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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保卫战真相探源
2014-08-15 14:41:27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

  范 林

   (文中引据史料记载和两岸有关衡战部份论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史学界冲破重重阻力,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愈来愈多的研究,并且出现了愈来愈多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带有歌颂意义的文章、著作、影视剧等层出不穷。然而,在对抗战后期中国正面战场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衡阳保卫战的研究仍涉及甚少。在整个抗战时期,衡阳尽管不象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大城市那样声名显赫,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惊异地发现,衡阳这座城市在抗战中实在占有很重要的一席。衡阳,称得上是一座当之无愧的“抗战名城”,时任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为衡阳题写了“衡阳抗战纪念城”碑铭堪为首证。抗战时期著名的重庆《扫荡报》曾在自己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永远流传。”当然,给衡阳带来如此盛誉的,是方先觉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官兵为保卫衡阳而进行47天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

  本文试图就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讨,一则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衡阳的抗战精神重放异彩,激励后人;二则在衡阳保卫战和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谨以此文祭奠那些长眠在衡阳这块血沃土地上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将士,使生者无愧、逝者得慰。

  

   一,衡阳乃必守之要冲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号作战”的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同时,一方面全力保障其海上交通对南太平洋战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企图以贯穿中国大陆南北的铁路线,将战略物资和补充兵源运往中国南部战场和印缅战场。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展阅大陆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著或教科书,在论及豫湘桂战役即日本的“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的评价,往往都说成是“大溃败”,大陆作家都梁创作的以豫湘桂战役为题材的一个大部头,就以《大崩溃》为书名。但从具体的局部的情况来看,衡阳一战则实属“例外”,即使被都梁命名为《大崩溃》的作品中也充满着对第十军将士的无限崇敬之情。

  衡阳这一地域,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道,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继续谈道:“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

  由于衡阳一地战略位置的显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所必须夺取的目标,所以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也甚为关注。1944年5月28日夜晚,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可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阳一战看成是“关键”,他们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座不大却非常重要的古城的。衡阳一战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衡阳守军的顽强抵抗,使得衡阳保卫战最终演绎成豫湘桂战役,乃至成为整个抗日战争后期最大的一次战役。

  

   二,浴血苦战四十七天

  如果我们不只局限于豫湘桂战役,而把眼光放到整个抗日战争中去,溯渚史实,我们就会发现,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员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衡阳保卫战打了47天,而闻名于世的台儿庄大捷只打了14天,长沙第3次会战每次也只打了三四天。台儿庄等战役,当时都是三面受敌,后方补给线始终畅通,特别是外围应援之友军都较围攻之敌强大,故能展开反包围,取得内外夹击之效果。非如衡阳之四面被包围,孤军奋战,既没有援军到达,又没有任何武器、弹药、粮食、药品补给。正如当时的新闻界评论道:“弹丸之地的衡阳,纵横不过数十里,陆上有强敌四面包围,空中有炮弹毒气烧杀,处此危城,坚强的守了47天,真是大不容易。”又有新闻评论写道:“衡阳孤军打了47天,这是一个世界共知的事实。”

  从敌我双方伤亡的数字来看,可以感知双方战力之悬殊,我军守备之艰苦达到何种程度。奉命守备衡阳的国军第10军,只有7个团及配属的暂编第54师之1个营,共16275人之兵力。从6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衡阳,一直到7月底,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第10军伤亡非常惨重。军部直属部队伤亡2/3,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第8团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当时受伤官兵很多。因无医药治疗,不少轻伤官兵自动重返火线,即使伤重但还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愿意留在阵地中。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时,参加守城的国军第10军将士不足17000人,死伤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人。由此看来,在衡阳保卫战临近尾声时,第十军仅有一千余非战斗人员和数百分散抵抗的战斗人员,军长方先觉与4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出的最后一电,称“我官兵伤亡殆尽”,实在不是夸大之辞。

