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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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

　　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内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

　　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必须清除陆军省的稳健势力，彻底清洗内阁，才能建立全力推进侵略战争的军部独裁内阁，排除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障碍。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叛乱，杀害冈田内阁的主要成员，使冈田内阁不得不于10天后辞职。

　　1936年3月9日，在陆军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成立新的广田弘毅内阁时，对冈田内阁的成员，除外相广田本人留下担任首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

　　陆军方面以寺内寿一上将作为陆相的继任人选，并直接干予组阁事务。寺内寿一率领陆军省军务局骨干军官武藤章中校等人，经常前往组阁本部，代表军部对内阁成员及其政策提出强硬意见。寺内说：“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时局，反而会使事态发生混乱，而且会贻害将来。不符合上述宗旨的内阁果真能克服涉及内外的困难局面吗尸陆军方面的根本态度是彻底更换阁僚名单，并具体指责了不该人阁和留任的人员：

　　“——起用牧野的女婿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

　　——让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入阁;

　　——让川崎卓吉这种党人占据内务大臣一职;

　　——让小原直这种对国体明征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留任法制长官;

　　——让中岛知久平这种与军需产业有关系的人入阁。”[〔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总之，陆军方面要排除任何自由主义分子，并以法西斯主义分子取代他们。直到内阁成员名单基本按照陆军的意旨大致内定的最后一瞬间，寺内寿一在另一房间与等待的军务局官员磋商半小时后，转回来就说：“尽管先前决定由政党派两名人员入阁，但军部仍然只能同意派1名入阁，否则就不行。”在军部的压力和威胁下，以广田为首的多数成员得出结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这样，在顺从军部的要求下，广田内阁终于产生：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大藏大臣马场锳一。

　　广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接受陆军“庶政一新”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积极推进侵略战争的政策。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个各方面，都涂上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使内阁从组织机构到施政纲领，都成为军部的傀儡。广田内阁的建立及其“广义国防”、“庶政一新”的推行，实质上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广田内阁对财政方面的负责人，是由军部的推荐出任大藏大臣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镁一。他在就任的当天即3月9日，就发表了推进战时财政的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和降低利率等3项政策。他说：“……我认为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在于保证实现一系列重要国策，包括贯彻我国对‘满’政策，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渔村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因此，不但不能设想减少财政开支，相反地，还要估计到可能增加新的开支。一部分经费当然可以用发行公债的方式进行筹措;同时，也不能认为目前公债·的发行已经碰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页。]

　　马场的财政路线是，对内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军事预算的膨胀;对外以侵略战争的手段，在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独霸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打开财政的出路。马场说：“在许多情况下，也唯有依靠背后的军事压力，产业和贸易才能对外起作用。”[《东京朝日新闻》1936年5月31日。]

　　马场锳一为了全力贯彻准战时经济的方针，在财政预算上首先保障军费的开支，从编制预算的程序上也打破过去的惯例，废除先由各省(中央部)会计科长和大藏省主计局长进行洽商的办法，而采取“军费未确定以前岁出就不能确定”的方针，使财政总预算完全围绕军费并以军费开支比率为转移。在广田内阁的一次“国策阁议”上，在决定的重大国策项目中，首先提出“加强国防”，并以贯彻陆军的大陆政策和海军大力扩充军备为内容。其次以广义国防的目标，制定了发展燃料、原料，统制电力，发展航空事业等国策，并动员这些工业部门为战时经济服务和建立有关的设施。马场锳一藏相对军部的预算，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对1937年度32亿余日元的直接军费，内阁会议仅仅用1个半小时，就在阁员们谈笑之中通过了。这完全是一个以军费为中心的“畸形预算”，马场财政宣告了日本战时财政的开始。

　　广田内阁为将整个国家纳入战时轨道，1936年8月25日，由陆、海军省和“革新派官僚”，拟定了自1937年起开始实施的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7项政纲，内容如下：

　　(一)加强国防;

　　(二)改革教育;

　　(三)整顿中央、地方税制;

　　(四)安定国民生活……;

　　(五)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

　　(1)加强电力统制;

　　(2)实现液体燃料、钢铁自给自足;

　　(3)确保纤维资源;

　　(4)奖励并统制贸易;

　　(5)发展航空、海运事业;

　　(6)奖励国民向海外发展;

　　(六)制定重宴的对“满”政策——移民政策和奖励投资政策;

　　(七)调整改进行政机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39页。]

　　以上作为“七大国策”的政纲，是按照军部的要求，为准备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准战时国家体制。

　　陆军迫不及待地敦促广田内阁加快准战时体制的建立。陆相寺内寿一认为，作为“全面革新政治”的基本问题，应首先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及议会制度。他与海相永野修身协商后，由陆海军双方共同拟定出改革的方案。

　　1936年9月21日，陆海两相会晤广田弘毅首相，向他提出上述方案，并坚决要求从1937年度起实施。陆海军共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切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关于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1)设立集中掌握国策的机构，在内阁首相之下，设立担任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研究、统辖、预算的控制和安排等工作机关，并设情报委员会;

　　(2)在内阁首相下设立管理和改革人事行政的机构;

　　(3)合并外务、拓务两省，统一和加强对外政策;

　　(4)合并农林、商工两省，并扩大或新设掌管贸易、燃料、电气的机关，以便加强产业行政的合理化;

　　(5)将内务省神社局掌管事项移交给文部省，以便鼓舞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质;

　　(6)改组内务省和内务行政机构，统一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

　　(7)统一铁路、航空、邮电行政事务，统一加强有关船舶、港口的行政管理;

　　(8)整顿改进各省内部，调整重复机构。对地方行政机构，在配合中央机构的改革中，适时进行整顿改革。

　　关于议会制度的改革：

　　(1)废除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的政党内阁制;

　　(2)制定一项政党法的法律，规定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范围;

　　(3)修改现行政府和议会互相对立的制度，取消议会可以通过弹劾政府之类的决议的权力;

　　(4)改变贵族院的职能，在众议院内附设经济参谋部;

　　(5)修改选举法，只赋予家长(户主)或服过兵役的公民以选举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42页。]

　　陆海军提交内阁必须坚决实施的所谓改革方案，无论就裁并政府机构、集中统治权力的行政改革，还是改变议会制度，废除政党内阁制，取消议会对内阁的监督权，修改选举法等政治改革，实质上都是使政权逐步独裁化，确立法西斯体制和准战时国家体制。

　　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准战时体制的确立，为日本法西斯加快扩军备战的步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内阁之下，陆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计划成了日本政府的确定政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4-30 15: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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