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兆奇：对张紫葛所著传记质疑的再检讨（上）
2017-03-09 16:05:56 来源：程兆奇 岐羊斋主人 点击： 复制链接
前记：
近日友人偶尔谈及《心香泪酒祭吴宓》与我的评论。其实我并未称赞此书。当年之所以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篇》，完全是对历经大难的张紫葛先生遭到围攻看不下去。前日重新贴出旧文，不少人读后来询，说申斥张紫葛造假者甚众，他们雾里看花，难辨真伪。我说《血泪篇》之后曾写过一篇辩诬长文。因刊于不大为人所知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且为实证性文字，一般读者不易注意；但主要批评者或有所知，因为以后再无有分量的批评。询者希望能读到此文，所以发在这里。在此先做一点说明。
二千年回沪不久，一次在京和诗评家唐晓渡先生聊天，他说成都有一位钟姓诗人与紫葛先生很熟，《祭吴宓》一书就是在他鼓动之下出版。晓渡兄对紫葛先生的遭遇也深抱同情。当时批评者占据着京沪媒体高地，反批评的文章多刊于四川一隅及不太有影响的它地报刊，所以晓渡兄建议不如将散见于各处的反批评文字结为一集，以便读者分清曲直。他希望由我写序，他写跋语。此篇即为我的序言。动笔后发觉批评者的不少看法涉及史实，须作辨析，远非三言二语可以说清。因此不知不觉，越写越长，变成了完全不像序言的文字。文集以《批评的界限——张紫葛传记作品辨析》编定后，交给了辞书出版社编辑许仲毅（现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余岚（现为中福会出版社社长），他们立即向社里提出出版申请。当时的社长兼总编李伟国有点顾虑，表示可以出版，但稍缓一下为宜。以后伟国兄调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任总编，接任的社长张某说，《祭吴宓》曾有禁令，不要惹麻烦。遂致此事不了了之。
此文对批评者，特别是唐振常先生，下语太重。友人中有几位是唐先生的忘年密友，对唐先生关怀后学有动情的回忆。有关《祭吴宓》，他们说唐先生嫉恶如仇，受吴学昭先生之惑后，认定此书为胡编乱造，所以痛加挞伐。八十年代初曾读过唐先生的长文《吴虞研究》，觉得在研究史学的老先生中是少有的有才气的学者。那时对唐先生的了解仅此而已。看到唐先生对紫葛先生毫不容情的犀利批判，觉得对双目失明的紫葛先生太不公平，所以落笔时恶形恶状，还多有揶揄，事后颇悔有失厚道。但本文从根本上说不是意气之争，所以仍然照旧刊出。特此说明，请热爱唐先生的友人原谅。
2017年3月5日
寓居西南的张紫葛先生，一生大起大落。因三十年代末曾短期入宋美龄幕中等特殊经历，四五年至四九年，年仅二十余岁便得以出任新疆学院教授、新疆中央军校第九分校少将高级政治教官、新疆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新疆警备司令部高级参议、新疆省府编译委员会主任。四十年代末以后先后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教授等职。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次年以“反革命骨干分子”被逮捕判刑，服苦役十五年。入狱前，右眼左耳已被打瞎打聋，出狱时左眼也几近失明，饱尝了人间苦难。七十年代末，张先生得以平反昭雪，回到西南政法学院，重执教鞭。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张先生笔耕不辍，先后写下了不少回忆文字。其中以《心香泪酒祭吴宓》、《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篇幅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大。这些争议并不限于史实真伪的辨证，一些批评（批判）性的议论不仅远远逾出了文本本身，如最近一轮的批评甚至将张紫葛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冒充红军”的骗子李万铭、《希特勒日记》的伪造者等相提并论[1]，而且使用了多年来十分罕见的抛“档案”[2]等非常手法，使争议更涉及了批评的原则、言论责任和法律责任等重大问题。因此，与普通的文坛公案不同，围绕张著的这一争论，不独是非色彩特别鲜明，而且一开始就具有了“你死我活”（当然有主动被迫之分）的高度尖锐的特点。由于不少学者已有广泛的讨论，对澄清真相、辩明是非做过十分有益的工作[3]，是故本文不拟对所有问题全面清理，只想就主要几篇批评文字中未被注意或注意不够的问题略作检讨，以裨对这一争论的认识，至于得到批评者的首肯，则非敢妄想。