  当时,6月23日至7月底,围攻衡阳的日军是其第11军团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及一个独立旅团,因遭受我第十军官兵的英勇抗击,伤亡掺重。据日军资料记载,到七月底,68师团和116师团所有战斗序列中的步兵中队,平均只剩二十多个人。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人左右,也就是说,经过一个多月的进攻,日军两个师团近4万人,损失了战斗兵员80%以上。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资料有详细记载:从6月23日至7月20日这段时间内伤亡军官798人,士兵19286名。7月20日以后,资料上只载有约计伤亡9100余人字样,并无确切数目,也未分别官兵。根据以上数字,得知日军攻占衡阳的伤亡人数共在3万人左右,几为我伤亡人数之一倍。8月初,在大本营的压力之下,日军第十一军团横山勇司令官亲率第3、第13、第27、第34、第40、第58等师团,加上68师团和116师团残余,共计11余万人,对衡阳城实施全面包围进攻。8月4日发起总攻,仅一天之内,就向衡阳城发射了四万多发炮弹,而进攻的日军依然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伤亡难计。参加过衡阳战役的日军承认:“衡阳战役,真相被当时军方隐瞒,致日本国内人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日军战史记述:在衡阳战役进行过程中及至结束后的10月初进攻桂林之前,横山勇所部的日军第十一军团8个师团,前后补充兵员达十万人。而当时,衡战结束后,与横山勇有着很深矛盾的冈村宁次成了横山勇的顶头上司,第十一军团补充兵员数额如此之大,鉴于当时日军印缅战场、太平洋战场都面临兵源奇缺的现状,冈村宁次对横山补充兵员的要求,只可能打折扣。而打了折扣的兵员补充都达到了十万之众,可见横山勇所部在整个衡阳战役中的损失是多么惨重。所以,美国有史料载,衡阳战役让日军损失兵力超过7万,加上外围部队的打击,和日军内部疫病流行造成的损失,横山勇第十一军团在衡阳战役中遭受的确实是致命性打击。

  衡阳市城区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总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在这如此狭小的地带,双方死战达47昼夜之久,我方牺牲7千多人,伤员也是七千多人,虽日军具体可信的伤亡人数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其因衡战而补充兵员达十万之众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这不仅在豫湘桂战役中,而且在整个8年抗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国军第十军凭借区区一万六千余兵力为何能坚守衡阳47天?

  首先,全面备战,地方协力。5月28日晚方先觉在衡山集训指挥所接到蒋介石命令之后,就着手备战。

  第一是设法配备武器装备,方先觉想方设法获得了数量较为可观的弹药,尤其是手榴弹,还截留其他部队的一个野炮营(实为一个连),一个迫击炮连。原本配属第十军驻守衡阳的桂军新19师临战前奉调广西,撤离衡阳时,方先觉等将其大部分弹药和部分装备截留。

  第二是防御工事构筑强固而充满智慧。当时的衡阳市市长赵君迈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建筑系,之后又在美国读过两年军校,很懂战场防御工事的构筑,在赵君迈市长的积极动员下,近三万民众参与了工事挖掘构筑,衡阳市政府帮助第十军备足了构筑防御工事所用的木料、钢材、水泥和工具;第十军工兵营长陆伯皋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兵指挥官,他和军长方先觉、预十师师长葛先才一起发明的防御战壕在衡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日军称之为“方先觉壕”。因为构筑了这种既能有效攻击和杀伤敌人又可妥善保护自身的战壕,第十军很少有被冲锋的敌人枪杀的,一万五千多的伤亡主要由于日军大炮和飞机的轰炸造成的。

  第三是后勤保障较为充分。衡阳市政府动员和组织了数万衡阳民众参与备战,粮食、菜食等准备充分,战前撤离30万市民时,地方政府就要求市民在家中留余米粮菜食,以为守军不时之需。方先觉截留了其他部队在衡阳的两个野战医院,为伤病医治提供了一定保障。衡阳地方政府出面组织了六七千民众参加的强有力的“抗敌后援会”。

  

  第四是尽其所能保住兵员,首先争取到桂军新19师留驻衡阳,后被调往广西,然后又将守护机场的暂五十四师(仅师部和一个团共三个营)配属到第十军,开战后临阵撤离战场2个营。第三师在开战时还奉战区长官部之命留驻湘潭,方先觉全力争取将其调回了衡阳;预十师在6月底差一点被战区长官部调走,又是方先觉极力争取和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决心留守,方未被调走。兵力配属是方先觉无法掌控的,他虽处被动地位,但几经周折,终于保住仅有残军。与此同时,衡阳地方武装力量“两衡游击总队”近三千人部署于周边山区;

