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回族（7）
2017-10-30 14:16:43  来源：穆斯林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1.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回族人民进行抗战救亡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回族，集中分布在三边、陇东与关中分区的7县12区。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具体规定从根本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边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1%，但在民主普选中，为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1939年制定的《选举条例》和1944年制定的《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都明确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及文化程度之差别，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还对少数民族选举作了特殊规定："已达各级参议会选举居民法定人数者，可单独进行民族选举;不足法定人数而已达乡市选举五分之一、县市选举五分之一、边区选举十分之一居民，亦得单独进行民族选举。"直接参加选举，这对回民和蒙古族人民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特殊规定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分别达到3.5%和11%。在1945年的选举中，镇原县三岔的回民乡共有59个男选民和51个女选民，无一人缺席，百分之百地投了票，选出了他们可心的乡政府。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回族参议员马阿訇，在参议会上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希望政府划出一定区域为回民区，可大大影响别地回民，使他们看到边区的真正的回民状况";二是希望政府"今后能够在物质、气候、土地、农具、籽种等具体问题方面，有更多的注意，给回民更大的帮助"。马阿訇提出建议后深有感触地说："边区的回民，是比别的地方自由"，"当别人说及回族，只有回教徒的时候，边区回民却在参加着民族代表大会，参加着民主政治的建设这对于边区以内的回民，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而对边区以外的回民.则是很大的启示与兴奋"。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出的l70名参议员中，回民和蒙民代表各3人，而在19名边区政府委员中，亦有回、蒙委员各1人。1930年10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边区回民获得民族平等团结抗战的经验，并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说明"边区回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是我们回族的可靠朋友和领导者"。在大会的总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说边区回民已先全国回民得到了民族平等地位和权利，我们知道，领导边区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从自己平等的和自由发展的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是我们回族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帮助者和领导者。"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下，才使回族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并在根据地享受到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获得主人翁的尊严和地位。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承认蒙古族、回族等有管理本民族各种事务的权利，支持建立民族自治区。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宪法原则》明文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陕甘宁边区于1941年先后在三边分区定边县四、五区和城关镇两个行政村划分为回民自治乡;后来又把陇东曲子县的三岔划为回民自治区;将关中的新正县第一、九区，三边盐池县的回六庄也划分为回民自治区。回族自治政权的建立，是回族人民获得政治民主权利和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标志。他们的革命和抗日救亡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陇东和三边各地，都有回民抗敌后援会和救国协会的组织;边区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民众武装如自卫军、少先队等，都有回民的积极参加;边区的女同胞也冲破封建束缚参加到抗战工作中去，如新正县的回民妇女参加妇联会的占80%;边区的青年踊跃加入抗日武装和武装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中，如关中回民成年人参加自卫军，青年人参加少先队的都占90%。

　　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允许回民实行民族自治和分享政治民主权利，而且尊重其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在经济、文化上给予照顾优待和扶助。1940年2月，"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提议在延安创建清真寺，得到边区政府支持并划地拨款。1940年10月建成了边区第一座新修的清真寺，毛泽东题写"清真寺"三字匾额。10月7日在延安青年沟举行的落成典礼上，边区政府赠送"众志成城"匾，朱德、李维汉、谢觉哉、高自力及各方代表200多人参加典礼。1941年7月，延安清真寺举行阿訇接任典礼，并请关中的马生福教长主持教务，此后，马阿訇相继担任了边区参议员及边区政府委员等职。1940年前，定边兴华街回民自治乡尚无清真寺，边区政府应回民要求立即拨款协助建立新寺，并从宁夏请来阿訇主持教务。到1942年4月，三边分区已有清真寺5座，其中定边、盐池县城各一座，定边四、六区3座。由于回民大量迁入，1944年7月，边区政府又拨款50万元在定边回族乡盐场堡修建新寺。陇东曲子县阿訇李正兴是宁夏同心人，1940年逃难到边区，政府帮助划定清真寺地基，并提供钱、粮、工具等修寺，李阿訇感慨地说："边区是保护回民的好政府!"。从1938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帮助回民建起9座清真寺，加上原有的4座，共计13座，实现了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凡有回民之处，均有清真寺"的设想及"宗教信仰乃每个民族之自由，故其风俗习惯亦应加以尊重"的主张。边区政府为帮助回民发展生产，允许自由贸易。定边县西关外，原为无人居住的荒山野滩，1929年一个叫杨彪的回民因皮毛生意破产为避债从甘肃逃难至此，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回民。红军到这里建立人民政权后，到l937年，来这里的回民已达四五十户，至1944年，又增至243户，新建房屋283间，还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15间校舍的伊斯兰公学。并修起一条长2里多的回民新华街。两旁商店、民房林立，"每天，街道上经过着成千的行人，经过着成链的骆驼、成群的骡子和驮驴的运输队，有不断来去的商旅"。原来荒无人烟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人欢马叫的繁华回民区。

