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对张紫葛所著传记质疑的再检讨（下）
2017-03-09 16:13:42  来源：程兆奇 岐羊斋主人  点击：  复制链接

唐先生在讲到61年吴宓与陈寅恪会面时称：“《日记》正在整理，陆续发排、出版以后，张紫葛何以对天下人”。从上述看，“何以对天下人”的恐怕不是张紫葛，这点可不论，“正在整理”却是一个重要消息。因为昭本“整理说明”只说“现整理发表作者于全国解放前（1910—1948）所写日记”（“说明”说49年日记被陈新尼文革初焚毁），没有透露以后的部分也将出版。虽然唐文如此宣称已逾六年，而其时日记仍未见踪影，但以唐先生与昭本整理者的共呼吸关系，唐先生得到的不应又是虚假消息。因此，唐文涉及49年后的部分，虽多显见的强词，周锡光等知情人又多有指谬，详加检讨还是应该留待日记公布以后。

以下想着重谈一下唐文的总结论。

五，是否“颠倒了吴先生”？

唐文末节以“颠倒了吴先生”为题，作为全文终结，称：

吴先生为人光明磊落，方正纯朴，心口如一，从不作谎语，不知如何应付人事，或可说是迂，或可说是书生意气。因此，一生做过不少在旁人看来是傻事，在先生看来则是道之所在、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张紫葛笔下，吴先生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庸俗的人。这又是厚诬吴先生。

甚至在恋爱上，吴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观。热恋毛彦文，原出于为打抱不平，既经卷入，光明正大，从不隐晦。张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个朱小姐千里寻先生，而先生呢？张书把先生写成一个庸俗的人，一个鬼鬼祟祟的人，与朱氏兄妹分别，先生对张“轻轻叹了一声，念了一句仿《西厢记》崔莺莺的道白：‘叹人生，烦恼添胸臆！量这般大小的车儿怎生载得起！’又转头对我说：‘此词难谐我意。你别误会，我并没和朱某某恋爱。过去不曾，现在更没有。’”先生不管是否恋爱朱小姐，都不会这么说。当年恋爱毛彦文，先生公开发表诗，有句云：“吴宓苦爱□□□，三洲人士共惊闻。”何其襟怀坦白。这种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张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书写吴先生日常说话的语言，简直是不堪卒读。无论何时何地，书中的吴先生，一开口便是腐朽的文言，没有半点活气。吴先生无论讲课，还是日常交谈，从来是现代语言，没有书里这种怪腔怪调。张紫葛自称与吴宓相交三十八年，对于吴先生的语言竟完全无知，也就够奇怪了。

吴宓“语言”是不是“怪腔怪调”是个问题，张著所记是否如唐先生的感觉更是个问题。因为许多读者和知情人称张著“感人”“真实”“把吴宓写活了”[1]，与唐先生的感觉完全不同。（唐先生的感觉似为情绪因素的作祟[2]。）吴宓“语言”的究竟，时人回忆和已刊《吴宓日记》等文字可作参照，此处不拟详论。

唐先生前两段所谈，则不可不谓是不知吴宓之甚。

因唐先生特举吴宓“在恋爱上”的“高尚情操”，“光明正大，从不隐晦”，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先从唐先生言及的朱小姐开始。“朱小姐千里寻先生”，据说吴宓也深讳其事[3]，而其时环境与已刊日记的时代完全不同，吴宓是否仍会凡事毕录，确难逆料，所以日记若无，也不能成为此事有无的绝对证据。但“千里寻”真否今日虽未易言，吴宓对朱小姐怎么看，由此可见有否“千里寻”的可能，却仍可以见。在吴宓倾慕过的许多女人中，朱小姐只是昙花一现的一位。吴宓第一次和朱小姐见面在1937年2月9日，当日吴宓记：

