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迁川的国立中央大学
2018-08-14 18:27:02  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作者 郑体思 陆云荪  点击：  复制链接

　　西迁重庆后的中大院系概况

　　中大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是我国近代农学、地学和生物学的开拓基地，老一辈的科学家如竺可桢、胡先啸、秉志、邹秉文、邹树文等均在当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到了抗日战争前的中央大学已经发展为一所院系齐全、教授阵容强大的高等学府。迁来重庆后，仍然保持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大学院的44个系(科组)。并于1938年暑假起，各系同时招收新生，此后8年中历届均招新生，1941年起每年招生约千人之众。

　　从1937年秋到1946年夏，历经10个年头，9个学年度，院系两级人事变动较大。校长先后为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朱经农任教育长)、顾毓绣、吴有训;迁校之初各院长是：文学院长楼光来、理学院长孙光远、工学院长杨家瑜、农学院长薛培元、法学院长马洗繁、医学院长戚寿南、师范学院院长艾伟。到了抗战后期，教务处长周鸣经、训导长沙学浚、总务长戈定邦、文学院长范存忠、理学院长欧阳翥、法学院长何联圭、工学院长陈章、医学院长戚寿南(蔡翘代理)、农学院长罗清生、师范学院院长徐养秋。

　　全校七大学院共有44个系(或科组)、364位教授、63位副教授，讲师85人，助教204人，规模之庞大齐全，教授阵容之强大知名，可称之为国内首屈一指。在重庆的9个学年中，某些系科或有裁并(如体育系的童子军专修科、心理系的实验中学班等)，或有恢复(如艺术系的音乐组)，或有扩大(如农艺系的农经组扩大独立为系、外语系俄文课扩大为俄语组、法律系的司法组扩大独立为司法科等);也有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新建立的系如边政系等等。

　　在重庆期间中大各院系负责人虽迭有更动。但变动并不太大。不同于宦海浮沉。许多院长、系主任人选虽有调整，但作为知名教授仍然在学校执教，丝毫不影响学术研究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当时，各院系基本上实行了教授治校，一切大政方针均由教授会研究决策后执行，例如对教务、总务、训导3长的调整.均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和建议，院长、系主任人选由院系教授们磋商决定.也有的系主任是经过协商后轮流担任的，如农经系曾先后由张德粹、吴文晖、刘世超、刘庆云等教授担任;农学院长先后由薛培元、冯泽芳、罗清生等教授担任。当时的教授们都以研究学术、重视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为主要任务，对官衔名位不感什么兴趣，这种优良质朴的风气深受学生们的崇敬。

　　抗战时期的中大着重办好大学本科，个别院系也设有研究所，如农业经济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等。一般大学毕业经考试后再攻读两年成绩合格者可授予硕士学位。

　　全校和各院系图书、仪器设备、实验室、实习厂、实习农场、畜牧场等等，均已全部迁来，并无任何损失，是抗战时期内迁大学中最完好无损的一所。因此，全校实验课、实习课均能及时开设无遗。

　　艰苦勤奋的校风学风

　　抗战时期内迁西北或西南的各大专院校由于战时环境的影响，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而中大校风学风尤为艰苦勤奋。当时曾流传着对各地大学生概括的评说：“洋里洋气的华西坝，土里土气的古城坝，土洋结合的夏坝，艰苦朴素的沙坪坝。”它虽不太确切，但也道出了中大所在的沙坪坝的确是比较艰苦朴素而又充满活力的，它充分概括出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生活学习面貌和沙磁文化区欣欣向荣的特点。