　　为了发展回族文化教育，培养民族干部，1939年，中央党校专门为回族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此后各类招收少数民族参加的学校或训练班，均有回族参加。边区政府曾在定边县开办一所抗日回蒙学校，后改为民族学院，其中回族学员约占20%。学校的课程都采用阿文和蒙文，所学内容既有政治又有文化，还自编自演话剧和歌剧。此外，各清真寺阿訇也在党的号召下，提倡回民学习知识，在清真寺推行读报识字等。边区还有8所伊斯兰小学和l所伊斯兰公学。这对推动边区回民各阶层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在边区的回族政策，深得回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边区回族人口也有了大幅增长。据统计，在边区建立前，关中新正县有回民30户，陇东的曲子和三岔县各有3户回民。到1945年10月，边区回民已由原来的36户增至1000多户，近5000人口。边区回民由衷地说："陕甘宁边区是我们回族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是我们中国回回民族解放的灯塔。"

　　边区回族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和斗争精神。他们同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保卫边区的伟大斗争之中。1937年冬，在原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努力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0年元月，由金浪白、马文良、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牙含章、苏冰等同志发起组织"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在延安的回民都参加了大会，公推金浪白、马文良、马寅、马青年、苏冰5人为理事。3月10日，该会发表《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提出"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成为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并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年10月7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朱德、王明、张闻天、高自立、谢觉哉和各分区代表及延安的回民代表10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选举金浪白为分会正、副干事长。选举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等30余人为"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理事。这两个组织成立后，致力于回族文化的研究、普及和回族人民抗日革命的宣传，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乃至全国的回族同胞。1941年春，在边区回民聚居地关中、陇东及三边成立回协支会，在从事发展生产、文化教育、组织抗日武装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边区影响下，许多内地回族青年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向延安，西北地区许多回族群众也纷纷涌入边区，这为培养回族革命力量、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1943年，蒋介石曾企图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消息传来，定边县回民立刻召开大会强烈抗议，并一致表示："我们为了抗日，不愿打内战，如果打起来，我们就有保卫边区的责任。现在要加紧生产，加强回汉民族团结，保卫边区!"回族人民自觉抗敌斗争的力量一旦激发出来，她就成为一股汹涌勃发、势不可挡的洪流，为抗日救亡奋斗不息。

　　2.冀中根据地回胞的抗日救亡斗争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各界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边区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晋察冀边区的回民同胞主要居住在冀中一带，当时在冀中地区，大约有8万至10万回族人口散居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回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战期问他们同日寇及伪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

　　冀中回民的抗日救亡斗争，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组织起来的过程。"七七事变"后不久，冀中各地先后沦陷，素有爱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冀中回民，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过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回汉民族间的隔阂与嫌隙，和汉族兄弟携起手来，共同投入抗战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中。1937年冬，敌人为了诱降冀中一带回民，曾以"北平市回教联合会"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里还装有日本太阳旗和《告伊斯兰教民同胞书》。日寇企图利用当地回汉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侵略者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族的"自决独立";敌人还利用冀中回民宗教信仰的心理，打出"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的幌子，欲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宣传品中说什么"共产党是反对宗教的，我们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劝降信中还说："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企图让回民群众心甘情愿去做温顺的亡国奴。然而，广大回胞在日寇的愚弄宣传和野蛮屠杀下，既不为所动，也不甘做亡国奴，奋起抗敌。1937年农历9月27日，由80多名日寇和30多名汉奸押运的一支包运船队从保定经大清河驶往天津，途经文安县隆官村(又名娘娘宫村)时，敌人上岸抢劫。附近48村联庄会和回汉群众闻讯赶来，手拿步枪、铡刀、棍棒展开围歼敌人的战斗。回回营、北斗村等村庄的回民群众和其它村庄的汉族群众经过一夜激战，除少数几个敌伪军跳水逃脱外，其余百余名敌人被全歼，并缴获敌人机枪四挺，步枪与子弹一批。这次战斗大获全胜，鼓舞了冀中各地回汉同胞的抗敌斗争，纷纷动员起来，自1937年9月至年底，在定县、献县、文安县、任邱县和安国县等先后成立了几支回民抗日武装或团体，有的抗日武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组织下建立的。这些早期抗日组织为后来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冀中回民抗日武装或团体奠定了基础。1938年2月，任邱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动员会"成立，下设"回民部"，在发动回民群众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回民抗战团体"任邱回民公会"，后改称"任邱回民抗日救国会"，使任邱回民走上了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道路。冀中定县、藁无、肃宁、河问等县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他们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动员了起来。

