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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彭德怀称作“老哥”的史可全
2020-04-16 10:46:34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在开国少将中年纪最长的一位叫史可全,当时他已经63岁了。其实在整个开国将帅中,他的年龄也仅比朱德元帅小6岁,连领导过他的彭德怀元帅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哥”。老将军史可全在后勤战线干了大半辈子,看似波澜不惊的人生长河却泛起了令人感动的传奇浪花。

  给段德昌当秘密交通

  史可全,原名史太金,1892年出生于湖北天门干驿镇史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他就给地主老财家放牛,受尽了剥削和压迫。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下半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史可全到江陵县马家寨,以杂货店伙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经马家寨党组织安排,成为在这一带领导武装斗争的段德昌的秘密交通员。

  这期间,史可全做的一项让他终生感到荣耀的工作,就是成了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的联络人。那时,段德昌在攻打江陵弥陀寺的战斗中负伤,史可全护送他秘密回到家乡湖南南县(与湖北相邻)养伤。

  段德昌得知驻防南县的湘军是彭德怀所部,心里十分高兴。早在北伐时期,充满正义感的彭德怀就与共产党员段德昌结识。在段德昌的引导下,彭德怀十分向往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受党组织的派遣,潜回洪湖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彭德怀则率部随军东征,后移驻南县。

  段德昌派史可全秘密联系上了彭德怀。彭德怀迫不及待地让史可全带他连夜去看望段德昌。两人一见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彭德怀关切地询问段德昌的伤情,让随他一起去的团部医官给段德昌治伤,还带了不少鸡、鱼等滋补品给他。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论对局势的看法,彭德怀再次向段德昌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段德昌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德怀同志,非常欢迎你加入共产党,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出于保密考虑,段德昌与彭德怀约定,尽量少见面,有事可由史可全联络转达。史可全便成了那段时间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联系人。史可全比彭德怀年长6岁,每次见面,彭德怀总是“老哥”长、“老哥”短地称呼他。

  根据段德昌的建议,中共南华安特委很快同意吸收彭德怀入党,并上报湖南省委批准。段德昌破例让史可全把彭德怀请来,履行入党介绍人的职责,与彭德怀谈话。段德昌的谈话重点有二:一是要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二是入党后要做好受委屈、甚至牺牲的准备。他还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嘱咐彭多读书,提高理论水平。彭德怀后来深情地写道:“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在段德昌伤愈准备离开南县时,彭德怀让史可全询问段德昌需要什么帮助,段提出需要枪支弹药和路费,准备回洪湖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彭德怀立即命人将未上号册的私枪10支和几百发子弹以及一笔经费,通过史可全秘密送给了段德昌。

  史可全随段德昌返回洪湖地区后,继续在马家寨杂货店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29年3月,史可全收到一份国民党军将进犯马家寨的情报,连夜送交段德昌,使在马家寨的游击队迅速转移,转危为安。

  国民党军扑空后,进行了大搜捕。史可全被捕,被关到长江南岸的公安县斗湖堤敌军营部。敌人施用酷刑,拷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他坚定地问答:“不是。我就是一个杂货店伙计,每天下午五点就上铺板关门,外面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打手用烧红的烙铁来威胁他,他一口咬定:“我啥事都不知道!”敌人一无所获,只得将他关进牢房。

  不久,经马家寨地下党组织派人打通了敌营长的关系,史可全被释放回到了马家寨。段德昌特地来看望他,称赞他勇敢坚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是个好样的共产党员,鼓励他:“要继续好好地干。”并安排他在马家寨再开一个甜食馆,继续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

  为彭德怀摸鱼改善伙食

  1930年7月,红四、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红军主力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也在这一年,史可全回到家乡担任乡苏维埃拥红委员。

  1932年春,担任红三军九师师长的段德昌率部开辟襄北根据地,在天门东北部组织文家墩战役。史可全听说老领导带领红军打过来了,心情特别激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动员群众筹集军需物资,装了五六船,运送到红九师驻地张家场。段德昌见到史可全,称赞道:“你在马家寨做秘密交通搞得不错,这次粮秣运输也搞得不错呢!”

