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翀 | 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中共组织运行的逻辑 ——以全面抗战时期为例
2022-05-20 09:56:19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赵 翀
来源：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1年 第6期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组织工作中国化”的号召下，组织结构日益严密，组织技术日趋成熟，组织能力渐次提高，但自始至终党内上下级围绕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或隐或显。为此， 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下级有效动员和维护上级权威”的双重目标，在“决策权、执行权、检查权”三权分割分置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包括“层层压实型、发包管理型、定标发展型、独立自主型”四种类型在内的各有优劣的组织运行模式。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当时在组织运行模式方面的一些不足，因为党对思想建设的 重视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最终共同打造出一个有灵魂的、上下团结的、富有效率的组织体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组织运行;集中和分散;思想建设
任何一个政党都面临着与其自身成长相伴的治理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这被称作“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同政党因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治理规模和组织结构的差异，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也各不相同。但是，一个政党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组织运行基本的面貌、优势以及劣势。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宣布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a，并最终在第五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中实现了对党的组织原则定型化的表述，即“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b。这清楚地表明， 中国共产党初始的组织模式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与俄共(布)的管党模式，有着直接而显著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在实际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下级服从上级”，从而使得上下级关系成为观察中国共产党组织运行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建史上，常常需要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党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机制来保证政策向下贯彻到基层，并且不会在纵向传达的过程中变形失控呢? 这个问题是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组织运行必须回答的。在全面抗战时期，上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本中表述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 的矛盾。
本文之所以选择全面抗战时期作为切入，除了有将研究聚焦的考虑，还因为党建研究上有一个重要现象，即百年间党的组织原则、基本组织制度、科层制组织体系呈现出明显的途径依赖性，因此在对党的组织运行的研究上必须先察其渊源，而后才能更好地观其流变。当然，研究历史时期的选择还要兼及代表性，党史学界已有共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
一、上下级党组织关系的基本状态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大扩张的时期，党的组织全面下沉到乡村，并且由于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在农村的党建活动不再受到错误思想的严重干扰。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4 万多名发展到121 万，并形成由“中央—中央执行局—省—特别区—县或市—区—支部”七级结构组成的严密的组织体系。 到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解决规模扩张带来的组织问题， 比如严格开展机构精简工作、在地方党委委员会中设置常委、广泛在党支部下设置党小组等措施， 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余力进行更高质量的组织建设。