　　中大校歌歌词后半段有这样几句话“……干戈永戢，弦诵斯崇，百年树人，郁郁葱葱，广博易良兮，吴之风，以此为教兮，四方来同”(江东词、程懋筠曲)。吴有训校长对毕业班的同学曾说：“诸君学成于忧患纷乘、国事未宁之际，其所负荷之责任至为艰巨，尚望能捐弃小我之利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努力完成大我，造福国家民族，而勿斤斤于一己之得失。临别琐语，诸盼珍重。”从校歌到校长赠言，均足以体现中大的校风学风是艰苦朴素和勤奋好学的。大家珍惜战时读书机会之难得，无不孜孜以求，期望学有所获，能真正成为抗战建国的栋梁之才。经过5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大历届的毕业校友在各条战线上都曾做出过不同的贡献，有的成为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教授，名扬海内外;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更多的校友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他们做出了贡献，却并未计较名利。有的人还历尽坎坷，甚至蒙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毫无怨言。

　　高等学校的学习主要设施之一是图书馆。这一点中大是得天独厚的，50余万册中外图书，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全部完整地西迁来重庆。修建在松林坡顶的图书馆是一座简易的平房，不足1000平米，只能容纳500个座位，而学生超过数倍，这就产生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占座位、抢图书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各系教授指定的必读原文参考书成了“抢”的重点目标。大家珍惜图书馆晚上开放的宝贵时间，每晚都要“抢座位、抢参考书、抢灯光(因电灯光微弱，要抢距电灯近的位置)”。如此艰苦的学习条件，远非今日的大学生可以想见!中大主要的学习方式仍然靠教授们的课堂讲授，因此同学们一般都坚持按时听课，很少缺席。他们听课时全神贯注，集中精力记好笔记(因为当时没有教材).不少知名教授备课认真，能够抓住重点，讲解精炼，语言生动，一堂课的笔记记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好教材。

　　学习条件已是相当困难，而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了。尽管战区流亡学生可以申请贷金，吃饭不必自己掏钱.然而其它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自是不能缺少。解决的办法.有条件的可靠亲友的资助，一般则靠自力更生、勤工俭学等办法来解决。当时物价飞涨，贷金有限，伙食每况愈下，不仅缺乏肉食，就连蔬菜也不够吃，于是就靠多吃饭来充饥。饭甑虽大。但抬出来都一抢而光，这种抢饭吃的现象连女同学也不示弱。至于饮食，并非今天的上米、特米，而是霉变掺杂的“平价米”。米色发黄发红.米中有砂石、稗子、鼠粪等杂物，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然而，也就是靠这种“八宝饭”填充饥肠，勉强支撑读完四年大学。这样的主副食谈不上有何营养，因此患各种慢性病的同学不少。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教授们待遇菲薄，维持不了最低生活，然而中大的教授们在1942年11月12日都发出了“致全国大学教授书”，委婉谢绝友邦给予的生活补助费，以顾全国家的体面和民族的尊严，令国人肃然起敬!

　　学生住处是木板房，有窗而无玻璃，四面透风，冬冷而夏热，每8个人挤住一间(上下铺)，每室有4张长方木桌，每桌对坐两人，以便晚上在室内自修，但室内灯光微弱，又经常停电。夏日虽有蚊子臭虫叮咬，影响睡眠，但仍要坚持按时起床，不然就得饿着肚子听课。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课，往往座无虚席(因常有外系的学生也去听讲)，去迟了只好站在教室后面，甚在教室外面听课。当然也就无法笔记了。

　　抗战中后期，敌人经常用一两架飞机轮番空袭重庆，当时市民称之为“疲劳轰炸”，因此空袭警报长时间不解除，甚至昼夜或一连几天不解除，市民既饥饿又渴睡，影响正常生活，校园中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同样大受影响。有时上课改在凌晨和晚上，考试出几套题目备用，以防空袭干扰，这些应付空袭的措施虽是不得已，但久而久之，同学们便都习以为常。有一年初夏，突然有数架敌机飞临松林坡上空，仓皇投弹而去，幸而投掷不准，全部炸弹都落在嘉陵江的石门附近，炸死了一些鱼，其余尚无损失。这种骚扰性的空袭，激励了师生的抗日情绪与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由此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去战胜生活上、学习上的种种艰难和困苦。