一
余湛邦《评〈在历史的夹缝中〉》是早期三篇批评《在历史的夹缝中》[4]的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但以后成为批张的重要依据之一，主要还是因为作者有“张治中秘书”这样的来头。余文与以后唐振常等人摆出的审问犯人的傲慢态度不同，总体上说还是“同志”式的。比如文中还有如下的评语：
张紫葛同志从历史的各个侧面，对张治中当时在新疆的处境，有比较细致的描述。
书中关于张的领导艺术的笔墨最多，这是对的。
张紫葛同志书中的这一类描述，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使得张治中这个历史人物面貌比较丰满，也是应该肯定的。[5]
这些话唐先生等一干人是绝不肯说的。但余文中所指出的问题，却基本不是历史学的所谓“硬伤”。不仅不是硬伤，有些指责还不免自相矛盾。比如：
由于不明内幕，张紫葛同志在书中作了好些错误的叙述。例如关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置，该书第3页说：“不过是张治中特意立此名目，来容纳这些进步文化人士，这是他照顾郭沫若等人的一项开明措施。”错了！试想，没有蒋介石的批准，张治中能设立这个机构么？抗日战争开始后，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灯塔，全国知识分子纷纷流向延安，蒋介石为了同中共争夺，采取了许多措施，他批准张治中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请求，用意亦正在此。这个组织的出现，绝不是张治中主观的一相情愿，而是客观上符合了蒋介石的心意。不过张治中这个主意确实帮了中共的忙。
此说让人十分纳罕：张先生说设立文委这一容纳“进步文化人士”的“开明措施”出自张治中的“特意”，和余先生所说张治中的“请求”有那么大的区别么？难道此事的关键不是张治中的“情愿”，而是蒋介石的“心意”么？如果“蒋介石的批准”是此事关键，而目的为的是“同中共争夺”，那延安“灯塔”不是早已耸立于“抗战”时期了么？蒋介石在“争夺”上向来不甘后人，何以迁延至张治中入主疆政才来“争夺”呢？莫非惟有张治中才能与中共“争夺”么？若如此，“确实帮了中共忙”的不也应是蒋介石么？还能算到张治中的头上么？余先生以为这样能说通么？合乎历史的本相么？我绝不敢陷余先生于荒谬之地，可纠正张著“错误”的余文文脉却惟其如此才能说通。否则，怎么能说为了“照顾郭沫若等人”的“开明措施”出自张治中的“特意”就“错了”呢？即便退一万步说，“蒋介石的批准”是此事的关键，张先生也没有说不是蒋的批准呀。如此下“错了！”的断语不是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了么？
我这样检查余文并不是对张著的偏袒，而是觉得在断言被批评者“错误几乎到处都是”（余文语）时，批评者也应该援镜自戒。余文在这点上做得很不够。我们可以再以余文所指出的所谓“最背离事实”的“在新疆开辟第二战场，促成美苏对打”之事为例，来看一下余先生所说是否得当。余先生说：
至于说让美苏在新疆打起来，开个第二战场，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根本没有丝毫这种可能性！蒋介石即使穷极无聊，又何至愚蠢到此地步！
余文对此事批评最为严厉，在上引之前已有“信口开河”等等的斥责。其实是否“愚蠢”与“可能性”并无关系，因为“错误的估计形势”（以前这句话是“反动派”的专利）人所难免，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冒天下之大不韪”等正反两方面事例也所在多有。比如德、日到处树敌，向全世界开战即是如此。所以客观的“可能性”与主观上有否这种“愚蠢”的想法并不是一回事。余先生仅从“可能性”出发，代蒋介石言，显然不能服人。何况内战中蒋介石每每失算、在败局铸定时不自量力——这点应该和余先生所谓的“愚蠢”之意最为吻合——早已留下了大量的反证。当然，这并不是说蒋介石有还是没有“愚蠢”（此语实不恰当）的想法。要得出有或无的结论，应在详核有关文献之后。现在大溪档案已经开放，此事迟早可以查明。但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却可以肯定。因为其时国共内战方酣，蒋介石确有利用北塔山事件激化美国对苏联不满的企图。宋希濂在自述中说：