至9点30回室中。旋朱崇庆字绛珠，天津人。平寓东四五条，铁匠营十一号，朱宅。女士来，在此午饭（西餐）。由上午9：30直谈至下午6：20，虽多言劳倦，然极为快意。宓为朱女士述宓与M恋爱之往史，兼及其他女子如L及J等。朱女士亦述伊之往史，且悉伊已与其同曾祖之堂兄朱崇信君订婚。宓在女院授课，久已注意朱女士，以伊为鹤立鸡群，又以伊为晴雯一流人物。是日谈时，见其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双目炯炯，星芒电射，已为倾倒；而其人豪爽俊迈，历经忧患，洞悉人情，故于宓之一切，亦能了解。是日一席之长谈，几如多年之相知。盖宓自陈仰贤以后，与女友之快意，无有如此君者。今后当以朱女士为密谈之友，遇事当可共商互助，实为幸事。

吴宓与朱小姐初次单独见面，即作竟日长谈，为之“倾倒”，且以得“密谈之友”称幸，关系实非一般。2月24日记：

上课前绛珠来见，还书，并有写就复宓之函，谓宓苟欲再结婚，亦可，但勿为时代女子所利用。须先细察其人确能知宓慰宓，然后方可以爱情授之也云云。绛珠是日艳容而素装。宓因曾与绛珠作深谈之故，上课时，于众生中，独注意绛珠，反觉甚不自然也。

3月17日记：

下课后，绛珠来见，乃约其到福生番菜馆叙谈。宓先往，4：00绛珠来，服蓝衣，直谈至6：40，二人皆极倦，而兴甚豪。绛珠谈话多，则面颊尽赪，血液涌集，而双目黑炯，其神态极美，宓甚乐对视，实副其名（绛珠）矣。

3月24日记：

1：30—3：30在女院上课。绛珠来迟，但是日甚施朱脂，而集中于眼鼻口之连接之处，益觉其尖圆小巧，如一颗樱桃之正熟，更不虚绛珠之称矣。……（意犹未尽之省略号为原文所有，下同。——引者）

3月31日记：

绛珠又谓其经济困窘，负债累累。宓愿借助以＄100，珠亦欣受。时已5：30遂匆匆别。出园时，珠无意中与宓行甚密近。宓每认此为女子对男子无意中（重点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感激或爱恋之表示。宓得绛珠为友，亦滋乐。目前惟绛珠可与畅谈细论也。……[4]

吴宓对朱小姐的态度，不论今天如何看待，都殊非师生交往的正道。此点吴宓亦有自明，下将略述。吴宓和朱小姐的关系未及进一步深化，原因主要是：一，朱小姐为男友留学向吴宓借款，致吴宓不快，日记4月22日记：

绛珠锐志代迅筹措，拟借之与宓。宓知其意，即先述宓之实情，及以往助友之失望。次则直述宓之不能资借。绛珠辞去。其时，宓与绛珠各皆更佯为和蔼亲近，以掩其实际之失望。然一念男女友生之来接近我者，靡不为得宓事实或经济之援助，纯为道义爱情者固不可期，即只为闲谈或共游乐，而无其他目的者，亦几于无有。呜呼，难哉！[5]

道义、爱情分属男、女友生，朱小姐借款，使吴宓为无“爱情”而“失望”。二，“七七”后吴宓离平，与朱小姐天各一方。三，最主要的是吴宓当时还眷恋着其他几位女性。我们把视线从朱小姐身上稍稍转移，看一下吴宓当时的所“爱”。

按宓现今所接近之诸女士中，（一）敬与宓在精神思想（文学艺术）上，最相契合。（二）绚于事物及实际生活，最能帮助宓，使宓舒适。（三）铮日常与宓晤谈过往之机会最多，对宓最熟悉。（四）宪初如昔之薇，可称社交美人，且又具历史之关系，恋爱痛苦之同情。然宓爱以上诸君皆不如K。宓爱K正如昔之爱彦，而K之年少活泼天真则又似薇。然若论（1）年龄之相差；（2）师生关系之受攻诋；（3）K友朋甚多，而不易取得；论此三点，则K似若最不适于宓之爱。……然事实上，则宓之爱K胜过其他诸君，此亦未可如何之事。[6]

