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1937—1944）（柒）
2015-04-23 09:40:42  来源：潍水闲人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清河区主要人物（一）

　　（一）廖容标

　　廖容标（1912——1979），曾用名廖之秀，江西省赣县人，12岁入私塾，15岁时因父病逝而辍学，1927年参加水口村农民暴动，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西特委政治保卫队班长，湘赣独立第1师及红3军团连长。长征中，任红1军团1师2团1营营长、陕甘支队第1纵队连长，参加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团团长，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奉派秘密潜入山东长山县组织发展抗日武装。1937年12月参与发动领导黑铁山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任司令员。随后率部转战胶济铁路西段南北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先后攻克长山、淄川、邹平等县城，迅速打开抗战局面，部队很快发展到30多个中队、5000余人。第5军在他的领导和率先垂范下，军纪严明，处处注意保护人民利益，被广大群众赞誉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军”，他被称为“菩萨司令”。193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基干武装改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他被调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司令员兼第4团团长。同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改任山东纵队第4支队司令员。后任山东纵队第1旅副旅长，第4旅旅长，第4旅旅长兼泰山军分区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泰山区专员等职，参与领导了创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军区第4师师长，渤海军区前方指挥部指挥，渤海军区副司令员，济南警备区司令员兼华东铁道运输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周张、济南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公安司令部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1952年7月任华东军区赴朝实习团总领队，率70余名团以上干部赴朝鲜战场实习，并任第63军代职副军长。同年10月，率团回国后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1965年10月起，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9年5月2日在南京逝世。

　　（二）马耀南

　　马耀南（1902－1939），名方晟，字耀南。1902年生，山东省长山县三区北旺庄人，1920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学士学位。在校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出席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目睹国民党的黑暗腐败，愤而退席。后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派，参与反蒋活动，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遭国民党通缉。

　　马耀南1933年回乡担任长山中学校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经中共党员林一山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同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

　　鉴于马耀南的抗日热忱，中共山东省委在制定抗日武装起义计划时，将长山中学作为重要的据点，先后派共产党员姚仲明、廖容标、赵明新到长山中学，成立了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党小组，直属省委领导，一批中共党员在该校担任教员，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组织发动长山地区民众抗日。马耀南支持帮助党小组在校内组织“抗日后援会”，建立“民先队”组织，举办游击战术训练班，为举行武装起义做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了长山城，炸弹落在了长山中学和县政府附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武装大队随之南逃，社会一片混乱。长山中学的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师生拉到长山县九区的卫固一带进行抗日，并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会议还决定由马耀南任司令，廖容标任副司令，姚仲明任政委。会后党组织把这些决定向马耀南做了通报。马耀南表示完全同意，认为是到正式组建队伍的时候了。次日，他们分头行动。姚、廖带领师生去卫固，马耀南赴二区和八区联络人员和筹备粮款。姚仲明和廖容标带着百余师生到达卫固黑铁山下的太平庄住了下来。第二天在村小学集合全体师生，姚仲明宣读了《告同胞书》，宣布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又过了一天，马耀南从二区赶到了太平庄。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赶紧迎上前去同马耀南握手，他们在这里汇合了。四人虽然只有三天未见，却如三秋。马耀南急切地问学生情况如何，姚仲明说：“廖容标同志已把学生编了队，情绪都很高。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有二。一是吃饭问题，学生百人，给养无来源。二是武器，全队只有三支枪，赤手空拳难打鬼子。”马耀南即拿出了他带来的三支手枪。一支给了廖容标，一支给了赵明新。廖、赵拿到手枪当然如获至宝。然后，马耀南又拿出筹来的500元大洋。他说：“先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饭一天不吃也不行。”姚仲明和赵明新接过500元大洋，高兴地说：“这500大洋可是我们五军的最大财富啊！我们可不能轻易花掉。”接着，姚仲明和赵明新请求马耀南出面，动员九区的地方名流募捐粮食、给养和钱财，先解燃眉之急。第二天，赵明新便召集来20多名当地乡绅、商家和大户开会。马耀南先向他们讲了当前的战局，然后说，长山中学的师生不甘当亡国奴，来到黑铁山，拉起队伍，准备抗日。但军队初建，没有财源，没有粮食。请求当地乡亲大力支援。他说，国难当头，抗战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他希望乡亲们慷慨解囊，并带动全区人民，大力支援五军，日后必以抗日杀敌报答。与会者纷纷表示，师生们为了救国，为了长山县乡亲们的安危，抛家舍业，到此建队抗日，深受感动。捐助钱粮是分内的事。从此，以卫固镇为首的各村，每天都有组织或自发地向五军送给养或粮食。卫固镇的商号还捐募了100大洋。五军的给养供给暂时有了保证。

　　第五军的旗号打出之后，就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抗日救国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向黑铁山聚集。原长山县政府所属的武装大队与南逃的县政府失去联系，为求生存，也投奔了黑铁山。马耀南和姚仲明从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出发，当即表示欢迎。这样一来，五军编了三个中队，队伍近400人，有枪200余支。

　　1938年元旦刚过，日军就占领了长山城。为鼓舞军民斗志，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在马、姚的策划下，由廖容标率30名队员，化装成农民，夜袭长山城，且一举成功。守城的33名伪军被一网打尽，收缴步枪17支和一些弹药。此后不久，五军又在小清河上的陶唐口伏击了日军的一艘军船。日军地区司令松井山林中将为首的12名日军全部被击毙。两次战斗胜利，鼓舞了五军士气和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震动了山东的日寇。日寇除了发兵报复，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陶唐口村烧了个精光之外，就是寻机消灭五军。然而，五军在同日军的交火中屡战屡胜，越战越强。日军的嚣张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为了扩大战果，联合更多的人抗日，1938年3月，马耀南召开了有邹平、长山、桓台、淄川、章丘五县代表参加的联合抗日会议。他在会上说，当前形势越来越清楚，要抗日救国，只有按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能成功。纲领中要求团结一切愿意参与抗日的力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他认为，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有志儿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一致抗日，各方面人马应以抗日为目标，团结联合，增强抗日力量。各界人士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不挺身而出等待何时？会议经过各方代表讨论，一致决定，各县新建武装都以五军为中心，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团结一致，联合抗击日军。

　　这次五县联合抗日会议，把鲁北地区的抗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与会的五县外，北至青城、高苑，西至历城，东及临淄、广饶等县的各类武装，也都陆续向五军靠拢。至1938年4月，第五军队伍扩大到5000之众。经过统一编制，组建成七个支队，下辖30个中队。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是马耀南的三弟，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是马耀南的二弟。因而，在抗日战争中鲁北地区人民皆称之为“一马三司令”，并广为流传着称颂马家三兄弟的歌谣：“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齐心打日本，保卫老百姓。”

　　1938年5月，五军攻克了邹平城。在马耀南主持下，邹平第一次选举了县长。五军各支队还几次攻打周村、张店、长山、桓台等城镇的日军据点，并不时沿胶济路炸火车，破坏铁路。在这一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改组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边区省委决定，在鲁北地区建立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杨国夫任军事部长。边区省委还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山东各地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统一使用八路军支队的番号。对鲁北的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则改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并以新建的中共清河特委的干部为基础，参与三支队领导工作。由于部队来自四面八方，成分比较复杂，霍士廉和马耀南估计到，要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可能不太顺利。果然，在改编会议上，五军的四支队队长张景南和三支队队长高竹君先后表示反对。他们说，八路军的防区在陕西，五军是邹平、长山地区武装，只在本地守土抗战，不能接受八路军番号。经马耀南和杨国夫耐心讲道理，他们很勉强不再说话。随之，1938年6月16日在邹平城举行了五军整编大会。霍士廉宣布，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正式整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下辖三个团一个营。全体指战员对整编热烈欢呼表示拥护。但张景南和高竹君却阳奉阴违，整编大会后不久，即同沈鸿烈勾结，公开叛变，拉上队伍投向国民党顽固派。至7月末，他们探得八路军三支队大部队由杨国夫和霍士廉带到临淄，三支队司令部空虚，便在一天拂晓发起偷袭，叫嚣要把三支队司令部一锅端。在张景南指挥下，他们很快冲入司令部，马耀南司令在敌强我弱，面临危难的情况下，沉着镇静，指挥警卫人员坚守司令部，并英勇顽强，先后三次把冲入的敌人打退。最后是三支队七团团长马晓云及时带来援兵，方得解围。

