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红十字会抗战期间的救护活动
2018-04-02 08:45:50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广州市红十字会成立于1921年。当时孙中山在广州当选为大总统，并随之举兵北伐。为解除战事中受伤军民的痛苦，宋庆龄与中国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商议，由番禺分会、南海分会、顺德分会共同组织救护队沿途救治。同时，成立万国缔盟中国红十字会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宋庆龄担任联合会名誉总裁。稍后，番禺分会即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本会增设救护训练班，组织全市救护网。受训人员达1300余名之多，救护人员均由男女爱国青年组成。其中以高中生、大学生及店员职工为主，自备服装伙食，义务为红十字会工作。在抗战中，他们义愤填膺，奋不顾身，冒着枪林弹雨抢救被日机狂轰滥炸的无辜群众和受伤市民。

　　市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属下第一大队设在海珠区市红十字附属医院，第二大队设在越秀区惠福路；第三大队设在荔湾区下九路；第四大队设在东山区均益路。另市区内共有22个警察分局，每个分局辖内均由市红会派一小队常驻。队长1名，队员9名，每人每月发给伙食费10元。总队下，并设有水上救护支队。当时，由香港华侨日报向各界爱国人士募集新式救护车共16辆，霍芝庭君捐赠一辆大型救护车。

　　1937年冬，孙夫人宋庆龄和伍智梅女士及苏联盟友莅临检阅市红十字会救护队。随后，广州市各界行业和国外华侨爱国人士纷纷捐献，组织救护队。市方便医院成立救护大队，并有水上救护分队，配有救护船。还有中华救护大队、强华救护大队、机器总工会救护大队、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救护大队。由市卫生局组成的“市防护团”下辖有灾区拯救挖掘队、运输队、掩埋队等。市内各公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均拨出部份床位为伤难同胞免费收容治疗。广州市基督教青年会设有“被日机滥炸家园难民临时收容所”，设在海珠区南华西路，由林伯钧主持。全市各大坚固建筑物均划为避弹室。

　　由于日军航空母舰停在珠江口，日机不断轰炸广州非战地区，每日达10余次之多。民居、工厂、学校、医院、教堂和交通要道均受其害。首次投弹炸我机场，继而轰炸广州市区。甚至中山纪念堂西南角部份蓝瓦也被炸毁，石牌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亦受轰炸。据统计，死伤我同胞共达3万余人，死难同胞尸体大部份由广州市方便医院收殓掩埋。

　　市红十字会救护指挥部受害也极为严重。救护指挥部设在本会址内，邻近中法韬美医院（即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东侧隔邻。当时，救护车10余辆停在现省总工会东侧场地，全部救护队亦集中附近候命奔赴灾区，红十字会总干事张宗象和总务股主任陈侠卿正接着灾区来的电话，日机迎面由海珠桥上空低飞而来，向红十字会救护指挥部、中法韬美医院和红十字救护车等机枪扫射和投掷平射弹。这是违反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的。救护队长陈有光被炸死，总务股主任陈侠卿被平射弹破片击中右侧胸折断肋骨，幸而得救，还有队长周维衡、队员林树熏、罗近伟、刘云轲等五人均负伤。当时，我亦在场目睹死伤者甚众，场地血肉横飞，一片模糊，救护车也遭机枪扫射和炸损。

　　广州在大轰炸后，孙夫人宋庆龄闻讯即冒险会同美国记者和广州市卫生局长兼广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朱广陶到灾区视察摄影，将日本的暴行投诉于国联。当日，并召集全市救护队于西堤“博济医院”（现孙逸仙纪念医院），在孙逸仙纪念碑前对我们讲话。孙夫人勉励我们说，你们能按照孙中山先生“博爱”的遗言，为伤难同胞救死扶伤，你们的高尚品德难能可贵。美国记者也对我们讲话，由广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朱广陶传译。孙夫人为了抗日救国，为了维护国际红十字公约，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对我鼓舞极大。

　　广州近沦陷时，广州市红十字会附属医院亦交德国人柯道医师及黄德光、余国华医生等代主持。本会派出前线救护队第一队，由吴文伟队长率领前赴韶关、湖南长沙及南浔线等战区随军救护。并派出救护特务第二队，由队长欧青华率领前赴东江第八十二军随军救护。在1938年10月中旬，日军由大亚湾登陆直抵淡水。总务股主任陈侠卿及陈俊民队长除率领部份救护队撤退至西江肇庆、连滩一带进行沿途救护外，并组织当地群众训练一批救护员。

　　广州红十字会则迁往韶关市熏风路，由副会长朱广陶、总干事张宗象、副总干事黄能彰与部份医务人员，在韶关开设了三所“广州市红十字会驻韶关分诊所”及两个赠医站，为广州市撤退难民及当地居民等进行赠医施药。第一诊所设在韶关市熏风路会址内，由苏自权医师负责。在韶关市郊外30里设立龙归乡、桂头乡赠医站，为当地乡民服务。第二诊所设在韶关市西郊黄田坝。第三诊所设在韶关市孝梯路。每日接受赠医施药者众多，获得群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