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抗战之军事剪影
2020-12-11 11:36:4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点击： 复制链接
父亲一生历尽坎坷，跌宕起伏。虽备受各种考验与摧残打击，但对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普天下人过好日子，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父亲一心一意干革命，舍生忘死为人民，始终战斗中在最苦、最危险的斗争最前线。父亲这一生，不怕苦，不怕死，不求官，不敛财，不谋私，不弄权，不争功，不害人。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父亲是1934年7月，在山西太原的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习期间，由同班同学武永祥(武荣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入党时，正值中共党内领导权被左倾领导把持。他们推行极“左”的冒险主义，致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几乎百分之百，苏区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正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冒着随时牺牲就义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父亲参与并经历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抗击倭寇侵略的抗日战争、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解放战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重大历史活动。
父亲的一生，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历程和事件。
父亲在抗战时期，直接与日寇进行武装战斗，经历战争严峻残酷考验，经历生存环境艰苦卓绝，身体负伤右臂致残。他能活到建立新中国，确实是万幸中万幸。
父亲的经历，可能算不上惊天地，泣鬼神，也未必多么英勇壮烈，但毕竟是他的亲身经历。在其同伴、同学、同事和战友当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与险恶，实属仅有或为数不多者之一。期间，父亲不仅要面对日寇、伪军的“扫荡”进攻，还要经常防备“友军”、汉奸的夜间偷袭。更令人痛心和费解的是，尽管敌情形势纷纭复杂，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对敌战斗警报不断，还要遭受党内极左“小人”陷害。这也是东方文化，在华夏沃土结出的奇葩异果。
历尽沧桑，初心不改。父亲为实现他心中理想，消灭人剥削人制度，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忘死，一心为公，无怨无悔，始终不渝。按中央规定，父亲是真正的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工作并接受根据地供给制的老红军同志。
八十年前的三月， 1938年初春。父亲在山西神池县虎北村，率领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配合八路军120师主力张(宗逊)358旅，面对疯狂残暴的日寇侵略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直接打击了进犯晋西北的日本侵略者。父亲这一时期武装革命斗争经历，在其整个革命历史生涯中不是很长，他本人也从不向后人提及。
只是2017年6月，我在山西踏查寻访父亲革命战斗经历，于太原找到了父亲的历史档案。在三大本厚厚的档案卷宗中，发现了八份，有关父亲革命军事武装斗争的记载。其中七份，是他本人亲笔书写。还有一份盖有中共晋绥党校公章，形成于1945年6月，中共晋绥分局党校的《鑑定》，也予以明确清晰的记录。