　　1938年10月，由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特委书记霍士廉介绍，马耀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6月初，日军纠结5000余人，配有各种炮10余门，汽车20余辆，突然包围了驻守在邹平县刘家井一带的三支队。敌人大兵压境，三支队处境十分险恶。在马耀南司令和杨国夫副司令的指挥下，三支队上下同仇敌忾，顽强反击日军，并多次同日寇进行英勇悲壮的肉搏战。最后，毙伤日军井口司令以下日伪军共800余人，随之撤出战斗。7月21日，部队转移到桓台县牛旺庄，又遭日寇三面包围。经一昼夜英勇战斗后，部队决定向东转移，并决定马耀南司令先撤，杨国夫副司令掩护、断后。22日，当马耀南一行骑马撤到紧靠牛旺庄东侧的大寨村时，突遭日军伏兵射击。马耀南身负重伤落马，爬行到一墙脚，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当一日军士兵企图用刺刀杀害马耀南时，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把敌士兵的手臂打断，并拖倒敌人用手枪击破敌人的脑壳，自己也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三）马保三

　　马保三（1887～1964），寿光县牛头镇人。原名马鉴堂，字保三，曾用名张炳炎，1924年8月，马保三经张玉山、李铁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寿光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入党后，马保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到处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发展党员。为了筹集党的活动经费，他卖掉了自家场院地。1926年，牛头镇建立了党支部，马保三任党支部书记；同年，中共寿光地执委成立，马保三当选为地执委委员；10月，被选为寿光县农民协会主席，成为地方农民运动领袖。1928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马保三远走东北。1931年春，他到了朝鲜仁川，很快与朝鲜抗日救国组织取得了联系，共同组织了“中华劳动组合会”，配合朝鲜的抗日救国运动。1932年春，在“劳动组合会”朝鲜同志的帮助下，马保三潜回国内参加了马占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又到吉鸿昌部担任军政秘书。1933年秋，马保三回到寿光老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始终保守党的秘密。1934年马保三被营救出狱时，寿光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失去组织联系，但他仍积极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他掌握了国民党乡长马炳修贪污公款的一些事实，便据此揭发真相，发动群众清查账目，最后迫使县长宋宪章撤了这个恶霸地主的职，并答应群众的要求，委任马保三为乡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共寿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人民抗日武装。1937年11月，中共寿光县委扩大会议在马保三家召开，会议决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将起义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起义军指挥。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跑了8个乡、几十个村庄，组成了一支80多人的“抗敌后援队”，为起义组织了骨干力量；又于12月中旬，乘机截获了国民党羊角沟警察局准备南逃而运往县城的1门炮和部分枪支弹药。为此，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大为恼火，派兵包围牛头镇逼索枪支。马保三据理谈判，晓以民族大义，最后，来人仅带回少数枪支交差了事。起义前夕，他毁家纾难，不仅献出了全部粮食，而且全家老少一齐动员，成了起义部队的后勤部。1937年12月29日，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第一面军旗，在牛头镇支队司令部的门口竖起来了。这一天，镇内及周围的群众和刚集中的300多名游击队员，个个笑逐颜开，欣喜若狂。1938年1月9日下午，日军侵入寿光县城。在日军未到之前，国民党寿光县政府及其武装弃城逃跑，大部溃散。马保三与八支队的同志们抓紧这一时机，号召党员、干部、战士迅速去收集这批被遗弃在乡间的武器、弹药、马匹来武装自己。仅半月时间，就将遗弃在弥河以西的武器基本上收集起来。到1月下旬，八支队就增加了近千支枪、1000多人。1938年3月，八支队开始东征，4月到达潍北与第七支队合编，组成鲁东游击队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后鲁东游击队指挥部与胶东第三军、掖县三支队合编组成胶东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马保三任总指挥。在艰苦的环境中，马保三率领部队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9月下旬，根据省委指示，七、八支队离开了征战3个多月的胶东战场，挥师清河，与中共清河特委领导下的八路军三支队携手作战，奔袭焦家桥，夜袭周村镇，胜利地粉碎了当地日伪军对清河地区的"扫荡"。1938年底，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建为山东分局，并派张经武等率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分局指示，七、八支队速过铁路南下，参加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中旬，马保三和七、八支队告别了清河地区的父老乡亲，从淄河一带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胶济铁路，沿淄河急速南下，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1940年7月，马保三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离开军队指挥岗位；1949年6月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市长；1950年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府）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并任省委统战部长；1958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在省政协二届全会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1963年在中共山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省委委员。1964年2月，马保三在济南病逝。

　　（四）韩明柱

　　韩明柱（1913——1938），原名张征，河南新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通讯员、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等职。随军长征到陕北后，入中央红军大学军事一队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山东抗日前线，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斗争。

　　1938年1月9日，日本侵略军由广饶沿沧（州）潍（县）公路向寿光境内进犯。下午，其先头部队进到距寿城20余里时，当时的国民党县长宋宪章惊恐万状，下令县警备队撤除城防，准备向东逃跑。此时，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正赶到寿光城，被宋部疑为日军奸细抓捕，交宋宪章审问。韩、杨一再声明是为投奔抗日队伍而来。宋宪章仍狐疑不决，将其扣押。

　　傍晚，宋宪章率警备队弃城向东撤退，当撤退到邵家庄子时，队伍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时，早在国民党县警备队做抗日发动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登坦、李廷奎发现韩明柱、杨涤生二人还被宋部士兵羁押着，俩人灵机一动，以帮助看押为名，将韩明柱、杨涤生解救。接着，他们又联络散兵16名，携枪18支和骡马9匹，于翌日投奔牛头镇，加入刚刚成立的八路军八支队。

　　韩明柱、杨涤生来到八支队，给八支队增添了领导骨干和指挥人员，全支队上上下下欢腾雀跃。几天后，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文通向大家介绍了韩明柱、杨涤生的情况。同时，会议就八支队的建制、机构设置、干部任命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大家根据韩明柱的提议，沿用红军的编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决定:马保三任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韩明柱任副指挥。指挥部设立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杨涤生任政治部主任，马健生任参谋处主任，侯连三任供给部主任。王云生任作战科长，陈少卿任组织科长，孙聿修任宣传科长，李文任民运科长，张子明任交通科长，李文轩任交际科长，褚方塘任军需科长。指挥部设立文艺宣传队，创办油印的《战斗简讯》小报。支队仍按5个中队建制，各中队设立党支部，分队设政治宣传员。

　　1月17日，八支队指挥部接到土著部队白朴臣营在邢姚一带打家劫舍的报告。为保护群众利益，八支队离开大本营牛头镇到邢姚驻防，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八支队在邢姚一带驻防5天，不但制止了“白营”抢掠,而且以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受到群众的敬仰与拥护，各阶层群众纷纷送粮送钱，献枪献弹，一大批青年自愿参加了队伍。部队临走时，大小街巷被打扫得一干二净，户户房东家里水满缸、草归垛，许多老乡拉着战士们的手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部队呵!”

　　1938年2月2日晚上，韩明柱带领45名指战员来到寿光南关。他仔细观察地形，布置好伏击阵地。天刚蒙蒙亮，三辆日军汽车拉大距离开了过来。前头是一辆卡车，跟着是一辆中吉普，后面是一辆卡车。韩明柱料定中吉普里坐的是敌人的指挥官。擒贼先擒王，他命令放过第一辆车，打第二辆车。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打死日军军官3名，士兵1名，缴获吉普车1辆、长短枪4支、指挥刀3把，还有一部分军用物资。

　　1938年3月初，八支队东进，与七支队胜利会师，后在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4月上旬，七、八支队东进胶东，扩大胶东抗日根据地。4月至7月初在蓬（莱）、黄（县）、掖（县）一带的作战中，韩明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7月间，七、八支队在掖（县）北整编，撤销七支队番号。仍由马保三、韩明柱分任正副指挥。1938年10月8日，韩明柱率八支队一部开抵长山县西蒙家村时，获悉日伪军千余人正向其驻地进犯。他当即部署伏击敌人，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此时，还有50多个日军集中在村边一块坟地间继续顽抗，就在韩明柱带领战士准备夺取日军的机枪时，日军的机枪一阵猛烈扫，韩明柱被机枪子弹射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