当时吴宓确如所说，对K（高棣华）沉溺甚深。仅从昭本Ⅵ即可见，有关K的记述几乎每天不断。吴宓与K相差二十余岁，更要命的是又有正式的师生名分，这一难以逾越的界限，常常也使吴宓气馁，如：

宓窥K之意似颇勉强。夫以师生关系，年岁之悬殊，宓爱K，前途本极困难，而欲K之知我爱我，尤不合情理。则对K当从此疏淡可耳。宓今之心境已如上述，万缘俱断。任何人与事，均可舍弃，则失K亦决不至如昔之失彦或H或J之悲苦深久也。[7]

但如因此而罢手，便不是吴宓。吴宓在“爱”上屡蒙挫折，但也每每知难而进，对K亦是如此。就在上述“觉悟”的次日，吴宓即因误以为张骏祥将与K成为“终身伴侣”而苦痛。再次日又因“K言伊与张骏祥无深交”，“宓知前疑实误，K非疏我，甚欢欣”[8]。不久，听贺麟称美K而“极喜”：

麟深觉K对彼印象之佳，谓K非“校花”“皇后”一派，然其美殊不易得。且其人似明智而能辨别高下真伪，不至浪用其情，随人摆布（如J者）云云。宓闻麟赞美K如此，心中极喜。乃以宓爱K之意告麟。麟云，甚希望宓能成功。盖就彼所见，与宓有往还之诸女子，无有及K者。苟得K，足尝宓之多年之痛苦，与婚姻恋爱之缺陷矣。宓略述K之身世，及宓与K交识之经过。麟谓亦于明年毕业而宓休假之期，偕K同赴欧洲云云。

（中略）

晚7—9作英文长函致K。大意言宓近知宓本心益深爱K，此爱是真，惟爱者能自知其爱之真假深浅，不容假借，而既有真爱，则更当秘密谨慎，以远祸全身，即所以宝爱也。宓惟望K以真情对我，或爱宓，或不爱宓，皆无须勉强，而一从自然云云。[9]

对这一表白，K向吴宓明确表示“希望”“永远以学生及小孩视K”。虽如此，吴宓在当日日记中仍记：“宓闻之心中极痛”，但“念女子心境变化无恒，未必K今夕所宣便是一层不改者”[10]，并不死心。吴宓对K的追求一直持续到芦沟桥事变后。有关的种种，吴宓日记有详细记录，比如如何瞒过他人耳目，如何揣度K与他人之情，如何不厌其烦地描绘面容、装束以至体态，等等，与唐先生所说的吴宓实在是南辕北辙。

吴宓自述此一时期之“最爱”为K，但正如前引，若以为吴宓对朱小姐的兴趣只是偶尔移情，则所见亦差矣。以下再抄述数段，以见吴宓的“博爱”。

昨晚在清华同学会，离境静思，深知宓对K之无望。然见K又爱之。又昨夕颇思直函Mary女士，致情纳交。今晨又无勇气与决心。

缪凤林率其由南京来赴科学社年会之女生（1）崔可石（中略）宓一见即爱之。

是日游八大处，颇念与缪君同来之崔、翟二女士，而在香山则极念K，兼怀思彦。

宓于宪初，不但同情，实亦爱之。

宓仍深欣赏瞿夫人赵曾玖之美。是日作淡装，服月白色（浅蓝）绸夹袍，青皮鞋，面容昳丽，而臂圆肩广，腰厚臀肥，行时摇荡，益增健美。并令宓忆及去年八月之崔可石女士。[11]

吴宓在日记中有些描述，十分不堪，即使今天转引，对当事人也适成厚诬，但因时人颇有如“季”、唐先生强指张著对吴宓及某些女士“污蔑”者，要澄清真相——非仅为张先生个人洗刷——，对这些材料便无法绕开。

吴宓对女性兴趣异常，每每“一见即爱之”，其中既有上引那样还说得上话的朋友的学生崔女士，也有完全不相干的陌路人，吴宓日记中对此多有记述。如金岳霖在香港金龙酒家请客，归后吴宓记：