(一)党内上下级间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中国共产党组织总体规模的扩张造成了其组织结构的多层级化和同级组织的数量增加，由此造成组织内协调成本激增。现实中，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敌后根据地以交通不便的高山、湖泊为主，便于沟通的平原较少;二是残酷的战争使党的组织在清洗中反复换血，中下级党组织更是经常临时拆分为非正式战斗小组;三是现代通信技术的欠缺，使中国共产党组织间的信息协调常常只能依赖于交通员突破敌人层层包围后的人力投递。以上三者结合，进一步加剧了自建党始就已存在的党内上下级信息不对称问题 。比如1941 年2 月，杨尚昆在实际党建工作中就感到“组织工作还是我们最薄弱的一环。统计表没有，组织干部经常调动，不合乎党所提的组织干部应成为终身事业的原则。因为组织干部经常调动，使得下面许多问题不能很好的发现出来，反映上来。如冀南某县一个‘模范支部’，内容出人想象之外，而冀南党没有发觉”。全面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层级越往下，信息向上传递不畅的现象就越多，1942 年春，冀鲁豫边区统计支部整理情况时承认“尚余一千一百九十七个支部情况不明”，这些情况不明的支部占了支部总数量的38.9%。与此相对，在对党的大政方针的掌握上，下级党组织相对于上级党组织又常常处于不利地位，1942 年11 月2 日，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在文件中就直言：“由于关于领导一元化的文件过去只发到县级、团级，区级及营级以下对于这一问题还弄不清楚。”此时据中央正式颁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已过去了两个月。类似的案例还有1943 年7 月，康生的《抢救失足者》讲话册子自延安寄到山东后，4 个月前刚在“领导一元化”改革中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看过当即表示“不要向下分发”。
以上所述带来两个严重的现象，一方面是党的上级集中领导制定的政策存在与下级所面对的实际脱节的情况，一方面是下级“分散经营”的独立性有时会超出了上级能够容忍的限度。总之，在上级集中领导和下级“分散经营”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由此上级党组织虽然拥有着组织赋予的正式权威，却往往要面对来自下级党组织的博弈。这种博弈发生在政策制定、执行和检查验收的全过程，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甚至会演变为严重的冲突和危机。
(二)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的复杂博弈
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为由新四军开辟的根据地，一直有更高的自主性。1938 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负责领导新四军的工作，项英被任命为东南分局书记，正是在这一职位上，项英领导新四军开辟了华中根据地的新局面并多次以下级党组织的角色与党中央博弈 。皖南事变后， 毛泽东用极为罕见的语言斥责项英：“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贯适应国民党……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 跟中央与项英博弈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更下级的党组织中。同样是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3 年4 月20 日，陈丕显f 就直言：“在全苏中各自为政的现象还是层出不穷，区党委的决定和指示……发到各地方各部队以后，是否能百分之百执行， 那就很难保证”，“组织纪律松懈，某些党委不执行上级党委交于的任务，不接受分配干部工作，调不动干部，是严重弊病;贪污腐化，拐款潜逃，欺党胁党破坏政策的统一，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等奇形怪状，到处发生”。g 这种下级对上级的自作主张不仅发生在组织之间，也发生在同一级党组织的干部之间，1943 年5 月，淮南路东区某领导被谭震林h 指责为“对于当时路东区党委，不单是简单的看不起，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服从区党委的领导，不仅不服从领导，甚至对区党委采取仇视态度”， “他领导之下的各县军事科，都是向各县委、县政府闹独立的”。a 这显示出，在跟同级党委的博弈中， 职务级别相对较低的干部可以把自己的组织分工范围，转化为谈判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党组织在执行政策时的灵活性，是在党中央不作实质惩罚的情况下进行的， 比如全面抗战初期基层执行中央政策的转圜余地很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没有得到党内正式政治文本支持的灵活执行是有风险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如抗战初期大量发展党员一样清晰可见， 因此全面抗战时期，有下级党组织对政策把握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之感，进而生出一个对上级的疑问：“机动多大?哪个可作，哪个可不执行?”同样的，有干部也在工作中感到苦闷，因为“上级领导，传下去总在打折扣，甚至走样”。
二、运行的双重目标：实现有效动员和维护上级党组织权威
在理解中国共产党组织运行时，存在一种类似于“差序政府信任” 的现象，即常常认为上级党组织相对于下级党组织更能处理好具体的问题。实际上在党组织运行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实现有效动员，上级必须给下级党组织以更大的“分散经营”的权力。或者说，为了提升组织效率，党的上级应该选择充分信任下级，充分利用下级的地方性知识和即时性信息;另一方面下级党组织“分散经营”的权力越大，权力被滥用的风险也越大，因而从维护组织团结的角度， 党的上级应该选择尽力约束监督下级。但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一)党组织运行目标之一：实现有效动员
