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动物大军”西迁背后的民族苦难史！
2018-08-15 16:03:20  来源：长云江百家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为中央大学西迁做出重大贡献的罗家伦校长曾经评价中大西迁中的一次壮举“以汉代苏武牧羊的榜样，实践了中央大学的精神”——那就是心怀“诚朴雄伟”的王酉亭们带领下的中大牲畜家禽的西迁。

　　战火紧逼，举校西迁

　　“卢沟桥事变”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的指令。1937年10月，在罗家伦主持下，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名学生、1000名教职员及家属，总共4000人，随携图书、仪器共1900箱西迁入川。在下关码头，中央大学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至11月基本完成。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里内迁最成功的典范，不仅损失最小，而且也是复课最早的一所学校。

　　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王运来称，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飞机三架，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二十四具尸体也放在里面。

　　“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当地最有名的动物也成了船上的乘客。”

　　原来，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

　　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师生、仪器一起西上。

　　或吃或卖，绝不资敌

　　王酉亭，1901年生，又名友廷，江苏淮安涟水人。曾就读于淮阴中学、涟水农校，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1931年起，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技师、畜牧兽医兼场长，抗战期间带领完成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动物西迁”。

　　南京大屠杀的预谋，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罗家伦校长算准了敌人的疯狂。

　　面对在南京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中大农学院的动物，罗家伦宣布学校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均可，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此外，还每个品种的动物挑选最好的一对迁走留给以后实验之用。

　　中央大学也给畜牧场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四人均为淮安同乡)等每人发了遣散费。但王酉亭却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把剩下的动物带到重庆!

　　“动物大军”西迁之路

　　残暴的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在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千钧一发之际，王酉亭早早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

　　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上船。

　　四艘大木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在浦口登陆。一上岸就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为了确保动物安全，日夜兼程不能停，除非是要给这些动物上饲料。

　　南京大屠杀开始之际，动物大军已行至离南京有百十里的路上，到12月底就过了合肥，算进入了安全地带。

　　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和沿途采摘的草药进行诊治。在和平环境下，动物有专人来配制饲料。但赶路没有条件，王酉亭和工友跟所经过地区的农民们买饲料，按照自己的经验去饲喂这些动物。

　　合肥失守后，“动物大军”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叶集镇，王酉亭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近况。接到电报的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些良种动物，还有希望失而复得。他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迳趋宜昌。”

　　1938年4-5月徐州会战前后，“动物大军”才过了商城，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王酉亭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告知山区野狼成群，所以放弃这一计划，仍循公路直至8月中旬，队伍才到达信阳附近。但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西迁的“动物大军”只好向桐柏和武当山区行进。

　　这支队伍前有几人“导航”，牛马开道，猪羊等“后续”;队伍行进时，两侧各随“警卫”多人，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后有押队三、四人，并兼收容掉队者。王酉亭身背双筒猎枪，手推着自行车，时而引导，时而督促。

　　天寒地冻三千里，失去了一些不耐寒的小动物，但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两只小牛犊。一路上，颠沛流离但也故事不断。“大军”路途中得到过国军相助战区通行证，靠着一份中央大学的证件，一路联络交涉;他们还曾杀猪送奶慰问抗日队伍.……

　　“大军”赶到宜昌后，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大军”至重庆。

　　那是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师生们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的焦大”。

　　罗家伦在回忆文中写道：

　　“...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此情此景，盛况空前。

　　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

　　“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5 1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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