　　广泛持久的学术演讲与学术研究活动

　　在头顶敌机炸弹，吃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中大的老师、同学们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全校427名正、副教授、85名讲师，同时开设共900余门专业课，门类之齐全，涉及专业之广泛，国内罕见，在此基础上，全校各院系的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当时校内常以院、系或院会、系会的名义来主办各种学术活动。也常有跨院系的讲演，如由教育系许恪士教授发起组织的“沙磁区星期学术演讲会”等，该会自1941年4月举办第一次演讲到1945年5月结束，前后长达4年，共进行了两百余次演讲，讲演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思想品德修养等等。其性质内涵既有学术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讲演者不限于中大的知名专家、教授。也邀请有社会各界名流人士主讲。讲演的地点或在柏溪分校，或在松林坡本部大礼堂或101教室，也有设在重大礼堂或南开中学礼堂的。据不完全统计，在165次演讲中，有半数以上是在中大校内举行，听众较为广泛，师生反映亦佳，甚受欢迎。

　　在柏溪分校的学术演讲，有方东美教授主讲的《中西文化上之几个对比》、工学院院长杨家瑜教授主讲的《世界大战与工业建设》、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主讲的《工程师与工业化》、许恪士教授主讲《从话说天下事说到我们青年当前的责任》和《太平洋战局之分析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教育系胡家健教授主讲《大学精神》、艺术系陈之佛教授讲《美育与科学》、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讲《文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是什么》等等。此外柏溪分校还曾举办有“青年学生升学讲座”，由各学科知名教授罗根泽(国文)、范存忠(英文)、缪风林(历史)、孙光远(数学)、高济字(化学)、欧阳翥(生物)、李旭旦(地理)、周同庆(物理)等人，分别讲演各专题;并请心理系肖孝荣教授讲《考试与考试心理》、龚启昌教授讲《如何选择院系》等。这些讲学对刚刚进入大学一年级的新同学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在松林坡大礼堂或其它地点的学术演讲，其涉及范围更广泛，学术性更强。如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顾毓琇校长讲《战时中国工业之新发现》、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机械系陈大燮主任讲《什么叫机械化》、气象系黄厦干主任讲《气象事业与国计民生》、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常任侠教授讲《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之变迁》等等。中大师范学院曾在101教室召开《战后教育问题座谈会》，除本校师范学院有关教授参加外，还邀请中山大学研究院崔载阳院长、西北师范学院李蒸院长、湖北教育厅王风阶厅长和中正大学罗廷光教育长等参加座谈会，其探讨之深、研究之广、倡导之力、收效之宏，是学术界一大贡献。

　　中大还邀请了校外的专家和知名人士来中大举办学术讲演，如请周恩来讲《第二期抗战形势》，邓颖超、李德全讲《妇女与抗战》，孙科讲《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讲《动荡中的国际形势》，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讲《国际形势的演进》，黄少谷讲《青年在现阶段应负的使命》，张伯苓讲《九一八的感想》，重大叶元龙校长讲《物价问题》，卫生署长讲《国民营养问题》，漫画家丰子恺讲《艺术与生活》，美学家朱光潜讲《谦虚与自尊》，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昆虫学家邹钟琳教授讲《昆虫与人生》，化学家高济宇教授讲《化学战争》，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冯玉祥讲《抗战建国》等等。这些演讲内容深入浅出，对校内外的广大青年学生，更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和知识性，听众踊跃.每次演讲都被师生们围挤得水泄不通。通过演讲，大家认清了形势、增强了信心，以全副精力投入学习和各种学术研究活动。

　　1939年春，周恩来推动一批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大知名教授金善宝、梁希、潘菽、涂长望、干铎等人均为座谈会的固定成员，他们交流信息、宣传科技知识，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抗战多做贡献。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指导下，1945年7月1日在中大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协工作者协会”，选举竺可桢任理事长，李四光任监事长，涂长望任总干事，它是全国性的组织，总会设在沙坪坝。西北、西南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分会，在美、英、法等国亦设有分会。后由中国科技协会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协工作者协会”，涂长望代表中国科协参加.并被选为理事。

