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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的抗战之八:热血洒中华 薪火代相传
2017-07-11 14:21:08  来源:永城历史网 作者:刘幼樵  点击:  复制链接

热血洒中华 薪火代相传

——怀念爸爸刘传新

刘幼樵

  【人物简介】

  刘传新(1921.2.28—1977.5.19),河南永城市陈集镇刘双楼村人。1938年1月参加学生抗日运动,任抗日联保主任,年仅17岁,5月协助共产党员盛税堂组织抗日游击小分队,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永城抗日游击大队1中队指导员、宣传队长,新四军6支队3团5连指导员,淮北军区教导队指导员,新四军4师骑兵团团直指导员、1大队教导员、学兵大队教导员。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华中野战军9纵73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21军61师183团政委,浙江绍兴市军管会主任。解放后,参加了抗美援朝,先后任21军教导团政委,6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上海警备区守备师政委,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27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兼公安局局长。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是老爸生前经常与老战友们哼唱的一首歌,也是最能引起他对难忘岁月回忆的一首歌。

  如今,他的热血早已洒落在中华大地,而他的生命就逝去在遍开鲜花的五月……

  参加学生队

  1938年5月12日,日寇占领了永城县。由于县工委部分领导成员临阵脱逃,致使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中共永城县工委陷入了一时的瘫痪状态。这时,农民出身的共产党人、县工委委员盛税堂,在白色恐怖之下,只身一人,不畏艰险,带领着自己的胞弟盛老四及刘传新、刘宝亮,4个人走村串乡,坚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盛税堂对老四、刘传新、刘宝亮说:“你们3人已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辈子都要做忠于党的人!”他们4人组成一个党小组,一起过组织生活,一起商讨打鬼子除汉奸的事。

  爸爸此时还担负起党的交通员工作,负责与城东的学生党员李品立,城西北的蒋汉卿等学生党员进行联络。李品立、屠庆太等积极响应,并着手发展党员,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建立了永城县的第一个党支部。蒋汉卿、刘晓华等则在县西北酂阳集一带开始组织抗日武装小分队。盛税堂以中共永城县工委委员的身份,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和指引着这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坚持对敌斗争。

  盛税堂就是一颗革命的火种,它在黑暗中发光发热并点燃一片。

  他也是爸爸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兄长是恩师。盛税堂壮烈牺牲后爸爸悲痛欲绝,失声痛哭,难以自持。

  不久,盛税堂搞到了三四十支步枪,以此组建了3支抗日武装宣传队,分别由盛老四、刘传新、刘宝亮担任队长。这3支抗日武装小分队立时就成为了一把利剑,直刺日寇和汉奸。

  1939年2月9日,彭雪枫率游击支队进驻永城县书案店,此时,盛税堂的抗日游击小分队已发展壮大为200余人的武装队伍,为日后永城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汇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月23日,彭雪枫游击支队军委会在永城县西书案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扩大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首先建立永城抗日游击大队,建立在以河南永城县以南、安徽涡阳县以北为中心地区的边区抗日根据地。

  3月22日,正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之日。永城县学生游击大队(简称学生大队)诞生了。盛税堂对下属游击小分队重新整合,编成四个中队:其中,将刘传新、刘宝亮、盛老四领导的3支小分队合编成两个中队,刘传新任1中队指导员,中队长是寿松涛派来的童振铎;2中队以原高庄李品立的游击小分队为基础,李品立任指导员,屠庆泰任中队长;3中队是以蒋汉卿、刘晓华在县西北酂阳集一带组建的游击小分队为基础组建,指导员是随寿松涛一起从延安派往永城的共产党员、福建籍人乔厂(an),副指导员由永城县中学学生刘咏岑担任,陈体恕任中队长;特务中队队长兼指导员由刘宝亮担任;盛老四负责大队部通讯班;盛税堂担任学生游击大队队长兼政委,党总支书记由李品立兼任。

  这是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子弟为主体的永城县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在日后抗击日寇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政高级干部,意义深远。

  共产党员盛税堂此间所发挥的作用,他为党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并为后人永远铭记。

  我的母亲吴淑坤,就是在学生游击大队成立的那一日加入的这支革命队伍,与父亲刘传新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不到16岁的她,数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抗日和对敌斗争的革命道路。在她的80万字的回忆文章中,对当年学生大队的一段经历是这样描述的:

  ……当日,4个中队汇集在盛税堂的家乡盛营北边的一片树林之中。小树林里,聚集了各分队的年轻战士。一位年纪约十八九岁的青年打着拍子、指挥大家高唱抗日歌曲,后来知道他叫刘传新。

  ……之后,盛税堂宣布学生游击大队宣传队成立,由1中队指导员担任宣传队长。我成为了宣传队的一员。宣传队共有十多位青少年,年龄最大的就是刚满18岁的队长刘传新,最小的是蔡新俭,年仅14岁。