  第五,缩小防线,层层布防。国民政府曾预计在衡阳必有一场恶战,早在两年前就投入了较大人力财力,在衡阳周边远郊修建了长达近五十公里的防御工事,可供四个以上整建制的军使用,可是,第十军仅有不到两个整师的兵力,无法在如此长的战线上布防,于是,方先觉毅然决定放弃并摧毁原有防御工事,缩小防线,在衡阳城外层层布防,使得其所属各师防地能紧密相联,明碉暗堡,深壕坚垒,火力集中,凭借其有效打击来犯之敌。

  其次,意志忠毅,智勇双全。从士兵到各师师长、军部人员,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军官身先士卒,士兵英勇无畏。每个师长都曾在第一线冲锋在前,各个前线部队紧密合作,协同作战,防守严密。后有详述,此处不赘。

  其三,外围牵制,阻滞敌军。衡阳保卫战,我军部署了外围部队二十多万,在湘江东西两岸阻滞日军,与敌军时有交锋,虽然各自保命未能突进衡阳,但对日军的牵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横山勇之所在初期不将全部兵力投入衡阳,一方面他认为对付方先觉一个残军不值得投入8个师团的兵力,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担心薛岳在衡阳给他布下天炉阵,为破薛岳天炉阵,横山勇这次用尽了心思。此外,衡阳的两衡游击总队近三千游击队员分散衡阳周边,对日军不断进行骚扰和打击,使得日军摸不透衡阳周边具体情况,不敢轻举妄动大兵团深入。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第十军死守衡阳提供了一定条件。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战役的激烈程度、残酷性和惨烈性。在长达47天的衡阳战役中,日军前后向衡阳城区发动了3次总攻。在第1轮总攻中,日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并大量投掷燃烧弹。当时衡阳城区成一片焦士,数番轰炸之后,衡阳城殆无房屋可供燃烧。县政府(现中山北路北段)附近之野战医院收容伤患官兵中,有700余名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其幸存未死伤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断墙下、炸弹坑中、破防空洞与临时掩蔽体中存身,亦多被日军炮弹轰炸丧身断壁残垣之下。医务人员因无卫生材料,对伤患无法按时换药,只能用盐水洗涤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而已。天热苍蝇太多,创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尽管衡阳为米市,主食本应不成问题,由于敌机日日滥炸,城区一片焦土,房屋被烧,米仓被毁,官兵乃至无以为炊,炊事人员只得于断瓦頽垣之中掘取烧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饭,佐以盐水,供官兵充饥。餐时,群蝇飞来争食,挥之不去,就算是第十军在中央银行地下的军指挥部,也是苍蝇满屋。食后,官兵多腹中隐隐作痛,且常引起上呕下泄,因乏医药,不少人相继死亡。在第一轮攻击中,日军竟然还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并于水井中投毒。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10师28团3营7连,除4人未在阵地侥幸生还外,80余人皆不幸中毒死亡。由于我军当时防毒设备极差,且数量不够,因而,在后来敌人施放毒气时,官兵只能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后捆于面部,毛巾上挖出二圆孔,露出双眼,以能继续战斗。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类似灼伤,发生水泡,大如银元,肿高半寸,内为黄水,较小之水泡则为绿色。中毒者两腿不能直行。事后报经军委会请美空军14航空队之化学战情报军官汤普生上尉详为研究,认定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汤普生并信此种毒气为芥子气与路易氏气之混合物,由7.5厘米炮弹所散布者(见1944年7月7日重庆《大公》、《扫荡》等报战讯)。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军作战人员在战后回忆中亦不得不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尽管日军在进攻衡阳之中暴露出他们的凶狠和残酷,然而守城的国军第10军广大官兵“完全毋视战斗之惨酷与死亡之恐怖,已发挥同仇敌忾与团结精神之最大限。”当时,无医药治疗,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第一线,甚至伤虽不轻尚能勉强行动者,均自愿留在阵地中,有些重伤者,缺胳膊或断腿,尚能呻吟,而创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他们豪言:横竖是个死,不如留这口气多杀几个鬼子!前线官兵都是以猛烈战斗来激励自己,真正的视死如归。在日军发动第二总攻期间,守军炮弹及迫击炮弹已消耗始尽,除留少数火炮及最后决死之几发炮弹外,其余火炮悉数埋入地下。步机弹已耗去85%。官兵伤亡,大部人枪俱毁,无法补充。由于守军所属各步兵团之迫击炮口径不一,有81毫米的,也有82毫米的。至7月下旬,81毫米弹已颗粒无存,而82弹库储尚有数百发。军参谋长孙鸣玉将军为求平衡第一线火力,特发动司令部幕僚,将半数的82口径炮弹“弹带”部位,以砖石磨去其中径1.7毫米,使能适合81迫击炮发射,作最后决死之用。许多人都磨得双手起泡,甚至流血。方军长出而慰之曰:“部队官兵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有死亡;诸君为国效命,此其时也。”此情此景,史无前例。直到敌人发起第3次进攻,8月8日城陷之时,因指挥系统瓦解,官兵只能各自为战。“斯时也,天地变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时分,枪声逐渐沉寂;47昼夜轰轰烈烈的衡阳保卫战,终于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结束!”

