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陈少敏
2018-09-24 14:11:28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陈少敏原名孙肇修，山东寿光县人，1902年5月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她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历任寿光县共青团妇女部长，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新四军第五师前身)政治委员，鄂中、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副书记，中原中央局组织部长，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解放后，她被选为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八届中央委员，三届人大常委，二届政协常委。1977年12月14日，陈少敏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今年是她诞生110周年。
陈少敏同志一生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同李先念、陶铸、朱理治、任质斌、刘少卿等同志一起，在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和创建新四军第五师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豫鄂边人民群众，把陈大姐传诵为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
少敏同志入党不久便到家乡寿光县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后被派到青岛市和山东省委做地下工作，同时在打蛋厂做工。在一次组织人力车工人大罢工斗争和举行“苏维埃运动日”游行示威中，少敏同志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和追捕。以后她又被派到天津、河北省委负责冀鲁豫特区工作，这段时期正是共产党组织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下遭受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五次“围剿”苏区之时，白区地下工作极端困难和危险，而少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在濮阳、范县等3个县30个村庄扎根，建立党组织。可惜她的丈夫、共产党员任国祯在白色恐怖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儿亦在家乡病死，丈夫给她留下的只是壮烈的诗句：“饮弹从容向天笑，长留豪气在人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矛盾已成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迎接大转变，中央决定调一批长期在第一线战斗的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陈少敏在1937年初被调到延安学习。由于陈少敏有长期地下工作的经验，毛主席亲自交给她一项特殊任务。
徐特立同志要回湖南去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湖南威望很高，国民党很怕他回去，在沿途设防通缉，组织上派陈少敏化装成为徐老的“夫人”，掩护徐老回湖南。毛主席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她坚定地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陈少敏同志回到住处，情报部的同志告诉她沿路的敌情。西安、郑州、武汉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各车站都盘查很严，特别是进入湖北、湖南一带，敌人很熟悉徐老的特征，更要十分小心。开始徐特立以华南贸易公司经理身份出现，身边除带“太太”以外，还要带两个随从。到西安了，少敏不让徐老露面，就找一个很阔气的旅馆住下，徐老刚休息，少敏靠在沙发上突然听到敲门声，她起来开门，刚开一点小缝，就有一纸条掉下来，她出门观望不见人影，回头看纸条上写着“有人盯梢，迅速离开”。徐老马上穿上一件粗布大棉袄，腰间扎了一根腰带，头带毡帽，转眼成了老农夫，少敏也换上了粗布棉袄，头带旧风雪帽，扮成年轻农妇。“父女俩”悄悄地离开了旅馆。在火车上少敏好像若无其事，休闲地看着窗外，实际上她心里很紧张，因为过了武汉就快到徐老家乡了，认识他的人很多，她时刻准备对策。火车终于抵达长沙，徐老安全到家，少敏同志完成了艰巨的护送任务，与徐老告别，徐老说：“谢谢你了，你真不愧是白区工作的行家。”回到延安，毛主席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对她圆满完成任务非常满意。
1938年春，少敏同志奉命到豫南确山县竹沟镇与彭雪枫、朱理治组成河南省委，并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9月，周恩来、叶剑英指示，立即将工作中心转向豫东，与南下八路军沟通，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独立大队160余人会合，向湖北挺进。在湖北安陆、孝感交界处赵家棚正式宣布建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从此，陈少敏同志就开始主持一个地区全面的工作，直接参与边区的武装斗争。
1939年冬，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豫南、鄂中、鄂东的党政军实现统一领导，成立豫鄂边区党委，郑位三同志任书记(因病未到职)，陈少敏同志为副书记。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改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同志为司令员，朱理治同志为政治委员，陈少敏同志为代理边区党委书记。
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1942年，豫鄂边区实行一元化领导，由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三同志组成领导核心小组，统一领导边区全面工作。李先念师长兼边区党委书记和政委，陈少敏为边区党委副书记，任质斌为副政委。