　　1933年春，中大和省立川教院发起组织江北、巴县、重庆首届家畜比赛，对于促进畜产、发展农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40年中大农学院又举办了农业常识展览，农艺系金善宝教授多年精心培育的中大2905小麦，特别受到重视。1941年3月17日，全国农村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中大创办的《农业通讯》、《畜牧兽医月刊》、《农业经济集刊》等相继问世，推动了抗战后期的农业研究与建设。森林系教授干铎，1941年在川鄂交界处的磨刀溪首先发现水杉，它是第四纪冰川浩劫中孑遗植物的后代.为古生物、古地质地理学和地球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后来由郑万钧和胡先啸两位教授鉴定定名，如今在全国各地已普遍繁殖栽种了这种珍贵而美丽的树种。

　　此后，中大教授们发起组织“中国战后问题建设委员会”，它是一个系统研究中国战后建设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大学生曾组织“国产物研究会”，专门探讨研究用国产原料生产化学品和医药品的途径。1940年11月心理系成立20周年，举办了历年研究成果展览。1944年11月中大社会系举办“社会研究成果展览”，并成立社会学会，孙本文等7名教授被选为监事，国内一些知名的社会学家如吴文藻、洪兰友、吴景超等均参加了社会学会。1944年暑假，中大农学院全体三年级同学在冯泽芳院长的筹划下，组织了“陪都民食供应”的调查研究。地理系杨级章发表《重庆西郊小区域地理研究》(《地理学报》第八卷)，对沙磁文化区的自然地理、农业状况、人口分布及土地利用等进行了探讨。地理系陈尔寿发表《重庆都市地理》(《地理学报》第十卷)，对沙磁区的建设和风景区的规划提出了建议;他写的《我国农业建设何以必须并应用如何运用合作组织》(《合作界》第15期)，内容详实，说理透辟、措施具体，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总之，中大全校各院系开展文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涉及的范围广、专业性强。

　　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极其频繁，中国画坛上的知名画家，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君璧、张书祈、吴作人、王临乙、马铣繁……等，均荟萃于中大艺术系，并组织成立了嘉陵美术会、蜀光美术会等。他们用画笔为抗日宣传，为争取持久和平而奋斗。他们在校内外公开举行画展，如徐悲鸿的马、梅健鹰的大足佛像、吕斯百的风景、倪则稣的“何处是家园”、陈之佛的燕、雁等，风格各异，异彩纷呈。徐悲鸿的《贫妇》和《巴人汲水》等，寄托了画家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热爱，徐悲鸿的《鸡鸣图》，受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的赞赏，徐乃以之相赠。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张书斯精心绘制“百鸽图”，画长4.5米，宽2米，画面上衬相思树，下配杜鹃花，图中绘有羽毛丰满、千姿百态、丰神秀逸的和平鸽，画面结构紧凑，色彩鲜艳典雅，情调和谐静逸.洋溢着和平之春的意境。我国以此画赠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祝颂他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1941年秋，张书祈赴美举办个人画展.当场表演中国的绘画艺术，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并赞誉为“神笔”。

　　在中外文学方面，中文系的知名教授15人、副教授5人.如胡小石、吕淑湘、汪辟疆、罗根泽、汪东、陈瘦竹、乔大壮等，皆各有所长，各有其学术贡献与专著，外文系知名教授20人、副教授10人，如柳无忌、初大告、俞大纲、楼光来、范存忠等，无论对外国文学的研究或翻译，均是著作等身。在这些方面.已早有《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大系》的出版和介绍，还有不少《抗战文艺》、《抗战诗词》、《抗战译丛》之类的刊物出版介绍。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中大师生们的物质生活虽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体现在课外活动上的门类多、项目广，如音乐(歌咏、口琴、国乐)，美术(绘画、雕刻)，戏剧(话剧、京剧).体育(各种球类、田径、武术)，新闻出版(沙坪新闻、中大校刊、大公报、各类壁报)……等等。