父亲参加革命后，开始是在白区统治的太原做地下工作。后来，又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山西《牺盟会》，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初始在阎锡山旧政权辖区内，受中共《牺盟会》内的党组织领导，利用统一战线的合法身份，宣传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他们整顿、健全牺盟会的基层组织，改造阎锡山旧政权体系，提出建议撤换不称职的旧官吏;主持县政、缉捕汉奸、安定人心，动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和决死队，动员民众支援军粮军鞋等等。虽然也有同阎锡山旧军顽固派的战斗，但主要精力是与日寇敌伪势力斗争。特别是面对强敌日伪军一万二千余人，兵分五路进犯围攻晋西北之际，父亲率队配合八路军主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浴血奋战岢岚城，顽强战斗虎北村。为打击入侵侵略者，保卫建设晋西北(晋绥)，作出积极贡献。
1944年中共晋绥分局党校的《幹部登記表》中曾有记录：1938年1月父亲组建了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并以牺盟会特派员名义兼任支队长;率部参加了八路军120师组织的打击日军侵略者的虎北战斗，父亲他们在左翼青陽嶺打击来犯之敌。
1949年临汾土改工作团的《幹部登記表》，1950年山西省委的《幹部登記表》，1952年的太钢《幹部簡歴表》， 1957年在哈尔滨423厂填写的，中共中央组織部印制的《幹部簡歴表》，也都记载父亲1938年神池县牺盟会特派员及兼游击三支队支队长。
上述记载的出现，仅是父亲革命军事斗争经历的一部分诠释缩写。
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儿孙晚辈们一直怀念您。现根据父亲档案记录记载，结合父亲过去的回忆、手稿、笔记等，初步整理出此文。在清明节前夕，缅怀父亲革命战斗历史，回忆追思高尚品德情操，激励后人珍惜当下，愉快幸福活好每一天。
一、参加军政训练班
1936年9月18日，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当时它是属于阎锡山领导的，一个抗日群众团体。但不久，由于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建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它在事实上，又成了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具有民族革命大联盟式的，统一战线抗日群众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组织。
日本1931年发动9.18事变，东北军一枪未放，全面退入关内。东三省流亡的学生，同全国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处于一种爱国报国无门，想抵御日寇侵略，群情激奋又无从报效。当人们从报纸和各种渠道，得知山西有牺盟会抗日，无疑在全国点燃了一盏抗日明灯。各地的爱国青年，东三省的流亡学生，全国各大、中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千人如潮水一般涌向山西，来到了太原参加牺盟会。
经考试，成绩优秀者进入了牺盟会的军政训练班。他们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尤以平津、东北、上海、武汉、山西、河南的人数最多。
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的建立，都是牺盟会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为抗日而建立山西新军培训骨干做准备。军政训练班地点设在父亲的母校---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简称国师)对面。
军政训练班的初始，是军事训练组，后来在此组基础上，建成了第七连(又称七队)，共有队员(学员)有一百二十余人。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也是由这里组织的。军政训练班再后来又建立了四个连。其中的一、二、三连为冲锋上士训练班，学员大都是高小毕业生，主要学习军事;第四连是培养下级军士的;后来陆续成立了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等七个连，加上原有的四个连共计十二个连。
父亲是1936年10月，经考试被录取，参加了牺盟会军政训练班。父亲在军政训练班第七连(七队)三班，队长由牺盟会和军政训练班总负责人薄一波兼，指导员是雷任民，工作员是戎子和(戎伍胜)、张国声。
各连(队)日常活动除星期日休假外，每日三个钟头，按步兵操典进行军事训练。头一个月，训练整队的基本动作，以及跪下、卧倒等徒手动作。第二个月，每人发给一身灰色的军装，一只崭新的六五式步枪，进行各种枪法动作训练。战斗训练的队伍，有时从太原城北门出，有时从南门进。队伍通过太原最热闹的街道，经桥头街、柳巷、上肖墙、坝陵桥等地方回到营房。这一套动作学完后，就出操到城外旷野地带做战斗训练。
