

  (一)党政工作

  党政工作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中最基本的一种女性社会流动途径。它的广泛和顺畅最能够反映出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也最能够凸显出中共革命下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历史性变迁。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政权充分保障了乡村女性参加党政工作的机会,要求每一个女性党政人员继续发挥“传统保护型经纪”的作用,要求每一个女性党政人员“均应成为人人说好的好人,要有急公为义、克己待人、任劳任怨、济人之急、尊敬长 上、怜恤寡孤、家庭和睦等新的作用”。传统保护型经纪一般是靠自身的社会资源和象征资源在地方场域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乡村民众的心目中拥有一定的合法性,中共女性党政人员对传统保护型经纪作用的继承,其实质就是对传统保护型经纪社会资源和象征资源的继承。对于参加党政工作的乡村女性,中共政权也给予一定的物质待遇。对于脱产女干部而言,“粮食定量:每人每日小米一斤五两。柴菜金:甲、物质标准:每人每日一斤菜,五两油,五钱盐,半两肉,一斤好碳或二斤半柴火。乙、开支标准:柴金一般仍按每人每日小米三两折合钱”。

  在各种资源均有限的抗日根据地中,政治性因素起着主导资源再分配的作用,拥有了政治资源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其他资源,也就意味着实现了社会流动。借助党政工作这种社会流动途径,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很多女性都实现了社会流动,比如根据冀中七分区统计,民主选举中共产生了女村代表2862 人,女区代表326入,女驻会主席11人,女县议员 80人,女常驻会4人,女参议员6人,女县议长2人。

  (二)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最为乡村社会所认可的社会流动途径之一,它实际上包括两个范畴,一是正规受教的女学生,二是正规施教的女教师。

  在民国时期,乡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十分渺茫,因此中共政权复兴文化类社会流动途径首先就是要 “反对教育为少数特权者所独占,尽量使教育工作作到社会化、大众化”。教育的社会化和大众化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女性,也为广大根据地女性创造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根据不完整的数字,一九三八编全冀中区有女生两万余人,一九三九年有四万余人,一九四零年增至十三万人,至一九四一年五月止,女生人数竟达十九万七千多人”,这些女学生毕业后大都成为了中共政权中的领导骨干。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政权不仅注重女学生,同样更关心女教师,努力把乡村女教师树立成了“农村抗日工作的好参谋;县、区干部的联络点;大众化教育的宣传者组织者;农村文化知识界的团结核心;各项中心工作的当然参加者”,给予乡村女教师崇高的社会地位。同时,极力提高乡村女教师的物质待遇,规定女教师的“粮食、服装、鞋子、医药费,与一般政权工作人员同,柴菜金每人每日三角,零用费校长每月八元,教员六元”。中共政权各种政策的实施,将抗日根据地女教师置于道统与政统的交汇点上,也为抗日根据地女教师创造了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

  (三)创造模范

  创造模范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最有特色的一种社会流动途径,它的发明最能体现出中共政权对普通乡村女性的关注。

  创造模范途径的发明首先表现在各类模范待遇的丰厚上,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一旦被评为模范后,基本上都可以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而且随着交际网络的扩大,她们还会脱离原来的职业,“成为乡村政治生活的主角,甚至部分级别高的如县级或者边区级劳模的权力凌驾于村级领导之上”,比如蠡县的刘玉芬在1944年被评为冀中九分区抗日模范后就出任了大曲堤村的支部书记。其次,模范也是一个很有面子的角色。饶阳县评选女劳动模范,让她们“骑马带花,到全区游行,真是扬眉吐气,很有面子”,象征资本获得了很大的升值。另外,模范也会得到一些物质方面的奖励,比如 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创造模范,就拿出了1 万元作为奖励之用。

  女性模范的创造大都在运动和节日中进行的,比如说每年春耕、收麦、三八节等日期均是创造女性模范的时期。女性模范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依据其个人在各行各业中的表现以及其对中共政权的态度,也正是由于这样,创造模范这一社会流动途径才为普通乡村女性提供了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

  (四)培训骨干

  培训骨干是中共政权新发明的一种社会流动途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更为迅速地实现对冀中乡村女性的政治动员,各分区的县、区妇救会“普遍都举办妇女积极分子轮训班,抽调村妇救会骨干和积极分子进行轮训。每期四五十人,学半个月至二十天,并从中物色优秀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的吸收入党”。培训骨干途径的发明也为根据地女性造就了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更折射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激烈。