　　美术活动在艺术系师生组建的嘉陵美术会的推动下.每年均组织画展，有集体综合性的画展(内容包括山水、人物、花鸟等国画，也有以风景，静物为主的油画、水彩、人体素描等西画).也有师生个人的画展;有艺术系的师生，也有建筑系和其他业余爱好者的画展。近十余年来，在重庆、成都和四川的知名画家如苏葆桢、岑学恭、黄纯尧、谭学楷、骆映屯等，都是抗战时期在艺术系就读的同学。这些同学在校时，即已初露才华，参加习作画展受到好评。建筑系讲师樊名题，长于水彩画，曾在校内和重庆公开举办个人水彩画展，颇受好评，引起画坛专家们的重视。在傅抱石等教授的指导下，校内还出版了题名“金石”的篆刻壁报(不定期)，同学们雕刻的印章，在此壁报上发表，质量颇高，当时由沈宗涛同学负责编辑。这类壁报，至今在国内各大专院校仍然少见。

　　张贴壁报的主要地段，是在松林坡环坡马路两侧，可说是琳琅满目。内容上主要有文艺的、诗歌的、新闻的、政论的;文字上有中文的、英文的;制作上分手抄的和油印的。百花齐放，美不胜收，这是各院系同学都可以投稿的。其中有一种名叫“太公报”的手抄新闻刊，版面紧凑，字迹工整秀丽，标题醒目，着重报导全校各院系的新闻和学生课外活动的动态，报旁设有稿件箱，公开征集稿件，因此稿源丰富，能坚持定期出版，及时报导各种新闻、信息，颇受欢迎。这些有兴趣、有志于新闻出版事业的同学们还主编了《大学新闻周刊》、《国立中央大学校刊》、《交流》等多种刊物，并联合重大、中央工校、省川教院、国立药专等校同学，创办了《沙磁文化杂志》，曾向社会上公开发行。

　　西迁重庆后的中大课外体育活动，因受场地限制，虽然在球类、田径等方面难于满足，但在器械运动、武术运动方面仍然很活跃，在柏溪分校有一个占地15亩的标准大操场，一旁有单、双杠设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男女同学颇多。在松林坡进中大校门的右侧，有4个篮球场，仅勉强可安排上体育课。能够经常持久进行课外体育锻炼的主要项目是单双杠、太极拳和环绕松林坡马路的跑步、竞走等。由于物质生活上的艰苦，营养条件的不断下降，有些同学的体质较差，但还是能各自坚持力所能及的器械运动与太极拳运动，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体育尖子和能手。1943年春，全校男女同学还组织整队从校本部出发，爬歌乐山、林园的活动，往返都能胜任。

　　校内的课外戏剧活动颇多，校本部组织有平(京)剧社.在女生管理员王节如的指导下，经常排练，多次在各种集会上表演、清唱或应邀去电台广播。笔者所知，该社从文武场的伴奏水平之高，到生、旦、净、丑、末角色的齐全出众.可与专业水平比美。至于话剧，那就更活跃了。校内组织有万岁剧社、春秋剧社、风云剧社、南友剧社和戏剧学会等，先后演出的剧目有《清宫外史》、《棠棣之花》、《风雪夜归人》、《雷雨》、《家》等.戏剧学会还上演了肖伯纳的《巧克力兵》等英文剧.杨村彬、吴祖光、曹禺等专业戏剧作家，曾亲临指导，有些剧目曾公开对外演出，颇得好评。