宓独爱金龙司升降机之某女士。黑衣，黑皮鞋。身材苗条，容色美丽，发尤黑光。其人性似甚婉淑，不多酬对，应是苏、浙之大家闺秀，逃难来此者。伊频频以白洁之手帕，拭升降机之门际手握之处，其司此役当甚劳倦。宓到粤港所遇见之女子，惟此君最系宓心。惜未与交谈，亦未访问其踪迹也！（按此女士，与宓1924十月在沈阳南满医院所见司收付款项Cashier之日本女子，及宓1930十月在伦敦偕郭斌龢访T.S.Eliot所见Faber＆Faber书店楼下司电话交通之英国女子，三人实同一之美，其黑发，黑衣，及韶秀柔和处，皆相似。纯以美论，实宓生平所见者之上选，然皆风尘中人，且失之交臂者也。）[12]

在滇越火车上：

范女士，貌甚类K，惟为丰满明艳之少妇，故宓甚爱之。[13]

在银行汇款：

该行汇兑部女行员颇美。面似桃花，聪慧而能干，江浙语音，遂涉遐想……[14]

省略号后面的“遐想”是什么，稍识吴宓者都不难想象。

吴宓这种“爱”的“遐想”，不仅随时随地可能由路人引发，甚至并未谋面即已发生。如：

孙福熙君，述去年有法国女士某，到上海，必欲嫁一中国文士，而终身忠爱以对之；乃卒无所遇，怏怏而归法国。惜宓不遇此等异邦女士也！[15]

通过上引，吴宓“在恋爱上”是否具有如唐先生所说的“高尚情操”，我想已无须烦言。也许有人以为吴宓的泛滥“博爱”，虽与我民族的“恋爱观”并不相符，但唐先生特标为“非庸俗人所能理解”“襟怀坦白”“光明正大，从不隐晦”的“境界”却也值得肯定。可惜，唐先生所说的“境界”仍是他一己的“想象”，与实际的吴宓毫无关系。再以与K交往为例。吴宓一面给K大写情书，代做作业，频繁约会，一面在公共场合却不交一语，“鬼鬼祟祟”（依今日观念，此等私事，非他人有权置喙，此处只是借唐文之语，非示褒贬）。如在车上遇K，适有另一学生张肖虎在（后吴宓知张亦追K）：

K与张皆与宓点首为礼。K服新虎皮外衣，发颇长，而背影甚美。宓一路思K，车过北平图书馆，念K亦欲在此任职，但届时（即使事成）恐宓又不便走访，仍为第二Julia耳。[16]

吴宓在公开场合与K及许多“密谈之友”都是这样佯作不识。应该说，吴宓的师生恋，虽然通不过昔时的伦常标准，但如果不以唐先生悬出的“境界”来衡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而对之的遮掩——“鬼鬼祟祟”的一个表现，也并非不能理解。然而，我们所说唐文有违事实，并不是从传统禁忌出发，而只是说唐文所谓的“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完全“颠倒了吴先生”。

吴宓掩饰师生恋，为习见所迫，今日不妨“同情的理解”，但吴宓在“爱”K时掩饰另有所爱，则恰与唐先生所说完全背离：

K述熊鼎女士与K之谈话，则知春间宓所托卫士生君宓告彦之言，卫君不惟未传达与彦，且径以告熊鼎女士。熊女士又以语K。此殊负宓托，大失宓意，而使K得聆悉其内容，尤为不幸！

