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三雄”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
2017-11-09 14:24:19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山河破碎之际，李宗仁、白崇禧等摒除与蒋介石的恩怨，于20日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任命何应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8月28日，白崇禧致电李宗仁，告之统帅部决定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请李宗仁出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并强调指出：“过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李宗仁感到大丈夫报国保家的时刻已经来临，遂于10月14日乘飞机离桂赴任，这为他在战争中实践抗日游击战提供了难得契机。

　　李宗仁上任之后，目睹了国民党军在华北、淞沪和南京作战中采取单纯固守、据点死拼的战略战术原则带来的惨痛后果。故而，当日军兵锋剑指徐州时，李宗仁提出应改变原作战方针，将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相互配合，打击日军。就此，李宗仁密电军令部称：“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原在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集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使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无论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此为职等连日在前方实地观察认为迅宜改用之战法原则。如蒙猜可，拟即相机实施。”蒋介石在复电中肯定了这一作战新方针，指示“应速实施”。为此，李宗仁在徐州会战中，将第五战区划分为四个游击区，广泛实施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日军。同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还从全国整体战略部署出发，要求各战区采用游击战策应徐州会战。战后，白崇禧对此曾回忆道：各战区游击战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徐州会战，例如第三战区，“以战区主力向杭州、太湖、宣城、南京、芜湖等重要城市附近大举游击，迫敌向苏、浙、皖边区五路进攻，主力滞留华中，使五战区徐州会战容易”。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李宗仁并不擅长理论，他的“焦土抗战论”和抗日游击战观点并不完善，但他对中日战争进程的预见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想，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启发了国人的深入思考，从而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较早提出并运用游击战的将领之一。

　　白崇禧：国民党游击战略的谋划者

　　白崇禧，精于军事，善出奇谋，素有“小诸葛”之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白崇禧被委任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谋士之一。在此期间，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游击战略，编写了《游击战纲要》，从战略层面上将李宗仁提出的游击战理论付诸于国民党抗日实践。

　　1938年，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在这个会议上，白崇禧提出：对日作战，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军事战应扩大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最后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与会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对白崇禧的这一提议难以认同，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从未进行过游击战的演练，因此不可行。白崇禧针锋相对道：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打游击中发展起来，同为中国人，国民党也能够进行游击战。他还引用孙子所说的“合于利者动”和唐太宗所讲的“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来说明游击战的精髓。从中可以看出，白崇禧对于游击战的重视，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当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不久，周恩来就向白崇禧介绍了这本书，这引起了白崇禧的极大兴趣，为此周恩来专门送给白崇禧一本《论持久战》。白崇禧读后不禁拍案赞赏，并让程思远送给蒋介石一册。蒋介石看完后，妒忌之心、佩服之情难以言表。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实施。

　　武汉失守后，白崇禧在向长沙撤退途中，因汽车发生故障，与随后赶来的周恩来同车南下。在途中，周恩来建议白崇禧应在敌后广泛武装群众，有计划地建立游击队和游击区，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白崇禧深表同意。到达湖南后，白崇禧立刻参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并提议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教育长，来提高国民党军官指挥游击战的水平。蒋介石接受了白崇禧的这一提议，确定了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的总战略，并为此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军的后方游击区域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其余三分之一部队在后方整训。之后，军委会根据会议精神，制订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决定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使其能巧妙之配合，同时要加强对沦陷区之控制，化敌后方为前方，迫使日军困守据点，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之剥夺，打破其以战养战之企图。按照这一方针，国民党变更战斗序列，将全国划分为10个战区，并增设了深入敌后的鲁苏和冀察两个游击战区，加强对日游击战。

　　1939年10月，兼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依据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广泛收集游击战资料，并由军学编译处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纲要》共240页，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等14篇。其中的战斗篇专门阐述了游击战术，指出：游击队之战斗，主在敌军后方行之;以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攻，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乘敌不意，出奇制胜之妙诀，求达扰乱、破坏、牵制、消耗敌人之实力为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关于游击战精辟概括的语句，《游击战纲要》也成为国民党指导抗日游击战的纲领性文件。