　　（五）鹿省三

　　鹿省三（1905——1938），原名鹿效曾，莱芜西牛泉村（今属莱芜市莱城区）人。1929年秋考入济南正谊中学。1930年初经张子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鹿省三与程铭汉等同学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组织赴南京请愿团，鹿省三被选为济南市学生请愿团主席团成员。济南学生卧轨3昼夜，冲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阻挠，乘火车奔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在蒋介石不答复学生要求后，又带领同学参加示威游行。返校后鹿省三继续领导反对校方控制的斗争，揭露校长跟踪去南京破坏学生请愿的罪行，被开除学籍，列入当局通缉名单。随后，他回到莱芜开展工作，后任县委委员。1933年春，鹿省三任省委巡视员，去淄博、益都、寿光、昌潍等地组织工人运动，重建党的组织。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济南、泰安、莱芜等地，并去北平、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1935年冬，鹿省三与刘仲莹、赵健民等组建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1936年6月，到淄博、益都、昌潍一带组织抗日武装，筹建鲁东工委。1937年10月鲁东工委成立，鹿省三任书记。11月，鹿省三回到潍县、昌邑一带组织抗日武装。经过认真发动，于1938年1月27日拂晓在潍北蔡家栏子举行起义。部队名称定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王培汉任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起义战士共3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七支队在昌邑瓦城、潍北南阳村、潍县肖家营等地活动，打过胜仗，也遭受过重大挫折。鹿省三等分析了几经挫折的原因和教训后，决定去寿光调八支队前来昌潍，帮助七支队打开局面。同时，七支队在昌邑县西部永安村进行整编，张鸿礼任代理支队长，鹿省三任政委，王一之任政治部主任，刘光汉任参谋长。部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中队。整编之后，七支队转移到瓦城一带，准备迎接八支队的到来。1938年3月24日，八支队2000多名指战员在鹿省三、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率领下，离开寿光到达昌邑北部的马渠村，与七支队一部会师，然后携手北进到七支队的发源地之一瓦城。在鹿省三主持下，鲁东工委于4月5日召集两支队干部会议，讨论合编和东去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七、八支队，由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兼任政委，张文通任副政委，张鸿礼、王云生分任七、八支队队长。这时，窃取七支队领导权的张洪礼不满于两个支队合并，对鹿省三怀恨在心。1938年4月4日部队撤离昌邑时，鹿省三暂留瓦城镇处理善后，7日，被张洪礼指使的内奸金炎杀害于孙膑庙内。

　　（六）景晓村

　　景晓村（1917.10——1994.8），原名景慕达，山东省章丘县宅科村人。1933年夏，景晓村在县立第三小学毕业，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1935年10月，景晓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景晓村任中共济南乡师地下党支部书记。同年秋天，任省委巡视员。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景晓村从济南乡师毕业后，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泰安县徂徕山组织发动了徂徕山武装起义，将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景晓村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治委员。同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省委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景晓村任省委秘书长兼青年部部长。193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建立鲁东南特委，景晓村任特委书记，同时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特委建立后，景晓村和司令员刘涌等特委一班人，率第二支队开辟了滨海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景晓村任清河特委书记。1939年9月上旬，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中共清河特委改称中共清河地委，景晓村任地委书记。12月，宣布成立清河区军政委员会，景晓村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工作。1940年5月5日，清河区参议会召开，景晓村当选为参议长。同年10月，中共清河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博兴纯化镇召开。会议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清河地委，成立中共清河区党委，景晓村任书记。11月，清河军区成立，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1944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景晓村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1944年7、8月间，渤海军区部队在景晓村、杨国夫的指挥下，先后攻克乐陵、临邑、南皮（属河北省）三座县城和沾化、青城的大部分地区，共歼灭日军和汉奸5000余人。1945年对日大反攻，景晓村与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作为山东军区的第四路大军，对津浦路沧州至济南段及胶济路西段之敌展开进攻，解放了渤海区腹地全部县城，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市。渤海区发展成为西起津浦铁路，东到渤海之滨，北至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县城41座，人口1100多万的解放区。解放战争中，他领导渤海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大举进犯，参与组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开展了剿匪反特、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等群众运动，加强了解放区建设，使渤海区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巩固的后方基地。1947年10月，在渤海区召开的土地会议上，景晓村遭到饶漱石、康生的诬陷和打击，先后被撤销了中共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和十纵队政委等职务，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1948年6月，景晓村调离渤海区，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50年2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51年8月，任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局长。1956年6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1958年7月，任第二重型机器厂筹备组组长、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60年4月至6月，由于景晓村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对1958年的“大跃进”和浮夸风等“左”的做法持异议，又被错误地戴上右倾的帽子，再一次遭到打击。1963年初，景晓村调离第二重型机器厂，回北京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5月至1968年8月，任国家一机部技术司司长。“文化大革命”中，景晓村被强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罪名，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他从“牛棚”获释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8月，景晓村由“五七”干校调回一机部任重型通用局局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景晓村得到彻底平反。1979年3月，任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6月退居第二线。1994年8月，景晓村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

　　（七）、李人凤

　　李人凤（1911～1973），原名李本厚，临淄北羊乡南卧石村人。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于1929年夏考入山东省立青州第四师范，1930年夏从第四师范初师部毕业，适逢冯阎大战，避乱济南。秋，入第四师范后师部就读。其间，李人凤结识了该校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马石庵（马千里），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等中共外围组织，不久担任了青州四师“左联”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会长，积极从事学运工作。1931年春，李人凤同马石庵去济南参加了山东省“左联”会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人凤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秋被学校开除。1934年后，到临淄县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任教。其间，曾同校长陈梅川一起，与国民党临淄蓝衣社分子于慎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暑假后陈梅川调走，李人凤任该校校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李人凤同陈梅川、崔栋生等进步教师积极为武装抗日做准备。在他们的影响下，县立第二小学（西关小学）成了临淄地区酝酿发动武装抗日的中心。

　　1937年10月，共产党员李曦晨由济南出狱，来到西关小学。随后，李人凤等又通过李曦晨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鉴于当时形势，李人凤同李曦晨等经过精心策划，利用合法形式组建了以抗日爱国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为主体的“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李人凤、陈梅川担任教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筹集武器，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1937年12月底，军训团在临淄辛店车站以西矮槐树村以东合顺店一带，伏击了由张店乘“摇车子”沿胶济路东犯的一支日军先遣队。在李人凤机智沉着的指挥下，这支从未经历战斗的学生军，奋勇出击，击毙了日军小队长以下10多人，缴获战利品一部，揭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为防备敌人的报复，李人凤率部转移到铁路以南山区。此时，日军沿铁路东犯抵辛店，国民党临淄县长冯谦光携款弃城东窜去青州。原盘踞临淄城的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王尚志和陈瑞符部200余人也逃到铁路以南山区。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王尚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北边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名义统一整编临淄部队。李人凤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暂不与之决裂的斗争策略出发，接受了王尚志的改编。军训团被编为三大队，李人凤任大队长。李人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三大队的党员、骨干，同王尚志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和二大队长陈瑞符搞联合，粉碎了王尚志企图把部队拉向临朐，进而吃掉三大队的阴谋，率领三大队重新回到铁路以北地区。除夕之夜（1938年1月），李人凤应中共广饶县委邀请，带领部队奔袭广饶县延集村，趁几个篡夺了延集村抗日武装领导权的坏头头饮酒作乐之际，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未放一枪，将他们全部活捉，把这支抗日武装重新夺回到中共党组织手中。不久，三大队移驻群众基础较好、距离中共党的领导机关较近的临淄郑家辛店一带。

　　1938年3月，中共鲁东工委和广饶县委先后派杨涤生、岳拙园、任圣符、吕乙亭、延子余等共产党员加强了三大队党的领导，充实了各中队的领导骨干。鉴于当时王尚志企图吞并三大队的活动日益加剧，驱逐蓝衣社分子的条件已经成熟。李人凤与李曦晨等共同商议后，调兵遣将，一举解除了王尚志特务队的武装，把王尚志等蓝衣社分子全部驱逐出了临淄县境。之后，中共党组织在三大队成立了政治部，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是年4月，李人凤由杨涤生、李曦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新任临淄县长于治堂，见三大队共产党的旗帜越来越鲜明，便和陈瑞符勾结起来，以断绝给养和以武力相威胁，企图逼迫三大队就范。适值这时又发生了安硕亭、刘竹溪等人拉队伍脱离陈部投奔三大队事件，陈瑞符就以三大队挖他们“墙角”、“破坏抗日”为借口，扬言要以刀兵相见。于治堂假装调解，在柴家疃设“鸿门宴”，约请李人凤、许云轩谈判。李人凤大智大勇，毅然率领20余名精干骑兵按时赴约，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宗旨，智斗群顽。最后机智脱身，粉碎了于治堂、陈瑞符的阴谋。