下级党组织自主性的增强所带来的风险是真实的，但上级党组织根本不可能完全取消下级党组织的自主性。1938 年5 月，毛泽东在《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已经认识到必须实现上级集中领导与下级“分散经营”之间的平衡，他指出：“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 在实践中，各级党组织在实现有效动员问题的态度上与毛泽东是一致的，1943 年6 月，邓子恢在淮北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称：“有人问党的领导重心应该放在那(哪)一级，无疑地区党委是战略领导的重心，但今天一切工作的执行都在县级，尤其将来在扫荡环境中县之独立领导更为重要，因此今天应着重加强县的领导，培养县委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区党委只能作方针之指示，任务之提出，实际计划及执行应由县委根据各县具体环境及群众需要提出具体计划与实施方法。不要等待上级，或呆板地依照上级一般指示机械执行，而形成公式主义，致脱离群众。”a 在当时，“首先要生存下来”的地方逻辑反映到党的选人用人上，即是党的上级在没有严重的审干压力时，往往愿意提拔那些能够独立动员群众、开展工作的下级干部。比如有时虽然认识到某干部“阶级觉悟还不清晰、有时爱自作主张”，但转而就觉得其“为阶级而斗争、工作的意识却强”“有为党和边地群众独立工作的意志和能力”b更为难得，提拔也就顺利通过。
(二)党组织运行目标之二：维护上级权威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运行时的显著特征是上级党组织拥有集中领导的权力，包括体现在其控制下级组织人事的调配。比如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对于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议的党部可以“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重新登记”。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下级党组织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上级党组织的许可和让渡。
同“分散经营”后下级独立工作进而增大党的不团结风险同时存在的，恰恰是另外一种倾向， 即上级党组织的集中领导完全压倒了下级的独立自主性，造成下级工作始终打不开的局面，呈现出一种僵硬呆板的状态。1943 年前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在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有效避免了战争环境下的组织内耗，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党组织内部的权力集中现象。
在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目标之下，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有限度的阶级斗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如何发动群众，党的上下级组织虽然通常不会有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因为动员群众涉及“阶级路线”这么一个极端敏感的政治问题，下级党组织往往会选择尽最大可能完整贯彻上级的意图以规避变通执行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政治风险。比如1943 年冬和1944 年春，冀鲁豫根据地辖地内直南地委、内黄县委、内黄县二区区委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上级指示与下级实际脱节的情况， 内黄县二区区委书记的陈述如下：“怎样发动群众?从何入手?以什么内容发动群众?成了摆在面前的问题，这时县委传达了地委指示精神，即走雇佃贫的道路，其内容是先民生后民主，民生的内容是减租减息增资，方法是扎根串连，理由是先把贫雇佃农发动起来，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成为骨干， 发展党的组织，再以贫雇农为领导骨干发动民主反霸斗争。这样党的根子扎的正，领导权能真正掌握在贫雇农的手中。”但是“走雇佃贫道路”的上级指示到了实际执行时面对的情况却是：“由于连年战争，阶级关系有些变化，村里的雇工不多，大的村子(如吴村)只有十几名，小的村子(如小电) 只有五六名，佃户、债户本来不太多，发动起来的更少，这样一个村子的力量嫌(显)得非常单薄， 不得已采取村村串联，集中开会游行向地主阶级示威，而大多数中农贫农处于观望地位，地主、富农则千法百计的破坏、抵赖。”这场群众运动的最终结果是：“走雇佃贫道路发动群众，持续了一年多，虽然发动了大部分的雇工、佃户和部分债户，也发展了些党员，抗日救国组织也建立了些。但是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在大部分村中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为数众多的中农、贫农仍在观望，地主势力仍然嚣张，他们通过其爪牙掌握村级政权……大多数村庄的村政权也没有得到改造。”该材料反映的下级党组织在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上选择绝对服从于上级指示的情况，绝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形，因为材料最后提及：“后来知道，雇佃贫独立运动，在全边区许多地方推行了，无疑，在新收复区走雇佃贫道路，是群众运动的一个湾路(弯路)。”这表明全边区下级党组织在该事件中都存在类似行为，即贯彻上级决议后虽然仍无法在实际工作中打开局面，但也要坚决贯彻上级党组织的决策要求。在这里，从地委、县委以至区委始终都是在努力贯彻上级意图，但实际效果却不佳，党的组织机器竭尽全力最终换得结果的事倍功半。下级党组织工作独立性丧失有更极端的例子，例如， 1943 年5 月，苏中根据地“一位从县派去帮助区委工作的‘钦差大臣’，一到区里，就把区委书记挤在一边，事无大小，都由自己直接解决，弄得区书无事可做”b。这反映了在实践中，存在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无限制介入、干涉、检查、评估的情况。