（中略）

寝后，中夜忽醒，久不成寐。念宓一生多情而厄于遇。今生涯已尽，大难横迫，更觉伤心！宓所托卫君告彦之言，实伟大真情之流露，恐无一人能解能赏。不幸偏又为K所闻。宓爱K费力已多已久，然K似为第二之J，其所望于宓者，惟为代译文稿。宓以此工作，自己少读佳书，且不能著作，实甚不乐为者，而又未忍拂K意。K今日且述留德陈永龄君之家庭种种。陈归之日，K即与宓断绝，其结局亦与J同。宓较前更老五六年，不容再徘徊自误，虚掷机会光阴，而乃覆辙重蹈，何以自解？且爱情之有无与成败，片刻可决，一见即定。K之理智重于感情，其对宓，有友谊，知感激，亦真诚，然无爱情，此则早已明白确定，宓之与K周旋，岂非庸愚自误！又K本不爱我，乃宓欲秘告彦之言，偏为K知其详。是则K之疑我拒我更有所藉词矣。……愈思愈悲，逾四鼓，方始入眠。[17]

吴宓对所“爱”之人不只是消极的“隐瞒”另爱，常常还主动出击，比如广泛托人打探某人行踪、处境，比如前引“造作空气”，甚至不惜以告讦的手法离间所“爱”者的所爱。如：

宓告宪初以迈（黎宪初将婚之男友——引者）在美国与犹太美妇同居二年事。宪初认为“此无可非议”。宓于是知宪初已倾心于迈，正如1932年J之倾心于何永佶，而宪初之于迈更类似Amelia Sedley之于George Osborne也。宓不禁怅然如有所失。[18]

黎不以为意，虽使吴宓“怅然”，但并没有使吴宓罢休：

宪初与陈之迈踪迹极密，传将订婚。然迈在平津曾与其嫂相爱，同居二载，关系未断。（中略）宓本爱宪初，况负介绍之责。遂即致宪初长函，委婉陈述。此函寄宪初家中，乃函发不久，即接结婚喜贴。知宪初已与迈于本月十六日，在三和酒家结婚矣。宓深虑函送至新宅，为迈所见，迈必恨宓甚也。[19]

如果同时“爱”数人，对所“爱”之人“隐瞒”另“爱”，又使出种种离间手段，也能算做“在恋爱上”的“高尚情操”，“光明正大”，此种“高尚”岂非过于廉价？我想，唐先生本意若非如此，应该说明；若是如此，更应该说明，因为这距世人——不论在唐先生眼中是不是“庸俗人”——的“境界”实在是太远了点。

此节稍长，与前节比例失调，这既是对“‘硬伤’最多”结论的负责，也是对唐文作者示以尊重。在结束吴宓“恋爱”的话题之前，再谈几句吴、毛之“恋”，其意也正在于此。

唐文引“公开发表”的“吴宓苦爱”句，证明吴宓“襟怀坦白”。吴、毛的感情纠葛（严格说基本是吴宓的单方面追求），在吴宓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历时最长。但唐文所称只是“断章取义”。因为吴宓对毛彦文的种种表现，未能也不可能“公开”。比如手法五花八门的大量书信，从说教、表白、忏悔直至记“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吴宓在信中如何记梦，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援引二“梦”，看一下吴宓在这些梦中都见到了些什么。其一：

自接彦无字复函后，郁悲者多日。是日将晓，梦彦。晤于内地某处小楼上。先在外间与超陪彦立谈。楼室布置精巧。已而宓走入室内，尤铺陈雅丽。彦着红色寝衣，迎于门次。见宓，以双手承肩，便互偎抱，极亲昵，遂有鱼水之欢。……其情景似新婚云。

其二：

月明如昼，寝未安。将晓，梦与彦同居和合，甚为酣适。彦较昔胖且晰，亦甚洒脱。[20]

即使两情缱绻，落于文字也未免肉麻。而一方峻拒仍嬲恼不清，依今天的标准便是严重的性骚扰。吴宓在“恋爱”上的所谓“襟怀”，是否如唐先生所说，无复存疑的余地。

唐先生称：“张紫葛自称与吴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顾吴先生一贯的思想，做此伪托，胆可谓大矣。”从上可见，如果将主语“张紫葛”三字换成唐文作者，未始不可谓不当。当然，这样的唐风“语言”我是绝对不愿用在唐先生身上的。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唐先生因对吴宓所知太少，仅凭道听途说和“季先生”的一面之词，轻下断语，厚诬张先生，留下了几乎一无是处的把柄，不能不让人深为叹惜！