北塔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他自己贸然发动的内战，不到一年功夫，损失甚大，军事上节节失败，形势日益不利，现在又爆发了北塔山战争，他深恐伊蒙结合，进兵迪化、哈密，那时无力支援，势必丢掉新疆，会更加动摇他的统治地位，感到很苦恼；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除指使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力宣传苏联和外蒙的侵略，想借以转移国人的视线，借以打击中共外，他又决定派国防部长白崇禧专程去新疆调查北塔山事件并视察驻新国军，想把这次事件更加扩大，以取得美国及国际上一切反苏势力的同情和支持。[6]
宋希濂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又是局中要角，他所说的蒋介石“想把这一事件更加扩大”以及特地点明“美国”，不知余先生是否也以为同样是无根之谈？（余文曾说“新疆日报不过是一个宣传单位，而且作者是个副社长”，口气轻蔑，想必是以为张先生还够不上知情的级别。其实是否知情不在级别高低，而在是否与闻其事。张先生是《新疆日报》兼着总编辑的副社长，又是警备司令部的少将高参，“大力宣传”正是分内之事。）此事之究竟无须细究，但宋文至少证明了张著不是“信口开河”。
从以上两例即可见余文对张著的指责十分草率。
二
《心香泪酒祭吴宓》（下简作《祭吴宓》）出版后，“季石”（这一“纪实”谐音的正身，有人以为“当为[吴宓三女]吴学昭或经吴学昭授意之人”[7]）首先撰文，举例说明《祭吴宓》与《吴宓日记》的抵牾，断言“该书的其他记载，其真实程度如何，已无须多说了”[8]。稍后吴学昭三姐妹投书《文汇读书周报》，更严厉声明：“先父吴宓与张紫葛先生素无个人交往。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先父吴宓相交三十八年，纯属杜撰。”[9]季文与前节所述余湛邦文的最大不同，是不再承认张著有任何真实性，此点也为以后的批张文字完全因袭。（但与以后的批张文也有不同，即言辞还留有分寸，较为温和。）
因为《祭吴宓》作者说自己是吴宓老友，而季文给人的印象是《吴宓日记》中并无张紫葛其人[10]，所以季文的质疑对张著确是严峻的挑战。但季文所下全称判断如能成立，须有如下前提：一，日记对所遇人事有周详的记录；二，张著所记不见于已传文字的吴宓情况与日记全部违背；三，日记确是原始的面貌，未经改窜。第一点因《吴宓日记》特以细大不捐为特色，所以日记如无《祭吴宓》作者之名，不能不说是个疑问。第二点季文所罗列的日记内容似乎与《祭吴宓》不合，也不能不说是个疑问。此处注明“如无”和“似乎”，是因为这两点不久便因“季实”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披露的材料而不攻自破，稍后将略及。但即便一、二都如季文所说，第三点仍不能忽略。
而由于张著曾明言吴宓对日记作过删节，《吴宓日记》是否原本尤其成了决定性的关捩。为此，季文用了相当篇幅征引日记原文，以证张著所说已删部分今本尚存，因此张说“近乎奇谈”。以今存日记对照张著所指出删节，确是有力之法。但要证实张说为误，还有条件。因为从理论上说，今本所有不能排除是吴宓在张紫葛漫长的囚禁期间对删除内容又作了恢复。这与季文所谓“吴宓先生的性格和为人是否擅长如此作伪”无关。日记中有载的杨苡[11]先生曾说：
日记本来是不该造假的，但我国上一代和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漫长的苦难历程和暴风骤雨，浸满了智慧，用血泪写下的日记文稿被焚、被抢、被骗、被删改、被“择其所需”……都有可能。[12]
杨先生所说，洵为的论。同时，在“被”之外，也不能排除因“漫长的苦难历程和暴风骤雨”而主动“删改”或“造假”的“可能”。因为“暴风骤雨”下的“性格和为人”是不能以常态来铨度的。但“吴宓的性格和为人”确有反复不定的一面，对人如此，对事亦如此。
吴学昭先生整理的《吴宓日记》（下简为昭本）中例证极多，无须细核，垂手即可索得。比如吴宓对毛彦文的纠缠（不含贬义），反反复复，没有了时，仅以昭本Ⅶ（39、40年）所记即足可见。如时而“对彦十道军书，八面埋伏”（39年8月11日）；称若见毛，“宓病可立脱体，而精神更生”（8月14日）；以为“檐际滴水，积久可以碎石成穴”，但“至老至死，而彦尤不感动，不通信，不晤面，不结婚，在宓亦当无悔无愧”（10月1日）；“决为彦守节终身”（40年2月10日）；守节“虽苦不息，虽劳不怨”（2月12日）；“宓决不能与他人恋爱和结婚，宓终爱彦一人”（7月28日）。时而又“深为感痛”，比毛之拒绝为“妓女从良者《启事》”（39年8月27日）；“悲愤已极”（8月30日）；“如饮冷水”“懊丧”（9月28日）；表示“与贪财之人言爱，如缘木求鱼，故当听其自然反应，不再用力”（40年3月15日）；“私拟，此函去后，宓不再函彦”（5月1日）；“彦如此薄情，怒甚，欲绝之”（5月22日）。[13]