以有效动员和维护上级权威为两大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紧绷效率和行动之弦的政党。相比于制定目标，落实目标更为关键。1943 年6 月，邓子恢在列举党支部存在的问题时将“支部只知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好的)，而不会自动的去解决当地群众生活的困难问题，因此支部不能随时反映群众要求，为代表群众利益而斗争” 排在首要的位置。在这里，一方面邓子恢承认“支部只知执行上级指示”是支部的问题，一方面又称“这是好的”，表明当在实践中面对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的矛盾时，党内一种合理解释是：服从上级集中领导在政治上是绝对正确的，对任何一个下级党组织来说，指责它不服从上级指示都是严重的，这也说明上级的指示仍在对下级实践起着制约和引导的作用。
本文对材料的选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实际情况的简化，党的组织运行在现实中表现更为多 样，党的上下级组织间的博弈复杂程度远超一般想象。全面抗战时期，一个党的支部明明在前一时段还展现出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不久就失去开拓新局信心的情况并不鲜见，一个明明刚被点名批评政治觉悟低的党委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爆炸式的发展也很常见，甚至连刘少奇都承认：“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 实际上，党的上下级关系常常是在“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中反复调整并维持平衡，这才是党组织运行的真实状态。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中国共产党是通过一套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间的艰难平衡呢?
三、各有其权：党内上下级间的非正式共识
在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上下级关系时，存在一种假象，即党内不存在上下级间的分权，党的政策只需通过自上而下的指示命令传达执行机制加以实现。然而，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运行的全部真相。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上下级之间，不仅权力的内容可以依据具体权力性质做出分割，而且这些分割出的不同权力还可以分置在不同层级党组织之上，从而形成或偏向集中领导，或偏向“分散经营”的不同管理模式。在这其中，党的上下级关系往往随之发生微妙但重大的变化。
(一)权力可以分割并且可以分置
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权力实际上由“决策权、执行权、检查权”三部分组成，并且三权通常由不同级别的党组织分别承担，即“权力可以分割并且可以分置”。比如晋察冀边区在1941 年2 月总结党的建设工作时就称：“过去检查工作不好，多是照顾敷衍。报告总是公式主义，开始总是叙述成绩，接着就是‘但’字一转，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如‘不太好’，‘不够好’云云。大都千篇一律，或者就是条文主义，‘一，二，三’，‘甲， 乙， 丙’， 干燥无味， 只有骨头没有肉， 毫无生动活泼气象。”这里的检查工作实际上指的是“下级自检自查后向上级的报告工作”，对于这类自检自查的工作，上级一般不会再次进行检查，表明此时检查权是安置于下级党组织的。1941 年6 月，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在整理支部工作时做出如下决定：“上级党委切实与亲身的帮助整理，作出几个模范 式样，在一种新发展起来的党对于整理组织是少有经验甚有不知从何着手，上级党委必须做具体的 帮助。”“对于整理每个支部的材料及解决的问题，县委应负责审查，决定是否再次整理，若支部问 题复杂，县委须再派专人或者亲自去考查，凡属重要问题，发现后，必须及时并正确的解决，坚决反对对问题迟迟不决的作风。”在这里，党的决策权、部分执行权和检查权实际上都分置于支部的上级党组织(县委)，之所以说是部分执行权，是因为该材料同时说明上级党组织具体的帮助只限于“作出几个模范式样”，绝大多数支部整理工作的执行权仍分置于支部自身。1943 年5 月，苏中四地委联合发出《为迎击敌汪“扫荡”“清乡”给各县的指示》，因为时间紧急，形势严峻，同时又涉及 动员群众“拆篱笆、躲夫役、割电线、破公路、挖伏击沟、临时成立党政军民混合工作队、改造充实短枪队和便衣队、精简党委、转移干部、新成立秘密小组和秘密支部、分化伪军、锄奸”等复杂又具体的琐碎工作，该指示仅对下级党组织提出“希切实迅速执行，并将执行经过情形随时报告我 们” 的要求，在这里，党的执行权和检查权实际上都分置于下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只掌握决策权。除了上面列举的情况，极端情况下上级党组织甚至愿意和下级组织分享部分的决策权，比如徐向前 就承认自己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纵队最高军事长官并不能直接决策部分下级部队的行动， 因为这些部队“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 。