　　1938年4月初，三大队集中6个中队对西起淄河店、东至普通站的胶济铁路进行破袭，破坏铁路10余华里，毙伤日军10余名。李人凤在指挥战斗时左臂负伤，坚持不下火线，硬被战士背下了战场。

　　1938年7月，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十团”，李人凤为团长。改编不久，十团即在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员、霍士廉政委率领的特务团、八团的策应和配合下，向盘踞临淄城的陈瑞符发起进攻。在李人凤指挥下，十团战士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和政治攻势，攻克临淄城，歼灭陈部600余众。十团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这时已拥有三个基干营和特务连、炮兵连、骑兵连以及医院、兵工厂、军服厂等后勤部门，成为三支队坚持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团队之一。

　　1938年8月，清河地区形势更加严峻，敌人相继占领了胶济路沿线城镇；9月，日军重占临淄城。十团根据三支队的部署，组建突击连，配合当地自卫团围困、打击临淄城之敌，曾突进城内，激战一夜，歼敌一部，旋即撤出。10月，日军为解临淄城之围，保障胶济铁路运输，调集1000多人，配以炮兵、骑兵，围袭十团驻地郑家辛。李人凤得到情报后，带领部队辗转撤到苇子河一带，使敌人扑空。继之，以国民党特派员王念根为总指挥，纠集国民党保安15旅、16旅、24旅和博兴周胜芳部等数千人，以假道收复临淄城为名，企图挑起事端，围歼十团。李人凤闻讯，一面陈兵于苇子河一带，严阵以待；一面写信严辞斥责王念根为虎作伥，破坏抗日的无耻行径。王念根所部本无斗志，此时见十团早有准备，就不敢再战，当夜悄悄退了兵。

　　1939年1月，日军占领广饶城，打通了辛店至石村的公路。接着，相继占领了寿光、博兴等县城，沿途安设据点。十团一面在广大农村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线，切断其物资和兵员供应，团长李人凤和政委罗文华先后在临淄岳家庄、赵家庄伏击了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10余辆，毙伤日军100余人。敌人遭此打击，惊慌万状，连忙把公路改了线，离开了沿途村庄。接着十团根据三支队司令部部署，在西起金岭镇、东至益都间60华里的胶济线上，在自卫团的配合下，进行大规模破袭战。一夜之间，炸毁敌机车3台和涵洞若干，拆走大批钢轨，使敌人铁路运输陷于瘫痪。

　　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在博山县太河镇伏击三支队受训干部及担任护送任务的十团四连、七连，杀害了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四连指导员陈大学及战士10多人，制造了“太河惨案”。4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第一、三、四支队对王尚志部进行了武装反击。李人凤率部参加了反击战，指战员同仇敌忾，奋勇当先，在太河北部油篓山痛歼王尚志一部。

　　6月6日，李人凤又率领十团参加了清河区抗战史上著名的刘家井大战。战斗中，十团奉命坚守大碾庄等几个村庄，激战竟日，击退日伪军数次进攻。黄昏时分，三支队司令部和大部队撤到大碾庄一带。十团在窝庄连夜挖筑工事，坚守阵地，作为司令部南面警卫哨。次日晨，日军大队汽车和骑兵向十团阵地扑来，李人凤指挥十团顽强阻击。接到司令部转移命令后，他集中十团骑兵向东北方向撤退诱敌，掩护步兵向司令部靠拢、突围。刘家井大战之后，十团由邹平、齐东一带返回临淄活动，恢复扩大了部队，重建了七连，又打了不少胜仗。

　　8月，秦启荣又纠集顽军4000余人，进攻活动在淄河流域的三支队十团二营和四支队新一营及淄川地方抗日武装，史称“淄河事件”。之后，山纵命一、三、四支队对顽军进行武装反击。李人凤接杨国夫司令员急电，立即集中十团在铁路以北部队冲破益都顽军司令王保团部的防线，当夜抢占天堂寨，占领虾蟆岭，直逼井筒村。拂晓，顽军向天堂寨反扑，十团以近距离密集火力全部将其歼灭，进驻井筒村，与三支队司令部汇合。

　　反击战之后，三支队奉命在池上、太河、朱涯一带进行整军。根据八路军山东纵队决定，三支队取消了团的建制；十团被编为基干二营，李人凤被任命为三支队副司令员。从此，李人凤同司令员杨国夫、政治委员徐斌洲等并肩战斗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屡次粉碎了敌伪多次大“扫荡”，挫败了顽固派何思源、张景月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成为创建清河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0年5月，清河区行政专员公署建立，李人凤兼专署专员。1940年12月，建立清河区行政主任公署，李人凤任主任。从此，李人凤转做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1944年，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成立渤海区之后，他又先后任渤海行署副主任、主任等职。

　　为了巩固和扩大清河、渤海抗日根据地，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李人凤带领行署干部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在党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协同军区，组建了一支精悍武装分队，经常深入敌占区，开展建立“两面政权”斗争。领导各级政府，发动广大民兵和群众在清河平原上建成了纵横交错的抗日沟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1942年至1943年，是清河区最艰难的时期。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了5000人以上的大“扫荡”20余次。李人凤参加领导了历次反“扫荡”斗争，领导动员群众埋粮、填井、实行坚壁清野，使“扫荡”的敌人没粮吃、没水喝，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创造条件。

　　1943年11月，日本侵略者集中两万多日伪军，在骑兵、炮兵和飞机的配合下，对清河区进行了为期21天的拉网式大“扫荡”。李人凤率行署部分干部和警卫战士在八大组一带与敌人接火时被冲散，后由一个主力连接替了警卫任务。李人凤带领这百余人，经过3天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昌邑县北部与清东军分区部队汇合后，与占据昌邑城的敌人打了一仗。晚上，李人凤同军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委岳拙园、副司令员石潇江等研究转移问题。有的同志主张西进，穿过潍县、寿光，到益都北部阳河一带。李人凤经过认真分析形势，力排众议，果断命令部队连夜破冰东渡胶河。第二天日伪军5000余人在胶河以西开始进行“梳篦”式大“清剿”。由于李人凤等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当时，垦区黄河入海口一带一向为土匪出没之地。这些土匪多是水陆两栖，白天隐蔽，夜间流窜活动，绑票越货，奸淫抢掠，为害地方，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们无可奈何。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期危害人民的匪患，李人凤亲自乘船到沿海一带视察，了解匪情；协同军区，购置机帆船，成立海防大队。在宣传教育和武装征剿的联合攻势下，以外号“撸叶子”为首的一股土匪接受了八路军改编。但后来由于形势恶化，他们故态复萌，暗地继续为非作歹。在几经教育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李人凤亲自指挥，精心策划，利用八一建军节检阅之机，将“撸叶子”等匪首逮捕正法。之后，又举行海陆联合清剿，肃清了残匪。

　　李人凤非常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人民群众的丰衣足食呕心沥血。他大力抓了财政金融工作，印发北海币，建立税收制度；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日用工业品十分缺乏。在李人凤的关心和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了一些生产军需民用产品的小型工厂和手工业；还本着“灰色”、“隐蔽”的方针，办起纺织、盐业、渔业、造纸、油坊等合作社事业。这些合作社的兴建，促进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交流，增加了农民收入，发展了根据地经济。渤海沿海地区盛产食盐，但在敌人的封锁下，大批食盐积压，而敌占区人民却忍痛买奸商的高价盐吃。根据地的一些盐业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运销。李人凤了解这个情况后，毅然批准盐业合作社赊销食盐，使敌占区的人民吃上了廉价食盐。根据地用销盐得的伪钞，从敌占区换回了大量急需物资和生活用品，方便了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1940年以后，小清河以南的大片根据地逐渐被日寇和国民党投降派“蚕食”。清河区党委决定把小清河以北、黄河下游的大片荒原建成丰衣足食的巩固后方。李人凤直接领导了垦荒移民、发展生产的工作。李人凤带领土地局的同志，动员从外地涌入清河区的灾民到垦区安家，从事生产；由抗日民主政府发放贷款，贷给耕牛、农具，供给口粮和种子。在垦荒移民工作中，由于历史原因，阶级关系十分复杂，土地纠纷很多。李人凤领导土地局的同志，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垦区土地管理办法》、《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等法规，为解决垦区土地纠纷，调整阶级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经过几年努力，开垦了大面积荒地，夺取了粮棉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清河区军民依靠垦区度过了1941年至1943年的困难时期，还支援兄弟地区度荒。因此，受到山东分局的表扬。