除军事训练外，每天还有三个小时的政治课学习，主要由薄一波、戎子和、李力果等讲理论课。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暴行，呼吁警惕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抨击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宣传牺盟会纲领、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等。学习以班为单位开会讨论活动。有时组织学员到太原附近县、村进行化装讲演，宣传民众起来抗日牺牲救国。也讲一些阎锡山倡导规定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必修课。
所有军政训练班学员，都按部队正规的班、排、连的建制组成。每连设有连长、副连长、排长、副排长，指导员、政治工作员。军政训练班学习期间，军、政训练各占一半内容。“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刘少奇、徐向前、程子华、萧克、彭雪峰等，中国共产党军政高级领导人，都在这做过报告。训练班学习时间没有严格的期限，只要工作需要，作息时间都不固定。
军政训练班的学员，虽然是进步势力占绝对优势，但也是统一战线形势下，形成的特殊训练班。其中，既有我党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也有阎锡山安派的旧军官;既有大批抗日革命的进步青年，“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也有少数思想落后，想升官发财和混饭吃的人员;还有一些由阎锡山派进来的“坐探”，和蒋介石打进来的蓝衣社特务。人员构成成分复杂，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军政训练班主要骨干学员，有的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有的在基层和城镇做过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也有来自太原及其他省、市，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和红小鬼，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部分党员骨干。
父亲属于从太原陆军监狱释放的省立国民师范学生，是牺盟会军政训练班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学习结业后，就分配到静乐县，担任了牺盟会静乐县特派员。
太原军政训练班七连一班学员于1937年3月在太原合影。
二、静乐县初建游击队
1937年5月，父亲结束了在太原由牺盟总会举办的,特派员军政训练班第七队的学习，被派到静乐县任牺盟会特派员。
临来静乐之前，牺盟总会发给每个特派员一张小卡片。卡片上面写着阎锡山的代号与化名，每一张的代号化名都不相同。卡片上写着特派员的真实姓名。牺盟总会规定，如有重大事情，特派员可向阎锡山直接写报告，可以揭发任何人。特派员可按卡片上的化名，将信件寄到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就能直接收到。父亲就是带着这样“尚方宝剑”被派到到静乐县的。这也是牺盟会的特派员，能与阎锡山建立直接联系的特殊渠道。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下，九月下旬攻破雁门关等要隘，先头部队抵达繁峙。阎锡山政府许多要人惊慌失措，阎锡山布置在忻口与日军会战。忻口战役激战二十多天，战线长达数十里，战斗相当激烈残酷，是“七.七”事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日、中双方集中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战役，虽然歼敌万余人，但战役最终失败。
国共第二次进行合作，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并于八月底全部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九月，八路军120师715团的工作团，进驻晋西北静乐县。带队的是715团政训主任朱辉照(红军刚改编成八路军时，蒋介石不许设置政治委员，只能按国民政府军队设置政训主任)。朱辉照主任带领工作团五十余人，包括团后勤部长刘达仁、营长彭德大、营教导员李建良等，在静乐县宣传民众抗日，积极扩大八路军队伍。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要求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军委主席毛泽东也连发五个电报提出游击战争。中共北方局也指示山西省委，继续搞好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形成以八路军为主力，牺盟会、决死队参加，在山西造成数百万人参加的游击战争，来承担起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华北抗战。因此，在山西必须把壮大八路军、扩建新军、改造旧军，发展各地游击队、人民武装自卫队的工作放在首位来抓。