(二)四种党组织运行模式
如上所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上下级组织之间存在决策权、执行权、检查权的分割、分置情况。针对决策权、执行权和检查权在上下级党组织间的不同分置情况，可以形成的组织运行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中所划分的组织运行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或者说，党内上下级之间从没有达成过明确的权力分割协议或者制定过明确的权力分置制度，这种权力分割、分置形成的组织运行模式只是建立在党内非正式共识的基础之上。上级党组织经常可以根据外部环境抑或内部压力的变化来改变权力分置的结构，从而导致四种组织运行模式发生变化，并随之造成党的上下级关系的显著变化。并且，权力分割、分置并不改变权力的所有权。
(三)“层层压实型”组织运行模式下，党的上下级关系紧密联动
当党的组织运行模式处于“层层压实型”时，上级党组织负责的内容不仅多而且实，此时党的上下级组织间常常有着高度敏锐的反应和互动，表现为密集的文件下发、繁重的会议安排和常态化的下沉工作。全面抗战时期，有干部在分析党的任务太多、会议太多的原因时就直言：“地区单位太多路途长，级层多，往返动员检查，恐是主要原因。”这种组织运行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集中精力解决特定问题，比如1943 年苏中根据地泰东区党委围绕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与支部改造工作就采用了“层层压实型”模式，实践中甚至对各个支部作了开会时“会议地点应安定而僻静，会场布置力求壮(庄)严，党旗与马克思像不能少。边区支部如能开，通过区委到邻乡去开会，由邻乡支部帮助警戒，伙食方面亦早作准备，规定每人自带粮食与蔬菜，经济状况好的同志，鼓动他多带点鱼肉来请客，实在出不起的即免掉” 这样细节化的要求，上级党组织全程参与、时刻聚焦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层层压实型”模式的启动需要成本，上级党组织的精力、资源和时间都是有限的，而党的组织结构却犹如“金字塔”一般，每向下扩展一级带来的都是治理量级几何级的增长，由此上级党组织往往只能选择那些富有重大政治意义，同时耗费时间精力又不很多的任务来采取“层层压实型”模式。实际上，哪怕上级党组织拥有能力冗余，也往往不愿意轻易启动这一模式，因为这一模式会损害下级党组织“分散经营”的主动性，长此以往会造成上级党组织负担沉重，难以为继。
(四)“发包管理型”组织运行模式下，党的上下级围绕“检查”开展互动
因为战争条件下情况过于复杂，同时为了避免下级党组织陷入各自为政的局面，当上级党组织察觉“层层压实型”模式难以持久时，便往往会集中精力于开展检查并使之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此时党便处于“发包管理型”组织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上级党组织对于政策具体执行的过程并不关心，有时甚至会对下级在执行阶段的自主性加以鼓励。比如1943 年5 月，豫皖苏鲁边区淮北区党委在给下级泗南县委报告回复意见时明确提出：“你们学习并应用了西北中央局对春耕运动具体领导的指示的基本精神，已所得的具体领导春耕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例如报告中说不是‘把我们所制定的数目字与形式来套在群众头上，而是根据着群众的切身经验进行深入的鼓动宣传，来使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参加生产’……”a 相应地，此种模式下对于结果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对于一次检查的不信任，在实践中甚至发展出一套“检查检查工作”的制度，在一份要求开展检查运动的文件中，存在如下陈述：“‘检查决定一切’，检查巩固组织，检查深入工作，检查提高干部。. 检查的动员与领导，组织检查运动，检查检查运动。”“发包管理型”组织运行模式的优势是可以在上级集中领导和下级“分散经营”之间取得相对较好的平衡，其劣势是会额外增加组织运行的成本。检查工作本身不是一项生产性的工作，属于监督性工作。如果过于密集开展，必然消耗党的组织资源。为了尽可能地缩减这种影响，全面抗战时期，各级党组织在实践中形成了诸如“省委与分区委之间，有经常通讯员两人轮流跑”“脱离生产的干部，应该多叫他到上级来检查，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上级就应多到他那里去检查” 等做法。
(五)“定标发展型”组织运行模式下，党的上级对下级层层加码