　　黄河泛滥和蝗虫之灾，是长期危害渤海区人民的两大灾难。李人凤对治黄灭蝗工作极为重视，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李人凤在向山东分局汇报工作时，谈到治理黄河对根据地建设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山东分局对李人凤的意见十分重视，经研究调鲁中行署秘书长江海涛负责治黄工作，并成立了治黄委员会（后改为黄河河务局），李人凤兼委员会主任，江海涛任副主任。沿黄河各县都成立了治黄工作机构，开始了治黄工程。李人凤多次亲临各治黄工地视察、指导。

　　在灭蝗工作中，李人凤兼任灭蝗指挥部总指挥，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进行大规模灭蝗。1943年、1944年，每年都出动10万人灭蝗。1945年组织了两次行动，共46万人上阵，挖灭蝗沟3000多华里，灭蝗80多万斤。李人凤还在广泛吸取人民群众长期同蝗虫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打小、打早、打了”和“远征荆荒、消灭蝗源”等一整套灭蝗的方针和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基本上消灭了蝗源，成为历史上的空前壮举。1945年4月9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渤海区人民灭蝗斗争的胜利，赞扬“渤海区人民政府为人民造福，领导人民捕灭百年蝗灾”。

　　李人凤曾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切身体会到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任清河、渤海区主任后，指导行署教育处，先后领导恢复了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小学教育。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在垦利县办起了清河区实验小学，使一部分烈军工属子女和父母遭敌人杀害的孤儿有了学习机会。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还创办了“清河师范”。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使全区45.25%的村庄办起小学，46%的适龄儿童入学。1942年8月，为了纪念原八路军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烈士，创办了“抗大”式的耀南中学。随之，各专区先后建立起了中学，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和后备干部。

　　1947年10月，在渤海区土地会议上，康生对渤海区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对渤海区土改运动的成绩全盘否定，强加给渤海区党委所谓在土改运动中“坚持富农路线”、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和剿匪反特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等三项罪名，错误地批判和处理了县级以上领导干部60多人。李人凤也受到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1948年秋，李人凤调华东局财委、淄博工矿特区工作。1949年2月，他参加了南下干部纵队，任第二中队队长，随华东野战军参加解放上海的工作。当时他正患肺病，在渡江时坚持和干部、战士一起拉纤，有时累得吐血。上海解放后，李人凤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华东水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华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等领导职务。从此，转做经济工作，成为我党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

　　1954年华东局撤销，李人凤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全国私营工商业改造办公室主任、地方工业部轻工业局局长、轻工业部部长助理，轻工业部党组成员等职。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轻工业部所谓“反党宗派集团副首领”，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劳动。1961年，他返京任轻工业部造纸局副局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人凤被扣上“翻案”、“特务”等罪名，再次被撤职，受到非法关押、批斗，后被送到河北省固安农场监督劳动。由于长时间遭受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于1973年6月8日含冤去世。1980年３月平反昭雪，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八）、杨国夫

　　杨国夫（1905——1982），安徽省霍邱县人，出生于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7年冬，他在姚李庙南黄油坊帮工时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1月，任大别山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交通员，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初，杨国夫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带领一支18人的小分队，活动于鄂东北、豫东南一带。1930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连长；1932年3月起，先后任第红四军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36年12月，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时，杨国夫任陕北红四师12团团长。1937年9月，入“抗大”第三期学习。1938年6月，他奉命到达山东清河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期间，杨国夫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地委军事部长，清河军区、渤海军区司令员等职，是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

　　杨国夫对解决清河区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持有独到的见解。1938年冬，日军“扫荡”频繁，斗争异常艰苦，部队得不到休整。面对这种局面，杨国夫提出不要骑着铁路打转，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上级批准。清水泊根据地创建后，他指挥部队分三路渡过小清河，经过数次激战，粉碎了敌伪顽的阻击和进攻，控制了垦区、利津北部、沾化东部广大地区，开辟建立了垦区抗日根据地。随后又开辟以广（饶）博（兴）蒲（台）、蒲（台）利（津）滨（县）、沾（化）利（津）滨（县）等边区为中心的活动基地，开辟了利津、沾化两县北部黄河入海口广大地区。并争取了蒲台王雪亭部起义。使广饶、博兴、蒲台、利津、沾化广大地区连成一片，与冀鲁边地区的交通联系也进一步打通。这个战略转变，对清河平原游击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决定作用。1942年至1943年，敌人举行万人大“扫荡”时，八路军在此地区自由机动，反转迂回打击敌人。

　　杨国夫指挥部队和民兵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清河地区的无数次“扫荡”和“蚕食”，充分显示了他的胆略和智谋，为创建和巩固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和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丰富经验。1943年是清河平原战斗最频繁最激烈的一年，这一年，他先后指挥拔掉了广北三里庄、北隋、博兴沙窝店子、垦区陈家庄、广北斜里巴、清西王家庄、韩家堂、清东八面河等近200个敌伪据点。冬季反“扫荡”中，面对日伪军出动2．6万人、1个骑兵旅团并有飞机配合的严峻形势，杨国夫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战术，使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各分区部队利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中心根据地的时机，运用“翻边战术”，纷纷出击，打得敌人首尾不能相顾，持续21天的反“扫荡”以抗日军民的胜利而告终，三支队被山东军区通令嘉奖。在根据地人民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杨国夫率领部队与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并发动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打鱼晒盐、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从而胜利地度过了灾荒。1944年夏季，渤海军区发起夏季攻势，8月18日利津城解放。1945年4月，发起滨（县）蒲（台）战役，滨县、蒲台县城相继解放。

　　1945年10月初，杨国夫率渤海军区七师挺进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七师师长，六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军长等职。1949年6月，杨国夫调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9月，杨国夫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同年9月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授予二级八一勋章。

　　1957年8月，杨国夫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0年经国务院任命，兼任黄海、渤海区渔业生产指挥部指挥，1973年兼任山东省海上安全指挥部指挥。1975年8月，任济南军区顾问。1982年2月4日病逝于北京。

　　（九）刘其人

　　刘其人（1916——1974），荣成县泊于镇蒲湾村人。1933年考入文登第七乡村师范。1934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参加了“一一·四”暴动。1937年4月奔赴延安，进入第二期“抗大”学习。七七事变后奉命于12月提前毕业，被派回山东，到新泰、莱芜、蒙阴三县交界处发展武装，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他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组成了一支200多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先后任指导员和教导员。1938年6月，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与山东纵队4支队2团合编，刘其人任团政治处主任。10月，奉命调鲁南国民党专员张里元部做统战工作，任该部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工委书记。1939年6月，任山东纵队后方政治部（即省委的地方工作部）主任。1940年1月，他和林浩、刘海涛组织八路军山东纵队9支队及鲁中区党委，任政委。10月，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3旅政委，和许世友、杨国夫、景晓村、徐斌州等一起，领导坚持和发展清河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2月，八路军清河军区成立，刘其人任副政委。1943年夏季，刘其人和杨国夫等指挥了反“蚕食”战役。1943年11月，日伪组织26000多人，900多辆汽车，1个骑兵旅，并有飞机、坦克配合，拉网合围，“扫荡”清河区。刘其人、袁也烈、徐斌州等带领警卫部队、机关、后勤人员，在内线与敌人展开麻雀战、地雷战，节节抗击，袭扰敌人。1944年初，刘其人被任命为八路军渤海军区副政委兼渤海区行署主任。在对日大反攻中，他与袁也烈指挥中路反攻大军，沿黄河南岸由东向西挺进，横扫残敌。

　　解放战争时期，刘其人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师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军政大学上级干部大队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刘其人历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一和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政委。1953年调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1955年，刘其人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8年，刘其人奉命带工作组去朝鲜，协助志愿军政治部、后勤部做撤军准备工作。在总政工作期间，他成为谭政主任的得力助手。1960年，林彪诬陷总政有个以“谭政为首的宗派反党集团”时，刘其人也被诬陷为“反党集团骨干”，被降职为副部长，行政低套一级，党内受警告处分。“文革”期间又受到更残酷迫害。1974年1月在泰安与世长辞，时年58岁。1979年3月恢复了名誉。