未见日记者也许会以为吴宓的反复与毛彦文的对应有关，实际这一期间毛彦文与吴宓既未见过一面，亦未写过一字！吴宓翻来覆去只是自己的自作多情。40年11月28日沈从文给吴宓信，吴宓在当日日记中这样写道：
接沈从文转来沪函，盖彦托言迁居，命熊甥田学曾将宓致彦之No.24函退回。已拆阅。并授意田作函复沈。托沈转告宓请绝，勿再来信。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劝宓止休，言颇委婉。当时宓阅之百感交集，不胜悔痛。盖宓历经试验，今者已证明彦为贪财而无情之女子。其在与宓相爱期中，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对宓惟以权术操纵，毫无诚意与柔情。一意将宓羁縻，不舍不取，留为后用。而又复高瞻旁骛。一九三五年春，既得熊公，欣喜过望，即倾身嫁之。（正如Becky Sharp之欲嫁Sir Pitt Crawley）轻轻用术将宓斩绝，毫无犹豫与顾惜。凡宓所为伊代虑，恐伊之不适意者，实皆非是。伊所求者财耳。财既获，而生活豪富，则伊已甚满意。至于世人笑骂，宓所为伊歉惋不平者，伊不特不在意，且自引为成功得意者也。至于熊公殒逝，伊亦只有事实之不幸之感，而无深切之伤痛，以伊本自期为自由独立之富家寡妇耳。近年宓一再接近，并屡函叙情，在彦只认为可厌之渎扰，决不稍动衷情。极言之，伊心或祈宓速死，免更留此一段痕迹矣！伊之心情实极卑极辣，只知……[14]（昭本此日到此为止——引者）
“不胜悔痛”，又洞穿毛不过“贪财而无情之女子”，在常人看来断无不再“绝之”的理由了，然而，不久吴宓却又与人屡屡交谈“对彦所苦”！如12月30日日记记：
宜对彦暂守沉默。而（一）在此间造作空气，使众皆知宓爱彦至真至苦，必有人以其情形函报彦知。旁观之言，易使彦感动。或者（二）宓邀友茶会，宣布将出家受戒为僧。更居西山一二星期，以实其事。彦知宓真为彦出家，必不能无动于衷，倘肯亲笔致宓一函，或有万一之望，云云。[15]
“吴宓先生的性格和为人”如何，与本文题旨无关，无须评价，但吴宓的非同寻常，从以上应可看出。也许有的读者以为吴宓勘不破“情”关，未必其他方面也异于常人。那我们不妨再举一例。40年吴宓曾有去联大就西北大学和浙江大学之聘的打算，在此事中他的犹豫多变的“性格”——与“为人”也不无关系——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5月28日“接盛澄华函，甚欲即往西北大学任文学院长兼外文系主任”。6月21日“函复盛澄华转达西北大学当局，宓决即来西北”。6月23日“深悔之，欲不往”。6月27日先“即决留此矣”，后又“意决往矣”。6月28日“宓意已决，此次必离联大清华”。6月29日“函教部顾次长毓琇，言决往西北”。7月15日“函致龢……细叙宓在清华郁屈之心情，亦欲往浙大”。7月16日“函致浙大迪等，自陈宓愿来浙大为教授”。7月18日“作函致龢……自陈欲留联大不动。不往西北，亦不去浙大”。7月25日“西北、浙大均不必劳碌跋涉前往”。7月26日“浙大、西北聘电同日交至，实不知何以应之”。7月27日“函龢，叙情诉苦，声明不欲来浙大”。7月30日“函龢……宓则拟往西北之意为多云云”。7月31日“决留此不动，西北、浙大两皆不赴矣”。8月1日“作长函致龢及浙大诸知友，说明决留此而不受聘赴浙大之意”。8月3日致函浙大辞聘，又致电西北辞聘。8月5日，为辞西北聘“悔之不及”。8月12日“益自悔却西北聘之急遽而错误”。8月30日“接芳复函，甚喜能结伴赴遵义云云，益促动宓赴浙大之心”。8月31日“谒梅校长于西仓坡宅，面陈请假一年，赴浙大授课”。9月5日“日海军将于明日登陆云云，在势宓当速赴浙大安居”。9月6日先与人谈，对“勿赴浙大”之议表示“亦至可感”，而旋又“复浙大：‘……竺校长梅院长：冬电奉悉，尊即应聘为教授’”。9月8日“作函致龢，自叙全部心情，声明欲留联大不来浙大之意”。9月10日“赴浙大之意决矣”。9月11日“作函致龢，并转迪等，言‘决来浙大’”。9月12日作《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9月14日“贪恋此地之幽静安适，又有欲留联大不动之意”。9月15日“决定留此不往”。9月16日“即草电文，致浙大‘竺校长梅院长，未能离滇，敬辞前聘。吴宓。”[16]
