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第一篇反日《宣言》
2018-12-29 14:47:34  来源：赵俊清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左右，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市郊柳条湖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展开军事行动。一夜之间，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北大营、兵工厂、飞机场等军事要地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和东三省官银钱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结构，制造了日本开始武装侵略中国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9月19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署名的布告，便在沈阳等地的大街小巷四处张贴。布告颠倒黑白，掩盖真相，胡说东北边防军“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对其罪恶行径辩解说是“负保护铁路之重责，拥护其既得之利”，并威吓东北民众：“万匆出疑惧逃逸之举，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本军毫无所看过，必出断乎处置。”

　　就在民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之际，同日，无数份署名中共满洲省委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在民众中间秘密散发、传阅着。

　　《宣言》疾呼：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武装占领了，这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无忌惮的来占领满洲!

　　“本来已经贫困不堪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目前的生活更加痛苦了，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而且仍在有加无已的继续着!

　　“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已经被惊动世界的事实完全暴露无余了!谁也不应再相信国民党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了!不管国民党的那一派，不管中国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用投降帝国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满洲事件!他们一定又要来高呼其‘镇静’、‘忍耐’、‘慎重’的无耻口号，他们一定又要来欺骗民众，来依靠所谓‘国际正义’!他们一定又要来声嘶力竭地高喊：‘目前唯一的问题仍然是剿共’，来混乱群众的视线。他们一定又要利用这一事件来互相攻击，企图取得‘群众信仰’。但是无论他们怎样来欺骗，无论他们再玩些什么花样，过去的一切事实已经教训了每个群众，应当坚决的来反对来揭破这些无耻的欺骗!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红军两年来和帝国主义国民党英勇战斗的光荣历史，便是万古不灭的证据。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的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

　　最后，《宣言》以17个口号做结束。主要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游击战争!”;“反对白色恐怖--屠杀、逮捕、监禁!”;“反对军阀战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这份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写得简练而又深刻。特别是“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一时成为对九一八事变因由骗人说法的极为流行的一句痛斥语。《宣言》说出了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心里话，提出了“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和要“发动游击战争”的重要理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这份《宣言》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布告几乎同时面世，但一个是侵略者的布告，一个是反侵略的宣言，针锋相对。一时间，《宣言》令人倍感振奋和鼓舞，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查阅历史文献，中共中央以及满洲省委就九一八事变曾发表或作出过不少宣言及决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告群众书》、《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等等。而这份签署日期为9月19日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则是最早作出并发表的。中共中央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是在9月20日发表的。

　　那么，这份中共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是怎样形成并发表的呢?

　　据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同志回忆说，这份《宣言》是他在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并于次日经省委研究通过后发表的。

　　当时，赵毅敏家住沈阳市南三经路81号。事变当夜，沈阳市枪声四起，一片混乱。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赵毅敏立刻意识到，这是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要发动侵略战争的动向，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并将其阴谋向党中央作过汇报。当年4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据军委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方面，驻军旅顺三个师团，辽阳一个师团，长春三个师团，其他如四平街、开原、铁岭、延吉等地人数不详。在延吉直接开来许多自动车和飞机。”并明确地说，“军事上增加军队，建立兵营，在长春野操，以及在沈阳实地演习作战。他要直接占领满洲。”7月7日，中共满洲省委又就日本人在长春附近挑起的万宝山事件指出，“万宝山事件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先准备作为藉口出兵满洲的一个阴谋。”7月10日，团满洲省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的准备，在最近许多的事实上看来是更加明显积极了。”报告中列举大量事实，如日军在朝鲜北部增加驻军，进行军事布置;在大连、长春、安东进行军事演习;向张学良提出中日铁路交涉问题;制造事端，屠杀中国民众;破坏党团组织;利用万宝山事件煽动反华等等。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迟早要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因此，对日本一手制造的这一事变，满洲省委的同志并不感到突然。

　　此时，夜幕下的沈阳街头到处是耀武扬威的日本士兵。被炮声震醒的老百姓十分惊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赵毅敏敏锐地意识到，在这种时候，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首先发表一个宣言，尽快告诉群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时值半夜，满洲省委的同志分住各地，日军又荷枪城区，横冲直撞，到处抓人，不可能马上把大家召集起来。怎么办?赵毅敏考虑，自己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省委书记刚刚在哈尔滨被捕，新来的省委书记又不了解情况，无论是从领导的责任还是出于民族大义，这个宣言必须由他来写，而且事不宜迟，必须马上着手。于是，赵毅敏根据中央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侵略者的隆隆枪炮声中，凭借着昏暗的灯光，连夜赶写出《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

　　对于《宣言》要告诉老百姓些什么，赵毅敏早已成竹在胸。后来，赵毅敏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当时主要写了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日本武装占领沈阳，是其‘大陆政策’和‘满蒙政策’的必然行动，是日本军国主义阴谋已久的侵略;第二，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第三，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

　　9月19日晨，在硝烟弥漫，敌人大肆捕人、杀人的危险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小西边门附近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大家讨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沈阳后的紧急形势和当前各种紧迫的工作任务。鉴于形势紧急，国民党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人民处于绝望之中，为号召和组织东北人民行动起来，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会议决定以满洲省委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并由宣传部长赵毅敏具体负责。这一决定与赵毅敏的想法完全吻合。于是，他拿出自己连夜起草的《宣言》稿。大家研究修改后，通过了这个《宣言》。随后，《宣言》交由省委秘书处同志立即刻字并油印。当天，印好的大批《宣言》就秘密发送到党员们手中，又由党员们散发到工厂、学校、商场和老百姓家的院子里……

　　这份《宣言》文字不长，简明易懂，铿锵有力，主旨鲜明。它是中共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驳斥了事变的因由是“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无耻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这份《宣言》的发表，打破了以往党的重要文件发表的程序。若按惯例，就重要事件发表宣言，一般是中央发表在先，省委发表在后。或先给中央打报告征得同意，省委才能发表。但如果按以往程序进行，宣言发表的最佳时机就会错过，广大民众也不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就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这份《宣言》的发表未按常规进行，应该说是一个特例。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宣言。这一宣言给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对于东北抗日运动的兴起和武装抗日斗争的发展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人物背景：

　　赵毅敏原名刘焜，1904年生于河南省滑县，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做国际情报工作，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委。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起草“八一宣言”，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1938年回国，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遭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02年7月病逝，享年99岁。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2-29 14: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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