  集训开始了,刘传新吹哨集合起宣传队的娃娃兵。我们接受的首个训练是:立正,稍息,向前看齐和齐步走。大家专注地听着队长的口令,一遍遍地认真操练。接着,队长为我们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每一位革命战士必须遵守的纪律和行为准则。

  就这样,我开始了革命部队生涯。作为一名刚投身革命的新兵,部队的生活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是新鲜,却又是陌生的,它完全不同于我过往的生活,需要我一点一点地去适应去熟悉。

  刘传新在寿松涛那里时,向延安来的同志学会了很多抗日歌曲。操练之余,他开始教我们学唱这些歌。后来,他不仅教会了每个宣传队员,还教会了所有的游击队员。

  传新是一个平日里非常注重看书学习的人,这个习惯一直陪伴了他一生。当年,他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随即把毛主席为什么讲对日寇作战要坚持打持久战,以及他自己的理解——讲解给宣传队员们听,让我们都能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也就能更自觉、更有效地完成各项宣传任务。当时,我就觉得他才那么年轻,就那么见多识广,能讲出那么多的革命道理,真不像是才刚18岁的娃娃,倒像是一位有学识的教书先生。

  在战争年代,部队频繁转移,很少长时间固定驻守一处。每日行军到一处,经常露宿在村外的打谷场或空场地,天当被地当铺。天亮后部队集合,首唱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到一处,每进一个村庄,都是宣传队先高唱革命歌曲以吸引群众。好奇的孩子们闻声会先从四面八方奔过来,传新就让这些孩子站好队,跟着他学唱抗日歌曲;接着媳妇、汉子和老头、老婆也都先后走出家门。待群众渐渐聚拢后,我们就开始宣传抗日的道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我们告诉老百姓:中国人要团结,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有力出力,都是抗日;只有打败了日本鬼子,老百姓才能过安宁日子。

  传新写得一手飘逸潇洒的毛笔字,宣传队每到一地,总是他泼墨挥毫书写标语口号。他那漂亮流畅的笔迹,他不知疲倦的革命精神和处事的干练劲儿,让我由衷地钦佩。

  很快,我习惯了游击部队的艰苦、紧张,却又很快乐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宣传队,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队长刘传新虽年仅18岁,却处处如同兄长一样关心宣传队的每一位弟弟妹妹。宣传队队员们在队长榜样的感染和影响下,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年轻的队长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他教我们唱歌,指挥部队唱歌,他的嗓音洪亮,歌声激昂。他每每作宣讲鼓动工作总是慷慨而充满激情,很是鼓舞人心。我真没想到,在这么一个穷困偏远的乡村竟有如此英俊且有才华的少年,心中不由生出一丝爱慕。

  传新是学生大队的骨干力量,是盛税堂得力的臂膀,深得盛政委的信任和爱护。

  学生大队总支委将培养我的任务交给了刘传新,总支委要求他把我培养成一名合格的,能坚决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同时,组织对我寄予了特殊的厚望,希望我能成为永城县的一名女干部,一个职业革命者。于是,传新与我的接触自然而然逐渐多了起来。他经常和我个别交谈,为我讲述共产党的纲领,让我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还常和我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讲话,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抗战,等等。他还教我如何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及抗日的道理……

  不久,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刘传新和乔厂。

  1939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支委会批准我为中共党员。那一日距离我16周岁生日还差9天。

  1939年7月,永城学生大队改编成游击支队独立大队,9月上升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主力3团。爸爸任3营5连指导员,后任淮北军区教导队指导员。1942年1月,任新四军4师骑兵团团直指导员、1大队政委。

  扩军骑兵团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在师长彭雪枫的亲自率领下开始西征。由于战斗频繁,部队急需补充兵员。爸爸是永城县人,又是“学生大队”创始人之一,对当地环境、人情等比较熟悉,所以骑兵团首长决定由爸爸负责扩军。

  爸爸当时任骑兵团1大队政治委员。他带领了1大队一个骑兵班,由团直属指导员耿化同协助工作。他们首先来到了爸爸的出生地永城刘双楼村。爸爸在刘双楼村按家谱排序辈份很高,村里不少人论辈份都喊他老爷。听说参加了新四军,当了“官”的传新老爷回来了,全村人都出来看望。借此机会,他为大家讲抗日终将胜利的道理,鼓励年轻人投军抗日。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跟着他去当兵,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儿子,将他们一起交给了爸爸。