一个反复无常到这种程度的人，对日记删改而又恢复，恐怕不能说没有可能吧。
当然，日记删改与否，也不是张著说有就有的，正如季文所说：
（张紫葛）也怕是没有见过吴宓先生记日记用过的各色各样的本册用品，并不全是作者想象的那种能拆能装的线装本。不论是拆换三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或者十年八年前的日记，上哪里去找形形色色原样的本、纸、笔、墨呢？吴先生本人学问再大，与这样的专门技术怕是也不会精通吧？而且真想要改得“天衣无缝”，其工作量不要说一夜，就是几个月能否完成也还是个疑问。
季文发表时，昭本尚未出版，除了吴学昭、“季石”和“吴宓弟子”唐振常等先生，我们这些无缘一睹日记的局外人的确没有置喙的余地。幸好“季先生”没有食言，它所预告的“出版已为期不远”的日记，很快便开始陆续问世。昭本虽有“整理注释”者的疏忽[17]，更有是否今存《吴宓日记》原璧的疑惑[18]，但昭本还是为我们对照季文所说提供了依据。比如从封面的书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日记确有“线装本”；二，不仅有线装本，还有许多无须“拆”即可“换”的单页；三，单页的纸张大小墨色都不尽相同。从正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四，有些部分整理者注明不是“本册”，如39年7月25日4点以后“下至1939年9月30日日记，系钢笔草于小张纸片之日记草稿，未经作者整编誊钞”[19]；五，为数不少的改动和墨涂，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不一致，即使不是“拆换”和“删改”的结果，起码也是“拆换”和“删改”的“疑似病例”吧？或者起码为“拆换”和“删改”提供了便利和“掩护”吧？“季先生”如果尚有诚意，应该拿出让人信服的根据，说明这不是“拆换”和“删改”，而不是大言炎炎，说这种自讨没趣的话。即使不能摆脱意气的束缚，为“季先生”计，也应藏拙，因为以上所说是日记一出便将立见分晓的呀！
既然这一疑问没有解决，以日记所存证明《祭吴宓》所说为不实“奇谈”，就不可能站得住脚。
三
季文刊出不久，唐振常发表了《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20]。作者在开篇即谓“忝为吴先生弟子”云云，俨然是亲临现场的知情人。但从昭本看，如果将与吴宓有过交往的男男女女依亲疏远近、交往的频度来排列，唐先生肯定在几百位之外。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讥侮之意，“吴先生弟子”也不能为唐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增色或减色，我只是想说明唐先生并不具备以当事人身份来证明或否证吴宓行谊的资格[21]——虽然唐先生完全可以成为研究吴宓的专家。此文不仅在所有批张文中篇幅最大，而且调门比以往大大升级，如斥《祭吴宓》“公然作伪”，称作者为“妄人”，等等。但在所有批张文中，此文留下的“硬伤”也最多。
一，《吴宓日记》有无张紫葛三字
唐文第一节标题为“《吴宓日记》无张紫葛三字”，其谓：
张紫葛先生自称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张紫葛为此在书内精心编造了一个吴先生“改造日记”的神话，说是吴先生为了保护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张紫葛的，全部改造了。不是简单地抹掉，而是彻底地改造，剪裁，重写，装订，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无缝”。此等神话，徒令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厥倒，季石《质疑》之文详述其事，人当服其文之可信。《吴宓日记》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写原样，将陆续出版，国人得而共读，张紫葛为此不经之说，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此说振振有辞，把季文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说得并不截然的话（见前注10）说死了，可惜“细读《吴宓日记》的季石”和一位叫“陈斯言”的先生并没有顾惜唐先生，为了批张的大局，不久便抛出了吴宓1951年4月5日日记中的一段材料，以证明“吴宓对张紫葛印象不佳”[22]。此条材料所记是吴宓听说（“悉”）张紫葛在镇反中对自己的自诬。政治运动中的自诬能不能作为今天评估真伪和判定是非的根据，吴宓是否因此对张紫葛“印象不佳”[23]，都可以讨论，但唐文为“不经之说”，则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