那么，张著是否“颠倒了吴先生”呢？吴学昭先生在《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曾给广州出版社提出九条意见，其中第一条便是《祭吴宓》“把父亲吴宓拔得太高了”[21]。与唐先生的感觉正相反。我以为，吴先生如指49年前，大体不错，在此仅信手检出一例为证。36年世局已危，舆情颇注重“救国”，吴宓却说：“今与宓言救国益世，如对宝玉言科第功名”[22]。此即其时之吴宓[23]。因有关情况昭本可备详征，此处不另。但张著所述是吴宓“第三个二十八年”，其时吴宓渐入老境，更因易代之后环境大变，激起吴宓对传统文化凋零的悲愤、抵抗，以至于在七十年代初最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公然反对批孔，此时之吴宓似已非以“情僧”自比的旧时的吴宓。当然，如前已述，此事之究竟还要留待日记等材料公开后才能论定。

五

唐文说其文“不只为止妄人之口，且为明正道、正人心。”区区对圣人之教向抱敬畏之心，知道“正（他人）人心”前还有漫长的修身工夫要做，所以拙文在指出批评者的批评与事实不能合致之外，绝不敢自陈高义，另存奢想。

因自度鄙意已尽，《批评的界限——张紫葛传记作品辨析》对以后批张文字的症结、文品又多有详论，不必再越俎代庖，加上作为前言确已过于冗长，是以本文原本至此结束。但编辑以为收场太过草率，建议增补一节以使文章“首尾完具”，尊命难却，只能再谈数语，勉为煞笔。数年前曾为拙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篇》[24]作有一跋语，先抄录于此：

《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这一争论甫起时，我曾在《中国研究》1997年9月号后记中说：“辨明真假，论清是非，自然是要的。但还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如果对涓埃之微和大义名分不加区别，事事纠缠，没有了局还在其次，舍本逐末就可惜了。其实那位近代史学者除了所知有限（指上海一位自称是吴宓弟子的学者，此人在49年后与吴宓没有任何交往，并不具备以‘知情人’来证伪的资格，同篇后记中引了周锡光先生驳文）和对历尽大难的张紫葛责之太苛，在‘大义’上倒也敞亮明白。他并没有指责《祭吴宓》对那个天丧斯文的时代的控诉，并没有指责书中所记吴宓的痛苦和抵抗，相反，他认为《祭吴宓》所记述的吴宓还不够凛然，认为真正的吴宓应该像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睥睨毁我中华文化的种种丑恶。即使吴学昭，从《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著）看，也已非似有些人批评的昔日那个逆父的萧光。既如此，仅仅为了过往的人际纠葛，为了争个‘正宗嫡传’，争个谁更具有解释权，乃至仅仅是出于意气，便随意抑扬，任加褒贬，就未免无谓以至无聊了。”

在海外，有人以为《祭吴宓》材料来源不明，还不足采信。从严格的学术的角度出发，信其在材料上可以征，确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祭吴宓》所述的时代，是一个文网空前缜密的非常时代，任何真实的私家著述都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极其凶险的不测之祸，官方记载亦非循其它时代的常例，而且至今仍秘而不宣——以至于常有并不高明仅因披露材料而引起轰动的著述——，所以，要想避免事随人亡，事后的追述便具有特殊的价值。我对紫葛先生的记述取宁信其有的态度，不仅是由于在上述同一篇后记中曾提到的“饱尝苦难的八旬瞽者”那样的人性方面的原因，而且是因为自己也部分的经历过同一时代，亲见过许许多多程度并不在《祭吴宓》之下的苦难，这一点毋宁说才是更重要的。就此而言，海外学者即便有理性上的认识，但在“感同身受”上毕竟不会像我们来得切肤和亲切。

我希望真正对我们的民族、人民抱着挚爱的人，应从曾经发生过的罪恶中吸取教训，以不负历尽苦难的先人和儆戒来者。今接石琼生先生来函，说要重刊旧文，正值离沪前夜，匆匆写下几句，以为附记。

