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日据时期的台湾，梁启超发生了什么变化
2023-09-12 14:11:32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樊学庆  点击：  复制链接

　　【精彩提要】

　　1911年，梁启超携好友汤觉顿、女儿梁思顺等人赴台湾考察游历，3月24日从日本出发，28日由基隆登陆，4月11日离台返日，在台湾共逗留两星期。

　　梁启超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清廷预备立宪寻求参考，并为自己归国效力、辅佐清廷执政做准备。

梁启超

　　关注日本在台殖民统治

　　梁启超很早就对考察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情况抱有兴趣。戊戌政变后避居日本期间，梁启超每读日本新闻杂志，“谓同是日月，同是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梁启超与日本台湾总督府前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旧识。1907年，台湾名士林献堂在奈良拜会梁启超并邀其访台，梁启超回应“早有此想”，希望调查日本在台行政。

　　此后，梁启超在给摄政王载沣等人的上书中一再提及借鉴日本治理之策。辛亥访台之际，梁启超在致林献堂信中再次提到“缘既作此游，辙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详细察视，以为警策邦人之资”，并结合清廷预备立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拟定十条调查事项，计划从经济、吏治、民生、外交等方面全面了解日本政策及其成效，使清廷宪政改革能从中“得师资一二”。

　　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态度的转变

　　游台之初，梁启超兴致颇高。在基隆港登岸时，梁启超一行曾遭日本警察留难。“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书，否则将临河而返矣”。但这并未对梁启超的兴致造成太大影响，梁启超仍对旅途中观察到的日本航运事业的发达赞叹不已。

　　不过，此时梁启超的态度已开始悄然变化，“虽时日尚浅，然已起种种异感”。日本警察的苛刻盘查和阻挠使梁启超认识到，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与自己在日本国内感受到的日本对华姿态全然不同。“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日本)十年而无所知，真梦梦也!”

　　接下来的种种遭遇使梁启超日渐愤懑不已，“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梁启超因有日本高层介绍，抵台后首先拜访总督府，结果不仅三谒不得见，还倍受其辱。

　　“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矣。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居日本十年所不能睹也。吾至此不得不以礼往谒，乃适如昔人所谓因鬼见帝者，殊可一笑。三谒不得要领，卒辞以疾。殖民地之官吏，如是其尊大也。犹谢其派一通译官为向导，乃得遍历诸局所调查，获种种便利，此莫大之人情耳。”出乎意料的冷遇使梁启超深深感受到战胜者高高在上的羞辱和战败者丧权失地的痛苦、无奈。“刘壮肃公所营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以作纪念。今屹然于西式垩室与东式木屋之间，日过其下……故抚署今为总督府，吾曾入之，归而累欷。”

　　4月1日，林献堂等邀集百余人在台北故城东荟芳楼为梁启超举行欢迎宴会。会场内外日方暗探密布。面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威胁，梁启超“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只能做口是心非之语。宴会上梁启超对反复劝慰与会诸人尽量不发牢骚，忠实行事。私下里梁启超却是又悲又愤，“吾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面对怀念故国、期待有加的台湾士民的盛情款待，梁启超忿愧满怀，“自顾何以当此”，心情是“怀抱殊恶，不磬百一”。

　　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知

　　梁启超亲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严密控制和残酷压迫，使他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态度大变。“吾兹行乃大失望。台湾之行政设施，其美备之点诚极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国所有事耳，不必求诸台湾也。吾所为殷然来游者，徒以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欲求其制度之斟酌此性习而立者，与夫其政术之所以因此性习为利导之者。吾居此浃旬，而不禁废然思返也。台湾之足称善政者，则万国之公政，无论措之何地而皆准者也。”

　　梁启超指出，日本大肆宣扬的台湾建设成绩，不过是在刘铭传已有事业基础上的发扬光大，并非日本独创。“刘壮肃治台六年，规模宏远，经画周备。后此日人治绩，率袭其旧而光大之耳。鸡笼至新竹间铁路二百二十余里即壮肃旧物，其他新辟容辀之道尚数百里，鸡笼、沪尾、澎湖诸炮台皆壮肃手建，台北省城亦壮肃所营”。

　　梁启超强调，那些真正为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所独有的特别措施，“若夫台湾特有之施政为日本内地及他文明国所未行者，斯则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