二，关于朱小姐
“关于朱小姐”是唐文小节的原题，该节驳《祭吴宓》所说朱小姐（一）抗战爆发后曾与吴宓一同逃离北平，（二）五三年曾至重庆访吴宓。唐文拿出的根据是季石文在《文汇报》发表时“被删”的一段，其中说
吴先生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抗战开始时离北平南下的经过。如果真有朱小姐随行，也实不必删。因为吴先生当日照护同行一路到长沙的女生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其中有陈援庵先生的女儿陈慈，却没有朱小姐……。
按之文意，朱小姐当然是没有随行，但季文仍用所谓“如果”的暧昧表述。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日记中确有朱小姐“随行”的记载。但此段废而不用——当不是“被删”——却不是因为日记中确有其事，因为“季先生”在落笔写此段时已清楚日记中的“详细记述”，否则断难知道“陈慈”“三个”这样非日记所本不可能得到的具体根据。季先生之所以撤下，应是由于：一，朱小姐既在日记中出现，驳张著的“删节”比否定“随行”毕竟更有根据；二，“季先生”覆案张著时也许注意到了张著没有说朱小姐“一路到长沙”，因而“却没有”云云只是无的放失。也就是说，上引之没有在季文刊出，一是经过了利害的权衡，一是发现了自己对张著的误读。
“季先生”为了批张，让同一阵营的唐先生屡屡上当，的确不够厚道。但刊出这段“被删”文字，也暴露了“季先生”的不择手段。所以唐先生的强作解人也让“季先生”自食了苦果：忽而以“如果真有”指张著“朱小姐随行”为编造，忽而又以“朱小姐曾与吴宓同车到天津”“并没有删掉”（前引陈、季文）指张著“删改日记”的“情节”为编造。如此随心所欲，怎么能让人相信“季先生”是在秉公断案呢？如果像有些人推测的“季先生”便是“吴学昭或经吴学昭授意之人”，又怎么能让人相信昭本“整理说明”所说的“日记原文全出手迹，整理者不作删改”[24]确是实话呢？
三，是“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么？
唐文抓住张著的把柄中，如果成立，以“死人教没有出生的人”一节最有力。唐文在引述了张著后说：
以上所举，已经超越神话，只可于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得之，或者与近年为气死历史学家而编制的“戏说”的所谓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相近。
奇怪的是，编造此说之时，或写作这本“事实可靠”的《心香泪酒祭吴宓》之时，张紫葛为什么不去查一查书？
……一个1918年已经死了，一个1920年才出生，死了二年的人怎么去收一个还没有出身的人做学生，或者说一个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个方呱呱坠地的婴儿做学生。此事之伪不待辩而明。
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大概都会想，既然在辞书中一索即得，张先生怎么会愚蠢到“编造”一个早于他出身两年已去世的人来做老师呢？真要编造，找个无可挑剔或死无对证的替人，实在不是难事。这个疑问，吴宓晚年慎重托付保管文稿的弟子周锡光作了解答。其谓：
唐文为证《心》的“虚构”，举张紫葛叙述“吴之英”一例。唐专业是地方史，又是蜀人，《吴宓年谱》记有蜀人吴之英，于是小考一番……过程不论，归入逻辑学，假设成立，也不过是“选言判断”。想唐研究历史，自然懂得点逻辑常识。作为选言判断，只有在选言肢穷尽时，判断才会是真的。唐的假设（吴某年某月死，张某如何如何）只是选言肢中之一，此问题有三种可能：一、像唐说，张有诈；二、两人说的非同一个吴之英；三、唐自己弄错，妄加论断。事实却是，《心》所言“吴之英”为浙江人，而唐所据吴宓日记中的吴之英则是四川人。[25]