十月底中央军、晋绥军从前线后撤，好多溃败退下来的军队途经静乐。父亲在静乐县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八路军，还把阎锡山发给山西新军决死队的一百条枪，也交给了八路军使用。这一百条枪，是牺盟会决死四总队队长雷任民亲手留给父亲，用于发展静乐县游击队武装的。
这时的八路军正急于扩充军队。对新扩充的八路军部队，国民政府既不给番号粮饷，也不给枪支弹药补充。阎锡山对八路军采取的也是既用又防，始终对八路军存有疑虑和戒心。他既想让八路军为他保卫山西，去正面与日寇进行厮杀战斗，却又怕八路军发展太快，而挤占他的势力地盘。所以他也只对在国民政府花名册上，有编制、有番号的八路军部队，给予发粮饷和补充枪支弹药。对新扩充的八路军部队，既不管粮饷，又不管枪支弹药。粮饷问题牺盟会可以在当地组织筹集，而枪支弹药却实在无法解决。这也是制约困扰八路军发展的大问题。
朱辉照主任找到父亲商量，想用这一百条枪，以牺盟会的名义维持地方治安，共同组建静乐县抗日游击队，八路军也派精干人员来参加。父亲觉得建立游击队抗日保家是好事，八路军实际有作战经验，有他们参加当然最好，而且牺盟总会也要求各地成立游击队、自卫军，所以马上就高兴的答应了，同意共同组建静乐县抗日游击队。
经商议，静乐县游击队以牺盟会名义组建，父亲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总负责担任队长。下面的具体是：城关一区游击队由后勤部长刘达仁负责，娄烦二区游击队由营长彭德大负责，杜家村三区游击队由教导员李建良负责。游击队名义上父亲是队长，虽然他也组织安排各项军事活动，但总负责实际还是朱辉照主任，只是当时统一战线形势的需要，不能公开宣传介绍罢了。
静乐县的游击队加上自卫军，人数合起来将近三千人。在晋西北仅次于神池、朔县两县，是晋北十三县里人数最多的县之一。游击队员由八路军战士和静乐县爱国青年共同组成，枪支都是由八路军骨干们掌握，并教习静乐青年如何使用。游击队打着拥护阎锡山“牺牲救国、抗敌救国、守土抗战、民族革命”的旗号，以执行牺盟总会保境安民的名义，拿着这一百支枪在静乐县的主要路口设岗设卡，清剿土匪，打击汉奸，维持静乐社会治安，堵截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溃军，收缴溃军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
忻口会战失败，前线溃败下来的军队像潮水，他们情绪十分低落，觉得中国军队打不过日本人，这个国家没希望了。于是就一股劲儿的往南退，向太原的方向后退逃跑。好些士兵嫌枪支是个累赘，拿着抢还影响逃跑的速度，有的干脆把枪支弹药随手扔在路边。静乐游击队拾集了遗弃在路边的武器，收缴了溃兵手中的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粗略统计各种枪支近千条和弹药无数。这些枪支弹药都按照朱辉照的意见，被父亲组织游击队员雇下马车，派专人翻山越岭陆续送往岚县，全部交到八路军120师师部。
当时八路军120师的编制一共5个团，总共约8200人。这在当时蒋介石、阎锡山严厉控制八路军编制装备情况下，八路军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枪支弹药，可以装备八路军至少两个营到一个团的队伍，的确令人非常高兴和欣喜。
有一次父亲参与护送枪支弹药，在岚县的八路军120师师部，见到了师政训主任(政委)关向应。关主任(政委)非常高兴,拉着父亲的手，当着朱辉照、王尚荣(715团团长)的面表扬父亲，“你们为八路军做了件大好事，解决了新扩编战士没枪的大问题，你们静乐牺盟会可立大功了。”
这么多的枪支弹药被收缴下来，而且又不避讳的送往岚县八路军120师师部，这在静乐是一件重大事件。在整个晋西北和山西都是件重大事件，广大的抗日军民都很高兴。而一直对牺盟会心怀芥蒂，时任静乐县县长的姚淳，却抓住此事开展了报复。
父亲到静乐后，把牺盟会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他们积极发动民众，真心真意抗日。特别是改选了静乐县的原来牺盟分会，把原来姚淳安排的旧官吏人员选了下来，换上了民众拥护的进步抗日人员。牺盟会大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姚淳一看静乐的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民众拥护牺盟会，大家都围绕牺盟会转，觉得是牺盟会搞乱了他的统治，使他在静乐县很没面子。心怀不满寻找机会，一心要搞垮牺盟会。