　　1938年上半年，冀中一带有38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我党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形成，冀中回民的抗日斗争也走上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斗争的阶段。在冀中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邱、河间、肃宁、献县等回民较多的县先后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1938年8月，冀中区党委决定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以加强和统一领导冀中回民的抗日斗争，并指定刘文正和马玉槐负责筹备召开冀中区回民代表大会。8月18日，在任邱县县城内北大街刘家花园，"冀中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来自定县、安国、肃宁、河问、献县、任邱、雄县、霸县、新城、文安、新镇等ll县和冀中军区回民总领队的代表100多人出席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并选举了由刘文正、马玉槐、金伏云等13人组成的执委会，刘文正任总会主任，马玉槐任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教务、总务(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撤销)、伊斯兰抗战建国先锋队总队、妇女部(后两个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增设)等机构，并拟设立各分区、县、区、村的"回建会"，由"冀中回建会"统一领导。接着各县发展会员和组织回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活动普遍开展起来，至年底，定县、肃宁、河间、献县、任邱、文安、雄县、霸县、新城等县的各级"回建会"已建立起来。此后，又有新乐、藁无、安国等县建立了"回建会"。在1939年9月和1940年8月，在武强县贺北村和深泽县铁杆村又分别召开了冀中区第二次和第三次回民代表大会。均选举马玉槐为"回建会"主任。1943年8月，冀中区一级的党、政、军、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撤销，合并到晋察冀边区各组织中，"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也并入"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将"冀中建会"更名为"晋察冀边区回民抗战建国会"。

　　冀中回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回建会"的领导组织之下，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抗日救亡斗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回民干部，发展抗日力量。在冀中回民抗战初期，回民干部极为缺乏，"回建会"在回民较多党组织又坚强的县设立培训班，如定县就曾办了回民干部培训班，培训的重点是提高学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帮助学员学会开展游击活动，宣传踊跃参战的基本知识与本领。培训干部的主要途径是由冀中区"回建会"统一组织培训班。1938年9月，冀中区党委创办民运干部学校，"回建会"即选派各地回民青年50多人受训，学校专门设有回民大队。学习期间有20多名学员入党，后来他们对发展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回民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年秋，根据北方局和冀中区党委指示，"回建会"又选派100多名回族青年入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习，被编为"社会科学"第五队，后改编为"群工部"第一队，分高级和初级两个班，所学课程有革命理论、游击战术、统一战线、群运工作等。学员中还有不少回族青年妇女。1944年，"回建会"又输送回民干部入华北联大学习会计、经济、管理等课，培训了一批回族专业管理干部。1945年，"回建会"在任邱开办干部培训班，两期共培训回民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都成长为当地抗敌斗争的骨十和领导者。回民干部的培养，对充分组织回族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冀中回民在抗日斗争中，不仅组建了"回民支队"等正规的抗日武装(详见军事篇)，而且，地方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也如火如荼。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回建会"领导的回民群众武装，一般设在县大队，被编为"回民小队"或"回民中队"，配合八路军和回民支队，开展对日斗争。他们利用地道、青纱帐作掩护，巧妙进行游击战，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与敌人周旋搏斗。如交河县八里庄、阁上，献县东辛庄，藁无县九门等回民村，利用地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保卫民主政权，保护群利益是他们的主要工作。1942年夏，日寇正在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驻守苑河大桥据点的伪军，乘机敲诈群众，不给他们财物不许群众过桥。分区一个6人回民武装小组化装成下地农民，勇取机智地俘虏了据点的伪军，对其进行警告教育后释放。此后，伪军再不敢横行乡里。进行锄奸、打击镇压顽劣分子是冀中群众回民武装的又一任务。在通南回民聚居区，敌人畏惧我游击队力量的发展，因而尽其可能企图控制被占区域的民众，而收缴民间武器即是其最毒辣的手段。1939年3月23日，通县敌田边守备队60余名日军会同伪警40余名，前往彩育镇收缴民枪，被该镇72村民众联合围击，毙敌28名，伪警伤亡20余人。24日，北平之敌200余名，附小钢炮3门，敌机一架，驰往增援。该镇回汉民众誓不缴械。而通县南20余里的于家府及通西长营村等地回汉人民，已联合组织团体，反抗缴枪。这些充分体现了当地回汉人民大无畏的抗敌爱国精神。安国县东安国城村的刘东星，是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头目刘锦标的侄子，曾参加回民支队并任敌工科长。1940年上级派其做争取刘锦标的工作，结果经不住敌伪引诱叛变投敌，并回到东安国城村当了伪警察所长兼日寇的翻译官，为虎作伥，残害抗日家属。1942年7月，刘东星配合日寇扫荡，将全村抗日军属100多人扣押起来。安国县大队和回民小队为救群众，攻下敌人炮楼，处决了刘东星，回汉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回民群众武装还是正规部队的后备力量。1940年"回建会"增设"冀中伊斯兰抗日先锋队总队"，各地亦有分支组织，他们通过抗日教育和埋地雷、搞爆破、捉"舌头"(敌人岗哨)等基本游击战术的训练，参加县、区游击大队的实战锻炼，有较强的战斗力。每遇征兵任务，优秀队员往往成班成队集体入伍，从而成为正规军回民支队雄厚的兵源，有力支援了抗战。