《祭吴宓》明确说他的老师“吴之英与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26]，此位吴之英卒于1938年，而川人吴之英则是多种辞书有载的王闿运弟子。两者里贯、年龄、师门、经历完全不同，唐先生若非为执见所蔽，应该不至于张冠李戴若此吧？（我不相信唐先生会采用蒙混这种下下策，是故站在唐先生的立场上想，此事的着力点本来应该用在证明俞樾门下没有“吴之英”上。）
四，关于携书逃难
《祭吴宓》说吴宓逃离北平时“选带了四千本”书，唐文将其作为“虽极小事亦作伪”的典型，驳斥说：
吴先生于1937年11月7日偕毛子水等离平赴津，乘船至青岛，登胶济火车，到汉口，又换乘粤汉火车，走走停停，于11月19日到长沙。（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路上行程共十二天。以一文弱书生（加上陪行的几位）竟能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携带着四千册书的重负长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张紫葛先生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他自己能相信么？
唐先生所问，不论有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张先生自己当也不会相信，因为不要说“文弱书生”，真实世界中的任何人，包括人们喜欢用力能拔山来形容的力士，“重负”如此，又要“长途跋涉”，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稍有平常心的读者都不会“相信”唐文的岐解符合张著的本意，“不待辩而明”。所以，此事的症结只在吴宓究竟有没有将书运——所谓“带”也无非是此意——出北平。
“在交通困难，旅途拥塞的抗日战火中”“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我觉得唐文之失，最大的原因是凡事仅凭“想象”。其实唐先生既有“季先生”给予的检查吴宓日记的特权，只要略事翻检，本来是无须我等局外人来抄述昭本的。因为“七七”后吴宓如何避入城内，如何复去学校整理书籍等物，如何多次让仆人吴延增将书籍等运往城内，如何如《祭吴宓》所说将部分书籍分存亲友处，如何分甲、乙、卯、辰、巳、申等箱托运书籍等物，如何于11月27、30日在湘时收到卯、辰、巳、申等箱，如何于次年1月20日（前年11月30日注，本日则未记）收到甲、乙两箱，如何从1月23日起“整理书箱，重新装配”，如何将一巨箱书“托（叶）公超转交学校代运至滇”以不付运费，如何将余书分装“二十三邮包”挂号寄云大校长熊庆来转己，以及大箱何日寄达，邮包几时收到，吴宓先生早已在日记中说的清清楚楚。
唐先生如果执意不肯放过此事，其实也有可保不败之法，比如换个角度，在册数上做点文章，这肯定可以成为起吴宓于地下也绝对搞不清的无头公案——当然，这种无聊的做法，唐先生一定是宁错也不为的。
[1]见陈辽、许盘清《假作真时真亦假——评张紫葛的四部“传记文学”》，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4日第15版。
[2]金绍先《也谈张紫葛及其〈祭吴宓〉等几本书》（北京，《团结报》1997年7月30日）称查了张紫葛档案，但中共西南政法大学党委统战部致函张紫葛，明确表示：“《团结报》金绍先等所著文章里您的档案内容不是我校提供，且我校档案里也没有文中所述内容”。转引自张紫葛《澄清事实，严肃法纪——驳〈假作真时真亦假——评张紫葛的四部“传记文学”〉》，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8月15日，第15版。
[3]上引陈文援引以往批张文后反复称“张紫葛无言以对”，似乎在此案中批评者早已胜诉，完全不合事实，可参：金巍《关于吴宓的日记》（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6月28日第4版）、周锡光《真作假来假亦真，无为有时有还无——驳唐振常先生“吴宓真相”说》（南京，《东方文化周刊》第27期，1997年7月11日第14—15版）、林亚光《文坛岂能让“有罪推定论”卷土重来？》（重庆，《红岩》1998年第4期，第147—159页）、郑义《〈心香泪酒祭吴宓〉“争论”涉及的法律问题透视》（上海，《法学》1998年第8期，第58—64页）、石琼生《神州内外谈吴宓——围绕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展开的论争》（南京，《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第3—34页）、梁治平《批评的界限》（广东，《南方周末》1998年2月20日）等文。