  培训骨干,大都是着重培训两类骨干。一类骨干为女性知识分子,她们“一般是读过高小、乡村师范的女学生,例如肃宁县的田慧中、常峰、高阳县的冯或、任丘县的张牧宽、蠡县的管冀明等同志,少数是大城市上过高、初中的女学生,例如齐岩、张化四等”。另一类骨干为乡村风流女性,因为在根据地开辟之初一般的乡村女性往往顾虑太多,不敢斗争,而乡村风流女性则顾虑较少,往往敢作敢为,比如“蠡县二区刘家佐村,最初的妇救会主任是一个恶霸的小老婆,高阳某村,妇救会掌握在外号叫‘大飞机’的女破鞋手中”。

  (五)新式富农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恶劣的战争环境,“发展经济和保障供给”成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之一。为此,中共政权也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从观望政策变为了鼓励政策,在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认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战争的缘故,乡村女性成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中的主要劳动力资源,因此发展新式富农也就是发展新式女富农。此外,中共政权在冀中抗日根据所实施的减租减息、兴修水利、统一累进、互助合作等一系列政策也为乡村女性借助新式富农途径实现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

  通过新式富农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根据地女性大都具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勤俭持家和多种经营。比如新式富农韩俊来就告诉民众她的发家秘诀就是精耕自作,起早贪黑,省俭持家。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上升为新式富农还需要发展多种经营,比如新式富农周桂荣就不仅仅只是发展农业,而且也大力发展副业,还“被大家编成歌谣表扬:周桂荣,真能干,养鸡一大群,喂猪一大圈”。

  (六)一技之长

  习一技之长自古便是乡村下层女性实现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途径,中共政权同样也是需要鼓励拥有一技之长的女性能人的。

  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政权所认可的一技之长主要包括文艺、医术等,而这些技能大都是跟战争或者政权紧密相关的。以文艺为例,中共政权下的文艺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比如乡村女性李英幼时便喜爱绘画,一幅《生产战线上的女英雄》的宣传画对动员乡村女性参加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哪硼因此,借助一技之长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佳方式就是实现文艺话语跟政权话语的良性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为这种社会流动创造更为广阔的资本升值及转化的空间。

  此外,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途径还有参军人伍、婚姻生活、进厂务工等途径,只是这些社会流动途径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及上述六种,所以笔者才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途径的通畅和广泛正是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复兴的一个重要表征,而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复兴也正是中共革命“非层化”战略的一次初步实践,中共政权借此成功地实现了对乡村女性的动员,更为以后的革命进程缔造了革命的基石。

  二、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机制

  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是在中共政权的主导下实现的,也是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实现的,因此它自身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运行机制。

  (一)外力主导下的女性社会流动机制

  社会流动的运行主要包括两种方式:内生型社会流动和外发型社会流动。内生型社会流动指的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导致的社会流动的实现,外发型社会流动指的是由于外力的作用而实现的社会流动。这种外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强力。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复兴是在中共政权的主导下实现的,属于明显的外力型社会流动机制,因此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运行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资本类流动途径和文化资本类流动途径的优先或者主要运行。对此,中共政权也有一定的认识,政治外力作用下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必然会促使乡村女性向政治资本的靠拢,使得“一部分积极分子,特别是青年和妇女,对劳动和生产的热忱远落在政治热忱后面”,而且即便是通过经济资本类流动途径实现的女性社会流动也“是靠了政治的力量,主要是靠了法令”。

  中共政权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所以自根据地开创之初,中共政权便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运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运行一直摆脱不了政治化的趋势,中共政权既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运行的动力,同时也成为了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均衡化

  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是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因此其必然会带有统一战线的色彩,即中共政权会尊重和保证冀中抗日根据地中每一名女性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

  中共政权所复兴或者发明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首先在阶层方面初步实现了均衡化,使根据地各阶层女性均有发展的机会。以创造模范途径为例,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阶层女性均拥有借助该途径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比如参加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冀中女性模范中,富农成分的有一人,中农成分的有六人,而贫农成分的则有二人。此外,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女性社会流动机制在年龄方面也初步实现了均衡化,保障了青年女性和老年女性的社会流动机会。以党政工作途径为例,在献交县的妇救会干部中,老年女性为166名,壮年女性为567名,青年女性为633名,各年龄段女性总人数的百分比跟各年龄段参加妇救会工作的女性干部人数的百分比基本上是相等的。

