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甲午之败与中国首次现代化转型
2017-09-01 11:39:30 来源：参考消息网2014年 作者：雷颐 点击： 复制链接
参考消息网报道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国在战争中惨败于日本，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实在未想到会被千百年来以中国为师、为中国向所轻视的“蕞尔岛国”日本打败，自然大为震惊，群情激愤，痛心疾首。战争、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是两国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国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较量。“天朝上国”被“岛夷”所败，当非偶然。
资料图片：黄遵宪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日本情况的专著。(资料图片)
前现代国家对抗现代国家
简略对比此时的中日国家制度，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基本上已建成“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进行战争，自然是败多胜少。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宣布：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4.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20余年后的1890年11月29日，日本第一届众议院、贵族院开议。而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仍是传统的皇权专制，不是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例如现代国家政府财政必须公开，政府花钱必须受到限制，而中国仍是秘密财政，朝廷可任意花钱。
在经济制度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是开商法公议所、办商法学校和“帝国劝业博览会”，鼓励工商。日本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原与中国洋务运动类似的“官营”企业出售给私人。明治政府感到官办企业效率低下，决定由政府对私人企业提供资助，购买官企。而清政府则对现代私人工商业百般压制，官办的以机器生产武器的洋务运动都举步维艰，私人现代工商业更难产生，所以中国的新式机器大生产一直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的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是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意义重大，但到甲午战争前，官办及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病已充分暴露，如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官督商办企业因产权不清导致官商矛盾尖锐，商股屡被官府侵吞，迟迟未完成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转型。
在金融体制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不久就于1871年颁布“新货币条例”，开始统一币制。1870年以后，开始引进欧美现代银行制度。1881年，引进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体制，发行公债，极大提高了融资能力。而中国一直未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制，传统钱庄、票号仍是主要金融机构，完全没有现代融资手段与能力。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才于1897年5月27日成立的。
在军事体制方面，日本早在甲午战争10几年前就在考察学习西方兵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实现了武器的标准化和编制现代化，陆军以师团为基本战略单位，并有现代后勤体制保障。而此时的中国军队，由传统的八旗、绿营和勇营三部分组成。太平天国时就证明八旗兵和绿营兵已经腐朽不堪，在甲午战争中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清军的主力是勇营，始于湘军的勇营之制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从武器装备到编制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也为中国的维新改革者提供了范例。日本明治维新后，1871年成立文部省，聘请西方学者参与教育改革。1872年颁布了《学制》等一系列有关教育制度的规章，兴办了现代的东京帝国大学，全力办好小学，强调教育平等、强制教育，初步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1885年，文部省颁布了大、中、小学令和师范学校令，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中国的新式教育艰难起步，阻力巨大，一直蹒跚而行，未获正统地位。
简言之，甲午战争时中国仍属“前现代国家”，而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是中国惨败的根本原因。
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日本银行(日本央行)总部“本馆”。该建筑于1890年开工，1896年落成并使用至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导致建造费用大为增加，但战争结束后，日本获得巨额赔款，财源不再成为问题。1897年，日本利用中国赔款作为准备金，建立了日元的金本位制度。(资料图片)
文化观念妨碍现代国家建构
值得进一步追究、深思的是，中日两国分别于1840年和1853年被西方列强以暴力打开国门，被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比日本早十余年，然而为何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基本建成现代国家，而中国仍是前现代国家。有关研究汗牛充栋，各种观点林林总总，难以尽道。中日现代化道路的迟速因素多多，其中重要一点是文化、观念的作用，即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始，然而清王朝对这种根本性变化全然无知，甚至拒绝了解与自己作战的敌国，拒绝了解外部世界，仍坚持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观念。1842年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详细介绍。魏源在此书中虽仍坚持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林、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被斥责为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产生了极大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且异邦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
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英、法等国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此书刚一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的谕旨。《使西纪程》的遭遇，令有识之士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1887年夏季，曾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的黄遵宪完成了书稿《日本国志》。黄遵宪坦承，写作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迅速出版。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于是先后请李鸿章、张之洞二位重臣推荐。虽然李、张二人对总理衙门推赞此书，但仍未获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因为此时距《使西纪程》风波虽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敢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直到1895年秋冬，《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日本国志》才由广州一家民间书局刊印，顿时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年就已成书，却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不明情况，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出版，国人了解日本，战争赔款“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甲午战前，中国朝野对日本的了解仍停留在“东夷”、“蕞尔岛国”的认识，拒绝了解、认识敌国，确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广而言之，鸦片战争后因为清廷坚持“天朝上国”、“严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障碍。对外部世界深闭固拒，启蒙者备受打击，与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的日本明治维新形成鲜明对照。
高昂“学费”被清廷白白浪费
任何政权遭受甲午战争的结果，恐怕都会反思、会变革。然而，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变革之道以救国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既无权力更无任何行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
1895年5月，康有为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他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并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在这本书中，康有为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举国同仇敌忾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然而，进一步说，一个庞大帝国的体制改革，本应由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来推行;此时却由一小群权力不大、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读书人主导，而最高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却坚决反对。实力悬殊，改革本就胜算极小，何况维新派在复杂万分的改革中又屡有失误，短暂的维新终于失败。
无论如何，从清王朝的命运来看，此时“维新”本来是大清帝国痛定思痛后改革体制、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国家、寻求“新生”的一次难得机会，然而它却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的高昂“学费”被白白浪费了。(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01 11: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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