   上述日军的凶狠残忍和守军的英勇顽强,我们可以窥知衡阳保卫战的惨烈之极。战后敌方战史资料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若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战后日本的一些军人在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那次激战,不分昼夜,反复冲杀,血肉横飞,持续多日,据说其惨状与日俄战争攻夺‘二0三’高地时一样。迄今为止,在我们脑子里还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抗战胜利后,以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就这样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35103人,烧毁房屋45697栋,推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000余亩,损失财产82204万余元,论功位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绪德之汉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里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言灾害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

  从以上事实,我们得出: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这样一个结论,是大不为过的。

  

   三,我虽败犹荣,敌虽胜不武

  衡阳保卫战作为一场具体的战役,最后以城陷告终,但我们站在整个中国抗战历史的时空去度量,去评估,可以发现其历史作用却是巨大的,甚至是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的。

  其一,衡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直接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粉碎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有效实施。

   衡阳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其中“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第十军利用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我军比日军战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约是日军的1/5左右,我第十军确已向罪恶的侵略者索取了5倍以上的代价。因此,衡阳之战,“在我虽败犹荣,在敌虽胜不武”。在此之前,日军攻占到星州和马来西亚,伤亡却只有1289人;扫荡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3个师团另1个旅团,损失了2624人。而在“衡阳攻城战”中,日军先后投入5个步兵师团、1个独立旅团和1个重炮兵部队、飞行师团和大量水陆辎重部队,仅战斗部队就达11万人,与我第十军鏖战,旷日持久达47昼夜,而伤亡人数,竟在上述诸役伤亡总数5倍以上,无怪乎日军视此一战役为“苦难的战役”。由于日军在衡阳一战中损失惨重,致使日本方面为了维护其“皇军”在华战无不胜的神话,对战役的真相多有隐瞒,致使日本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阳这个地方。

   衡阳之战,日军原拟定3日之间结束,横山勇攻陷长沙时,狂言“拿下衡阳,一天都有点多余”,而实际却延宕了47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认此战“严重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实际上,由于衡战期间,我游击武装配合国军几乎全线破坏湘粤铁路、湘桂铁路,使得日军无力修通铁路恢复通车,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日军未能也无法借助湘粤铁路和湘桂铁路发挥丝毫作用,所以,其打通大陆交通的企图在衡战期间实际上已经被彻底粉碎。

  衡阳战役结束后,日军整理装备了近三个月,到10月28日才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大陆交通线”的另一个重要关口——桂林。当时的重庆《扫荡报》在评论中这样写道:“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若无衡阳之守,也许敌寇更要猖獗。衡阳之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延宕敌寇打通内陆交通线时间,且有助于黔边战局的转捩。”该报评论又写道:“因为衡阳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筑余暇。这种要塞虽没有收到最终效果,但衡阳之固守,使敌入感到中国军队之坚强;又加之桂林之地形,与要塞之坚固,使他们停止于大榕江兴安一带,达40日,以待补充。因为敌人怕兵力火力不够,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气,所以须补充完整,方敢前进。假使不是衡阳之手,以挫敌人锐气,敌人不必补充,大胆长驱直入。那么,敌人侵入贵州,当提早三个月,那时敌人更要猖獗。是衡阳之守虽仅47天,而大榕江兴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军长之余威。在军事上争取3个月时间,是如何的大功勋呢?”