  段德昌指挥红军在文家墩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共俘敌2000余人,击毙敌团长1名,生擒敌旅长韩昌俊。这一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给苏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不久,史可全和30多名青年一起正式参加了红军。

  此时,史可全已经40岁了。显然,这把年纪已不适合拿枪杆子上战场冲锋陷阵了。段德昌对他说:“我看你筹集物资有一套,你就去做粮秣工作吧!”于是,史可全被安排做后勤工作,这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史可全从连队的军需干起,然后是连司务长、团供给主任,1935年长征时,史可全担任红二军团(1934年10月恢复此番号)四师供给部部长、红二方面军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筹集、运输、保管粮草都非常困难,但史可全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部队在困境中生存下来作出了特殊贡献。贺龙多次称赞史可全“是红二军团的大功臣”。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史可全任三五八旅兵站站长,1942年任该旅供给部长,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当时八路军的许多干部都向往去延安抗大学习充电,出身贫苦、文化水平较低的史可全更是渴望到抗大去学习,几番向组织打报告,他终于得偿所愿,接到了去抗大学习的通知。他高高兴兴地忙着做交接工作,一心准备去抗大学习。可是,第二天又跟着来了一道命令,要调他到晋绥二军分区去任职,立即赴任。对此,他开始有些抵触情绪,就找旅长张宗逊反映自己的想法:“我文化低,好容易得到一个学习机会,怎么又不让我去了呢?”张宗逊笑道:“谁叫你‘驼子摔筋斗——两头翘(俏)’呢?部队现在急需要你。许光达到晋绥去开辟根据地,成立二军分区,说要个得力的供给部长。选来选去,贺老总选中了你。”张宗逊这么一说,史可全表示完全服从新的任职命令,打趣地说:“我这个供给部长,绝对‘供给’你们调动!”

  二军分区所处的晋西北地区,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加上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生活极其困难。尽管史可全使出浑身解数筹集给养,但部队的日子仍过得紧紧巴巴的。

  一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来二军分区视察工作,司令员许光达心里很着急,就找到史可全说:“彭老总要来,你想点办法给老总改善一下伙食。”听说彭德怀来,史可全心里乐开了花,想都没想就拍了胸脯:“这事包在我身上!”

  虽夸下了海口,但史可全心里明白,在贫穷的晋西北弄到改善伙食的食材可不是件容易事,部队机关已几天没吃上菜了,大家都是用盐水当菜拌小米吃。他带着供给部的两个战士漫无目的地出了门,转来转去,转到一条小河沟边,他眼前突然一亮,有河沟就一定有鱼呀!他从小在湖边长大,摸鱼捕鳝是拿手好戏。他兴冲冲地跳下河沟,忙乎了个把小时,捞上来一两斤鱼和黄鳝,总算是“手中有菜,心中不慌”了。

  餐桌上摆上一钵鲜鱼汤,彭德怀兴奋地对许光达说:“嚯,打牙祭啦,这可是不容易呀!”许光达连忙把史可全介绍给他:“这都是老史的功劳。”史可全紧紧握住彭德怀的手,激动地说:“彭老总,您不记得我啦?我是史可全呀!”彭德怀这才认出他来:“是你呀,老哥!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吧?”史可全点点头,这些年来,他多么盼望跟彭老总说上几句话,可一想到彭老总指挥千军万马,时间金贵,他不敢打扰啊。史可全简要地向彭德怀报告了自己十几年来的革命经历,彭德怀勉励他继续为革命多做贡献。后来,彭德怀碰到贺龙,还称赞史可全是个干后勤工作的能人。

  1944年11月,史可全参加贺炳炎、廖汉生为首的干部大队,随王震南下到中原军区。襄南军分区、江汉军区在洪湖成立后,贺炳炎、廖汉生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史可全任供给部长。1946年8月,史可全随部参加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又回到许光达为司令员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任供给部长。

  1947年夏,三纵队归建西北野战军,史可全直接在彭德怀指挥下战斗。彭德怀经常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就餐时,史可全总是因没有条件把彭德怀招待好而感到愧疚,真诚地说:“彭老总,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好好招待您一顿。”彭德怀动情地说:“老哥,已经很难为你这个供给部长了。等全国解放了,我一定来吃你的饭!”

