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遗址—苏联大使馆
2015-07-23 11:36:4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渝中区枇杷山正街104号，现为第三人民医院办公楼和宿舍。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沙皇俄国是侵华诸列强中最凶恶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苏联便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对中国现代历史之影响至深且远。

　　由于地理上的接邻，中国和苏联同为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目标。“七·七”抗战爆发后，中苏休戚相关，其关系则有长足之进步。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1938年1月19日，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奥莱斯基偕塔斯社通讯总社社长罗果夫及秘书梅拉美德等由汉口飞抵重庆。21日，罗果夫访晤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畅谈抗战对四川的影响及四川在抗战中的作用。10月20日，新任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偕夫人、秘书及塔斯社社长罗果夫等6人乘车抵渝。1939年9月1日，新任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向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代表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表示深切同情，重申苏联政府爱好和平和援助被侵略的政策，表示其对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热切希望。

　　迁驻重庆的苏联大使馆，现保存基本完好，其建筑坐北朝南，仿巴洛克式砖、石、木结构，四楼一底，面阔27.5米，进深21.7米，通高25.9米，有房屋56间，总建筑面积2438平方米。在日机轰炸中，苏联大使馆曾被炸毁，后又修复。为避日机轰炸，苏联大使馆曾迁往重庆南郊，现为南山乡南山82号，前临海广公路，对面是南山公园。此房相继为杜月笙别墅和蒋介石侍从室用房，座北朝南，二楼一底中西式砖石结构，木质门窗，底楼7间，一二楼均为5间，通高12米，总建筑面积460平方米。和南山苏联大使馆毗邻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住宅，现为南山36号，处于环境优美的南山公园梅桂园中，是南山公园第三招待所。此房原为军火商朱星门别墅，座西向东仿歌特式砖木建筑，使用多利兄柱，呈二楼一底，一楼处于地表面，底楼为地下室，一楼为7间，二楼5间，建筑面积380平方米，现保存完好。

　　考诸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苏联旗帜鲜明地采取了援华抗日的政策。7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声援中国抗战。8月21日，中苏两国代表在南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缔约国之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协助。中苏两国代表还口头约定，在条约有效期内（五年），“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个条约的订立，无疑是苏联对中国抗战在政治上的重大支持，也是国民政府外交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自此，中苏关系进入十分友好的阶段。

　　1938年2月，蒋介石派孙科为特使赴苏，请求苏联援华。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愿始终相助”。2月7日，中苏签订了《军事航空协定》。3月，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提供了第一笔长期贷款，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设备。7月，苏联又第二次提供信用贷款。以上两笔贷款各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人民对外贸易部长米高扬与孙科再次达成协议，签订了1.5亿贷款条约。一年后苏联另外提供5000万美元。当时苏联在哈密、迪化、兰州建立基地，援华物资由此运到陕西、四川，并由此运往抗日前线。1939年6月16日，中苏又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在互惠原则下，发展两国的商务关系。这就沉重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截止1941年，苏联援华军火与贷款数，是英美两国之和的4.5倍。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

　　苏联不仅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援中国抗战，而且还先后派遣了军事顾问和志愿人员直接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据统计，1937年底于1939年夏，苏联政府派遣来华工作的军事顾问和专家达3365人。截止到1939年底，苏联志愿来华空军飞行员达五个大队，2000人和1000余架飞机。这些志愿飞行员曾经远征台北、日本，参加过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的空战，有200多位飞行员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军官。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苏联政府对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事变发生时，正逢驻苏大使邵子力举行宴会招待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士。除莫洛托夫外长诿以“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外，余者未经任何招呼，竟无一人赴宴。这种罕见的举动，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抗议。事变发生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瓦·崔可夫在重庆分别会见了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对皖南事变表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还问及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来对付新四军，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的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又直接拜会蒋介石，表示：“进攻新四军会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并反驳了蒋栽赃在新四军身上的“违反军纪”、“袭击友军”的罪名。他提醒蒋介石：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苏联舆论界对皖南事变也有很大反响。《真理报》指出这一举动为“党派偏狭之动机”，“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削弱中国而已。”苏联的不满，对于制止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延续，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寇缔结中立协定，并发表共同宣言，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为此， 4月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奉命发表声明，指出：苏日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中国决不能承认。19日，潘友新大使向蒋介石说明，“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不改变。”5月5日，根据中国的建议，苏联恢复了停顿多时的连接重庆的阿拉木图至莫斯科段航空运输线。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4年年底以前，中苏矛盾主要是围绕着所谓“新疆问题”而展开的。1942年7月1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通告苏方今后凡有涉及新疆与苏方关系的事务，概由中国中央政府负责。12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递交了斯大林的信函。他相信新疆问题不致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蒋介石探明了苏联态度后，便想乘机取得对新疆的控制权。1944年11月1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伊犁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脱离了关系。苏联驻新疆的主要外交官也认为伊犁政府宣布独立并不妥当。“新疆问题”与“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问题”一样，成为中苏关系中的重大难题。

　　到抗战胜利前夕，中苏关系的调整已显得紧迫和重要，以至国民政府不得不把它作为对外关系的一个中心环节。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苏美英三方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但雅尔塔协定却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加或附署的情况下把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1945年6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在这之前，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曾拜见过蒋介石。6月30日，中苏会谈正式开始，双方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磋商。8月17日，正当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开之时，中苏双方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两项换文。

　　苏联大使馆旧址，于2000年9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联大使馆（渝中区枇杷山正街104号 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同位日本大陆政策侵略目标的苏联，与中国休戚相关。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苏联即在枇杷山设立大使馆。背靠枇杷山，遥对南山秀，西倚佛图雄，东闻两江涛。1939年5月大使馆被炸，后修复。为防日机轰炸，又在环境优美、易于隐蔽的南山建立郊外办公地点。

责任编辑：吴翠吾 最后更新：2015-07-23 11: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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