[4]张紫葛《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5]余湛邦《评〈在历史的夹缝中〉》，北京，《团结报》1987年9月5日第6、7版。下引余文同，不另注。
[6]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252页。
[7]理由是文中声称“见过吴宓先生记日记用过的各种各样的本册用品”并预告“《吴宓日记》的出版已为期不远”，而“目前手中掌握较多吴宓日记材料，并已与出版社联系出版的，只有吴宓幼女吴学昭一人。”（人心《围绕〈祭吴宓〉的风云变幻》，重庆，《红岩》1997年第6期，第172页）
[8]季实《〈心香泪酒祭吴宓〉质疑》，上海，《文汇报》1997年5月29日第12版。
[9]1997年6月28日第4版。
[10]季文辩日记删节时有“岂有独怕张先生一人之累的道理”诸语，意思十分明白，但未明说“日记中没有张紫葛”。不像以后唐振常所说“张紫葛先生与吴先生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记》中不见半点踪影？”（《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6月21日第4版）
[11]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6月第1版，第152页。
[12]南京，《东方文化周刊》第29期，1997年7月25日第14版。
[13]昭本Ⅶ，第48、50、82、129、130、200、57、59、79、142、163、171页。
[14]昭本Ⅶ，第268-9页
[15]昭本Ⅶ，第285页。
[16]昭本Ⅶ，第170、181、182、184、185、192、193、194、198、199、201、202、203、204、205、220、220、223、224、225、226、227、227、229、230、330页。
[17]如注文称钱穆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昭本Ⅵ，第62、267页），殊不知钱先生直到66年中研院第七次院士会议时还因对48年未被选上院士不快，而拒绝被作为候选人推举。（见严耕望《钱宾四先生与我》，载《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263页）
[18]见前引金巍、周锡光文及石琼生《〈吴宓日记〉（1—6卷）残缺考》，南京，《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第35-53页；邓小军《〈吴宓日记〉整理注释本对原文的删改》，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5月3日，第12版。
[19]昭本Ⅶ，第40页。《祭吴宓》称与吴宓相识在此期间，所以此时日记恰是“草稿”，颇可玩味。
[20]唐振常《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诬》，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6月21日，第3-4版。
[21]唐振常曾在抗战结束前后的短时期听过吴宓的大课，而《祭吴宓》所述主要是49年后的吴宓，其时唐、吴之间没有任何交往。
[22]陈斯言、季石《〈祭吴宓〉——一本虚构作伪的“纪实”书》，北京，《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69页。
[23]曹念明从史实和文意两方面对所谓“印象不佳”提出质疑，见《“文革”式大批判可乎？——评季石、唐振常的三篇长文》，重庆，《红岩》1998年第4期，第167页。
[24]昭本Ⅰ，第3页。
[25]周锡光《真作假来假亦真，无为有时有还无》，第14版。
[26]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3页。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3-09 16: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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