1999年8月7日

（此跋后未刊出。）回忆性文字难免失误。但记忆误差不同于有意作伪，枝节的不确也不等于总体的失真。我对张著取“宁信其有”的态度，并非把它与“第一手”材料等量齐观，而是说它所描绘的知识人的苦难确是开放以前的时代真实。

作为实证性文字的结尾，此节颇违文章体式，但与本文文旨倒不算完全无关。

癸未残暑于沪西歧羊斋

（刊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又刊《蓝》[大阪]2004年第1期）

[1]见石琼生《史迁之功，左丘之识——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引起的震撼》，重庆，《红岩》1997年第6期，第165-171页；同氏《神州内外谈吴宓——围绕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展开的争论》，南京，《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第3-34页。

[2]严格说感觉不同，完全可能是有见仁见智的余地，未必是唐先生的“情绪”。此处之如此说，是因为唐先生曾向同所上海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几位同事推荐过此书，称写得好。（唐文发表后，几位同事大感意外，以为唐先生若非受人鼓惑误以为受了张著之骗，当不致有如此一百八十度转弯，态度上也不会如此决绝。）

[3]“当年在西师，除紫葛外，几乎无人知晓‘红袖’一事。”（温晓莉《〈心香泪酒祭吴宓〉问世的前前后后》，重庆，《红岩》1997年第6期，第155页。）

[4]昭本Ⅵ，第70-71、78、90、93、98页。

[5]昭本Ⅵ，第113页。

[6]昭本Ⅵ，第12-13页。

[7]昭本Ⅵ，第22页。

[8]昭本Ⅵ，第23、24页。

[9]昭本Ⅵ，第35、36页。

[10]昭本Ⅵ，第40页。

[11]昭本Ⅵ，第45、45、59、64、106页。

[12]本Ⅵ，第307-8页。

[13]本Ⅵ，第314页。

[14]昭本Ⅶ，第250页。

[15]昭本Ⅵ，第115页。

[16]昭本Ⅵ，第76页。

[17]昭本Ⅵ，第209-10页。

[18]昭本Ⅵ，第267页。

[19]昭本Ⅵ，第284页。

[20]昭本Ⅶ，第148、159页。

[21]余刘文《一本畅销书的困惑——〈心香泪酒祭吴宓〉争论详叙》，成都，《成都商报》1997年7月9日，第9版。

[22]昭本Ⅵ，第22页。

[23]如前已述，本文意在与诸批评文字商榷，非为对吴宓的总评。对吴宓如何看，时见便截然不同。胡适的痛诋是出了名的，在私下甚至破口大骂，如“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胡适日记》第六册[1933年12月30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267页）但钱穆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说：“余与雨生（吴宓又字）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钱穆《师友杂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第1版，第211页）私见以为适之多“党见”，而宾四较平允。其实即使本节所论，也不是对吴宓的“贬低”，鄙友唐晓渡便说，他从上引看到的是吴宓“人性化”的一面；陈克艰说“吴宓所记本是常人所想，区别只在记与不记而已。”

[24]东京，《中国研究》月刊1997年8月号，第68-71页。

跋：

昭本第十册（末册）出版后久未觅着，今承扬之水先生寄来。从后记看：（一）整理者对父亲吴宓的感情还是深挚的，不论昔日有怎样的纠葛，“今是昨非”，终值得肯定。（二）后记说：“在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将加快整理父亲1951-1973年的日记，争取早日出版。”本文第四节开头说的“没有透露”，应加上“当时”两字。

昭本勒口有语：“本书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个人际遇和在学界活动与交往情况的记录，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教育史的珍贵记录。”这句简介不是时下常见的廉价吹捧和浮泛阿词，吴宓日记确如所说有多方面的“珍贵”价值。而由于吴宓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持老而弥笃，绝不随波逐流，他的晚年日记，对我们了解在旷古未遇环境中一代知识人的心迹，更将是不可替代的宝贵文献。所以，我们对“早日出版”乐观其成。

同年岁尾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3-09 16: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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