　　黄绍竑：地方抗日游击战的实践者

　　黄绍竑，与白崇禧素有渊源，1916年，两人同时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同时晋升为马晓军所属部队的营长。黄绍竑平时喜欢谈论游击战术，对游击战也很有研究，曾写过《游击战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自信能够在抗日游击战中做出一些成绩。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即1937年8月8日，黄绍竑就建议在河北战场采用游击战，应令前线部队派出挺进队(每师一营)，秘密潜入敌之后方北宁路一带，扰敌侦察。黄绍竑一直希望能亲临前线组织游击战，1938年，他就准备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带一军或一师，到敌后从事全面的游击工作。杭州失陷后，蒋介石派白崇禧和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在金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浙江前线军事部署，决定以黄绍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组织部队深入沦陷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进行游击战，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和明确的作战任务。1937年冬，浙江沦陷时，各县原有武力，大部崩溃。黄绍竑到任后，首先依托“浙江国民抗敌自卫团”建立起游击力量。抗敌自卫团共编为8个支队，由省会警察队、内河水警、卫士营及绍兴、余姚等地方部队改编，同时还设立了9个区自卫总队。到1941年，浙江省属武装发展到21个团。黄绍竑在组建游击武装之初，便有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以游击战来打击、牵制和消耗敌人，使日军不能以全力向内地进攻，同时通过对沦陷区的渗透和建立政权，来争取沦陷区人民的支持。为此，1938年9月，黄绍竑指派浙江国民抗敌自卫第五支队司令郑器光率队自绍兴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开展敌后游击战。1938年10月，第五支队收复吴兴县新丰镇，并于11月中旬在崇德县马家桥之役中，击退日军400余名，毙伤百余名。第五支队渡过钱塘江后，第六、第三支队，也先后进入浙西，同当地游击队配合开展游击战。这些游击部队，战术灵活、出没无常，主动寻找战机打击日伪据点，破坏道路通讯，使得日军寝食不安。

　　由于深处敌后，部队的武器装备很难得到及时的配备更新，面对士兵用残破的步枪、匮乏的子弹在前线作战，黄绍竑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为此，黄绍竑将从杭州转移出来的二三十部机器集中起来，建立了一个造铁工厂，在此基础上，又在小顺建立了一个造步枪的工厂，在石塘建立了一个造机枪的工厂，在玉溪建立了一个造手榴弹、枪榴弹筒及各种爆炸品的工厂，并成立了一个武器实验室。黄绍竑亲自与技术人员研究武器研发，设计并制造了“七七式轻机枪”、“七七式步枪”、“七七式枪榴弹筒”，以及各种地雷的发火器及各种地雷爆炸药等。到1942年春天，这些兵工厂每月可产一千多支步枪，五十多挺轻机枪，五六万枚手榴弹、枪榴弹。产品销售，西到广西、贵州，南到福建、广东，北到安徽，甚至还销到了西北的甘肃。以至有人笑称他快变成军火商人了，蒋介石听到这个事情后，也夸奖道：“好!好!你就这样做去!”

　　1941年4月的一天，黄绍竑到绍兴去巡视，发现前方部队士兵的副食费仅有二十余元，士兵每日除了二十四两米之外，只能拿开水煮些青菜下饭，一个月都见不到肉和油。黄绍竑听了之后，心里惨然不安，认为士兵的营养跟不上，不仅会影响战斗力，而且连士兵本身的生存都难以保障。1943年，黄绍竑排除众难，命令各县政府切实负责办理军队副食：每月应供给每个士兵青菜三十斤，黄豆一斤，猪肉一斤，食油一斤。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部队官兵的给养待遇。是年秋，黄绍竑到江山一带视察，该地驻军反映，自副食供给后，逃兵、病兵和死亡人数减少了不少，部队官兵对于地方和黄绍竑表示了极大谢意。

　　黄绍竑深知，敌后游击战，不但需要军事上游击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术的运用，同时还需要建立和发展敌后政权。当杭、嘉、湖沦陷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后撤，地方政权也随之瓦解。后国民政府专门颁布了地方官吏战时不能擅自离境的命令，并以极刑处置了擅离职守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黄绍竑也惩办了一个在敌人到来时擅自离境的海宁县长，将其判处十年徒刑。自此之后，在游击武装的帮助和保护下，浙江沦陷区国民党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为了进一步发动民众投身抗战，1938年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黄绍竑还接受共产党人建议，制订了《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命令全省各县建立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战时政治工作队，并设置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和战时青年训练团，加强对民众的政治引导和抗战教育。同时，通过制定两个“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加强社会赈济、整理保甲和财政、实施教育年等方式，改善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为抗日游击战的施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到1939年，浙江省游击政权得到极大发展，浙江省政府在天目山设立浙西行署，在天台设立浙东行署，具体指挥浙西浙东游击区行政。虽然日军对游击区进行了多次“清乡”和“扫荡”，但浙江沦陷区的政权一直维持下来，重要政令仍能照常推行，甚至在敌人的据点控制区域，仍旧能够募债与收税。

　　虽然抗战中国民党的游击战具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同时由于其民众动员的不力、僵化的作战指导以及败坏的军纪等因素，使其发动的游击战问题层出不穷。日军在向东京呈报国民党抗日游击队存在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一)各游击队常互相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无从密切联络，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较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任。(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桂系三雄”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从理论到实践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9 14: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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