9月20日，由周恩来倡导，阎锡山同意的“战总会”(又称战动会或动委会)也在太原的山西大学成立，(实际对外宣布时间是11月)。它是不同于牺盟会组织形式的，另一个在山西的统一战线组织。阎锡山只允许战总会在那些已被日寇占领，或者即将被日寇占领地区----长城内外十八县、察南五县及绥远去“动员”。只在有关的各县区街村设立组织，由县长、区长、牺盟会、公道团各派一人，与当地驻军代表及有关民众团体代表若干人组成。11月，静乐县战动会成立，父亲作为静乐县牺盟会代表也参加了县战动会的领导。
由于牺盟会在农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广大农民和爱国势力的拥护赞扬。农民们要求消除社会的不公平，要求制裁地方的坏官坏绅坏人，开始与村长、村副们清算账目，废除减轻过重的苛捐杂税。这些都从根本上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旧静乐县县长姚淳，抓住枪支弹药送给八路军这件事，将父亲向上峰进行了告发。
十一月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在组织县里的村政协助员开会。忽然接到二战区行营的电报，令他即刻动身，到二战区行营接受勘讯。父亲不敢怠慢，借了一辆旧自行车，立即起身前往太原。父亲在路上边走边想，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么急要他区二战区行营。跌跌撞撞翻山越岭，摸黑走了一夜山路，天亮时赶到太原。到太原后，父亲立即先到牺盟总会汇报情况。
牺盟会总会会长由阎锡山挂名，实际日常领导是常委薄一波和梁化之(梁敦厚)。薄一波曾兼任父亲在军政训练班七队的队长。见到薄一波同志后，他十分焦急的问询父亲，静乐的具体情况如何，并说静乐县县长姚淳告发了你。说静乐县牺盟会特派员郭维屏，身为牺盟会特派员，已经参与县政，却不思报效阎司令长官，私自把上千条枪弹药送给八路军，有悖阎司令长官信任委派等等。还说阎锡山作为第二战区行营司令长官，获悉静乐枪支交给八路军事件很是震怒，已敕令二战区行营和牺盟总会严查。并让父亲有心理准备，应对此事如何解决。还安慰父亲既然事情发生了，就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咱们共同想办法解决。
薄一波同志因有急事处理，在离开牺盟会总会前，又交代了主持工作的常委牛荫冠说，阎司令长官很震怒，要彻查静乐枪支问题，你替我带他去一下二战区行营，给阎司令长官当面解释说明情况。说我另有突发急事，不能亲自前来，万分歉意，过后将当面向阎司令长官谢过。并说“一个静乐事件、一个定襄事件，闹不好就要把牺盟会搞垮，我们一定要把静乐这事情处理好。” 牛荫冠同志详细问询了父亲，了解静乐事件的前后经过。嘱咐父亲，关键是一定要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前后一致，千万不能承认把枪支弹药给了八路军。就说姚淳嫉妒你能力才干与品行，你们日常公干有过争执和不快，是姚淳无中生有造谣诬陷你等等。
牛荫冠还介绍了牺盟总会最近向阎锡山提出了：《牺盟会向政府与同胞哭泣陈词》的建议。建议提出七条抗战新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主张严惩阻碍战时动员及动员不力的官吏。为此，山西教育厅长冀某已被迫辞职，六十一军军长李服庸不加抵抗放弃天镇，也受到阎锡山亲审而执行枪决等。
牛荫冠带着父亲，一同来到二战区行营，等候阎锡山的当面召见。恰逢当时阎锡山不在行营，他的上校机要秘书梁化之(梁敦厚)，也是阎的亲信和姨表侄，是牺盟会的另一实际负责人，代表阎锡山接见了父亲和牛荫冠。上世纪三十年代秘书概念职权，与现在秘书的概念职权，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中国国民普遍没有文化，因此秘书一职，都是相当一级的官吏。因而牺盟会的各个中心区秘书，也是牺盟会的地区一级领导。由于梁化之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既是阎锡山的嫡系亲信，又是受阎锡山委派担任牺盟会的总干事，是名义上的牺盟会最高领导。大家也都知道，他将来就是阎锡山的接班人。而且牺盟会特派员下派各县时，都带着与阎锡山授予的“尚方宝剑”小卡片，可以向阎锡山直接写报告揭发任何人。
父亲因此也就按着牛荫冠嘱咐，理直气壮的否认这件事。只承认在静乐县，我们与八路军有过行动配合，根本没有把枪支弹药给过八路军。都是静乐县长姚淳嫉贤妒能，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并表示，我愿以个人脑袋性命担保，如有此事，愿接受阎司令长官最严厉制裁等等。心想反正豁出去了，该发生总会发生，怕也没用，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父亲说，姚县长他心胸狭隘，忌贤妒能，平日里为官消极慵懒。抗战关键时刻，阻碍动员，不理政事。对牺盟会静乐分会的改选有成见，对静乐民众的宣传动员不支持。时常破坏牺盟会的公干动员活动，为此我们已发生过数次争执。目前，正值山西危难时期，姚县长厌弃职守，准备逃跑，已安排家眷收拾包裹行李，准备离开静乐。按照阎司令长官教导“扶植好官好绅好人，制裁坏官坏绅坏人”训示，姚县长虽然在位，却既不理政，又不现实胜任，阻碍战时动员，长官行营应惩办这样的县长。梁化之听完父亲汇报，又征询了牛荫冠意见。牛荫冠在父亲陈述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说明，也要求撤查姚淳，彻查厌弃职守、阻碍动员，诬陷他人的官吏。