　　最为普及而经常的活动是课外音乐会，在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基础上，一些有一定音乐素质的同学，纷纷发起组织歌咏团，如全校性的伶伦歌咏团，唯歌咏团与重大合组的嘉陵歌咏团，与五大学合组的联合歌咏团(中大、重大、政大、音乐院、艺专)，以及本校各院、系的歌咏队等。这些歌咏团队，经常组织正规的音乐会，演唱节目广泛：从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唱八百壮士》、《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齐唱曲，逐步发展到重唱曲(二重、三重、四重唱等)、合唱曲(男声、女声、混声合唱)和四部大合唱等等。曲目既包括抗战歌曲的大合唱，如《抗敌歌》、《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等。也有抒情性艺术合唱曲，如《垦春泥》、《长恨歌选段》，既有民歌合唱如《阿拉木图》、《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有《圣母颂》、《马赛曲》等世界名曲合唱。在独唱方面，既有民歌独唱如《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也有艺术水平较高的创作曲独唱如《思乡曲》、《嘉陵江上》等等，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从抗战初期一直传唱到抗战胜利。至于电影插曲的《渔光曲》、《热血》、《毕业歌》等，更是同学们经常传唱的，从进校一直唱到毕业，历届毕业的同学们，真正做到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在本校课外音乐活动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以弘扬民族乐器为宗旨的白雪国乐社。早在1938年到1940年，设在合川县的原国立二中高中部，在学生课外活动中，曾组织了一支白雪国乐队，常在校外演出。后来，这批同学考入中央大学，1941年秋，以他们为骨干，发起组织了白雪国乐社，社员最初不过10人，逐步发展到40余人，历年社员总数超过百余人，分布在中大各院系。他们大都是来自江、浙、沪、宁、杭一带的流亡学生，自幼受民间江南丝竹乐的薰陶，对民族器乐有特殊的爱好，每天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常爱拨弄丝竹，于是自愿组织在一起，每周集体排练一次。每年春季必在柏溪和沙坪坝两处举办数场专场国乐演奏会，以招待全校师生员工欣赏，提高他们对国乐的兴趣和爱好。1943和1946年。曾在沙坪坝青年馆公开举办“国乐演奏会”，听众爆满，掌声不绝。历年来曾多次应邀在校内外各院系、各学校、各单位和广播电台，举办专场演奏和广播，都受到热烈欢迎，蜚誉山城。他们还邀请杨大钧(琵琶)，刘北茂(二胡)等知名专家来校举办独奏会;并邀请当时唯一的一支专业国乐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来校举办“国乐演奏会”，以提高全体社员和师生们的欣赏水平和艺术鉴赏力。他们还油印出版《白雪曲选》三集、二胡独奏曲和国乐合奏曲集各一集。以及多种合奏曲的总谱。历年演奏的曲目在形式上有齐奏、重奏、合奏、独奏等.内容上既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华北吹歌、民间乐曲、古典乐曲.也有扬琴、二胡、琵琶、古筝等独奏曲，还有一些知名国乐家创作的重奏、合奏、独奏曲目等。白雪国乐社历年演奏的乐曲有《将军令》、《战场月》、《十面埋伏》、《凯旋》、《忘忧草》、《欢乐歌》、《旭日东升》、《大地回春》、《翠湖春晓》、《还乡行》、《东方舞曲》、《光明行》、《新中国序曲》等。

　　中大的教授们也多有业余爱好，除参加学生社团活动(如平剧、歌咏、国乐、绘画、体育、戏剧等等)外，也有单独组织的活动。在松林坡马路旁的教授宿舍里，常传来优美动听的昆曲声.诸如《奇双会》、《游园惊梦》、《春香闹学》、《琴桃》等剧目。唱腔抑扬婉转，古朴典雅、优美悦耳，原来这是教授们组织的昆曲小组在进行排练。词学家唐圭璋的曲笛，数学家唐培经的凤笙，农业经济学家韩德章的南弦子……和外文系俞大纲教授等人的昆曲清唱，吐字清晰、行腔圆润、潇洒飘逸，伴奏和谐整齐.衬托丝丝入扣，他们都是一些颇有功底的昆曲爱好者，每周坚持活动一次，以调剂紧张繁忙的教学生活。

　　1945年6月8日，在松林坡举行中大建校30周年校庆(从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建校算起)，登报邀请历届校友返校参加庆祝，并同时祝贺张士一教授执教30周年纪念。是日全校喜气洋洋，上午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下午由白雪国乐社、伶伦歌咏团、青年口琴队举办综合音乐会。白雪演奏的《变体新水令》、《枫桥夜泊》等名曲，特别受到欢迎。全校各院系的实验室、资料室、实习工厂、农场、园艺场、畜牧场等，一律开放.欢迎参观。并举办了篮球、排球友谊赛。校内的各种壁报均争出纪念特刊，学校也出了校庆专刊，并公布纪念论文比赛的得奖名单，笔者也有幸以《从粮食生产谈到我国工农业建设的配合问题》为题的论文获农业组第一名，各院系的资料室展示各种研究成果、论文、调查报告，有的院系还举办专门的展览会。从当晚起由风雪剧社公演话剧《生财有道》。连续上演多场，招待全校师生员工观赏。