敌我形势的变化常常在短时间就对党的组织体系造成巨大冲击。1941 年后在日军“囚笼政策”“无人区”“网格子”的影响下，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反复翻转经常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党的检查工作有时难以正常开展，下级党组织常常只能依据上级发出的原则指示和简单的数目字要求来独立开展工作，此时党的组织运行便处于“定标发展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上级党组织缺失了通过检查督促下级工作的手段，但仍面临着发展党、巩固党的政策压力。为了将这种压力释放出去并使下级党组织完成任务，上级党组织往往会选择制定超出实际工作可能完成的任务指标。虽然上级党组织基本可以估计到下级党组织不太可能完成这样的高指标，但在“大目标就算完不成，至少完成中目标”的逻辑支配下，一个个超出实际的指标还是能够顺利出台。更严重的是，战争期间因为党的组织体系常常会在多个层级同时失去检查工作开展的环境a，导致还会发生各级党组织对政策目 标“层层加码”的行为。全面抗战初期，虽然中央要求“大量的发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但“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 指标还是一级一级放大下去，最后到基层时，党员发展指标甚至累积到不通过党员发展突击运动就不能完成的地步。比如晋察冀边区就给所辖省委提出了“各地党员要在一个半月内再扩大一倍” 的任务指标;湖南省委给下级提出了猛烈发展党员的要求，结果是“长沙市某缝纫支部一个月内就由5 人增加到30 多人” 。同样的逻辑后来再次出现，只不过导向了相反的结果。审干运动中，中央“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任务目标因为层层加码最终在部分基层表现为党员洗刷过猛而至支部溃散。“定标发展型”模式的优势是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迅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能够迅速抓住有利时机同时实现党组织的多个目标，或在困难时刻保持党的精干组织力量。这种模式的劣势是如下级党组织自主性过强，就会造成对上级党组织集中领导权威的威胁， 有可能会给组织带来实质上的损失。比如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冀鲁边区内发生了严重的“邢仁甫反革命事件”，其原因部分在于冀鲁边区在“山东六个战略区中，它是遭到敌人摧残最严重的地区”，党的上级检查工作长期不能有效开展。因而在反革命事变发生后，山东军区致信邢仁甫时痛言“军区《训令》(指1943 年7 月11 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就凶杀黄骅和陆成道事件给山东部队下达的《训令》——引者注)所提出之各点教训，应进行检查。同时要邢检查与黄骅过去在团结上存在某些缺点(宗派影响)”，实际上等于承认之前对邢仁甫开展的检查工作力度不够。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么一个高度强调组织纪律性的政党来说，“独立自主型”组织运行模式只会在严格限制时空条件、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出现。全面抗战时期，一级党组织整体上长期处于独立自主型的状态几乎是不存在的，在此不详细论述。越靠近党的基层，因为实际执行任务量的增加，实现下级有效动员的生存逻辑往往越强势。反之，越靠近党的上层，维护上级集中领导的政治逻辑越强势，因而根据本文所总结的四种组织运行模式的优劣，可以推导出“层层压实型”模式理论上在党的中上层运行频度远超基层，“发包管理型”和“定标发展型”模式则在党的基层运行频度远超党的中上层的结论，这种推导的结论为全面抗战时期党的干部分层现象所间接证实。
现实中，党的实际组织运行往往是多种模式并存，模式上的分类只是为了帮助更好地解释、理解现实。至此，可以明白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决策权、执行权、检查权在不同层级党组织之上进行分置，并借助此基础上形成的四种组织运行模式因时因地因事地相互切换，较好实现了党的上级集中领导与下级“分散经营”之间的平衡。然而，党的组织运行并不是就此找到了完美的答案，上级党组织不断地指示、加码、检查和亲力亲为取得的成绩并不总是尽如人意，许多材料都反映出全面抗战时期上下级党组织关系仍存在矛盾和问题。没有任何一种组织运行模式可以有利而无弊，关键是在觉察到组织管理的实际困境后能否打破固定模式依赖，持续地去做平衡和妥协。做和不做，真做和假做，结果终归不同。那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始终拥有着增进党组织的团结与提高党组织运行效率的强烈愿望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组织结构都是模仿俄共(布)建立的，主要活跃在城市的国民党在组织资源和组织技术上也有自己的优长，可实际上两党的组织表现天差地别，因此必须到组织建设之外去寻找答案了。
四、思想建设自上而下为党组织铸魂
一个人的身体就算很强壮，如果灵魂深处没有力量，也会在狭路相逢时败下阵来。同样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关键还在于其首先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政党，并在全面抗战时期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之统一，即毛泽东思想的逐步成熟，同时借助以整风运动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教育活动，自上而下从根本上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 实现了党的有效动员。