陈少敏同志分管地方工作，她很重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她深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积极组织了抗日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好，到1940年底建立起了10多个县的民主政权，5师主力部队发展到1.5万多人，县、区、乡抗日游击队和民兵发展到三四万人。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先后建立起京(山)、安(陆)、应(城)、信(阳)、应(山)等10多个县委和信应、鄂中等地委，使之成为领导和团结广大群众和民主政权的核心。
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方面，边区认真贯彻了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团结广大民主人士。1941年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建立以后，陈少敏同志代表边区党委参加行署党委会。1942年在边区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上，她被选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常任驻会代表团主席。
陈少敏同志非常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发展生产，关心文化教育工作，关心培养干部工作。她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具体指导。在她的指导下，边区创办了党校、洪山公学、实验中学、建国公学和十月剧团。各地办党训班、青训班，军队办抗大分校、教导队等，她都是非常关怀和积极支持的。
陈少敏同志虽然主管地方工作，但她非常关心和重视5师主力部队和抗日游击队的壮大和发展。1943年初，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她和李先念、任质斌等总结了边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经验，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武装斗争，增强“一切服从战争”的观念，提出“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积极扩大5师主力，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日本投降时，5师主力和地方武装达到5万余人，拥有民兵30万人。
陈大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对女干部，要求她们要独立工作，吃苦耐劳，对有骄娇二气的女同志严厉批评教育。
1940年，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到边区采访陈少敏大姐，十月剧团的孩子们为她演出了新四军战士打日寇的话剧和儿歌，史沫特莱看了很高兴，陈少敏大姐也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史沫特莱对孩子们说：“你们真是好孩子，几岁了?父母都在哪里?”孩子们都指着大姐说：“她就是我们的陈妈妈。”史沫特莱奇怪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大姐说：“那是奉命从竹沟镇南下，一路上发现一些失去父母和家庭的穷孩子，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六七岁，他们衣不遮体，骨瘦如柴，都是在日寇烧杀抢掠时死里逃生的孤儿。我看了非常难过，这些受难的孩子是中国人民的后代，我们不能不管，以后不论有多么困难也要把他们带上，一路上共收留三十多个孩子，他们紧跟部队，打仗时把他们藏在山洞里，派几个战士照顾，一直带到鄂中，成立十月剧团。史沫特莱听了很感动，说：“陈将军，真看不出来，你不仅是个勇敢善战的军人，而且还是个心地善良的中国女性，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陈少敏同志能文能武，从1939年5月进入豫鄂边区敌后的第一天起，就直接参加领导和指挥一些重要战斗，如应山的肖家店战斗，京山新街、马家冲战斗，大山头、八字门的反“扫荡”战斗等。在打退反共高潮，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她也参与指挥过大小花岭、大悟山、大山寺自卫战斗等。
独立支队刚成立，陈少敏亲自带领一支队伍过平汉铁路以西到日寇占领的地方开展工作，以扫除地方工作的障碍，继续扩大解放区。在一个昏暗的夜晚，少敏率部队在平汉路附近东双河过河，当部队渡过一半的时候，突然她的战马受惊叫起来，惊动了河东岸的日寇和哨兵。住在炮楼里的日寇立即打出照明弹，机枪、步枪无目标地乱放起来。有的战士沉不住气，就问陈大姐打不打，大姐很沉着地说：“你们听，敌人是在乱放枪，不知道我们虚实，是火力侦察，不要理他，继续过河，没有命令，不准放枪。”部队按大姐的命令，迅速过了河，隐蔽在铁路两旁的树林中，注意敌人的动向。一会儿火车轰轰地向南开来，车里载满着日本兵，他们不停地向铁路两旁扫射。当快到新四军隐蔽的树林时，火车突然放慢速度，密集的枪声穿过树梢，埋伏的士兵个个咬牙切齿。有一个连长急了，要求下令攻打。少敏胸有成竹地说：“沉住气!待他们巡逻回来给他们迎头痛击，打个伏击战!”一个小时后，东方放白，日军的火车果然由南向北开来了，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火车进伏击圈，少敏大姐一声令下，突击队员猛虎似地下山，扑向敌人的军车，把手榴弹扔进车厢里，炸得鬼子兵不知东南西北，一片嚎叫声。这时，大姐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她高举手枪跳出隐蔽处，大声叫着：“同志们，冲啊!”鼓足了劲的指战员们如潮水般地冲向敌人。顷刻间，号声、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成一片。不到一个小时，战斗结束，大姐和战士们打扫战场，只见一具具日军的尸体横七竖八。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歼灭了敌人近百人，炸毁了军车，还缴了机枪、步枪、弹药和食品。没等敌人援军赶到，大姐早带着队伍转移了。这场战斗使日本强盗极为震惊。从此，日军听到陈少敏的队伍就闻风丧胆。日军驻武汉司令部还派特务专门收集有关陈少敏的情报，并悬赏缉拿陈少敏的首级。
二十多年后，“日军战犯访华团”到北京，代表团中有人提出想见一见当年在中原边区赫赫有名的女将军陈少敏。中央有关部门安排陈少敏同志接见了他们。他们吃惊地说：“原来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太太，真了不起，佩服佩服!”
今天回顾这些光辉事迹，更加怀念我们的陈大姐。她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24 1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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