   衡阳一役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月16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2次总攻再度挫败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日本国内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佳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岌岌可危。此时,日军所占的南太平洋塞班岛失陷,再加之日军攻占衡阳继续受挫,1944年7月18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正如时文所称:“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按实际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

  

  其二,衡阳保卫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时重庆的《扫荡报》给衡阳守军的致敬书中这样写道:“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挡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当时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论称道:“衡阳虽已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救国日报》社在自己的社论中也这样写道:“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对守城的国军第10军顽强作战的精神,连日方也叹为观止,称“敌人之首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4个旅,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难的衡阳战役”结束后,日大本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蒋介石亲自题写“衡阳抗战纪念城”碑铭,并亲自颁书《衡阳抗战纪念城命名典礼训词》。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蒋介石在所颁“训词”里说:“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时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题辞中写道:“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以光荣。”国民党元老张群在题辞中写道:“八年抗战,重固金汤,正义克申,上格苍苍。勒此负瑉,永志勿忘,为民族范,为国家光。”

  

  其三,衡阳保卫战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印缅战场争取了时间,牵制了日军,为我军在西南地区进行全面防御部署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对于提升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中的地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43年6月初,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重挫德国法西斯锐气,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根本性变化。6月中下旬,美军在太平洋塞班岛对日军的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全歼驻岛日军并占领塞班岛。而此时,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一号作战”,从河南洛阳、郑州到长沙,一路所向披靡,长驱直入,国军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不断受到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责甚至谩骂,甚至受到各同盟国最高统帅的鄙夷,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感觉颜面扫地。衡阳保卫战御敌47天,歼敌数万,成为国际关注焦点和讴歌对象,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挣回了足够的面子,对提高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地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投降”之说乃无稽之谈

  衡阳保卫战最终以方先觉残部与日军协议停战而结束,此结局历来有投降与否之争议,且此结局是否有损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必要厘清的问题。诚然,衡阳保卫战最后确以方先觉与日军协议停战,放下武器成为俘虏而宣告结束,在中国某种传统道德意义上,看起来是一种“投降”的行为,而本人更认为,这是一种彼时的战场应对策略。对此,我们不能象台湾方面出版的某些著作一样,忌于中国传统道德,而对所谓“投降”一事避而不谈(如台湾天工书局出版的白天霖先生所著《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让人觉得另有隐情,加剧人们对衡阳保卫战历史真相的猜疑。我们更不能同意大陆的某些著作,因所谓“投降”的结局而对衡阳保卫战全盘否定(如《湖南省志》第1卷第2次修订本称:“‘衡阳保卫战’实际不过是蒋介石卖国集团掩饰自己投降活动的一种烟幕。……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制造了‘衡阳保卫战’的烟幕以后,也认为投降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便指使方先觉公开投敌。”)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衡阳保卫战“投降”的结局是否有损于它的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一“所谓投降”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明了。

  

  第一,我们认为衡阳保卫战47天的过程是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守军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此前我们已经充分论及。如果因为最后“投降”的结局而对整个47天的英勇抵抗全部否定,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当时,接受第十军残部“投降”的日军第11军团使者竹内参谋说:“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正因为如此,日军本着其武士道精神,对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和第10军其他将士采取了适度的“敬意”和“礼遇”。他们“敬意”和“礼遇”的并不是第10军放下武器的“投降”,而是第10军将士英勇顽强的精神。日本在其它战场也一直有这种做法。

  

   第二,尽管衡阳保卫战失败,衡阳城最终被日军攻陷,但衡阳守军确已发挥了最大的能耐,尽了最可能尽的力量。方先觉接到蒋介石要他守衡阳的命令时,只说守10天或2周,而第10军广大将士却苦守了47天。当时的《救国日报》社论曾经写道:“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编者注:横山勇所部第十一军团8个师团4个独立旅团,总兵力约计18万余人,协同作战的空军、水上辎重舰队等1万余人),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心与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由此可见,衡阳守军尽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种“遇击即溃”、“遇击即降”的贪生怕死之辈。

