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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起创建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二)
2017-08-03 16:08:01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陆志轩  点击:  复制链接

  二、南方局对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关怀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在此之前保育会即已撤离汉口,转赴重庆,在曾家岩求精中学内没置办事机构,继续进行紧张地抢救和转运儿童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所有来重庆的和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及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邓颖超同志为南方局的委员、妇女组的组长,同时又是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妇女组副组长张晓梅同志又增补为保育会常务理事。这就沟通了南方局直接领导保育会工作的渠道。南方局对保育会主要抓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保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二是保育院的人选。

  关于保育院的指导思想问题,当时普遍存在着单纯的救济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战时的难童抢救出来,让他们生存下去,教他们学点劳动技能,使他们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就算达到保育的目的了。我们党的有关同志经过研究,认为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是民族强盛的希望所在,必须反对单纯的救济观点,坚持正规化培养人才的道路。早在保育会成立之初,邓颖超同志就明确指出:“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⑥虽然邓颖超同志强调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但单纯的救济观点依然存在,有人甚至认为流浪儿童不堪教育。因此保育会到重庆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保育会常务理事共产党员沈兹九同志发表文章说,儿童保育事业是中国的创举,它不是过去育婴堂或孤儿院一类的纯粹慈善机关。⑦曹孟君同志也发表文章说:“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决不是一般的慈善救济事业。这工作的最高理想是和中国国家前途与目前的民族解放的抗战联为一体的。”⑧在讨论中我们的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儿童公育的理论。曹孟君同志说:儿童保育工作是儿童公育理论的一种实践。儿童公育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一个妇女拖着一两个孩子,就是她想为抗日战争做点事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根据这个理论,曹孟君同志指出,保育院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更扩大。它是混合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而义超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种新型的集体教育”。

  经过这番讨论,把儿童保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为了落实保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南方局非常重视各保育院的人事安排。

  保育会下面有二十一个分会和五十三所保育院。⑩还有保育生医院,疗养院及保育院师生来渝的寄宿舍等。其中只有延安一、二保育院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延安一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当天毛泽东同志送了“儿童万岁”的题词。周恩来同志的题词是“革命娃娃万岁”。朱德同志的题词是“保育后代”。该院开始由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保育科主任丑子刚代理院长,后由陈壁如任院长,李芝光任副院长。11延安二院成立较迟。两院经费一直由重庆保育总会拨给。这与邓颖超等同志在保育总会任职有直接关系。

  另外五十一所保育院均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其中多数保育院在南方局领导的区域内。仅四川境内就有二十四所保育院。这些保育院的负责人多是经南方局研究后,再通过保育会常务理事会派到各院去的。

  为了贯彻我党对保育工作的指导思想,邓颖超同志首先请保育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中的几位党员出任院长,以取得经验指导其他保育院的工作。她们是川一院(即歌乐山保育院)院长曹孟君,川七院(即泸州保育院)院长杜君慧和直九院院长彭慧。曹孟君和杜君慧同志亲自进行保育工作实践后写了很多指导保育工作的文章。

  南方局成立后,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了一批秘密的女共产党员。为了落实正确的保育工作指导思想,便安排赵君陶(李鹏同志的母亲)同志任直三院院长,罗叔章、杜贵文同志任直一院院长,段超人同志任直二院院长,齐笑尘同志任直六院院长等。邓颖超同志不仅重视院长的人选,还注意了整个领导班子的配备。如杜贵文任直一院院长时,黄杰(徐向前同志的夫人)任支部书记,胡文经同志任教导主任,阮甫同志管理生活,还有胡必英、颜白秋等同志任教师。在这些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把一个有五百儿童的保育院办得有声有色。

  又如赵君陶任院长时,邓颖超同志派傅淑华同志到该院负责保育工作,又安排民主妇女徐篆任教导主任,还有张传惠、谭涛、田友五、帅士熙、谭楚伯等同志先后在该院任教师,于是在该院形成了从院长到主任到教师的核心进步力量。这些同志既关心儿童的学习,又关心儿童的健康,更关心儿童的思想进步,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该院无一个儿童死亡,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

  杜君慧任院长时,邓颖超同志安排朱宝粹同志任卫生主任,贾岚英同志任教务员,还有刘力生、蔡素瑚、李彬儒等同志任教师,因此该院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较好。后来杜院长离院时,孩子们送她到江边,哭着闹着不让她走。

  有些长期追随我们党的进步妇女,南方局也安排她们到保育院工作。如周恩来同志就曾安排刘尊一接替曹孟君任川一院院长。刘回忆说:“我为了把院长的工作做好,经常向周总理、邓大姐汇报,得到他们的关怀和支持。”直七院院长杜彦桐也是南方局安排去的,她被当地地下党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凡热爱保育事业的院长南方局都给予支持。如蓉二院院长贺哲仁、直八院院长燕重孑、川二院院长汪树棠、直五院院长曹克勋、川五院院长蒋鉴等,南方局都表示关心。如南方局曾派陶承(《我的一家》的作者)和任锐(孙炳文烈士的夫人,孙维世同志的母亲)同志去直五院协助曹克勋院长工作。川五院院长蒋鉴女士病逝后,邓颖超、张晓梅等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专版悼念文章,称蒋鉴为“难童之母”。12

  但是,南方局对保育院的领导和关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对保育院是有所限制的,他们不让使用戴白桃同志为保育院编写的教材,也不允许保育院的老师自编教材,而规定只能使用当时教育部统编的小学教材。他们还借搜查汉奸为名搜查过几个保育院,并借故撤消了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直一院、直六院、川七院和直九院等。

  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和迫害,南方局十分重视在保育院工作的同志的安全。比如罗叔章同志,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带着五百儿童从湖北均县武当山下,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重庆,宋美龄也很感动,夸奖了罗叔章院长呕心沥血为儿童的精神,同时宋美龄又说了一句:“听说你是共产党。”邓颖超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考虑到罗叔章同志的安全,便叫罗叔章同志称病辞职。罗叔章同志就这样离开了直属第一保育院。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保育院成了国民党特务注视的重点之一。这时南方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便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的政策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让一部分同志转移。于是齐笑尘、陶承、任锐、段超人、黄杰、颜白秋、胡必英、张杰人、章文等相继离开保育院,但南方局并未因此而放松保育院的工作。除赵君陶、傅淑华、刘力生、谭紫光等同志继续留在保育院工作外,又新安排了一些秘密党员到保育院工作。同时南方局要求在保育院工作的同志表现灰色一点,要多交朋友,要注意斗争策略。从这时起便较多的提到宋美龄。特别是一些党的力量较强的保育院,我们的同志便向儿童说:我们保育院是蒋夫人办的。或者说:我们保育院是蒋妈妈办的。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一些政治麻烦。正如海宇说的:“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些”。13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有人要安排一个特务到歌乐山保育院工作。我们的同志就说:“我们保育院是蒋夫人领导的。我们的人员编制已经够了。要增人得先问问蒋夫人”。这样一说,那些人就不再纠缠了,儿童不知道这是一种斗争策略,解放后向组织上说自己是蒋夫人办的保育院出来的。一些不了解实情的人便认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出现了当年被国民党特务骂为“小土共”的保育院学生,解放后两次入党两次被取消预备期的现象。这是对历史的误解。现在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了。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3 16: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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