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起创建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一）
2017-08-03 16:04:11  来源：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网 作者：陆志轩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妇女界的领袖们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现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共产党人创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过

　　郭沫若说：“在这时，就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有两个妇女组织是认真地在工作而且有成绩的。一个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是由邓颖超、史良、曹孟君诸位大姐在积极推动，……”①邓颖超等同志为什么要积极推动战时儿童保育工作呢?

　　(一)山河破碎，儿童遭难。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不久，北京、天津相继沦陷。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同月占领张家口。九月日军占领山西大同和河北保定。十月占领呼和浩特。十一月占领上海、太原、苏州。十二月日寇攻占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同月又进攻山东济南，占领杭州，并进逼河南开封、安徽安庆和江西九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寇即吞食了我半壁锦绣山河。在战火中儿童是什么遭遇呢?当时武汉《大公报》报道说：“在山西孝义县的兑九峪，敌人来了，小脚妇女爬不上山，把孩子丢了逃避污辱。敌人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婴儿拾回去，用三枝上刺刀的六五短步枪架起，把婴儿一个个丢到空中，落到刺刀上去。”在南京，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被日本鬼子奸淫后又被撕成两半。在胶东，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日寇的狼狗咬得血肉模糊;还有一个叫王广汉的儿童被日寇拴在马后活活拖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惨杀中国儿童的种种暴行，如果不是铁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谁会相信人类竟有如此野蛮的行为呢!儿童何辜，罹此浩劫!中华民族血统继承者的遭难，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女同志的关注，她们决心保育战时受难儿童。

　　(二)父母死难，子女孤苦无依。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国捐躯，他们的子女应该得到教养。无数惨遭屠杀的同胞，他们的子女也应该得到教养。仅以南京为例，三十万遭难者，他们遗留下来的未成年的子女就有二三十万。这些儿童无依无靠，流落街头和村野，饥饿正摧残着他们的身体，疾病正吞噬着他们的生命。为了免除死国难者子女的苦难，妇女们决心保育这些儿童。

　　(三)父母献身抗战，子女需要照管。在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有无数参战的将士和献身救亡运动的志士，他们的子女需要得到照顾，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和家室之累。这是妇女界决心建立儿童保育组织的又一个原因。正如延安保育院成立时所写的一幅标语所说的那样：“哥哥上前线，嫂嫂追上前，娃娃送到保育院，咱们无挂牵”。

　　(四)日寇劫走我国儿童，我们岂能坐视不管。日寇在华北、东北、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把我成千上万的儿童劫走，或送到它国内的工厂当童工以榨取他们的血汗，或施以奴化教育使儿童变成为其侵略政策卖命的工具，或抽取儿重身上的鲜血输给它的伤兵。因此，保育战时儿童，不仅是为了免除儿童的苦难，而且是一场与日寇争夺儿童的斗争。

　　总之，儿童是祖国未来的主人，是民族解放的后备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以后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了创造一个适宜妇女从事救亡工作的新事业，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的一些女同志积极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

　　首先是杜君慧同志②提出保育战时儿童的问题。她的提议立即得到中共长江局妇女委员邓颖超同志的支持。于是由杜君慧、安娥、彭慧等同志联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陈纪彝、张蔼真座谈这个问题，会上推彭慧起草了一个文件。这时在汉口的各方面人士都赞成这个工作。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考虑到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会晤冯玉祥先生。冯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恩来同志除向冯先生谈了我党提出的《全面抗战十大救国纲领》和准备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外，还特别谈了准备抢救战时受难儿童的问题，②希望得到冯先生和冯夫人的支持。希望冯夫人出面主持这项工作。当即得到冯先生的同意。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又通过冯夫人李德全向宋美龄提出保育战时儿童的问题，宋表示同意。于是在三月十日下午召开了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接着选举理事会成员。④又在理事会成员中推选常务理事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邓颖超、曹孟君、史良、沈兹九、徐镜平、安娥等均为常务理事会委员。在二十二名常务理事和候补常务理事中，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在这个最高决策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还有一部分是宗教界的有慈善心的妇女。至于国民党员则只占少数，且在日军压境、国共宣布合作抗日的形势下，她们也有着一定的抗日救亡热情。因此在此后的八年中，常务理事会的成员基本上能合作共事。

　　战时儿童保育会选出常务理事会成员之后，没有马上确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常务理事会在邓颖超、曹孟君、沈兹九、孟庆树、刘清扬、安娥、徐镜平等共产党员的支持下由李德全主持工作。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开了妇女谈话会，邓颖超等同志参加了谈话会。会议决定改组和扩大原来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七月一日，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在汉口正式组成，宋美龄任指导长。新运妇指会下面设有儿童保育组，规定组长兼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总干事。这样，由我们党倡导建立的全国最早的妇女救亡组织便成了新运妇指会儿童保育组的下属机构，这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于是常务理事会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⑤这样，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成为一个既与新运妇指会有联系，又能独立活动的工作实体。

　　保育会常务理事会每月开会一次，重大问题均由集体讨论决定。因宋美龄的其他活动很多，虽然是理事长，在筹集保育会的经费方面出过力，也比较关心保育院的工作，但她并不经常参加常务理事会。故保育会的日常领导工作仍是由我们党支持的李德全在负实际责任。

　　保育会从成立到结束的八年中，参加常务理事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没有受到明显的迫害，这与宋美龄和其他中间力量对保育会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故保育会及其下属的几十个保育院能以荒漠奇葩的姿态呈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为保育战火中受难儿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保育会里面就没有磨擦了。磨擦还是有的。比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常务理事会召开的院长会议上，国民党成员、常务理事唐国桢提出要在保育院儿童中建立三民主义少年团。我们党由直六院院长齐笑尘同志出面表示反对，出席会议的多数人支持齐的意见，唐不服气，便告到宋美龄那里去，宋不置可否。最后便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8-03 1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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