  乡亲们眼中的“草鞋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史可全先后任甘肃省军区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北京办事处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5岁的史可全离职休养,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史可全,老百姓眼中的将军、大官,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一身旧军装,一双草鞋,如鱼得水般地来到他所熟悉的乡亲们中间,同大伙儿一起拉家常,乡亲们倍感亲切,亲热地叫他“草鞋将军”。

  乡亲们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么大的官,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将军说,特别是有了冤屈都习惯找将军倾诉,央求将军为自己做主、伸冤。可史可全离休了,无职无权,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倾听,好言相劝,并留他们吃饭。有段日子,他家每天开两三桌饭,有时还得开流水席,他说:“群众对我讲心里话,是看得起我老头子,把我老头子当亲人。”

  对乡亲们的请托,不论办得到还是办不到,史可全都不遗余力伸出援手。他不顾年事已高,白天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往返几十里地了解情况,帮群众说话,纾解困难;晚上回家后,在常常停电的情况下,点亮煤油灯,戴上老花镜,凭着那点有限的文化,本着对党、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写出了几十份有理、有据的调查材料,然后亲自呈交给省、地、县的有关领导,希望他们能够帮帮乡亲们。在当时那种政治大气候下,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老红军,这是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仲夏,史可全家的院子里积了60多厘米深的水。大雨中,一个十五六岁、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不肯走,被淋得像一只落汤鸡。史可全连忙把他喊进屋,吩咐儿子找衣服给他换上。年轻人说他是个右派,是来找老将军伸冤的。家里人提醒老将军,右派是敌我矛盾,要注意划清界限。老将军立刻板起脸说:“乱弹琴,他还是个小伢子嘛!”

  年轻人很聪明,13岁就考上了师范学校。只因在学校里给党员班长提了一条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取消了分配工作的资格,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改造。史可全从小受苦无钱读书,没有多少文化,但他十分敬重有文化的人。史可全把年轻人安顿在家里住下后,又亲自带着他到学校去核实情况,到教育局去申诉,到县委找领导上访,一有机会,还让他在领导面前吹拉弹唱、刻章作画,展示其才华、才艺。

  尽管史可全无法帮助他摘掉蒙冤的右派帽子(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才最终得到彻底平反),但终于帮他解除了监督改造的桎梏,重新获得分配工作的机会。他那含辛茹苦的老母亲扑通一下跪在老将军那双穿着草鞋、沾满泥浆的脚下,失声恸哭。史可全一把扶起她,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嫂子!我是个老红军、老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我的本分!”史可全把这件事看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成就:既帮助一个年轻人人尽其才,又为国家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后来,那位老母亲亲手打了5双草鞋送给史可全,说:“老将军,家里穷,没啥好谢您的。乡亲们都管您叫‘草鞋将军’,我就打了几双草鞋送您,包管您穿得跟脚,走路踏实。”“草鞋将军”双手捧着草鞋,激动地注视着它,那是年轻人的老母亲用自己种的麻漂白后,搓成精细的麻绳,精心编织出来的。史可全非常珍惜它,一直不舍得穿。在后来的20多年中,他先后搬了5次家,都把它珍藏在身边,视作人民群众送给自己的一件珍贵的礼物。

  年近古稀芦荡开荒

  史可全从部队离休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老将军忧国忧民,寝食难安。他主动找到在中原军区时的老战友、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为减轻国家负担,我打算像战争年代一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详细谈了自己的打算。张体学高兴地说:“当年中原突围那么困难,我们都一起拼过来了。你回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完全支持。”还表示要号召老同志们向他学习。

  史可全打算干自己的老本行:种地。他把目光投向了距离荆州古城15多公里的一片芦苇荡。他与芦苇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小时候没饭吃,就钻进芦苇荡讨生活;当秘密交通时,他凭借芦苇荡的掩护,躲过了反动派一次次追捕;他当江汉军区供给部长时,又把一片片芦苇荡变成了供给基地,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这一次,他要再次借助芦苇荡,渡过眼前的困难。

  史可全带着警卫员、炊事员等身边工作人员,来到芦苇荡安营扎寨。年近古稀的他,每天精神抖擞,挥舞镰刀“咔嚓、咔嚓”地砍芦苇,转眼间一大片芦苇便倒在了他的身后,连身边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甘拜下风。三伏天的芦苇荡热得像个大蒸笼,史可全像一个地道的老农一样,挥汗如雨,开垦了大片荒地。

  孩子们一放暑假,史可全就把他们带到芦苇荡,既是为开荒种地增添人手,更重要的是想锻炼孩子们,让他们从小就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磨练艰苦奋斗的作风。孩子们砍芦苇手上打起了血泡,弄破后疼得他们直叫唤,史可全说:“没事,等起了茧子就好了。”最叫孩子们开心的是,他们跟父亲学会了摸鱼的绝技。从湖里摸到几条鱼上来,在芦苇茬中间支起锅子,用湖水煮湖鱼,然后美美地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史可全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种红薯、棉花和各种瓜果蔬菜。辛勤劳动换来成果,除了自家吃用外,大部分都送给了看守监狱的战士和周围的群众。用卖芦苇的钱买回几只小猪仔喂养,过年杀年猪,史可全就把周围的乡亲和城里的名师、名医、名演员请到家里来做客,吃肉喝汤拉家常。