中国共产党的上下级之间经常会出现关于具体事件处理上认识的不一致，其间会发生上级对下级的鼓励或批评，会发生下级对上级的抵制或应付。然而无论这个过程中博弈如何激烈、妥协如何不甘，最终当事件处理完毕，党的上下级关系基本能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之前的矛盾很少影响之后的合作。与此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另一现象，即下级党组织虽然经常处于“无上级检查”的状态， 但绝大多数下级党组织还是能够始终保持大方向上与上级一致，某一级党组织整体脱离党的比例极低。如果对比中国国民党，这两种现象简直让人无法理解。然而，如果联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从建党之初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内的事实，这两种现象便能够得到解释。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极强思想征服力的意识形态，对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于一般科层制组织来说，当下级组织不同意上级组织的统一决策又不能违抗时，核心成员的退出经常会导致下级组织的瓦解和分裂，甚至会引发组织崩坏。然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 上级政策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制定的，下级党组织不认同上级党组织的决策结果时，只会认为这是上级在“意识形态推导演绎政策”这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并不会影响下级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信仰。因此可以说，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真实的，党的上下级之间一时一地一事的博弈都不会根本上破坏党的组织团结。博弈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就是党的上下级关系总能在争吵后回归平静的根本原因。站在下级党组织的角度，大多数党员都是由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加入到党组织之中，只要下级党组织整体上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之认同都足以使他们放下个人意见服从上级的指示。相比较之下，国民党虽也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但三民主义本身内容的松散性和国民党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松弛，都导致国民党实际上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准意识形态政党”，因此国民党组织本身几次大的分裂也就可以理解。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与大工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的意识形态，曾给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城市的发展带来助力。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推动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力量不得不全面深入农村。来自大城市的中央指示，先后造成党内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显示了源自苏俄的革命路径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严重的结合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现实的契合程度，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现实问题，便会直接造成党组织运行的不稳定性。这种组织震动在党的各层级都有所体现，1941 年7 月，有资料显示部分党员因为日军反复“扫荡”情绪低落，在同一个会议上生出了“自己需要外部更有力地促成思想进步，打破麻木”和“希望组织生活严格一些” 两种认识，乍一看这是分别指向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两个方向上的相互独立的诉求， 实际上这恰恰是党组织在思想建设相对滞后时遇到危机的表现。同样的逻辑，1941 年秋后，有干部在整理支部工作实际中观察到一种现象：“模范村是‘麻烦村’，基点村是‘讨厌村’。一般支部整理后活跃了，农救会、自卫队、妇女、青年、支部本身等都动起来了，以致成为模范。可是领导上有毛病，模范村问题多，吃亏大，不需好久模范村就要消沉了，区干也不愿去了，模范村便冷落下来。这样的过程几乎成了一个发展规律，所以整天在整支而整不完，工作不能前进。” 这种支部由先进转为落后的规律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支部在初起时可以通过减租减息增资等获利行为凝聚成员、推动工作;二是成为模范支部后随之而来的组织内部利益分配不均和承担职责的急遽增加， 会使得支部涣散。这也是思想建设没有及时跟上组织发展而引发的现象。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之理论，正是在全面抗战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其在内容上有四点显然较经典马克思主义更为发展、更为突出：一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可以在农村中发展的理论;二是赋予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雇农、半自耕农以“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地位，从而赋予了他们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三是以人民话语创造性地沟通了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 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族性内容;四是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原本那种博大精深的知识阐述体系， 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文风实现了其与以“文盲、半文盲”为主体的党员队伍 的成功结合。