　　（十）马千里

　　马千里（1901～1992），博兴县寨韩村人。高小毕业后报考了冯军的学生队，一年后又去河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两年，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冯军的国民第二军，任连队助教，排长。北伐战争后到博兴，任六区联庄会助理员和四区联庄会教练。1931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任中共博兴县委军事部长兼四区联庄会党支部书记。1932年7月底，山东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到博兴，宣布于8月4日晚举行武装暴动，马千里认为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但这个正确的意见遭到张鸿礼的斥责。后武装暴动遭到韩复榘驻周村的29师镇压，省委军委书记张鸿礼惊慌失措，擅自决定就地插枪，解散革命队伍，并偷偷逃跑了。暴动失败后，博兴县委已与省委失去联系，千里遂到胶东寻找党的组织。

　　1935年冬，马千里到了苏区。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马千里到抗大学习。1938年被派回山东，分配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七团任副团长。当时团长马晓云经常不在部队，由马千里带部队在邹（平）、长（山）一带活动。邹长北部苑城、焦桥、旧口、夏寨住着土匪“忠义救国军”，滨（县）、青（城）边境一带被土顽杜孝先部所盘踞，他们抢夺民财，残害百姓，人民恨之入骨。马千里请示司令部批准，率一个营撵走了“忠义救国军”；接着挥军北上，向胡家柴、田镇、李家、杜家、大李家等村进击，把土顽杜孝先部也打跑了。1939年3月2日，日伪军出动2800多人“扫荡”长山六区。当时三支队司令部驻在南北段，七团住在爱贤村，发现敌情后，马千里立即向马耀南司令员建议：坚决把敌人打回去。经司令部批准，七团迅速出击。战斗打响不久，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组织多次反扑，都被打退。马千里随即派骑兵迂回到敌人侧背，打得敌人首尾难顾。正在激战中，有一个兵痞出身的排长动摇了，企图带一个班逃跑。马千里坚决制止，在他站起来时，被敌人发现，腿部受了重伤。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敌人败退。

　　在马千里养伤期间，发生了刘家井子战斗。不久，马千里到长山收容失散的部队，编为独立团，任政委，马晓云为团长，而后三支队整编，同时成立第六军分区，马千里任司令员，景晓村为政委。1938年，为争取广饶李寰秋部，马千里以三支队参谋长的名义去与李寰秋联络，取得较好效果。国民党专员梁建章赞成团结抗日，与中共联系较好，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对。梁建章部驻在青城，有一天被土顽周胜芳、傅象坤等部包围，梁派人求八路军救援。马千里接到三支队霍士廉政委的命令后，立即带骑兵营开往青城，土顽周胜芳等部慑于八路军的威力，狼狈逃窜。随后，他又帮助梁建章部下马洁雄成立了一个独立营，从而推动了统战工作的发展，改变了小清河北一带的斗争形势。

　　1940年2月下旬,马千里带先遣小分队渡过小清河,进入博兴北部,发布了《告博兴父老书》,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接着马千里又奉命指挥由基干二营和第六军分区特务连组成的东路部队，突破国民党投降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渡过小清河，迅速插到了广饶、博兴北部，与李曼村、韩子衡指挥的西路部队相互配合，在广（饶）北、博兴、蒲台、利津、高苑一带，与敌伪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3日早晨，广饶、博兴、利津等据点的敌伪军500多人突然出动，将东路指挥机关和特务连包围在博兴县东王文村。发现敌情后，指挥部带特务连三排很快转移出去，留下特务连一、二排掩护群众转移。东王文村战斗后，国民党顽固派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纠集周胜芳、成建基、薛儒华、张景月等顽固派4000多人，组成“剿共联军”，向博兴、广饶北部地区进犯。由马千里带领的东路部队立即给顽军以迎头痛击，而后遵照杨国夫司令员的命令，与中路、西路部队汇合，共同展开反击，经10余天的激战，打退了顽军的进犯，进一步控制了小清河以北、黄河以南的平原地区。

　　蒲台县国民党保安第九团团长王雪亭是个知识分子，赞成团结抗日，马千里派秘书马运吉去做争取工作，建立了统战联系，以后王雪亭率部参加了八路军，编为三支队蒲台独立团。滨县东部兰花团是个道会门组织，赞成抗日，但对八路军有疑虑，他们割据一方，不让别人进去。滨县县委负责人阎川向马千里汇报后，马千里换上便衣，和阎川一同前往兰花团驻地，从此和兰花团接上了关系，为打开滨县工作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9月，清河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马千里调任三旅参谋处处长。1941年7月，又调任清中军分区司令员，一直参与领导清河平原根据地的建设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1年，山东八路军三旅在所谓“肃托”中，有一些好同志被怀疑。二科副科长崔醒农也被关起来。有一天，旅长、政委叫上参谋处长马千里提审崔醒农，没问几句，他们就说崔是托匪，让马千里表态。他说：“不了解情况不能表态”。对此旅长、政委大为不满，批评他右倾。就是这样，他仍不表态。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周村，华东局任命马千里为周村特别市市长。1946年春，马千里调任渤海行署秘书长。1946年秋，清河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马千里参与领导了这个运动。同年，马千里任渤海区剿匪指挥部指挥，指挥骑兵以突击战术，把驻扎在惠民县牛王庄的大股匪特张福和部击溃，击毙匪大队副张福山。继而歼灭了杨文楷、马宗波、“一只牛”等几股匪特。到1947年3月，共歼灭匪特3200多人，控出地下线360多处，把剩余匪特大部驱逐出境，稳定了社会秩序。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渤海区土地会议召开，康生及华东局个别领导人全盘否定渤海区土地改革、剿匪肃特等各项工作的成绩，污蔑渤海区党委犯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反特右倾”的错误，撤换了一大批区党委、地委、县委及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给渤海区的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康生、饶漱石的错误行径，引起马千里等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受到了一些干部的抵制。马千里对少数趋贵附势、邀功整人者痛加驳斥，当面对康生提出申辩和质问，马千里问道：“渤海区的工作有没有成绩？区党委是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还是另搞一套？党的组织和干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说渤海区违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工作一团糟，那么广大贫下中农怎么能分得了土地，翻了身？广大农民怎么能那样热情拥护共产党、解放军？怎么那样热爱生产、踊跃参军、积极支前？社会秩序怎么能如此稳定？华东区党政军机关和新四军北撤部队以及两淮地区、鲁中南地区的机关、学校、医院、伤病员、村干部、民兵、家属等数十万人转移到渤海区后，怎么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康生无言以对，置之不答。

　　马千里又说：“有人说渤海区有个景晓村、李人凤为首的宗派集团，有60多人，骨干有36名，我马千里是第一名。还说三分区是这个集团的老窝子，博兴县牟潜修、张文韬、李震、马千里和张竹天是“五大家族”。这全是造谣中伤。景晓村是上级派来的党委书记，我们以前并不认识，完全是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没有搞什么宗派活动，怎么说是宗派集团、36友呢？”康生不得不解释说：“宗派集团是有组织、有理论、有目的的。我派人查了，没有发现渤海区有这样的事实。博兴‘五大家族’，我也派人去了解了，是五大干部。”

　　马千里还问道：“渤海区境内的匪特已被歼灭，一部分匪特被驱逐出境，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各项工作已经正常开展，怎么说是反特右倾呢？”“季明把李人凤抓起来是什么道理？”康生对李人凤被押装不知道，只是说：“季明太幼稚了。”

　　在渤海土地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充分表现了马千里的高度原则性和刚直不阿、仗义执言的高贵品格。

　　1948年，马千里同志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

　　（十一）李震

　　李震（1915—），原名李汝赢，山东博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博兴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1934年后在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任东北军51军中共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安排李震到清河区党委任常委兼社会部长。那时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刘其仁、政治部主任徐斌州、行署主任李人凤。

　　在李震到清河之前，胡维鲁是清河区党委的社会科长，当时的社会科是附设在区党委组织部里的一个科。李震到清河后，即着手建立各级保卫组织，区党委成立了社会部，县里成立了社会科，基层党组织设了保卫网。那时区党委社会部设四个科：胡维鲁是一科科长，王墨庭是三科科长，王民英是四科科长。