梁化之询问父亲一些个人籍贯、简历情况，又详细询问了关于枪支弹药去向的具体内容。最后总结归纳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决死队留给静乐的枪支弹药，你们没有给过八路军。静乐牺盟会游击队，只是与八路军有过行动配合。决死队留下的一百条枪，还在静乐牺盟会游击队手里。父亲说对，就是这回事情。梁化之想了一下，当即表态决定：立即撤换姚淳静乐县县长的职务。并称赞说，郭特派员忠于职守，临战不乱，应予嘉奖。并当场奖励父亲冲锋枪一支。
离开二战区行营，父亲如释重负，当即又赶回静乐。就这样，轰动山西牺盟会历史的“静乐事件”，在牺盟总会实际领导人薄一波，以及牛荫冠同志的正确引领帮助下，辅以父亲的英勇果敢，临危不乱，机智应对，以姚淳被撤销县长而结束。
姚淳县长被撤职，在当时山西影响震动相当巨大。很多旧官吏一看姚淳被撤县长职务，都觉得阻挠牺盟会工作，继续慵懒是不行了。要么与牺盟会积极抗日，要么自行告退回籍当寓公。姚淳是山西抗战初期，被撤职的第一个县长。此后，山西陆续又撤换了一批旧县长。后来，山西省公署曾电讯各县县长意见，凡自觉身体志趣不能胜任者，可自行告退。最后的征询结果，有七八十个县的县长表示要“自行告退”。在已沦为敌后方的雁北多数县，就换上了由牺盟会推荐的，勇于负责的牺盟会干部和进步青年去当县长。
此后，静乐牺盟会工作更加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一百条枪，朱辉照主任也还了回来，被用在后来扩大的静乐游击队上。
1937年12月，父亲奉调离开静乐调到神池，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三、在神池组建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与日寇直接交锋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主力师。八路军两个师先从陕西渡过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御敌。115师驻在晋东北地区，120师驻在晋西北地区。
晋西北地区自古就是山西最贫困的地域。神池、岢岚等县地处晋西北高原。境内群山绵远，沟壑纵横。地貌是丘陵、山地、盆地等多类型，丘陵占绝大部分，可耕种土地面积少。冬季漫长而寒冷，春季干旱又多风，气候也不利庄稼生长，人类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父亲1937年12月初，来到岢岚中心区的神池县。按照牺盟总会的安排，父亲公开职务是牺盟会神池县特派员，实际是来发展岢岚地区军事武装。因为父亲有过在山西军政训练班学习的经历，又有组建静乐县游击队的经验。所以上级委派他到离日寇更近，地域更加偏远，条件更加艰苦，地处晋西北北端的神池县工作。父亲以牺盟会神池县特派员的名义身份，组建神池县抗日武装，领导发动当地民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父亲领导组建的牺盟会神池县游击队，成立不久就编为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父亲兼任游击三支队的支队长。
当时，阎锡山把全省105个县编为7个行政区，岢岚中心区是第二行政区。所辖有：岢岚、神池、河曲、五寨、宁武、保德、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右玉等十三个个县，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政治主任公署管辖。当时牺盟会岢岚中心区的领导(秘书)是张国声。
日寇侵略中国，已突破雁北防线，从北向南推进，经过忻口战役后，南下占领了太原。山西境内既有日本人，又有中央军、晋绥军，还有八路军、决死队。犬牙交错，纵横复杂。
1937年12月14日，日寇对南京军民开展大屠杀，前后持续40多天。大屠杀的阴影笼罩了全国，也笼罩着整个山西。阎锡山政权的军、政官员更是恐日情绪严重，大家都在做逃亡准备，旧政权的官吏几乎无人理政。残留的一部分旧军队，大部也都失去指挥和抵抗能力，上下只顾逃命，官兵互不连接，各行其是，军无斗志。各地的汉奸、特务活动猖獗。阎锡山看到旧军、旧政权的腐败无能，为了保持山西一隅之地以图再展，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大力依靠牺盟会和新军。只有这样，他才不至于被日军逼得流亡他省，寄生于蒋介石篱下。不至于他的旧军队、旧政权完全崩溃。