　　这些中国不能学、梁启超所不忍言的日本特有之施政，即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殖民剥削、压迫政策。梁启超感触最深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以所谓“公益”为名，低价强征台民土地、房屋等财产。“台湾自有所谓土地收用规则者，与日本现行之土地收用法迥别。凡官吏认为公益事业所必要者，得任意强取人民之所有。而所谓行政诉讼、行政诉愿者，绝无其途”。其中影响较著者为斗六厅事件。1909年，日本殖民政府以建立糖业会社为由，派数百警吏包围斗六厅农民，强迫其低价出卖世守田亩，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饿殍阗路歧”。此外，诸如借讨生番之名强迫农民垦殖、借市政建设之名强拆民屋等事所在多有。梁启超指出：“其他类此者，月有所闻。台湾人之财产所有权，固无一时可以自信自安也。”

　　第二，实行愚民教育。日本殖民政府办有高级学校，台湾人民不能进入。“此间有良校，贵人育其英。岛民贱不齿，安得抗颜行”。只能接受年限短暂、质量低劣的所谓“公学校”教育。“别有号公学，不以中小名。学年六或四，入者吾隶萌。所授何读本，新编三字经。他科皆视此，自鄶宁足评”。对此，殖民政府振振有词。“莫云斯学陋，履之如登瀛。学途尽于斯，更进安所营。贵人豢我辈，本以服使令。岂闻扰牛马，乃待书在楹”。学校的教育管理“更有意想所万不及者”。对这种“更如儿戏”的殖民教育，梁启超指出其真意在愚化台湾民众。“要之，台湾识字之人本少，更十年后，则非惟无识中国字者，亦将并无识日本字者矣!”

　　第三，控制台湾经济命脉，残酷剥削台湾人民。台湾一切日用品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皆然。举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国货物，殆杜绝不能进口，保护关税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此者。台湾本绝无工艺品，而中国货则税率殆埒其原价。其舍日本货外更无可用亦宜。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罕见也。以故台湾人职业虽似加于昔，每日所得工钱虽似增于昔，然贮蓄力乃不见其增而惟见其减。就此趋势推之，其将来岂堪设想”。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压榨使梁启超深为震惊，“直不寒而栗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永劫无摆脱之期!”

　　辛亥游台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影响

　　台湾之行的亲身感受，使梁启超看清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真相，“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梁启超开始积极支持台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

　　一方面，梁启超联络林献堂等人，除指导他们习诗、治学外，特别要求他们多学政治、法律及泰西史学诸学，并提醒林献堂牢记救国重任，力图为台湾救亡运动培养领导人才。

　　另一方面，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愚民教育，梁启超努力将其筹建的国民常识学会推广至台湾，为救亡运动广育人才。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说常识》一文，指出处于今日时代，应“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基础，而各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特别常识傅益之”。号召筹组国民常识学会，“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

　　访台期间，梁启超与林献堂多次商量此事，随后又致信林献堂，强调“国民常识学会一事……窃谓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末由。即以台湾诸昆弟论，若能得数百人入此学会，获此常识，则将来一线生机即于是焉系”。

　　其目的在通过国民常识学会向台湾民众“输进世界学问，增长国民常识”，以开民智、兴民权，抵抗日本殖民压迫。

　　台湾之行也使梁启超看清了日本对华政策的阴险、虚伪，尤其是日本在经济上对台湾的控制、压榨，使梁启超不能不联想到中国的前景。

　　“还顾我祖国，其将来又岂堪设想!”访台之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日本加紧对中国渗透、控制，梁启超对日本所作所为也提高了警惕。武昌事起，梁启超计划取道奉天入京参政。日本政府对梁启超此行极为重视，奉天领事专门派人迎接，又派两名警察随护。梁启超对之保持警觉，“此行日人非常巴结”。

　　在梁启超影响下，其党内同志也都提高了对日本的警惕。盛先觉奉派从日本回上海活动，发现瞿鸿禨欲求日人保护，“乃以实略言觉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阴险不可托命。委婉曲陈，务动其听，且引传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证之”。在北京活动的罗惇曧在致梁启超信中也提醒小心日本分裂中国的活动。“外交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分裂，日来种种阻碍，皆日人为之鼓动，将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分裂，其言固不可信也。”

　　总之，作为清季梁启超政治活动的一环，辛亥台湾之行虽历时短暂，但它使梁启超亲身实地了解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真相，由此认清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虚伪，提高了对日本侵华阴谋的警惕，不仅推动梁启超积极支持台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也影响了此后梁启超对清末民初政局的思考和决断。

　　（作者：樊学庆，系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9-12 14: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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