　　同仇敌忾的抗日民主运动

　　中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早在20年代就兴起，当时在济南发生的日军暴行，我军警同胞惨遭杀害。中大学生集会、罢课游行，抗议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要求国府对日交涉，开展抗日宣传。恢复民众运动，实行军事教育等等。(《申报》1928.5.7三版)，中大校方召开教职员大会，讨论对付日本暴行办法，做出决议，以为政府的后盾(《民主报》1928.5.7三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大全体学生千余人，冒大雨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此后又组织南京各校学生两万余人，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并电请北平张学良副司令。请“统率三军，戮彼倭奴”，“还我河山，拯救危亡”。“九一八”事变后，中大教授会正告国民党领袖和政府，“对日强硬到底，勿依赖国联，急调海空军力量，协助陆军作战，对民众抗日运动勿再压抑”。(《申报》1932.2.1)，当时中大学生17人投笔从戎，组织前敌后援队，参加了十九路军正在淞沪进行的抗日战争。

　　1933年2月初，中大学生会向全国同胞发表“抗日严重宣言”。

　　1935年12月，中大、金大两校学生，又通电申讨殷逆汝耕，致电宋哲元将军，请“当机立断，戡乱除奸”。紧接着日本又策划“华北五省二市自治”，华北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中大同学立即声援，决定停课3天，开展爱国运动，说明北平学生请愿游行以及发生事变之经过真相，驳斥国民党对学生的诬蔑。1935年12月26日，南京市警备司令部张贴布告，宣布戒严，“凡违令者军法从事”，各校校长奉命劝导学生照常上课，“所有游行、宣传等举动概应停止”。紧接着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相继发生，“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中大迅速西迁重庆，坚持抗战到底!

　　中大迁渝不久，沙磁区各界成立救国会。中大学生黄天明任总干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次年1月.中大学生自治会创办《全民抗战》周刊，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内容。抗战不久，敌机大肆狂轰滥炸后方各大城市的和平居民，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县也屡遭空袭，伤亡惨重。中大市中区办事处中烧夷弹被焚，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夏傅汾、张治德在成都东较场城根下暂避空袭，当场被敌机炸死，并炸伤陈定一同学;松林坡校本部也多次被敌机轰炸、骚扰，全校师生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坚持勤奋学习.以实际行动搞好教学科研。培育建国人才。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书籍和珍贵的纪念品，以全部所得踊跃献金，支援抗战。1944年沙区各校的献金热潮中，中大献金总额名列第一。当时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事需要，抽调毕业班学生任盟军译员，中大四年级同学一致踊跃应征，当他们整队去浮图关接受入伍训练时，队伍经过沙坪坝、小龙坎，市民们“夹道欢送.盛况空前”。

　　在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中大师生们爱国民主意识增强。1943年初.顾孟余校长因拒绝去中央训练团受训，愤而辞职，师生们一致挽留，于是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校长风波”，在校本部的全体同学经过讨论通过，一致决议罢课并徒步去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顾校长，拒绝教育部另派他人来校接任的训令;并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要求。在松林坡学生自治会一带的墙上，张贴了大批的民意、呼声、抗议、要求等等墙报。当时领导这次运动的负责人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周以耕，他是森林系四年级同学(现在美国，曾多次返大陆、台湾探亲访友)。经过一段时期的坚持，教育部无法解决，最后由蒋介石决定亲任校长;并调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来任教育长，常驻校内代行校长职务。这样，一场“校长风波”被平息下去了。从此，学生自治会门前一带就形成了“民主墙”。“民主墙”在抗战后期，起到了充分表达民意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4 18: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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