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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湾惨案
2018-04-02 08:47:29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谢仰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由北平学生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即“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广州地区的响应,则是由中山大学学生发起的。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展开后,由于受到广东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镇压,还发生了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的“荔湾惨案”。有关情况,近年来广州地区的书籍报刊,言者已多。惟我当时在中大历史系读书,事属亲历,兹就记忆所及,略为补述二、三事,以供参考。

中大师生响应“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五年,日军大批入关,威胁北平、天津。六月,国民党政府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其中有取缔一切抗日的组织和活动的条文。广州中山大学的员生痛感中华民族的危难,于六月二十二日在石牌召开中山大学全体教员学生大会,决议:联络各校各团体加紧抗日工作,抵制日货。通过了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员生谴责国民政府不抗日救亡的通电,呼号抗日救亡。十月,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国际形势倍加险恶,震动了全校师生。为此,中大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何思敬应学生的邀请,在文学院作了以“意阿战争与中国”为题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何教授痛斥了意大利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的武装侵略,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法西斯气焰的嚣张和中华民族处境的危急,指出大家应该立即起来抗日救亡,免使中国成为第二个阿比西尼亚。何教授的演讲,使中大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军加紧侵略华北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以后,学生十分激动,中大的学生宿舍纷纷出现了宣传抗日的壁报和鼓动抗日的标语。文学院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赵君杰,东北人,平日本其切身的感受,时常与同班同学谈有关日军侵略东北和东北各地义勇军抗日情况。至是,他即与班内、系内同学商谈,提出发动响应,得到同学的积极支持,便进一步到文学院其他各系联系,各系同学纷纷响应。后由文学院派出代表再到各学院,经过各学院代表的共同商讨,决定对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作出积极响应,发动示威游行。由于全校学生在进步同学的影响带动下,绝大多数都已有了行动的思想准备,因而一经发动,都立即投入到这一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十二月十一日开始作游行的准备;十二日上午八时左右,即在大礼堂(当时中大已全部由文明路旧校舍搬到石牌新校舍,即现华南工学院及华南农业大学两校校舍。大礼堂,在今华南工学院大门正对的校道上,当时是个用竹木盖搭起来的大木棚。)举行紧急动员大会。赵君杰主持了当日的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各学院的学生外,还有不少教授和职工。文学院的何思敬、邓初民,法学院的何永佶等教授在大会上发了言,激励全校师生起来抗日救亡,会上师生们的情绪十分高昂。会后,参加大会的学生二千余人都参加了示威游行队伍。邓初民和农学院张农等教授和部分职工,也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

   示威游行队伍,于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在礼堂前集合出发,由正门(南门,即现农科所附近的石牌坊)步行经岗顶、冼村、东山、百子路(队伍经百子路时,医学院的同学也参加了)、大东门、惠爱东(今中山四路)、永汉路(今北京路)、天字码头、长堤、太平路(今人民路)至西门然后散队。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在路旁观看的群众,不少人向队伍挥手致意,有些还跟着高呼口号。此次示威游行,就象一声春雷,把广州几年来国民党取缔示威游行及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的沉闷局面冲破了,把广州广大群众的抗日激情以及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掀起来了。正如邓初民教授后来著文回忆此事所说:这是“中山大学最光荣的一天”。

   此后,广州的大、中学生接连举行了多次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以“中国青年同盟”为骨干的进步学生,并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成立了“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会”,广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荔湾惨案”前后

   正当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大步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广东政府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怕全市各校学生集中在校,易于被发动参加学运,省教育厅下令广州各校一律提前即日放假。各校学生为了反对当局这一破坏运动的措施,乃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上午列队到省教育厅质问。教育厅却事先停止了办公,关闭了大门,避而不答。学生们愤怒地将省教厅的招牌拆卸下来,扛着游行,以示抗议。

   一月十三日,中大学生为了进一步推进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分头派出同学到市内各大、中学校联系。发动更多学生,准备各路会合集中,然后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中大文学院社会学系二年级学生冯导先等到西关的国民大学(在广东省水电厅现址)及坤维女中(在市二十九中现址内)联系,各校学生于国民大学组成队伍,在冯导先等人的带领下出发,路过荔湾桥——现市第二人民医院附近时,即遭所谓“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冲击、破坏。“锄奸团”用铁尺、皮鞭等凶器,当场打死学生一人,打伤学生逾百人,并将冯导先逮捕了去,后来还将他杀害了。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荔湾惨案”。所谓“锄奸团”,当时人们都明白这不过是广东国民党政府当局为破坏此次抗日活动,将一些警探、特务、流氓拼合而成的。

  冯导先(《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296页作“冯导生”,误。),广东合浦(现属广西)人。于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时,由于他老成持重,班中同学多尊称之为“冯大哥”。他常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的《东西南北》栏发表杂文,批评社会弊陋,宣传进步思想。当他被捕以至被害的消息传到时,大家都非常愤慨,但在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当时无法了解冯的具体情况。直至是年九月间,广东政府业已变动后,各同学才能为他举行一个全校性的追悼会。会上,同学们都痛悼他的被害,挽联挂满了整个大礼堂。哀悼他“为民族解放而呼号”,竟在“荔子湾头,惨被国贼汉奸锄了去”(当时的挽联语)。在他的遗像旁,挂着他同班同学写制的挽联,联云:临难成仁,太息华北危亡,误于奸贼;平居尚义,何期绥东烽火,怀我英才。表达对他深切的怀念。

  “荔湾惨案”发生后,广东当局四出逮捕中大进步的、尤其是在此次运动中活动积极的师生,迫使何思敬、邓初民、何永佶等教授及赵君杰等学生不得不走避离开了广州。“荔湾惨案”发生的当晚,国民党宪警断绝了中大校车的往来,并派宪兵(据说有两连之多)包围了石牌中大各学生宿舍,搜查了不少学生在宿舍内的衣物,抄没了一批图书报刊。直至翌日清晨,我所在的第九宿舍周围仍有枪尖插上刺刀的宪兵在巡逻,宿舍前后门还各有一挺轻机枪正对着,宪兵禁止所有学生进出宿舍。后与之几经交涉,始准由宿舍至膳堂食早、午饭。上午十一时左右,包围宿舍的宪兵才撤走了,但在校内各路口,仍有宪兵把守着,不准通行。后来知道:宪兵对六、七、九三座宿舍戒严最甚。因为此次运动积极分子以文学院的学生为多,而第七、九两宿舍住的都是文学院的学生,第六宿舍的宿生,也大部份是文学院的缘故(赵君杰就是住在第六宿舍的)。

  “荔湾惨案”发生后,次日下午三时许,总务长邹善群、法学院院长郑彦棻和一位听说是校长室秘书等三人到各宿舍巡视。到第九宿舍时,宿生对邹总务长等陈述了当日的情况,要求解除戒严。郑彦棻院长当即对大家说:他们(指宪兵)这样包围宿舍是不对的,我们已跟他们交涉,要求他们立即撤离石牌,最迟明日大家即可自由出入。邹总务长还说:校车尽量争取在今晚恢复正常的往来行驶。约于是日下午五时左右,来往广州石牌的校车恢复了。

  此后,广州地区的学生,不少组成下乡宣传队,离开了广州,深入到农村,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广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所记,虽属亲历,“荔湾惨案”发生情况,还是再经过调查,得之于当时亲历者所述。事隔五十年,记忆容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2 08:4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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