　　为了尽快建立起各级保卫组织，李震从临淄、益寿等地召集了一些有文化的人（男女约40人左右）开办了一个保卫干部训练班，1941年秋天，训练班结束后，即着手建立县公安局，将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各县公安局工作。

　　那时山东分局也办了两期训练班，专署公安局长和一部分县公安局长，曾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训练。

　　1942年成立清河行署公安局，李震兼任公安局长。当时清西专区的公安局长是于海东，清东专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垦利专区公安局长是王墨庭，清中专区的公安局当时没有建立，原因是行署公安局就活动在清中一带，清中的公安保卫工作，由行署公安局代管。

　　这时胡维鲁已调离清河，到鲁南行署任公安局长。

　　1941年李震到清河以后，清河地区正在搞“肃托”，区党委成立了由景晓村、杨国夫、刘其仁、徐滨州和李震组成的五人小组，领导肃托。当时肃托主要是从部队开始的，山东分局康生搞出来一个于公，这个人据说是袁世凯的孙子，是大众日报的总编，他从学校到了延安，后又从延安到了山东。于公是学军事的。当时山东军区开办了一个参谋训练班，主任是包剑寒，于公经常去参训班讲课，与包剑寒接触较多，于公定为托派（是中央社会部的材料）后，扩展到一旅，又咬到包剑寒，包剑寒既是参训班主任，后来又到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所以包剑寒就把清河军区差不多的科长全咬上了。

　　1942年地方又开始了肃托。军队里肃托咬出来的这些人，大都是临淄县人，当时临淄县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参加八路军部队的这些人，文化程度都比较高，担任的职务也较高，有电台台长，秘书科长，保卫科长，敌工科长等。他们被咬出来后，又咬到了地方，把临淄县的县长张渔、民政科长孙砚农咬上了，把寿光县县长刘季清也咬上了。

　　当时这三个人为什么一咬就相信了呢？据李震后来回忆说：“一是根子在上边，来源于中央社会部康生，又一咬再咬，咬到山东，山东又咬出来一大批，再谣传、乱传，便传的到处是托匪：二是这三个人抗战前都是教员，那时国民党掌权，又都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看着共产党好，又参加了共产党。这本来是件好事情，结果说人家既是国民党又是托匪，就把他们三个人抓起来了，不久就杀掉了。当时杀掉这三个人，客观上讲也有两个原因：第一，1941年冬，临淄县独立营在营长王砚田带领下叛变了。后来我们从内线查到张渔、孙砚农和独立营有些联系（当时也未查清是什么关系）。第二，因为当时正赶上敌人大扫荡，所以就把他们杀了。”

　　李震还回忆说：“杀了这三个人后，我们又一直放不下心。那时被抓起来的还有二十几个，我们审查了一下，看了看没有真实材料，就全部放了。”

　　1943年夏天，李震到清西检查工作回来时，突然被敌人包围，在博兴县王文洼被捕。日伪军把李震押到滨县关了一个多月，又押到张店关了三个多月，李震都没有暴露身份，后来被桓台的一个叛徒王玉树认出来了。这时日寇又把李震转移到博兴安家庄周胜芳据点的一个地窖里。不久，八路军某部在沿海地区打下日寇的一架飞机，活捉了日寇的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日寇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八路军联系，要用李震等人换回那个飞行员。1944年春天，组织上就用这个飞行员把李震和李铁峰（当时是临淄县县长兼县大队长，在张店时曾与李震押到一个监狱里）换了出来。李震和李铁峰在张店监狱时，曾发展了邢作午作为内线，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人成为渤海军区联络科符浩的利用关系，在张店为中共作了一些有益工作。出狱后，李震仍任清河行署公安局长。因李震在监狱里对敌斗争坚决，曾受到山东战工会的通令嘉奖。

　　1943年3月，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叛变了。在未公开拉起旗子之前，他打死了副司令员黄骅同志，打死了军区参谋长、保卫科长等，就把队伍拉到海上去公开投降了敌人。这样，冀鲁边司令部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就和清河合并了。合并后，于1944年1月11日正式成立了渤海行署。

　　渤海行署下边有六个分区：一分区辖沧县、东光、南皮、天津以南的几个县；二分区辖商河、临邑、济阳、德县、禹城、平原、杨忠等县；三分区辖邹平、长山、桓台、高苑、青城、章历几个县；四分区辖阳信、惠民、沾化、利津，垦利、盐山一带；五分区辖博兴、临淄、广饶一带；六分区辖寿光、潍县、四边、昌邑、羊角沟市等。

　　渤海区成立后，主要党政军干部都是原清河区的，其中李震任渤海行署公安局长，副局长是周洪恩。一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公忱，二分区公安局长是杨爱华，三分区公安局长是郑中哲，四分区公安局长是朱文刚，五分区公安局长是王斌，六分区公安局长是张剑。

　　1944年，日伪军在渤海搞治安强化，李震领导的渤海区公安局针锋相对，主要搞了伪军家属的工作，分化瓦解伪军，使其为八路军工作。1945年日本鬼子一投降，有好多伪军及家属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但不久，渤海区搞了一些“左”的东西，一分区搞反奸诉苦运动，诉到了一些伪军家属身上，结果错杀了一些人。虽然区党委很快制止了，但大部分伪军家属还是跑到敌人那边去了，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政策上的一大教训。

　　1946年，八路军打开惠民（县城），李震任惠民城防司令。这时由于政策上掌握得不太好，渤海乱了套，还乡团乘虚而入，造成很大损失。原因是刚刚解放的新区，部队都升了级，主力部队升级为野战军，区中队升为地方部队，所以区公所空了。有好多区公所被敌人包围了，到处是还乡团，这时光靠公安局掌握不了，区党委就决定抽调骑兵组成一个剿匪部队，任命马千里为剿匪部队司令，王坤为骑兵大队长，迅速组织剿匪。

　　1947年夏天，华东局搬到渤海区，华东局领导舒同、张鼎丞，华东局社会部长梁国斌到渤海区各地检查镇反问题时，认为渤海区的工作右倾。一是土改政策右了，二是锄奸政策右了，就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廖容标同志除外），并单独给了李震警告处分。当时李震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并认为杀人越多，树敌就越多。他说：“一个反奸诉苦，凡是沾个伪军边的就杀了，土改又是采用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办法，这样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都跑到敌人那边去了，组成还乡团回来对付我们，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失，这能说是右了么？”

　　当时华东局没有从政策上检查问题，就一个劲的反右，开了一个土地会议，接着就“三查三整”，李震靠边了，景晓村、李人凤都靠边了，还关起来了20多个县公安局长。在100多天的土地会议上，批判的重点就是李震、景晓村、李人凤三个人，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后来，为了使李震等人“认识错误”，康生又叫李震等人去看贫下中农怎样打死地主。在斗地主的现场，没有领导，没有政策界限，群众自己说了算，几分钟内就打死一个地主。

　　关起来20多个公安局长，不是个小事，李震虽然靠边站了，还是去找了康生，对他说：“渤海的问题，根本不是锄奸政策上的‘左’和右的问题，是军事政策上的问题。你不该把新解放区的部队撤走，造成了空子，叫敌人乘虚而入。党的土改政策，从来没提过肉体上消灭地主，现在不是实际上消灭了么？”康生这才懂得不是个“特务问题”，而是个“常务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说：“啊，有此事？”这时乇泽东已经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针对康生的问题，开始纠偏了。康生即派杨帆去处理渤海公安局的问题，把这20多个公安局长全部放出来了。

　　1947年下半年，李震调离渤海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研究组组长，华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建国后，李震历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东北铁路总局党委副书记，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十二）、李曼村

　　李曼村（1917～1996），山东省章丘县普集镇万山村人。1932年6月考入山东省立济南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冬，李曼村被派到牟平县任乡农学校教务主任。由于他对国民党的“乡村服务”那一套不满，在赴任途中跳车返回章丘老家。不久，他应本县天尊院小学校长的聘请，到该校当了一名教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同年12月，日军占领济南。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李曼村和天尊院小学的教师们展开了热烈讨论。不几天，和李曼村志同道合的人，包括普集小学的教员宋怡翔，退伍军人方子成、张洪起，北京的大学生翟毓蔚（后叛变），在一起商量决定：一、举行武装起义，抗日救亡；二、成立青年抗日救国会，为发动武装起义的领导核心；三、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联络同志，收集武器弹药，建立抗日武装。这次会后，大家分头开展工作，仅一个月就联络了几十位愿意参加抗日的同志，愿意出钱出枪资助的也不少。