父亲就是在这种恶劣危险的形势环境下，来到晋西北神池县。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神池县又是敌、我拉锯地区，情况更为复杂，人们高度紧张，旧政权人员都已逃跑。我党大部分人员也都撤出城外，城里只留下少数领导骨干坚守工作。父亲作为牺盟会神池县特派员和游击队队长，是共产党在神池县唯一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他同地下的中共神池县委书记刘英(张重民)，以及公道团团长张道一、妇女工作团李光清团长、牺盟会协助员孔玉等，坚持在神池，对敌继续战斗。
一方面，他们发动组织域内民众，成立县、乡自卫军，加紧在村口、路口、乡间要道的盘查防范，重点是防间(谍)防特(务);另一方面，对民众加强抵御日寇，正义战胜邪恶，抗战必胜，守土爱乡等教育，树立民众抗日信心;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神池人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武装保卫神池，保卫家乡父老乡亲。
父亲到任后，在神池县委正确领导，和其他抗日团体的支持下，很快就发展组织了民众自卫队6000余人，建立了神池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神池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上面设总队部，下面设置是：大村设有小队，编村设有中队，区里设有大队。每个编村派出专职队长。后来在此基础上，从中又挑选能离家的精干人员，组建了脱产的神池县抗日游击队，共有游击队队员300多人。因为情况紧急，形势所逼迫，游击队一组建，就马上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培训。培训除父亲亲自进行教授培训外，还聘请牺盟会岢岚中心区秘书张国声，八路军的参谋刘忠等人来讲课。
神池县游击队集中训练时间不长，就开到离日军据点较近，位于兴县、岚县与岢岚交界处的界河口。父亲也就赶上并参加了，抵御日军南北两线夹击，五路围攻晋西北，这一在中国抗战史上，留有重要记载的历史战役事件。
1、日寇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首次围攻
1938年2月下旬，日军第26师团黑田旅团8000余人，会同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合计纠集日伪军12000余人，从北面分三路向晋西北根据地围攻，企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南面的太汾公路也有日寇两路之敌。日军在占领离石(今离山县)后，进至黄河东岸军渡、碛口，隔岸炮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阵地。南北两岸敌人同时将进攻目标指向黄河，更摆出一副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围剿”夺取延安的架势。
2、八路军决心粉碎日寇围攻
此时的晋西北战斗形势万分严峻危急。日军分五路从南、北方向，两面夹击，合围进攻，进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7县全部失守。此时的“友军”的中央军、晋绥军部队都已溃逃。八路军主力部队的120师正在忻州、阳曲一带破袭铁路，父亲领导的神池县游击队，也奉命撤离神池县城，全部集中到岢岚县整训，被改编为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面临日寇强敌的大军压境，整个晋西北军事防守空虚，根据地面临极其严峻考验。
120师贺龙师长闻此情况后，也星夜率队紧急回师晋西北。
3月初，当120师回到预定地区时，敌情开始发生变化。南面进占军渡、碛口之敌，主动撤离黄河渡口;北面进占保德之敌，也放弃河西陕甘宁的府谷，将兵力转向五寨集中，并且占领岢岚县城。
贺龙师长分析考虑，发现了日军真正意图：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是假，围攻晋西北根据地才是真。南面行动的日军只是配合，而北面进犯日军的才是真正的主力。另外，日军占领五寨、岢岚，远离补给，孤军深入，也犯了兵家大忌。五寨、岢岚地区群众基础好，地形山岚起伏，有利于我军打伏击。贺师长当即决定：采取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的办法保卫根据地。一方面，命令359旅部队和当地游击队，合力围困岢岚县城;另一方面，将358旅部队布置岢岚、五寨之间准备打援。
3、围困岢岚战斗