  (三)微风气的作用明显

  艾略特认为“在家庭、文化群落中,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微风气’,它们可能鼓舞或抑制社会流动,或是使社会流动移往特殊路线”,娜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微风气”。由于个体都是生活在特定的血缘和地缘空间中的,所以她们的流动轨迹必然要受到这种“微风气”影响。

  家庭革命的“微风气”是冀中抗日根据地中最典型的一种“微风气”。冀中乡村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土地革命时期就爆发过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革命运动,而这些革命运动的爆发使得很多家庭都拥有了革命的“微风气”。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也正是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成员较早认可和支持中共政权,她们的较早拥护无疑会起到降低社会流动成本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机制的复兴。比如,饶阳县的女性精英宋欣茹就是受家庭革命风气的影响参加革命的,革命“微风气”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三、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效应

  借助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中共政权成功地实现了抗日根据地的女性动员,与此同时,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的运行也影响着中共革命的进程,影响着一代代乡村女性的命运,并重新塑造了政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一)中共革命的胜利

  革命的胜利需要革命力量的发展,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壮大,但是由于革命风险和革命成本的巨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发展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女性人力资源。通过复兴或者发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中共政权获取到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为参加中共革命已经成为了乡村女性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佳途径。中共革命对女性人力资源的获取主要表现为革命政治组织的扩大。根据冀中区定南等七县选举的统计,在村选中,82.9%的女性参加了选举,其中当选村代表的百分比约为21.3%,当选村委会主任的百分比约为7.2%;在区选中,80.89%的女性参加了选举,其中当选区代表的百分比约为12.8%,当选区长的百分比约为5.88%;在县选中,77.6%的女性参加了选举,其中当选县议员的百分比约为15.9%,当选议长秘书的百分比约为14.3%。中共革命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复兴或者发明了社会流动的机制,同时借助这种社会流动机制,中共革命的基本组织也得到了发展,更将抗日根据地中的各类优秀女性招收进了中共政权的各级组织。可.以说,革命力量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优化大大地增强了中共政权的党力和政力,为中共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政权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新型塑造

  国家政权控制力的持续下移一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直到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政权才真正实现了对乡村女性的直接控制。那么中共政权是如何实现政权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新型塑造的呢?本文将从中共革命复兴或者发明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角度上来进行探讨。

  政权的合法性正是其控制乡村女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政治统治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通过复兴或者发明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中共政权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获取到了充分的合法性,抗日根据地女性普遍认为,“要是没有这样的好政府,俺这条命就算送在她家了”,“共产党来了,咱们妇女就不一样了”,“多亏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有了识字见世面的机会,有了解放的今天”。因此,借助复兴或者发明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中共政权获取到了政权的合法性,而政权合法性的获得又使得中共政权可以从道义性上进行权力的合法下移,以重新实现政权与女性关系的新型塑造。

  实现政权与女性关系新型塑造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政权对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直接控制。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政权基本上控制了所有的女性社会流动途径,就是对身体类流动途径的控制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就一般情况而言,国家权力是不会直接介入女性的婚姻领域之中的,但是到了抗日根据地时期,通过新型话语空间的塑造与新型法律制度的规训,乡村女性的身体类社会流动途径也深深地烙上了中共政权的印记,中共政权开始直接介入进了乡村女性的婚姻领域,闭研锄对身体类的女性社会流动途径进行了干预和控制。

  四、结语

  通过对抗日根据地乡村女性的社会流动进行研究,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对党政工作、学校教育、创造模范、培训骨干、新式富农等途径的改造、发明及继承,中共政权有力地推动了冀中根据地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这种乡村女性社会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行影响着中共革命的进程,也重新塑造了政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表现出了政治外力主导、均衡化运行、微风气明显三个方面的特征。

  第二,如果从社会流动的角度上来考察冀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的性别解放的话,那么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运动确实取得了很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中下层乡村妇女而言,借助中共革命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她们的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获得了改变。此外,这种妇女解放还是在中共政权的革命实践与乡村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的双重作用下实现的,折射出了中共革命与乡村女性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三,交换关系是社会运行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而交换关系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互惠的原则。其实,政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他们二者也都必须要遵守互惠的原则。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政权希望实现女性动员的成功,但是也必须要给予乡村女性某种意义上的回报,这种回报就是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乡村女性复兴社会流动的机制。可以说,乡村女性社会流动的顺畅和广泛是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女性之间良性互动与互惠的一个重要条件,而这一结论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30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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