　　1938年1月，李曼村和宋怡翔找到黑铁山起义成功后建立起来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领导人马耀南、廖容标、姚仲明。姚仲明和李曼村是济南乡师的同学，姚仲明介绍了黑铁山起义的经过和当前的抗日形势。这次面谈使李曼村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抗日武装起义的勇气。2月16日，李曼村等在长白山前的石峪寺举行起义，在两三天内，聚集370余人，步枪、土枪、短枪50余枝，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诞生了。部队暂定名为“章丘县人民抗日救国军”。经过领导骨干会议推选，李曼村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宋怡翔为政治指导员。

　　“章丘县人民抗日救国军”成立后，一些地主豪坤和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极力反对。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孟月楼、原国民党章丘县县长牛静斋等，他们软硬兼施，妄图把这支部队拉在自己手中。首先，由孟、牛出马，带着猪肉、食品到石峪寺对救国军进行“慰劳”，提出“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收买人心。李曼村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拒而不见，只安排宋怡翔出面应付，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软的不行来硬的，孟月楼、牛静斋扬言要对救国军实行联防会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李曼村、宋怡翔等研究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向孟月楼、牛静斋部队的老巢——十九郎庄实施突然袭击。一天拂晓，天阴沉沉地飘着雪花，李曼村带领部队向十九郎庄进发，急行十来里，天亮时包围了孟家大院，又包围了孟月楼固守的炮楼。狡猾的孟月楼凭借50多枝枪的实力进行顽抗，他派代表与救国军谈判，以拖延时间，一面派人到普集车站请求日军出兵救援。李曼村接到侦察员送来的普集车站100余日军已经出动，正向十九郎庄开来的情报后，果断命令部队停止战斗，迅速撤回石峪寺。部队经过这次战斗，得到了锻炼，进一步认清了投降派的汉奸嘴脸，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1938年3月，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负责人之一赵明新和王若杰介绍，李曼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李曼村领导的“章丘县人民抗日救国军”正式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二十一中队，他任中队长。从此，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队伍，经过游击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行列。此时，当地反动地主武装集团为了压迫李曼村离开中共而依附于他们，抢掠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亲，并派人来游说，进行阴谋活动。在许多同志的支持鼓舞下，李曼村战胜了敌人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团结了部队。

　　1938年6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邹平县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二十一中队改编为第三支队特务营第三连，李曼村任连长。9月，任特务营政治教导员，11月，特务营扩大为特务团，李曼村任特务团政治处主任。1939年2月，李曼村升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在清河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使顽军秦启荣、王尚志部制造磨擦，“太河惨案”发生。李曼村奉命率特务团由清河流域南进至鲁中淄河流域，增援反磨擦战斗，转战淄博半年之久，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9月，部队整编，特务团改编为第三支队基干第一营，李曼村任营政治教导员。

　　1940年1月至7月，他奉命带领两个连独立坚持战斗，在邹平、长山、高苑地区开辟清西抗日根据地。通过半年多的努力，宣传组织群众，扩大了部队，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同年8月，三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李曼村任该旅第二团政治委员，并奉命坚持清西地区（邹平、长山、桓台、高苑、青城、齐东、章丘等县）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清西抗日根据地。

　　1942年2月，山东纵队第三旅的番号撤销，成立清河军区。李曼村改任清河军区清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任清西地委书记，领导了这一地区频繁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参与组织指挥了这一时期许多重要战斗。1941年至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以革命者的胆略和勇气，不畏强敌，多谋善断，领导清西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为巩固和发展清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李曼村继续担任清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治委员。他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加强根据地建设，扩大抗日武装，瓦解敌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对日伪军大反攻中，李曼村率部肃清了在清西地区顽抗的日伪军，继又沿胶济线向西挺进，直抵济南东部。

　　抗战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李曼村先后任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兼警备七旅政委、中共清河地委书记，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第七师政委、第11师政委，华东野战军10纵队29师政委，第三野战军28军83师政委、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28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副政委，华东军区第三政治干部学校、政治师范学校、第二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1961年2月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4年任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1985年至1988年任国防大学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8年3月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8月25日在北京逝世。

　　（十三）、赵寄舟

　　赵寄舟（1911～1969），又名赵继周，山东省寿光市侯镇赵家辛章人。赵寄舟少年时代家境贫寒。1934年考入济南乡村师范。1935年，因敢于以进步思想评论国事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且遭警方逮捕。经同学等极力要求获释后，远走绥远省加入了晋绥军，曾参加过抗击日军侵略的百灵庙之战。后因对军阀部队不满而回家务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支队东去与七支队合并，党组织命他在寿光另组建一支抗日武装。10月，中共寿光县委增设军事部，他任军事委员、军事部长，并以邢家茅坨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组建武装的活动。1939年，建立寿光独立营，他任营长；不久营扩编为团，他任团长。1940年6月，他被选为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同年，寿光独立团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九团，他继任团长。1941年，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在寿光、潍县、昌邑北部建立昌潍独立团，他任团长。同时，还一度兼任寿光县长。后任清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清东独立团团长。1944年，昌潍独立团扩编为渤海第五军分区，他任司令员。1945年，渤海第三、五军分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他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山东警备第七旅旅长。1947年，因干预地方土地改革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被解除军职。1947年后曾在山东省民政厅任移民局长。1969年在家乡病逝。

　　（十四）岳拙元

　　岳拙元（1911――1946），幼名岳桃令。字拙元，1911年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岳家村一户殷实农民的家庭。1928年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次年转省立第一中学。他组织进步同学，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爱国斗争。1932年8月，岳拙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当时山东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岳拙元等人的革命活动进行镇压，将岳拙元逮捕扣押70余天，学校以“桀骜不轨”为由，开除其学籍。1933年1月，岳拙园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转入北平市立中学高中部继续求学。他加入反帝大同盟组织，在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做宣传工作。不久，奉命调回山东青州，后又调入临时团省委做宣传工作。7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火车站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百般利诱，严刑逼供，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在国民党反省院，他和时任中共山东工委书记的张晔等人领导政治犯继续坚持斗争。

　　“七七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岳拙元获释出狱。1938年2月，受中共广饶县委的派遣，去临淄县参加李人凤组织的抗日三大队，后该部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岳拙元先后担任中队政治指导员，团组织股长，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

　　1940年10月，岳拙元任山东纵队三旅九团政委。1941年1月，九团在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园的带领下，奉命进军八大组（今垦利县永安镇），扫除了国民党顽军及土匪武装，为开辟垦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8月，九团三营在东北河与“扫荡”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百余人遭遇，毙伤日伪军30余人，俘虏3人。

　　1942年2月，岳拙元任清东军分区政委兼清东独立团政委。6月，岳拙元和团长董酉炳率清东独立团在寿光郎家营东北角占领阵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山东保安十五旅多次进攻，毙伤敌军700余人。10月，清东独立团被日伪军7000余人包围在李家坞附近的清水泊东部。团长董酉炳、副团长陈一斋和政委岳拙元、政治部主任王林分别率两个连突围，董、陈部顺利突围，岳、王部陷入数千日伪军的包围中。岳拙元、王林率领两个连与敌死战，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岳拙元、王林负伤，带领少数战士摸出清水泊，连夜转移。此役毙伤日伪军200余人。

　　1940年8月29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开始第四期整军，整军计划要求扩充主力部队，实现主力支队正规化。根据山东纵队的命令，三支队编成三旅，下辖七、八、九团，九团团长赵寄舟、政委岳拙元。1942年12月，重新组建清东地委和清东军分区，岳拙元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寄舟任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8月，清河区党委、军区决定：将清东独立团与昌潍独立团合并，仍称清东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岳拙元任政委。该年，岳拙元领导清东地区广大军民，战胜日伪军多次“大扫荡”，清除日伪军据点，开展“大生产”、“参军参战”运动。1944年初，岳拙元任渤海地区地委书记兼五军分区政委。1945年9月，岳拙元任渤海四地委书记兼四军分区政委。

　　恶劣的生活环境，紧张繁重的工作，使岳拙元积劳成疾。1944年10月，在病情越来越重的情况下，他仍然率部坚持反“扫荡”斗争，直到身负重伤。1946年5月28日，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35岁。岳拙元死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渤海军区在其故乡岳家村召开1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广饶八区改名“拙元区”。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3 09:42:1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1937—1944）（陆）

下一篇：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1937—1944）（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