  爸爸挑选马术好的几名骑兵战士当场表演马术给乡亲们看,以宣传骑兵的威力。5位英武的战士翻身上马开始表演马上特技动作:战马在村外飞驰,马上的战士翻身蜷在马鞍旁边,一只脚蹬着马蹬,手里紧抓马鞍前的铁环,这叫“蹬里藏身”,战场上用以隐蔽自己;还有马上独立、马上拾物和倒骑马、偏骑马、马上打步枪、马上打机枪,在马的两侧跳上跳下最为惊险。刘双楼的男女老少几百人看得出神,连连叫好。之后乡亲们都成了义务宣传员,一传十、十传百,4师的骑兵团威震方圆数十里。伪顽军闻声丧胆,群众编成歌谣传唱:“黑马团、白马团,后边跟着机枪连,”称颂骑兵之多,战士马术高超。爸爸也被百姓们传成是骑兵团长。这个误传让爸爸深感不安,他立即向团首长报告。团长周纯麟说:“不管群众喊你什么,只要对招兵有利,你只管大胆地干好了!”

  彭雪枫师长找爸爸谈话,对他说:“我很早就知道你了,但是一直没见过你,听说你在这一带很熟悉,就大胆地闯吧!”

  没想到彭师长与爸爸这是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他给爸爸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忆。

  在扩军中,周围村庄的群众纷纷要求爸爸去讲话。爸爸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很好,胜利即将到来,但困难也很多,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军帮民,民帮军,共同奋斗,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他还说:4师的任务是收复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解放边区人民。希望年轻人踊跃参军,人民群众多为部队报敌情、送情报。

  刘双楼村的东边梁油坊村,驻有汉奸窦殿臣部的一个中队。汉奸中队的人员路过刘双楼,想探听我军的情况。爸爸认为,既遇到敌人,能打即打,消灭敌人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骑兵班立即上马,包围了这个伪中队,进行了军政攻势,先向他们喊话:“中国人不当卖国贼,你们只要放下武器就不杀!”结果一枪未发,伪军全部缴械投降,还缴获了一匹马、一挺机枪、30多支步枪;对于俘虏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就这样留下来的人将一个骑兵班扩大了,又组成了一个步兵排。这次的胜利随即传遍四乡,让新四军骑兵团军威大震。

  距离刘双楼几里路的小陈庄,驻有日伪军100多人,其头目朱德久,因惧怕骑兵的威力准备逃跑。群众向部队报告了情况。爸爸决定当天晚上突袭敌人。战前,他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即军事民主会)讨论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该采用什么战术,讨论后决定智取。20多名新兵将小陈庄路口堵住,骑兵班驱马围着村庄奔跑,造成了万马奔腾的气势,以迷惑敌人,震慑敌人,之后骑兵和步兵同时开火,人喊马叫,伪军不知虚实,吓得不知所措,只有挂出白旗投降。爸爸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朱德久,向他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伪军立即打开寨门。此一仗缴枪100多支,农民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拿回被伪军抢走的财物。

  胜利的消息传出后,群众纷纷要求爸爸去打其它寨子的伪军,爸爸把此情况报告周纯麟团长,团长决定派骑兵1大队执行任务,扫荡敌人。王刘集北边,驻有伪军100多人,在骑兵1大队的包围下,老百姓四处呐喊助威,伪中队长马家禄立即派人送信给爸爸要求投降。班庄小寨有伪军六七十人,中队长刘须敏外号刘胡子,也派邓学忠找到爸爸说情,请求准许他投降。

  爸爸是骑兵团1大队政委,经过扩军,人员已是原1大队的两倍,但是马匹一时还没有得到补充,团首长决定先将新扩充的兵员成立一个步兵大队,调骑兵5大队副大队长冯福林任队长,爸爸任政委。从此这个大队就成了骑兵团的步兵,而且还沿用了抗日战争初期“学生大队”的名字。

  名字的寓意

  我叫刘幼樵,对于我的名字,很多人很好奇:“幼樵”,什么意思啊?我总是一笑作答,因为它所承载的深意与爸爸的名字戚戚相关,不是简单一两句话就能解释的。

  语本《庄子·养生主》:“指穷于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我的父亲刘传新,本名应是“传薪”,字伊樵。其意为传火之薪,我的理解,就是一根让火种永不熄灭的柴禾。

  爸爸又将奔赴前线了。父亲每一次出征打仗,都是抱定牺牲战场的准备的,他和妈妈自抗战加入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后,已经历过无数次的生离死别。这次也不例外。只是,这一次,他要告别的不是妈妈一个人,还有我——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也是他们失去了两个女儿后的第一个孩子。

  我曾经有两个姐姐,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

  1944年4月,日寇垂死挣扎,企图打通南方大走廊,调5万兵力发动了中原战役。国民党汤恩伯部30万大军不战而逃。仅37天,中原失去了38座城市,使我中原土地连连沦入日寇之手。