  

  第三,衡阳城陷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8日晚间,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集训衡山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驻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协议停战的道路时,对他的部下说:“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三对一,甚至五对一,我方兵力总数总是多于敌军,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一对八,从日军为进攻衡阳所调动的所有军力来说,几乎达到以一对十的程度。尤其日军在8月4日发起的第三次总攻之时,我军仅余作战兵力一千余人,日军全线投入兵力则达11万之众,此时,双方作战兵力之比,更达到了以一对一百的程度。

  

  第四,我们认为方先觉的协议停战,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面对当时状况所做出的一种临时性应对策略。毛泽东论游击战时,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按照那些坚持“投降论”的人的逻辑,毛泽东是不是鼓励面对敌人不去战斗却逃跑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战场策略,因时而动,所以一概而论是片面而错误的。

  当时除了与日军谈判停战之外,其实方先觉还有一种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突围。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他表示“决不突围,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

  8月7日早晨,日军曾派出人员举着黄旗跟第十军谈判停战,要第十军缴械投降,方先觉断然拒绝。日军为何最先提出停战谈判呢?我们可以分析:此刻十余万日军并非是惧怕第十军对他们造成多大威胁,而是担心外围,衡阳外围毕竟还有二十多万国军部队威胁着进攻衡阳的日军,日军担心的就是,他们的主要兵力已经投入衡阳,如果再与第十军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倘若这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织衡阳外围的全部兵力与第十军内外夹攻,日军就前途难卜。因为,长沙的前三次会战,日军被薛岳天炉战法打得稀里哗啦,是一个血的教训,他们牢记于心,日军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横山勇之所以不把全部兵力投入衡阳,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所以,到8月7日清晨,日军发起的第三次总攻已经打了整整三天,衡阳城还没拿下,加上这时日军队伍中开始霍乱流行,出现大量感染霍乱的病患,横山勇心里开始不踏实了,于是他便派人与第十军求和,以尽早结束衡阳战事。

   国军第十军中,首先提出与日军谈判停战的,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并且是在日军提出停战谈判之后。他的想法,也是基于第十军整个战斗任务已经超额完成,且面临弹尽援绝、兵力耗尽、强敌压境之绝地,衡阳城已经明显难保,等等状况而提出的。但是,周庆祥的谈判停战主张同样被方先觉否定,饶少伟也表示反对。至8月7日下午3点,第9团奉命撤守天马山阵地,却在敌人猛烈炮火中无法撤退,便想出了一个挂白旗蒙蔽日军的主意,得到上级同意之后,他们举起白旗,日军果然停止进攻,趁此机会,第九团残余将士撤到有利阵地,再行战斗。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方先觉自知已陷入绝境,对其部下的“求生”行为,予以默许,而且他也想通过天马山方向的白旗了解日军对待俘虏的态度。当时,天马山方面挂出白旗之后,日军竟然没有再行进攻。而此时其余还在继续猛烈抵抗的部队也明显力不从心,不时有全部阵亡阵地失守的消息传来。城里有七千多伤员、一千多非战斗人员以及难知详情的老百姓处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中,面对抵抗与停战两条出路,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选择了与日军谈判停战。