  得到帮助的周围群众受到启发,纷纷跟着史可全钻进芦苇荡讨生活。大家都佩服老将军有眼力,不愧是供给部长,带领大伙儿找到了勤劳谋生的好路子。

  史可全一生简朴,省吃俭用,周济群众,身后未留分文,家中最值钱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他自立自强、踏实坦荡的人生观,确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史可全的子女们都传承了老将军的优秀品质,不改本色。从部队转业后,他们大都成为企业的普通职工,后又在企业改制中先后下岗,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开荒种地,养鸡养鸭,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南楼守望彭老总

  “文革”中,史可全虽已离休多年,远离政治舞台,但还是未能幸免,被打成“贺龙分子”。到了1974年,史可全已82岁高龄了,患有多种疾病,但因戴着“贺龙分子”的帽子,在当地医院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时任总参管理局局长的黎化南,跟他都是从红二军团走出来的老战友,又都是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同行。知道老战友窘境后,黎化南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想方设法把史可全接到北京,住进301医院南楼。

  南楼是将军病区,需要经过几道哨卡才能进的地方。史可全年纪大、身体弱,能够的活动范围就是短短的走廊。他经常拄着拐杖在走廊慢慢踱步。与他相邻的病室门口一天到晚都有警卫严密把守,只要他走到跟前,就会被警卫无声地挡开。历经战火硝烟的老红军凭着特有的政治嗅觉,敏锐地察觉到那间戒备森严的病室里一定住着特殊的病人。史可全生性倔强,警卫越是挥臂阻拦,他越想知道病室里住的是谁。一次,他见那神秘的病室门半掩着,趁警卫不备,猛一探头,瞅见病床上躺着一个衰老侧影,好似在哪儿见过?从此,他为那个挥之不去的衰老侧影而冥思苦想。

  一天,陪护他的女儿史紫云搀扶他坐在病室的阳台上晒太阳。他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那间神秘病室的阳台,骤然间他的心一下子抽紧了。他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紧闭双目半卧在轮椅上,干枯的脸上没有一点生机。他觉得似曾相识,愣愣地注视良久,突然他激动得难以自已,猛地扔掉多年来寸步不离的拐杖,“嗖”地一下站起来,“彭老总!”悲凉深沉的呼唤从他心底迸发而出。他颤巍巍地将右手举向头侧,庄严的军礼凝聚着他对彭老总的无限崇敬和思念。彭德怀没有丝毫反应,他已被折磨得“脱了相”。史可全不忍久视,闭上双眼,浑浊的老泪从眼缝涌出,挂在他那写满沧桑的脸上。

  打那以后,史可全天天都守望在阳台上,哪怕是阴天没有阳光。不仅医生查房时他不愿进屋,就连输液、吃饭都不愿离开阳台。他根本就不像一个住院的病人,倒像是个忠于职守的老警卫。一连20多天,史可全每天都在阳台上苦苦地守望着、守望着。

  进入11月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寒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中飘洒下来,早已结冰的阳台上铺满积雪。在凛冽的寒风中,史可全依然执著地守望在那里,谁劝他就对谁吹胡子瞪眼发脾气,任性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位护士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史紫云拉到一边,含着泪悄悄地说:“告诉老爷子吧,别等了,人几天前就没啦!”

  没想到战功赫赫、英雄一世的彭老总竟然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史可全没想到守望多日,近在咫尺,却没能最后看上他一眼。没了希望和寄托,史可全仿佛失去精神支柱,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里噙泪,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他突然大吵大闹要求出院,还一个劲地嚷着要吃烤鸭。他的老首长彭绍辉副总参谋长闻知,派人从京西宾馆送来了一只烤鸭。

  入夜,朔风呼啸,大雪飘飘。史可全捧着那只来之不易的烤鸭,在病室的阳台上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地说:“彭老总,我还欠你一顿饭啊!可我再也还不上这顿饭了……”

  1979年,史可全不幸病逝。

  原载:《世纪风采》2020年第4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16 10: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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