　　第三，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在地方党组织和"回建会"的组织发动下，冀中回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据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仅定县回民参军或脱产参加抗日工作的就有2000多人，约占全县回民总人口的15%，而像唐家庄、怀德营、梁家营等回民村庄，回民青年几乎全部参军或脱产参加抗日工作。大量青壮年回民参军后，老人、妇女在家生产，既要与敌人的"清剿"、"扫荡"进行斗争，又要抢耕抢种，保护庄稼，保护青纱帐，快收快打，坚壁清野，宁肯他们省吃俭用，也要保证上交公粮。1938年，定县回民群众上交白面、小米220多万斤，军鞋5000双，平均每个妇女做一双军鞋。在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家乡献县辛庄村，八年全面抗战中，每年上交公粮28万斤，平均每户交公粮l40斤，这个村还累计上交布匹29700尺，军鞋5000双，柴草50万斤，现款边币3000元。这对根据地及民主政权的抗日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冀中平原交通发达，对敌人的机械化武装非常有利。为了阻碍敌人的行动，为我军运动作战提供方便，冀中回民积极参加冀中抗战史上有名的"破交战"。从1938年开始，由各级"回建会"组织回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在公路上每隔一里挖一条宽8尺、深6尺的横沟，使敌人的汽车无法通行。后来又将这种破路活动结合改造平原地形来进行，即把道路挖成宽6尺、深3尺的道沟，积土为沟墙，背座上可以走行人、马匹、自行车和马车，汽车则不能通行。我军的运动战在打仗时可以将道沟作战壕，道沟互相连接，村村相通，便于我军运动作战。仅1939年对20个回汉杂居村庄统计，回民参加10万多个工日，平均每个回民参加10个工日，总计挖土方100万方，道沟总长500余里。这种工程在反"扫荡"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40年4月，回民青年自带干粮破坏沧石公路，使整个路基化为乌有，日寇原定6月修通沧石公路的计划破产。他们在破坏公路的同时，也进行破坏铁路的战斗，他们挖毁路基，掀翻铁路，把铁轨、电杆、电线运回根据地，敌人火车脱轨、翻车的事常有发生。日寇为了封锁冀中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实行严格控制。敌人在占领区平、津等地成立"平、津物资对策委员会"，粮食、药品、医疗器材、电器、纸张、石油等物资。须持有敌"物资对策委员会"所发许可证方能运出城外，还限制这些物资自由买卖，并在各车站、码头、路口设卡。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销，冀中回民在"回建会"领导下，利用自己善经商及与平、津商界联系广泛的特长，通过各种渠道如动员城内亲戚通过敌占区商人购买我军必需品，再转运到根据地;通过各种关系建立秘密储存、转运点，并设法买通敌伪岗卡，使物资能顺利免检;回民经商者和根据地的贸易局、合作社、平籴委员会挂钩，有计划地输出我根据地出产的小盐、皮毛、鸡蛋等物品，换回根据地必须的工业品;将敌人"扫荡"时流入根据地的伪钞、杂钞，利用回民亲戚等关系带进敌占区，设法购买物资或换回金、银、法币，同时还教育回民使用根据地的边币，以打击敌人的伪钞与杂钞，保证"边币市场"的稳定。以上各种办法对粉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无疑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0-30 16: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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