岢岚县城比较独特，城内地势较高，而且没有水源，民众日常用水，都需到城外的岚漪河去取。日军占领岢岚县城，虽有1000多人驻防，但在3月7日被八路军和岢岚游击队围困后，饮水成了一大难题。只要日军一出城取水，八路军和游击队就打击取水的日军，迫使日军龟缩在岢岚城内。由于我军连日围困，岢岚与周边交通阻断，粮弹无法补给，日军又没有水喝，日军军心大乱，人人极其恐慌，日军被迫于3月10日弃城逃跑。当日军逃到岢岚三井镇时，又被我八路军游击队连夜发起猛攻，日军眼看等候援军无望，就逃到五寨县。
4、围困五寨战斗
日军逃到五寨后，虽然也组织了突围，但都被八路军击退，无奈就坚守城内负隅顽抗。
在研究如何作战时，当时120师内部意见不尽一致。有主张实行强攻夺城，有主张长期围困，有主张等待时机再说。贺龙师长认为：五寨县城是老城池，城墙极其坚固，我军炮火不足不硬，倘若强攻对我极为不利;还是采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县城，以大部兵力打击增援之敌。
3月17日，八路军120师358旅进至神池县境内。此前，神池县城已被日军占领。在离五寨县城较近的神池义井镇南面，是丘陵地貌的虎北村与山口村。八路军358旅与从神池县城过来增援五寨，1000余日军发生正面遭遇战。
120师358旅在张宗逊旅长指挥下，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依山傍树，居高临下，向日军发起冲击。八路军的很多战士因为急行军赶路，他们的鞋子都走坏了，赤着脚在雪地里同日军进行战斗。
虎北村战斗打的异常惨烈。日军有炮火支持，炮弹横飞，气浪翻滚，气势极其吓人。八路军将士，无所畏惧，勇敢冲锋，最后展开白刃战，与日军拼刺刀厮杀。父亲率领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在358旅左翼清陽嶺进行配合助攻，也参加了此次激烈战斗。经过激战6小时，当晚就将日军全部击溃。剩余残敌窜入义井镇，我军又追击到义井镇附近。此次战斗共歼日军300余人，俘日军军官1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马步枪20余支。
晋西北首次反日寇五路围攻作战要图
1938年2月21日—1338年4月1日八路军一二○师收复七城
此次战役，通过围困岢岚、五寨，夜袭三井镇，组织义井镇、虎北村战斗，神池凤凰山伏击战，八路军共歼敌1500余人。截止4月1日，八路军陆续收复了宁武、神池、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把侵占晋西北的日本侵略者赶走。取得了晋西北首次反围攻战役胜利。
战斗结束后，据被俘的日军俘虏交待：这次进攻晋西北的目的，就是“逼迫支那军(八路军)西渡黄河”，要“勇武竞进”，“一月内占领晋西北”。
这一战役是八路军120师东渡黄河后的得意之战。此战，开创了八路军一鼓作气，英勇顽强，连夺7城，在攻城中攻坚，在运动中歼敌，积小胜为大胜，能打大战役的先河。同时也壮大、巩固并发展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
它是八路军120师全体参战，新军决死四纵队和各游击队，首次战役性的大部队作战配合。大家积极参加，勇敢作战，相互衔接。特别是贺龙师长的英明指挥。体现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的同仇敌忾，实现了在战役上的紧密配合。极大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狂妄嚣张气焰，扩大了八路军新军和游击队正面政治影响。进一步鼓舞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斗志，彰显了游击战争的巨大特殊威力，增强民众战胜日寇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更打破了日军强大，不可战胜的神话。
此次战役被列入中共人民解放军军史，八路军各部队光荣发展史。后来军事学家说：此次战役的胜利，是华北八路军抗日战场上，规模大于平型关战斗的战斗。被编入《敌后战场规模大于平型关战斗的十大战例》之一。
父亲亲历了五路围攻晋西北这一战役。他率领的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也经历了抗击日寇侵略者战斗的战争生死考验。此次战争结束后，岢岚中心区游击三支队，奉命被集体编入新军决死纵队，加入了冯基平的决死四纵队十九团。
父亲强忍战友牺牲的悲痛，掩埋好牺牲战友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告别了他亲手组建的部队。继续拿起枪杆，留在神池的大地，迎接新的更加艰巨的战斗考验。
写于2018年4月23日
(作者郭友苏，郭维屏之子，哈尔滨市政府办公厅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12-11 1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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