本文的内容不在于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的发展过程，而在于证明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上述重大发展，其重塑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对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的征服力，而这一“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配套”的过程正是通过以整风运动为代表的党内教育活动完成的。
相对于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题，本文更关注整风运动的宗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及其在实践中的操作流程。因为从组织运行的角度观察，正是这一过程缓解了党组织上下级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减了党内上下级间博弈的激烈程度。整风运动通过检查压力下的个人反复写反省自传(笔记)、会议和运动压力下反复集体反省、审干抢救压力下反复自我批评等方式，最终使得全体党员自上而下经历了一次灵魂深处的冲击。处于党组织不同层级的党员对于整风运动的感受是不同的，与党的领导核心层聚焦路线斗争不同，对绝大多数中下级党员来说，整风中的体验更多是交代历史、改变角色、以党性克服人的自私性，最终成为一个“党组织机器上的螺丝钉”。当然，整风运动的实际效果在不同党组织上表现也不相同，晋鲁豫边区太行区党委的调查显示，整风刚结束时，还没有树立无条件服从党的观念的干部仍占到80%，是所有不正确观念中占比最高的 ，这显然没有达到党设想的圆满状态。
借助整风运动，毛泽东思想渗透进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运行中，这给中国共产党原本严整的组织结构和严密的组织技术注入了灵魂。这种组织灵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多数下级党组织在执行上级政策时虽然仍会面对“分散经营”带来的自主性冲动，但因为体认到党内上下级之间基于无产阶级共同立场之上的利益一致性，往往便会克制与上级的分歧，推动政策的实施;二是大多数党员在整风运动中树立并巩固了党员角色，并以党员角色形塑自己的一言一行，原本党的上下级之间存在的角色认知差异在共同的角色思考模式下被缩小了;三是大多数党员在整风运动中交代并批判了自己过往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影响当下思考的旧历史和旧关系被清理了，来自上级教育和党内政治生活浸染的新历史和新关系建构起来，原本因为经历记忆不同、异质关系羁绊造成的党的上下级之间关于政策文本的解释误差被校正了。总之，由于组织灵魂的活跃，原本充斥在党的上下级间信息不对称的“烟雾”被稀释了。因为共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党的支部在面对群众时甚至都可以努力试着像党中央一样思考了，由此很多组织资源无所谓的消耗得以避免，实现下级有效动员、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维护上级权威、巩固组织团结的双重目标比较好地兼顾起来了。
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选择依据“党面临的组织运行困境—党突破困境的组织技术—组织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思想建设的补充”这么一个逻辑线索来陈述。实践中，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其中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须臾不可分离。因此，可以在百年党建史上观察到一些奇妙但又合理的现象。譬如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熟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张闻天也提出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 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的组织建设目标。再比如长期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修改党章发言时很敏锐地注意到了党的思想变动和组织形式变动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他称：“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 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 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运行的考察，还可以有许多面向，比如党的同级组织间的竞争、模仿机制，党中央对全党全覆盖领导机制，党的上级下管两级甚至三级机制，党的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机制和党对自身组织惯性的反适应性机制等。然而就算把这些考察纳入，跟中国共产党在治党管党上的丰富实践相比，都仍只是冰山一角。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9:1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