  为拯救中原人民,巩固发展河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全面部署。新四军4师的任务就是:挺进津浦路西,收复豫皖苏根据地。中央授命彭雪枫师长为西进总指挥,率4师大部、3师一部西征。这就是新四军抗战斗争史中为打回路西豫皖苏边区而发起的一次战役,被称之“西征”。部队于1944年8月15日开始出征。

  19日晚,新四军4师骑兵团在师长彭雪枫的亲自率领下,首战攻打小朱庄。此一仗大胜,为我4师西进打开了大门,骑兵团功不可没。

  那时妈妈已经怀孕5个多月。1944年12月24日,妈妈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为纪念爸爸出征,妈妈为她取名“西征”。她就是我的大姐:刘西征。

  二姐刘停征,生于1946年的春节。当时,国共两党已经签订了《停战协议》,故为她取名“停征”。

  西征和停征出生在严酷的对日伪顽斗争的战争年月,她们与妈妈、爸爸自然是离多聚少。

  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又值妈妈调往了泗五灵凤县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长,西征便跟随父亲,由爸爸照料,所以当年爸爸格外疼惜珍爱女儿西征。仅存的一张照片是爸爸揽着幼小的西征的合影。这是大姐给家人留下的唯一的影像。照片虽然不很清晰,且已泛黄,但仍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父亲和孩子在一起时,脸上呈现出的一种难掩的幸福。

  妈妈说这张相片到解放以后多年,爸爸都一直揣在自己的怀里。

  二姐停征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资料。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日太短暂了,她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太小了,妈妈讲,停征一直很乖,很听话,很爱笑……但危险正在降临。

  那是一次部队的大撤退。

  为了不影响军队的行进,按照上级指示,家属中非军人者和孩子不能跟随部队撤离。加上爸爸很希望妈妈能去参加华东党校的学习,而不要因为孩子受到拖累,我的两个小姐姐西征和停征便托付给了战友翟宝树的妻子,准备将她们送往后方寄养到老百姓家。

  作为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与骨肉惜别,他们心中有多么难以承受的苦楚!但是,作为革命军人,妈妈和爸爸纵是对孩子有千般万般地不舍,纵然要承受千般万般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他们也毅然决然地舍弃了个人的情感而服从于革命大局。这就是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抱的坚定信念,所表现出的忠诚之心,以及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据妈妈说,当时西征不到两周岁,停征刚八个多月。两个姐姐十分懂事、听话,西征没有拽拉妈妈不放,也没有大声哭闹,也许已是习惯了经常与妈妈告别。她像往日一样,满眼企盼用小手拉着妈妈,轻声恳求:“妈妈,早点回来,妈妈再见!”

  谁知这一送别,竟是她俩与妈妈、爸爸的生死诀别。

  据那位带走孩子的家属后来讲述,西征和停征在返乡的路途中相继病死、饿死了……

  我不敢去想象两个姐姐离开这个世界前是一幅什么样的凄惨的场景,活生生的两个小生命,最后在忍受着怎样的饥饿和怎样的病痛啊!停征尚不会用语言表达,西征临死学会说“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吗……

  妈妈的战友、一位阿姨曾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你妈妈不容易啊,一次就没有了两个孩子。在没生你之前,每当看见人家父母孩子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她就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两个孩子,忍不住伤心掉泪……直到生下你后才慢慢好起来……”

  之后,妈妈每每伤心提到两个姐姐,铮铮硬骨的父亲也忍不住泪盈满眶,忙打断妈妈:“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心里的难受一点不比你少啊!”

  爸爸又要出征了。这次要打的可能是更大的仗,可能是个硬仗。枪林弹雨,爸爸与妈妈能否再次重逢,我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能否见到自己的爸爸,他们都明白,战争的残酷是无法给出答案的。作为献身革命事业的战士,他们早就作好了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奉献一切的准备,包括生命。

  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爸爸和妈妈为顾全大局一次就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我是他们即将迎来的一个新的小生命,临行前,爸爸去集市为我扯了几尺花布,并给妈妈留下一封信。

  这封信里,爸爸为自己尚未谋面的孩子取好了名字。他告诉妈妈,不论生了男孩还是女孩,就叫“幼樵”。我是父母亲所有孩子中唯一由父亲取名的孩子。

  樵,顾名思义,柴也。爸爸是根木柴,已被革命烈火点燃,倘若他为革命事业燃尽,我就是那根去续接火种的小柴禾,要继续燃烧。“薪尽火传”,绵绵无绝。这就是爸爸对党的事业的无限赤诚之心,也是他对革命事业接班人寄予的厚厚期望。

  (作者:刘幼樵,女,1968年参军,1988年转业,曾在杂志社、出版社、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等单位工作,曾担任文字编辑、总编室主任、执行主编)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孟秀玲组稿)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11 14: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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