   此时,日军军中疫病流行,缺医少药,兵员疲乏,大本营对尽快结束衡阳战斗催促甚紧,同时,敌我双方的胶着状态,令日军十分担心外围国军的反包围。因此,日方亦一心只想尽快结束衡阳战事,故首先亮出橄榄枝,而后对方先觉派员提出的“协议停战”当然表示十分欢迎,对于方先觉方面所提“不杀俘虏民众”、“保留第十军建制”“不离开衡阳”“收治伤患”等要求均表示接受。嗣后,在双方几轮谈判过程中,只要第十军出现拒绝停战动向的时候,几乎完全掌握了衡阳战场主动权的日军便以屠杀伤员为威胁,仙姬巷伤兵收留处、清泉伤兵收留处等地一千多伤兵就被日军全部枪杀。面对此种情形,第十军将领们最后作出了痛苦的选择:协议停战!8月8日凌晨,方先觉率领第十军放下了武器,全部成为了日军的俘虏,这样,第10军幸存官兵和伤员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这也正是第十军接受协议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我们说方先觉的协议停战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广大将士、尤其是伤员的生命着想。何况他们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弹尽粮绝之后才协议停战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再从协议停战的结局来看,双方停战之后,日军千方百计利用方先觉来做汪、蒋合作的宣传工具。当时,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国派遣军司令畑俊六,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军长游说,邀方军长以被难官兵为基干,成立所谓“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与伪和平军的“和”字),以实现“大东亚和平”。方军长蒙被而眠,称病拒辞。吉丸并劝方军长移驾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军长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于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愆,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尽管后来日军将第10军改编为“先和军”,并以方先觉为军长,但方先觉和他的第10军并没有为日军卖命,充当日军侵略者中国的工具,因而“先和军”完全是有名无实。多年来,有很多人采用日军当时的对外宣传资料来证明方先觉“投降”成了“汉奸”,是一种带有政治偏见且不尊重历史真实的极端错误态度。迄今为止,我们完全没有发现有任何事实可以佐证日军对外宣传资料的真实性。

  后来,日军着急于筹划进攻桂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衡阳第十军俘虏的看管,方先觉等第10军高级将领在军统、地方武装和民众等各方的帮助下,先后逃离衡阳,回到重庆。这也说明方先觉并没有屈服于敌人,并没有在信念上“投降”日本人。后来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写道:“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已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后,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

  方先觉回到重庆后,重庆的各大报纸先后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等为题发表社论,对方先觉及其第10军的抗战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蒋介石也亲自接见了方先觉,并向方先觉和几位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数量可观的慰劳金。对此,大陆有史书认为:“蒋介石对方先觉等投敌分子是采取庇护态度的”。其实,在8年抗战中,因抵抗日军不力而被蒋介石枪毙的国军将领不在少数,说蒋介石赏罚不明显然有失公允。作为在衡阳与日军谈判停战被人认为是向日军“投降”的方先觉,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法办,反而获得了蒋的嘉奖,这正说明蒋介石“庇护”的不是方先觉的“投降”,而是方先觉率领第10军进行47天保卫战的英勇壮举。无疑,这也完全因为方先觉有功无过。

   我们的结论是,衡阳保卫战是国军将士为了捍卫民族独立和自由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的血战,它与盟军在欧洲大陆及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遥相呼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升国际地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而又感人的一页。挖掘和整理衡阳保卫战这一段历史,可以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中华民族将士英勇抗日这一血写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杀不掉的,也是任何墨写的谎言都掩盖不了的。

  (2013年8月15日初稿,9月20日修改,11月8日定稿,11月15日再次修改)

  

  作者简介:

   范林,1962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先后就学于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民革衡阳市委秘书长,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创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直书画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

  《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台湾白天霖著,天工书局。

  《浴血孤城——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萧培著。

  《衡阳保卫战——遥远的枪声》,台湾刘台平著。

  《衡阳保卫战的政治波澜》,台湾陆启东著。

  《血泪忆衡阳》,蒋洪熙著。

  《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台湾葛先才著,2007年1月团结出版社。

  《中国民国史料丛稿?译稿?湖南会战》。

  《衡阳抗战铸名城》,衡阳市政协文史委编著。

  《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衡阳保卫战》,2006年6月中华网军事频道载文。

  《近代中国?衡阳保卫战战斗经过概要》第42期。

  《浴血奋守衡阳——抗日衡阳保卫战之追忆》 藏肖侠著。

  《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蔡汝霖著,中华书局,1946年。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全编本》第2辑《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饶少伟著,第45页。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三)》张秉钧著。

  《难忘的湘江之行》(日)和丈夫著。

  《衡阳文史资料》。

  《衡阳市志》。

  《解放日报-湘战的真相》1944年9月13日。

  1944年出版的《解放日报》、《扫荡报》、《救国日报》、《湘灾导报》、衡阳《大华晚报》以及1947年出版的长沙《大公报》等报刊。

责任编辑:周鹏飞 最后更新:2014-08-15 14: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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